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殿设宴招待群臣。淳于越劝秦始皇分封子弟。就在此时,李斯的一番话导致了焚书坑儒这一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令人羞辱的事件。我们不能断言,没有李斯的进谏,焚书坑儒事件就不会发生,但可以断言,李斯的进谏加速了秦始皇的决策。最恶劣的是,李斯是借驳斥淳于越的分封主张兜售其灭绝文化货色的。“焚书坑儒”与反对分封制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并不是说要实行郡县制就必须焚书坑儒。李斯所言基本属于诡辩,他是这样说的: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辩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李斯先是担心百姓议论朝政,作为专制皇权的鹰犬,害怕树倒猴孙散,倒还可以理解。但是扫除《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难道扫除了文化,人们就不议论了?天下哪有这个道理!禁锢思想,剿除文明,堵塞言路,只能造成高压,导致王朝在高压之下迅速地崩溃瓦解。若没有李斯的这个馊主意,或许秦朝尚能够多苟延残喘些日子,按照李斯的主意做了,注定要迅速灭亡。因为完全没有文化、没有思想、没有自由的社会是无法持久的。考察世界各国历史,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再专制的社会,也要留些出气的阀门,给人们些许发言权,否则就会形成“高压效应”。欧洲最专制的中世纪,学者还是可以偷偷摸摸地做自己的学问,统治者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什么也没看见。其中最根本的道理在于,无论多么强大的统治者,也没有力量实行彻头彻尾的专制,没有力量把被统治者的方方面面都监控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焚书坑儒绝对不是好办法,在任何场合都不是好办法,只会南辕北辙。以李斯之聪明,不可能不明此理,他是为自己计,苟且一日算一日。
李斯提出的“以吏为师”更是恶毒无比。那是对孔子民间办学并将“师”从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反动,纯粹是开历史倒车,李斯像是把从朝廷中溢出的些许权力悉数收回,其结果与焚书坑儒殊途同归,导致高压效应。中国帝王的内圣外王、金口玉言都是以李斯的“以吏为师”为依据的。话自帝王口中出即真理,毋庸置疑。中国排斥知识分子(师)的传统也是自李斯始。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根本不允许作为“师”的知识分子独立存在,独立发挥社会功能,总是千方百计让其产生强烈的依附性。
通过李斯年轻时的关于“老鼠”的议论可知,他是一个眼中只有利益的小人,后来他的作为印证了他的“鼠论”。他实在是无功劳可言,为人褒奖的《谏逐客令》,写作动机也不过是为自己能在秦国安身立命而已,就算有些进步作用,与其罪孽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为李斯定位,只能说他是历史罪人。李斯之危害,在于直至20世纪还有人为他评功摆好。一个罪孽深重的人,能够蒙蔽世人两千多年,也算是个奇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