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抚学堂
昔年京师拟创办税务学堂，余适在武昌见端午桥，因谈及是事，午桥谓余曰：“现在中国亟须讲求专门学问，鄙意欲在鄂省亦创设厘金学堂。”
余曰：“既有厘金学堂，则州县官亦不可无学堂。”午桥曰：“诚然。”余正襟而对之曰：“如此则督抚亦不可无督抚学堂。”午桥闻之乃大笑。窃谓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艺明也，洎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使之割，锋刃果利，则无所适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谓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须另制一刀耳。
女子改良
西人见中国市招有“童叟无欺”四字，尝讥中国人心欺诈，于此可见一斑。余闻之，几无以置喙。犹忆我乡有一市侩，略识之。无为谋生计，设一村塾，招引乡间子弟，居然拥臬比为冬烘先生矣。为取信乡人计，特书一帖，粘于壁右曰：“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其被误者，盖已不知凡几。内有一乡董子弟，就读数年，胸无点墨，引为终身恨。尝语人曰：“我师误我不浅，其得报也，固应不爽。”人谓汝师之报何在？曰：“其长子已捐道员，而其女公子现亦人女子改良学堂矣。”至今我乡传为笑柄。
高等人
曾有一身子极胖大之某教官，颇留心新学，讲究改良。闻新到学宪亦极讲新学，初谒见，称学宪为“高等人”。学宪大怒，以为有心侮己。某教官即逡巡谢曰：“高等人明见。晚生以为中国几千年来连用字都多欠稳切，极应改良，故如今大学已改为高等学。缘学问之道只有高等阶级，并无所谓阔大者，即如目前宪台身子比晚生身子并不大，不过宪台官阶比晚生官价高一等耳，故对宪台不称大人，而称高等人。”
费解
袁简斋晚年欲读释典，每苦辞句艰涩，索解无从，因就询彼教明禅学者，及获解，乃叹曰：“此等理解，固是我六经意旨，有何奥妙。我士人所喜于彼教书者，不过喜其费解耳。”余谓今日慕欧，讲新学家，好阅洋装新书，亦大率好其费解耳。如严复译《天演论》，言优胜劣败之理，人人以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发明之新理，其实即《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义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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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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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
昔年陈立秋侍郎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夙不谙西文，一日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已谙悉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狗屁不通
近有西人，名轨放得苟史者，格致学专门名家。因近年中国各处及粤省常多患瘟疫之症，人民死者无算，悯之，故特航海东来，欲考究其症之所由来。曾游历各省，详细察验，今已回国，专为著书。其书大旨谓，中国疫症出于放狗屁，而狗之所以病者，皆因狗食性不相宜之杂物，盖狗本性凉，故凡狗一食杂种凉性之物，则患结滞之病，狗有结滞之病，脏腑中郁结之秽气既不能下通，逍变为毒，不由其粪门而由其口出，此即中国瘟疫之毒气也。总之，此书之大旨，一言可以蔽之曰，中国瘟疫百病，皆由狗屁不通。噫！我中国谓儒者通天地人；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故需者是无所不通。今昔轨放得苟史者，连放屁之理都通，亦可谓之狗屁普通矣！
看画
昔有人与客谈及近日中国派五大臣出洋考究宪政，客曰：当年新嘉坡有一份所谓土财主者，家资巨万，年老无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儿，因思求一快婿入赘作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识丁，故必欲得一真读书宋玉其貌之人而后可。适有一闽人，少年美丰姿，因家贫往新嘉坡觅生计，借寓具乡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财主时往某行，见美少年终日危坐看书，窃属意焉。问某行主，知是其里从欲谋事者，遂托某行主执柯，事成，某少年即入赘作土财主家娇客。入门后无几何，土财主召美少年曰，“从此若可将我家一切账目管理，我亦无须再用管账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识字。”土财主骇问曰：“曩何以见若手不释卷终日看书耶？”少年答曰：“我非看书，我看书中之画耳。”噫！今中国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
华侨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余谓范蠡者，即当日之华侨也。想当日齐国穷无聊赖之一般官绅大开欢迎会时，必定要请招待员，挂国旗，奏军乐，吃大餐，有一番大热闹。惜太史公记载陶朱公事，未曾将此热闹情形以龙门之笔描写之，至今犹令人费三日思云。
照像
