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分第九十三章 评说百家

何焯评论韩愈文章“吾所谓文，必与道俱”（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之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正因为司马迁之文总是“与道俱”。史实无法更迭，但论必己出，这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写作原则。发起议论，移山走海，高风绝尘。如此写史，《史记》似为先鞭。论及百家之说，司马迁妙笔生花，挥斥八极，抒雅怀，明远志，喜怒哀乐形于笔端，天机云锦皆用在我，明写圣人，实去圣不远矣。读之，不禁汗出毛悚，快哉!快哉!在自序的开首，司马迁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百家学说的解读公诸于世，不惧诟病:《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且不论这段雄论文境练达高华，独树一帜，即使从纯学问角度看，司马迁也堪称千古一绝的方家。后世的学问家们只会诠释、演绎，与司马迁之差距绝不可以道里计。

司马迁的学术远见令人叹为观止。他对百家之说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个破天荒之举，符合现代“于不疑处生疑”（胡适语）的做学问原则。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在司马迁面前都是短拙毕现，无可匿藏。不能说司马迁说得条条都恰到好处（那样的话，司马迁就是神了），但均不太离谱。特别是对儒家的分析基本是准确的，儒家驳杂（以现代角度看儒家具有局限性，但在司马迁时代，相对来说儒家确实算是驳杂的），难以在实际中贯通。此说极是。儒家确实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难以与现实对号入座的弊端。守孝三年，有几个人做得到?然而这却西汉·马蹄金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主张。儒家讲仁爱，却不承认宗教是仁爱之家，把仁爱放置到一系列具体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下，使得一般的泛爱无有立足之地。儒学存在种种缺失，以至于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所以后世所谓的尊儒，不过是披儒学这张皮而已。如此说来，司马迁足足超前了两千多年!数一数与他同时代甚至包括他之前的人，有哪一位能有如此远见卓识?后世仍不乏抱一家之说以管窥天的蠢人，这些人在司马迁面前怎能不汗颜?司马迁的民主思想萌芽同样让后人嘬舌。

谋及卿士，谋及商贾，谋及史官，谋及庶人。《史记》的字里行间流露着这样的思想倾向。他不是回避政治，而是积极参与，所以才将百家之说置于股掌之间，把玩评说。这对于那些动辄把学问定于一尊的人（包括汉武帝）不啻一种揶谕与鞭打。权力潜规则第九十四章“史命感”截至汉朝，司马迁是创造性著述最丰的一位史家与作家。一部《史记》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气贯环宇而又博收约取;振笔直书而又文行忠信。记事时间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所涉内容上至帝王，下至血性武夫、朋党士子;雅有司马相如，俗有游侠、日者、龟策;有真切的记事，还兼有行文浑浑、藏蓄不露的虚笔，写至兴头，援古喻今，议论风发，剥茧抽丝，探讨寻绎，冀对当时世事有所箴规。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巨制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作者在受宫刑之后完成的，身陷缧绁，仍案牍劳形，以我注六经之气概，完成了“无韵之离骚”，令人肃然起敬。没有超常的毅力与求索精神，没有来自冥冥的助力，没有“史命感”激励，断难完成。

司马迁的“史命感”来自于祖传。他的家族世代做史官，留下了以修史为荣的传统。匈奴古墓壁画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来自于冥冥中的助力。

正是这种助力，使得司马迁生得恰逢其时———至少司马迁自己做如是观。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读到“小子何敢让焉”，不由得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周公至孔子五百年，孔子至司马迁又是五百年，孔子“正《易经》，继《春秋》”，司马迁撰写《史记》不恰恰是继往开来吗?浩然之志激荡胸间，所以当司马迁以“诬上”、“沮贰师”之罪被判死刑的时候，主动请求改为宫刑（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宫刑有甚于死刑，一般是宁死不“宫”），苟活以续己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汉武帝哪里知道，后人知司马迁者众，而知刘彻者寡。“汉武帝”三字代表的不过是年号而已，并不是代表一个有血有肉的精灵。刘彻怎及司马迁之万分之一二?!

司马迁励行明节，言志抒情，并非始于宫刑之后。司马迁年轻时就已经自我磨砺，为修史做好了各方面准备。他习诵古文，游历四方，积累了丰厚的学识与扎实的生活经验。年轻的他就已经坚定了信念:继孔子修史者非我司马迁莫属。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嘱托增强了司马迁修史的信念，增强了他的“史命感”。“史命感”不独司马迁所有，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中国人可以不崇拜神灵，但一般都会崇拜历史宿命。中国自商代就设“史”，掌管祭祀与记事，西周开始设“太史”、“内史”等，名目繁多。然而，同是治史，有所不同，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在繁杂的史实中整理出王道的头绪，以警后世。

司马迁的动机绝不像孔子那样单纯与明确。司马迁是道德高尚的职业史家，他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父辈与祖上传下来的“史命感”，忠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处世哲学，所以才能做到“恶不过，善必扬美”。

司马迁其人与《史记》一样，是个深不可测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