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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应的结果是布尔战争的爆发和南非持续两年多的祸乱，说得更深远一些，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同样，中国的荣禄——正如有一天保存在武昌总督衙门的电报会证明的——他做梦也不曾想攻打外国使馆，更谈不上要将所有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去。要说正确和公正，外国人指责已故中国皇太后和荣禄处心积虑围攻使馆，要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就好比指责已故维多利亚女王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南非战争之前阴谋发动布尔战争并吞并德兰士瓦一样。
事实恰恰相反——尽管荣禄已尽最大努力去制止那些因自尊被洋人刺痛而发疯的满洲贵族们，他也努力要保护在京的外国人，以维护列国间的和平，但是，当克林德男爵被董福祥（42）军纪涣散的部下杀死时，他心如刀绞，立刻给张之洞总督发出一封加急电报，发出了绝望的呼叫：“Toutestperduforsl’honneur——一切都完了，只剩下自尊了。”
实际上，像索尔兹伯里勋爵一样，荣禄听凭事态自由发展，漫无节制，直到外国海军发动猛攻，占领大沽口炮台，他身上流着的那高贵的满洲贵族血液才占了上风。于是，他放开羁縻之手，让端王带着疯狂的拳民，让董福祥带着麾下漫无军纪的甘军为所欲为。这一决定的结果是整个华北地区陷入一年半的骚乱中，而无辜的中国人民则不得不每年把千百万两白银送入外国国库。
这样，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一经考验，便表明他们正如俾斯麦所说：“只是一块看上去像钢的涂料石膏。”孔子说：“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
在议和结束，朝廷回迁京城后不久，荣禄大人便死去了。此后，庆王（43）继之成为满洲贵族的领袖——尽管中英两国社会状况有别，但庆王就是中国的贝尔福勋爵。像贝尔福先生一样，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有些没有头脑的外国人，以及类似的中国人，将这样一个事实——即庆王从其所栽培和庇荫下的那些有油水可捞的下属那里接受钱财和礼物，说白了也就是他受贿的事实——过于看重。
其实，庆王并不像李鸿章那样对钱财本身怀有卑鄙无耻的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使得他无所顾忌地从其被保护人那里接受礼物和金钱。正如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波尔（44）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在他那个时代容忍和庇护英国的“假公济私者”一样。沃波尔爵士曾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庆王则说：“我的身后事，与我无关”。在庆王看来，如果一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连他这个奢侈惯了的老头子及其一家老小也养活不了，而他自己又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挽救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耗尽了全部的房产、私人财物乃至自己的一生，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老头子就要依靠自己来为自己及一家捞点外快了。假如英国的贝尔福先生生活在乔治时代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他的犬儒主义将使他像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一样，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者”。假如他生活在中国，也会接受张伯伦先生及其伯明翰朋友的礼物和钞票，就像庆王接受袁世凯及其来自广东的朋友们所送的礼物一样。（45）
爱默生说：“我们评价一个人智能的高低，要看他抱负的大小。”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曾指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抱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或有缺陷的确切标志——现在中国的满洲贵族，像所有国家的贵族一样，最初都是一个军事部族或种族，其专长在于能征善战。它从形成之日起，就更需要和更重视发展体力，而不是脑力或智力。因此，该部族的后代，甚至到了晚近，社会环境改变了，但一般说来，他们仍然不爱去进行脑力或智力方面的训练，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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