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分第九十六章 总论(1)

论读《史记》，有五惊:一惊司马迁之天赋。

司马迁以其超人的天赋、思想、器识与历炼，写出流传青史的不朽之作。他摆弄史料驾驭文字，犹如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无不驾轻就熟。在某种意义上，得益于他洞彻达观的大智大慧，特别是他惊人的天赋。首先是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敏锐感觉，诸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范蠡经商、司马相如作赋、东方朔之滑稽等寻常史家看不上眼的事情，都进入了司马迁的视野。司马迁对“历史”之理解可以说是洞彻幽微，自成一系。

其次，司马迁具有非凡的文学天赋，非常人可比。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只有他一位。其文跌宕遒逸，条达舒畅，浑浩流转，纡徐简奥;推本春秋，考信六艺，无往不收，无往不尽;比物连类，慷慨陈词，错落有致，累如贯珠;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再次，司马迁具有超常“定力”，功名利禄，其来不喜，其去不忧。大难降临而不改其志，泰山压顶而不折其腰，《史记》完成而不隐其心迹。实乃真性情中人，顶天立地之大丈夫也。《史记》实泣鬼神惊天地的忍者心声，像司马迁这样的耐力与定力实在是世间难寻。司马迁的大智慧归根结底来自于他的天赋与思想。天赋是坐骑，思想则是骑士。思想得坐骑乃得自由，游心太玄而俯仰自如。被凌辱与监视的司马迁，其实心灵是自由的。二惊司马迁之道德涵养。

人到无求品自高。为“一求”而放弃“诸求”，如果这“一求”是与天下苍生的命运与利益紧密相连，也就进入超凡入圣的道德境界了。司马迁生为修史，死亦为修史，别无所求，别无所恋，是为超凡入圣。为“一求”宁愿甘守枯寂，任人笑骂。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为鬼非鬼，为人非人，仍然毛吞巨海，芥纳须弥，以残疾之身而包纳天宇苍穹，以笔代言，无往而不胜。司马迁贞刚弘毅，百折不挠，勤力劳心，矢志不渝;曲而不屈，迩而不逼。尤其可贵的是，他风标特立，勇于闯学问思想之禁区。每每揭发帝王之疮疤，暴露佞臣之短拙，而且有惊世骇俗的史学创新与思想创新。先有平和，而后气吞龙虎。司马迁心平如一泓止水。他的心灵世界拒闻外界的喧嚣，拒纳世俗的欢乐。他有自己的做人准则与欢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司马迁，安知司马迁之乐?伍子胥复仇之前，曾忧心忡忡地吟唱道: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平静归平静，那是针对功名利禄而言的。司马迁的内里是焦灼的，他希望早日完成父亲的嘱托: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完成不了父亲的嘱托死不瞑目。司马迁之焦灼，一定在伍子胥之上。然而，伍子胥只是为报一己之仇，而司马迁却是为了千秋万世，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华夏传统的薪火传递。司马迁从来未曾想过报仇问题。在他心中根本不存在“报仇意识”，只要完成《史记》，其他都可以一笔勾销。

司马迁47岁受宫刑，至56岁失踪（去世?），这九年时间，他不仅要殚思极虑地写作，而且还要以百倍的毅力与勇气战胜自我，战胜屈辱，战胜外界对他的流言蜚语。高标见嫉，他所受到的各种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没有高尚的品德，别说写作，活下去也是困难的。清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反过来说，司马迁以诚待史，以诚待人，贵人人自贵，所以成为中国史家之翘楚、文人之楷模，成为一个孤独而又伟大的形象。那些热热闹闹地争权逐利、名极一时的权贵们，不配与司马迁站在一起，二者一为凤凰一为鸱袅，一为兰芷一为蒿萧，一为骐骥一为罢驴，怎可同日而语?

三惊《史记》史料之翔实、人物之鲜活。

《史记》史料翔实指的是，作者用52万字记载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无一遗漏，一共写了四千多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援古陈义，宽然有余，读《史记》而观止矣!让今人写，扩容十倍，给520万字的容量，也绝对容纳不下那么多史料。当然，今人与古人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以同时代作比照，设想，假如当时不是司马迁，而是其他人写，用52万字刻画一百多个人物（外加大量的略写人物），描述一百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外加大量略写事件），也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人具有如此的才能。以小博大，以少博多，确实是司马迁的绝活，无人可及。

《史记》所涉及的领域之宽，几乎无所不涉，无所不包。除了由政治、军事、外交组成的主线而外，还涉及文化、学问、经济、民族、宗教、医术、巫术、民俗、说客、刺客、游侠等领域与阶层。或抒情述志、阐发无遗，或踔厉风发、纵意而谈，或虚实交替、春秋笔法，或博收约取、吉光片羽……无一是平铺直叙，平白纪实。司马迁为后人烹制了一脔美味的精神美食。四惊《史记》体裁之新颖。

千年历史，兴灭继绝，征战杀伐，弑君杀父，兄弟阋墙，萧墙之乱，仁人志士，刺客游侠，儒法阴阳，歧黄之术，商贾货殖，日者龟策……千奇百怪人，千变万化事，浩如烟海，如何放舟?

司马迁以高超的文字驾驭术，使君臣佐使，各归其位。除了他的天赋与才华而外，有赖于他选择体裁得当。先秦的两大名著，《左传》以叙事为线索，《国策》以辞令为中心。司马迁不拘泥于前人窠臼，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开创了以人物为线索、以事件为背景的写法，将事件置于人物之下。因此，《史记》不仅是历史纪实，更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文学力作，部分篇章与小说庶几近之，兼有“虚而灵”的诗人气质与“滞而实”的学者之风。以传记写法写史，始于司马迁，后人因之。迨至今日，仍富有强大生命力。五惊汉武帝刘彻之宽容。作为专制帝王，汉武帝有其暴戾的一面，也有其宽容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他的宽容，《史记》得以流传后世。实际上《史记》应该算作禁书，其中诟病帝王、讥讽权贵的文字，比比皆是。司马迁借助屈原之口，一抒胸臆，更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发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这分明是作者在比况自己，抨击那些势利小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痛快淋漓地道出了心里话。他为李陵说情，并非因为与李陵有私，而是因为看不惯势力小人顺水推舟。如果说司马迁写《史记》，为了发表的目的不得不施些韬晦之计的话，那么写《报任安书》则完全放开了手脚，心想笔至，毫不遮掩心迹: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报任安书》让我难以置信的是，如此血性文章，竟然植根于文坛成活，而且流传至今。难道这不是奇迹吗?专制者出于本能，肯定要把一切皆攫为己有，发表权当然也在攫取围之内。专制者理应效法秦始皇，不允许人们发出不同声音。特别是汉武帝已经“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堵塞言路已经顺理成章。《史记》中的大量言论均不在“儒术”之列，有的甚至可能震撼朝纲。将“异端邪说”扼杀于襁褓，既简单又可行，然而汉武帝没有那样做。确实是由于汉武帝的容忍，《史记》才得以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