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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早年在他的故乡河南项城，也是在上述人生哲学和亲身实践中混日子，一直到他身无分文，完全破产为止。他的朋友们乐于打发这个年轻的无赖，于是借给他赴朝鲜的旅费，在那里，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他成了吴（长庆）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不过，袁世凯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却并非没有能力和能量。他逐渐地向上爬，后来得到李鸿章的保荐，被任命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就这样，他成为天津李鸿章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一样，中国的袁世凯也是一个暴发户和骤起的新贵。暴发户和新贵的标志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这一点，凡是与袁世凯所宠爱的留过洋的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外国人都能看到，这些人生活奢侈，趾高气扬，他们的主要特征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北京的中国文人学士称天津袁世凯的党徒为“票党”——狂妄自大党。两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督察院的官员在街上与我同行。当他看到袁世凯口衔金烟嘴，叼着香烟，乘着新式洋马车，后面跟着耀武扬威的侍从马队，浩浩荡荡地从旁经过时，情不自禁地向我诵起《诗经》里的如下诗句：
骄人好好，
劳人草草，
苍天苍天，
视彼骄人，
矜此劳人。
事实上，袁世凯是在有意模仿满人荣禄的气魄；天津和北京的许多外国人，都错把袁世凯的这种狂妄自大，当成了荣禄的那种真正的气魄。已故的满人荣禄虽有不少缺点，但却是一个生来的贵族，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暴发户和新贵。我曾对袁氏的同党唐绍仪（73）说，袁氏有百万富翁的作派而无百万富翁的钱财。其实，袁世凯装出的气魄或骄狂自大，正是手中并无百万的百万富翁所摆出来的架子。
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骄狂，大大有助于南非布尔战争的爆发，同样，袁世凯派驻朝鲜时期的骄狂自大，则促使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等战争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他为自己骄狂的严重后果感到害怕，便逃回天津。
说句公道话，天津的李鸿章并不想打这场战争，他对导致战争的那个骄狂之徒、那个过于热心的暴发户十分气恼——因而对逃回天津的袁世凯不理不睬。这样，袁世凯就又一次流落街头，负债破产，只得千方百计四处求人向李鸿章说情，希图重新得到李氏的优遇。后来，他求到了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人物盛宣怀（74），但事情毫无进展。从此，他对盛宣怀怀恨在心。后来他升任直隶总督时，便将盛氏所担任的中国电报局总办和轮船招商局督办的职务全部免去——此事是盛宣怀亲口告诉我的。
未能重新进入李鸿章的寡头政治集团，袁世凯便另辟蹊径，去巴结北京的满洲贵族。经过离职回京的程文炳将军，即他那个早期保护人的引见和疏通，他得到了满人荣禄统帅下的新建陆军副统领之职。不过，他在满洲贵族手下立足未稳，李鸿章便垮台了，康有为及其激进派异军突起。袁氏认为时机已到，又赶忙去投靠康有为与激进派。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到最后的紧要关头，他又叛卖了他的雅各宾朋友。此后，他就明确地投身到满洲贵族一派中，与之形成了一个集团，可以称之为“联合党”。如同约瑟夫·张伯伦成为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亲信仆从一样，袁世凯则成了满人荣禄的心腹仆从和走狗。
我不必详细追述袁世凯的为官履历。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特种部队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他在任上，义和团的狂热风暴爆发了。我们已经看到，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那场误导和愚昧的暴乱之高贵动机，只是残忍地以玩世不恭和兽性的手段，去杀害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农民。从山东巡抚，他继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他到天津就任之前，占领天津的八国联军组成了临时政府，他们已经打扫和整顿了天津的环境，使天津成为现代欧化的自治城市。袁世凯从外国临时政府手中接管了天津市政，他坐享其成，得到了许多不该享有的荣誉。外国人看到天津进步和改革的表象，看到天津成为一个欧化的城市，便一味夸奖袁世凯。刘坤一死后，袁世凯，正如我说过的，他与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岑春煊一起，成为了左右中国政治的三大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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