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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北京的局势顿时变得复杂至极，同时也危险之至。皇太后陛下竭尽所能，施展一切政治手段以挽救危局。但是，那些驻在北京的欧洲列国的外交官们，不仅不对我们这位国母表示起码的同情，反而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到处带着自己手下的小撮卫兵在中国的首都耀武扬威。为了抵制康有为们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的影响，皇太后陛下不得不召唤满洲贵族的高贵的勇武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已故的宓吉（33）先生在其《英国人在中国》一书中指出，在中国近代各阶层中，满洲贵族其实是最不排外的。然而，此时此刻，满洲人的热血沸腾起来。这沸腾的热血，带着他们的高贵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一旦这种力量同外国外交官那狐假虎威的恫吓狭路相逢，一场大危机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这个时候，即便皇太后陛下再伟大，即便她的政治手段再灵活，也是无能为力了——正如一个德国诗人所言：“攻击愚昧，神仙来战也是枉然。”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大人要扮演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眼下，康有为及其所倡导的雅各宾主义已然偏离了他的维新方案。不仅是康有为，还有那个在雅各宾主义者中称得上最为才华横溢的人——梁启超。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最臭名昭著的年轻雅各宾分子，要么是康有为的门生，要么是他的特殊党徒。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最初在北京鼓吹他的雅各宾主义时，很不受欢迎，随即被赶出了北京城。然而，正是在张之洞大人的支持下，他才得以再次进京蛊惑光绪皇帝，甚至使其接受了他那套极富雅各宾主义色彩的维新变法方案。这一次，当年“牛津运动”的影响再次挽救了张之洞大人。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的那种追求优雅和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张之洞大人对康有为所持的雅各宾主义的激进、粗陋之本质逐渐产生憎恶感。于是，在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得以在全中国付诸实施的最后关头，张之洞大人明智地舍弃了他们，返回了“牛津运动”的大营。
梁启超，这个最具才华的雅各宾分子，此后一直指责张之洞大人居然像卑鄙的袁世凯一样，是一个投机政客——因为张大人曾在他们落难的时候退缩回保守派的阵营了。
我认为，这一指责既是绝对不合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大人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会议的议题是要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维新法令。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许我参加他的心腹幕僚内部会议，所以我至今仍可以非常清楚地回忆起那个场景。在此之前，我曾经冒昧地提醒过总督大人，我对他说：“就我所知，康有为人品卑劣，其计划亦虚夸不实”。此外，我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约翰逊博士（SamuelJohnson，1709-1784，他是英国有名的诗人、散文家、文评家和语言学家。）的名言尽可能准确、清楚地翻译给总督大人听，然而，当时总督大人对于这番话是听不进去的，还指责我不懂中国政治。到了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人露出狰狞面目时，总督大人便想起了我，于是，他专门叫我出席他的私人幕僚议事会，讨论对策。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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