辜鸿铭部郎云：“余昔年初到英国，寓学堂教授先生家。一日诣通衢，见道旁驻一高轮马车，乘坐其上者为美男子，衣服丽者，花簇簇缀冠，上衣缘边悉用金缕蟠结，似显者状。旋见一旧服者，自市肆出，升车接缰在手，扬鞭而去。余归告先生曰：‘今日见一贵官。’并言其状。先生曰：‘汝误矣，彼冠簪花衣金缕衣者，仆也，服旧服者，此仆之主，贵人也。’余曰：‘贵人何以不自著金缕衣，而反以施之于仆，胡为邪？’先生曰：‘不然，凡贵人欲观人者也，故衣朴素；贱者欲取观于人者也，故衣华丽。汝谨志之。’此与吾《中庸》所谓‘衣锦尚纲恶其文之著也’同义。我中国风俗，向贱优伶，固谓其欲取观于人也。不谓今日中国号称士大夫者，事事欲取观于人，即如摄影小照，亦辄印人报纸，以夸眩于人，是亦不知贵贱之分也。”噫，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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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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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财票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荀子曰：‘国法禁拾遗，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此语有味。人偶有所得于分外，必不能复力于分之内，其得失常相敌，而用之也必侈，侈于用而不力，则立尽之术也。原其始，则五分之得为之祸也。”余谓无分之得，足以祸民。本国法所宜禁此，乃言礼教之常耳。如近今禁售彩票，盖亦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然亦须观时局如何，若今日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约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生人之趣。今并此生人之趣而亦绝之，吾不知穷无聊赖者以后更作何聊赖耶。
卖穷
袁简斋《诗话》有句云：“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此仁人之言也。我中国江浙两省，素号繁华富庶之区，倚门卖笑者固有其人。然昔年所谓苏班妓女，其声价甲于天下，未闻肯跋涉他省作卖笑生涯者。今则不然，凡行省商埠，无不有苏班妓女展转营业，托足其间。观于此，今日中国尚谓有教养之道耶，可慨也。有西人曾谓余曰：“今日上海卖娼者何如此其多？”余曰：“此非卖娼也，卖穷也。”
不枉受穷
国朝张尔岐《蒿庵闲话》云：“邹吉水曰：‘世人相见诉穷，便是贪欲影子。这穷字断送多少豪杰，试看先辈赫赫者大段穷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处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真我辈药石。又念耐穷，如何得赫赫出来。此中大有事不得所事，只知耐穷，一赖惰无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从事遇穷，便自增长气骨，开通识见，不然，富贵枉受富贵，穷亦枉受穷也。勿求增财，但求减用，减欲斯减用矣。”余谓吾人居今之世，当以“增长气骨，开通识见”八字书诸绅以自儆。
叶君传
辜鸿铭部郎曾撰《叶澄衷传》，其文曰：“太史公作《游侠传》曰：‘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云云。近世自称中国弛海禁，沿海编氓因与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赀财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埋，或弄法买奸，宗强比周，侵凌孤弱，类皆鄙琐龌龊不足道也。我独见沪上富人叶氏，当初赤手，自掉扁舟以治生而卒起，富至巨万，又慷慨好义，清刻矜己诺，此犹是古之任侠而隐于商且隐于富者也。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东之慈豁县，后迁镇海沈郎桥，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为BC之邱氓，后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赠荣禄大夫。成忠生六岁而孤，母洪氏抚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仅以自给。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仍以家贫故从母兄耕，年十一就佣邻里，居三年，主妇遇之无状，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受此辱，然丈夫宁饿死沟壑耶！遂辞去，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资斧，母乃指田中秋禾为抵，始得成行。至上海，时海禁大开，帆船、轮舶麇集于沪渎。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贸有无，外人见其诚笃敦谨，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始肆于虹口，乃迎母就养。初肆规甚微，然节饮食、忍嗜欲，与佣妇同苦乐，又能择人而任事，故数年间肆业日益远大，乃推广分肆，殆遍通商各埠。又在沪北汉镇创设缫丝、火柴诸厂，以兴工业，且以养无数无业游民。既饶于赀财，自奉一若平素，绝无豪富气象，若构洋楼、集珍物之类。遇人固肫肫，言必信，信必果，交友必诚；见显贵士大夫，言犹訚訚也，毫无谄谀意。又好引重后辈，善体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乐为用。