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篇外之篇
我一向认为,《报任安书》是《史记》最后一篇,而且是重要的名篇。司马迁自己不好将其放入篇中,但我们绝对不能不把这封信置之史外,这封信分明就是《太史公列传》!司马迁讲述了自己不幸之始末,道出了事情原委,满腔的冤屈与愤恨一下子倾泻了出来。
劳于愁思、累于感慨的司马迁把怨恨锁在心中,寻得契机,猛地爆发,犹如大水从堤中泻出,泱泱洪水冲出一个喜怒哀乐俱全的赤裸真身来。豁出去了,忧愤而后投书(而不是“穷愁著书”)。在书中,司马迁将忧愤与写作之关系抟为一个段落,为后人反复引用: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报任安书》读这段文字,如利镞穿心般地痛。司马迁终究是人,不愿意在默默中泯没,所以他以《报任安书》为《史记》作结,把郁结心中的最强音吼叫出来,让世人与其同怨同恨。公元前91年,《史记》接近完成时,司马迁写《报任安书》,向黑暗势力摊牌,对命运发出了严厉的驳诘,借此释愤抒情,吐而后快。此时摊牌,再无牵挂,完全将荣辱甚至生命置之度外。《报任安书》的写法与《史记》的写法大相径庭,分明是另一个司马迁,一个有血有肉、快意恩仇的司马迁,一个重义轻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司马迁。沉郁顿挫,笔挟风雷;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落此地步,也只有将自己入类以自脱了。每读至此,心湖波澜顿生,一掬同情之泪。司马迁在写完《报任安书》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神秘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司马迁来说,“史命”=生命。史命完成,生命就充分实现了其价值。所以,《史记》画上了句号,司马迁的生命也画上了句号。生命完全溶化到了“史命”之中。这不是一个宿命吗?
推源祸始,在人心惟危的情况下,司马迁袒露肺腑之言,触犯文网,致使龙颜震怒,才命人加害于他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司马迁仰天椎心,绝望自裁,这笔账同样应算在汉武帝头上,毕竟是汉武帝给了司马迁以难以忍受的屈辱。
班彪仅小司马迁几十岁,可算同时代人,对司马迁的下落应该是清楚的,然而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彪却对司马迁之死缺着未笔。由此可知,“龙颜”大怒之程度,史家也不得不为皇帝讳。司马迁一抒胸臆,无拦无遮,以死做最后的挣扎,换取尊贵的人格,不啻乎为多劫难多舛的士大夫辟鸿矣。遗憾的是,后来的士大夫很少有效法司马迁者,辜负了司马迁之美意。天意,岂是司马迁预见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