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八章 厉王的短见与幽王的荒唐

西周建国不久，分封制基础不牢的端倪便暴露无遗。政治离心力越来越强，王室则越来越腐败孱弱。到厉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厉王与召公有如下一段对话: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

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史记·周本纪第四》这又形成一种范式: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君王都是短见得只考虑扩张自己的权威与享受奢侈的帝王生活，而想得到国祚长久的多数都是用心良苦的大臣。好像权力属于统治者个人，国祚延续则属于大臣们的事情，二者是分离的。以上对话耐人寻味。

厉王因“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而洋洋自得，以为那是自己的威严与政绩使然，没有什么可忧的了，所以才兴冲冲地告诉召公: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召公这才向他发了一大堆议论，告诉他人人都不敢讲话了，不是好事，也许孕育着更大的危险。一旦像洪水似的爆发可不得了，那时再想防也防不住了。说实在的，厉王还专横得不够，否则可以仅凭召公的这番话就把他杀掉，留这么个碍眼之物何用?

召公说这番话仅三年，厉王就丧家犬般逃亡于彘。命运狠狠地与厉王开了一个玩笑。

幽王在厉王的刚愎自用的基础上又多了一条昏溃荒唐。只是为博得新王后褒姒的一笑，无敌情而点燃了烽火台，而且不是取闹一次，如此耍弄诸侯，做“狼来了”的游戏，幽王在诸侯中的骊山烽火台遗址威望一下子消失殆尽。申侯联合诸侯攻打幽王，幽王再点燃烽火台，已经失效，申侯把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申侯立宜臼为王，即周平王。虽然江山姓氏没有改变，但内质发生了决定性的变更。西周衰亡，东周勃兴。进入“春秋战国”“无法无天”的时代，再不把周王室当回事的时代。

幽王之死给中国妇女带来巨大灾难。“女人祸水说”因此而更确凿无疑了，似乎凡女人参政，都要惹出是非。

东周已经不是西周那样的一统于王室之下的分封制了，几个强大的诸侯共同操纵着中央权力，王室逐渐成为傀儡与象征，形成了几个有实力的诸侯王轮流坐庄的局面。

在西周被解构的过程中，厉王与幽王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他们两人的作用终究是次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以仁德为衡量标准的人治政治框架下，合乎要求的君王微乎其微，成为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绝大多数人选是不合格的。所以，即使一个贤明君王获得权力，也意味着其权力随时有被他姓颠覆的可能性。如果一种政治体制完全寄希望于君王个人的人格与德行，那么这种体制无论如何也是脆弱的，不能不借助于暴力来完成更替。东周所“再生”出的政治体制已经大不同于西周，诸侯以服从王室、和平共处为主转为以互相争夺、互相竞争为主。这几百年在酝酿着强者，以最终由强者完成大一统皇权专制的事业。之所以这一事业需要漫长的几百年时间的过渡，是因为当时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非如此不能抵消部落氏族给地域文化打上的强烈烙印。当时，不仅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与图腾崇拜对象也不同，把这些统一起来，非超强政治势力莫办。而这种超强的政治势力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酝酿期。在酝酿期中，一方面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建立游戏规则。

既然实权转移到了诸侯，天子的贤明与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反之，既然诸侯的事情都是自家事，自然都会苦心经营。所以，在这几百年中，没有再出现厉王、幽王那么典型的昏君———毋宁说君王日益不被关注了。小的诸侯国被大的诸侯国吞并成为家常便饭。迫于形势，似乎励精图治的诸侯王多了起来，演绎出了一个个惊心动魄、快意恩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