第七部分第六十一章 伍子胥

———复仇之神

伍子胥是位富于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中国的复仇之神。作为复仇之神的伍子胥，是不同于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伍子胥的。复仇之神伍子胥，作为正面人物，被广泛地写在了各种戏剧之中，吟唱不衰。他的疯狂复仇被视为英雄之举，楷模后世，激励后人。然而，伍子胥式的复仇到底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这个比盲目歌颂他更重要的问题。历史的、道德的、人伦的、美学的、社会的，抑或是其他什么意义，显然都没有。只有些文学意义，还是渲染的结果。一个没有历史、道德与社会意义的人物是不会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他的复仇事迹波澜起伏，扣人心弦，仅此而已。

楚平王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屠与哥哥伍尚，伍子胥借助于吴国的力量为自己复仇，无所不用其极。

伍子胥逃离楚国五年后，楚平王已经谢世，伍子胥掘坟鞭尸，以泄其愤。这一点《史记》写得很精彩:

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伍子胥的朋友兼政敌申包胥不同意伍子胥的复仇之举，提出好意的规劝，然而伍子胥丝毫听不进去:伍子胥像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虽知自己所作所为背天逆理，但伍子胥还是要倒行逆施。复仇，已经成为他心中惟一的、最高的理念，其余的，已经无所顾忌。这种为复仇而复仇的作法，成为武侠精神之滥觞，后来被广为演绎发扬，变为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支脉。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是之谓也。当然，也存在相反的文化支脉，那就是“怨怨相报何时了”。二者常常被搅拌到一起，构成戏剧冲突。作为政治家，伍子胥不乏闪光之处，但作为复仇者，伍子胥实在是乏善可陈。因为私仇而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匪夷所思。申包胥的见地倒是入木三分，可惜伍子胥未予采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伍屠是为小人谗言所害，伍子胥替父报仇，到头来自己重蹈覆辙，亦死于小人口舌:

吴太宰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

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吴王听信太宰谗言，赐伍子胥死。

伍子胥的后代没有伍子胥那样刚烈执著，终未续演父辈的复仇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