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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转身凝视地上，
面容丝毫不为埃利阿斯的话所打动，
俨然一块坚硬的燧石或马尔佩斯山上的大理石。
任何一个想要了解中国义和团运动狂热风暴的英国人，都应该到北京或南京贫苦的满族聚居区去走一走，看看那里本该成为最优秀的高贵妇女们所遭受到的摧残，如果他有些头脑，起码还有一点点高尚的人性，那么，他就会自愧无颜，悔不该讲些什么汉人或满人穷凶极恶、如魔鬼般无情之类混活了。简而言之，这些汉族和满族妇女，还有日本妇女，由于她们确实坚强，具有真正的道德力量，拥有孔子所讲的古代自尊的人们那种克己和沉静，所以，她们比英格兰那些尖声叫喊并与警察搏斗的现代妇女、那些即使和她们遭受到同样的苦难也必定没有她们坚强的妇女更有自制力。
言归正传。虽然满人铁良像兰斯东勋爵一样，没有荣禄和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气魄”，但由于他们能够克己，因而也就摆脱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特有的弱点：极端的急躁和任性。铁良，和兰斯东勋爵一样，以沉着冷静著称，在革命和国家剧变的时代，这是一种伟大而可贵的品质。借用一句俾斯麦的隐喻来说，如果荣禄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是看上去像钢的涂色石膏，那么铁良和兰斯东勋爵则是水泥——坚硬的水泥。进一步说，在革命和“开放”的时代，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样的人——拥有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变成了“毒气”；像庆王和巴尔福先生那样带有极端物质实利主义倾向的人，则变成了“泥浆”。而像铁良和兰斯东这样的人，由于连何为理想主义与物质实利主义也一概不知，仅仅具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便成了又硬又纯的水泥。对于奠基房子来说，水泥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材料，它能用来抵挡暴风雨和洪水的冲击，保证房屋不致于整个儿地坍塌。然而，当环境迫使你不得不改变和扩建房屋的时候，那房中用水泥制成的东西不仅没有用，而且肯定还难以处理，妨碍你行事。要是赶上一场地震，那就连房子带房中的一切，都要一并遭殃。我隐喻的话就此打住。在一个国家，像中国的满人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这样的人，他们固执，却有强烈的廉耻感和责任感；刻板僵硬，但确实正直诚实；酷爱秩序，勇武有气节（moralhardiness），又具有高傲的抵抗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沉着冷静。
即使天塌下来，砸在身上，
他也绝不动摇，毫无恐惧。
这样的人，在社会剧变和国家动荡时期，就抵抗和防止急剧的社会堕落、国民道德总体的败坏，以及社会与文明的彻底崩溃这一消极防御目的而言，是极为可贵的。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种人极端虚假的理想主义没能起到防止作用。中国的庆王和英国的贝尔福先生那种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只能帮倒忙，将局面弄得更糟。
事实上，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这样的人是现代清教徒：此种人，中国的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而不是像“谈起来就害怕”的英国人斯特德先生，汉口的杨格非（52）牧师、甚至于张之洞大人这种人——才是现代文明真正的清教徒。但是，这些现代清教徒是心中没有神的清教徒。无论如何，他们的神，我说过，跟《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神差不多。现代清教徒，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那样的人，他们心中的神是——荣誉和责任。他们不知道也不承认《新约》里的神：爱和仁慈。当仁慈之神向现代清教徒请求以更真确的道德法律，一个比讲荣誉和责任的法庭更高的法庭的法律：“宽恕罪犯，体谅作恶和违法的人，乃至对不人道的人也以人道相待”——当仁慈之神请求按此种法律行事的时候，现代清教徒却回答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要求绝对忠实和崇敬的神，我们必须公正无私。”甚至于爱神——我们见到的那些面容苍白、双眼倦怠，两颊凹陷的满族妇女——恳请于他们时，也是徒劳。当爱神如此请求的时候，现代清教徒用缓和而冷酷的声音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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