性好施予，无倦容，无德色，客外虽久，戚邮有缓急厄困者，苟有请，罔不佽助。待族人尤笃，捐金置祠田，又建忠孝堂义庄，以赡族之贫苦无告者，附以义塾、牛痘局，蒇事则曰，是我母之志也。凡里中之善举，必力任其成。在沪北购大地，立蒙学堂，以教贫穷子弟，拨十万金充经费，又特倡捐二万金，建怀德堂，凡肆业中执事身后，或有孤苦无告者，岁时存问，俾免饥寒。至各省遇有水旱之灾，则必出巨资以助赈济。封疆大吏高其义，尝请于朝，屡邀宠锡，并传旨嘉奖。光绪已亥年十月，在沪病笃，召其子七人曰：“叶昔日受惠者、各号友竭诚助吾任事者，汝曹皆当厚待勿替，以继吾志。”卒年六十。先是由国子监生加捐候选同知，赏戴花翎，荐升候选道，随带二级赏加二晶顶戴。余谓王者驭贵驭富之权，操之自上，日渐陵夷则不驯，至一商贾之天下而不已也，悲乎！然世之贤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泽于苍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犹其次耳。故司马迁曰：‘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云云。”余谓辜部郎此作，乃讥世语，非谀墓之文，故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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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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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酉，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氏新一领其国战舰，来游长江。时余差次武昌省垣，蒙松枝君屈驾来访，余亦诣战舰答。礼遂即在汉臬邀集东客六七人，借西人酒市命酒，叙谈主客。萍水相逢，欢若平生，余心感焉。余少游西洋各国，习其语言文字，因略识其沿革立国缘由。夫西洋近百年来风气盛开，讲智术，精造器，惟生齿日繁，故航海东来，于是东洋诸国因亦多事。我中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制造器械，皆远逊西人。兼以近来中国民欲苟安，土气不振，故折冲御侮，常苦无策。惟日本与我华义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当西人之东来，皆慷慨奋起，致身家国，不顾性命。当时又有豪杰如西乡诸人辈出，皆通古今，能因时制宜，建策修国，制定国本。噫！日本今日之能振国威，不受外人狎侮，其亦有以夫。然尝闻日本国人，近日既习西人技艺，往往重西学而轻汉文经书，余私心窃疑焉。今得识松枝君咨询底蕴，乃知其不然也。松枝原日本士族，幼年习西人兵略航海之术，然尤好中国文学，故能荷其国家重任。余于是益信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固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我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余不能操东语，前日与松枝晤谈，用英语以酬对，未尽欲言，今聊书数语，以志景仰云尔。
士说
张文襄曾问余曰：“外国各领事本文职，而佩刀何故？”余答曰：“此士服也。”西洋本以封建立国，一国之中有贵族，有平民。平民脱民籍后，武者为士，文者为史。其服制，史则宽衣博带，如今在中国牧师神父所服者是，土则短衣佩刀。领事虽文职，亦属士类，故遇大典礼，则短衣佩刀，服土服也。窃谓今日我中国有史而无士，考古制、通六书者为史，在行伍者为士，故有甲士士卒之称。两汉、三国时，宰相犹以剑履上殿，为当时朝廷特赐异数，然于此见士制尚存，是时为士者亦尚知士之本义。自唐以后，古制渐泯，乃以能文章应科第者为士，于是名则士，实则为史，士之本义全失矣。吾故曰：“今日中国有史而无士。”
在德不在辫
近有英人名濮兰德者，曾充上海工部局书记官后至北京为银公司代表，著一书曰《江湖浪游》，所载皆琐屑，专用讥词以揶揄我华人。内有一则曰《黼黻为厉》，大致谓五十年来，我西洋各国因与中国通商，耗费许多兵饷，损失无数。将士每战辄胜，及战胜以后，一与交涉，无不一败涂地，是岂中国官员之才智胜我欧人耶？抑其品行胜我欧人耶？是又不然。若论其才智，大概即使为我欧人看门家丁，恐亦不能胜任；论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如此等无才无品之人物，何我欧罗巴之钦使领事遇之便觳觫畏惧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让莫之奈何，其故安在？余于此事每以为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奥妙，盖中国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见而觳觫恐惧者，无他谬巧，乃其所服之黼黻之为厉也。鄙人之意，以为今日我西洋各国欲图救交涉之大小官员，不准挂朝珠，穿黼黻，逼令改用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如我欧制。如此黼黻即不能为厉于我，则我西人之交涉庶不致于失败矣。中国果能遵此新约，我西人即将庚子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犹觉尚操胜算也，云云。按如濮兰德以上所言，其藐视我中国已极。然君子不以人废言，其言我中国黼黻衣冠能使西人畏惧，虽系戏言，然亦未尝无至理寓乎其中。子不云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且尝揆之人情，凡遇人之异于己者，我不能窥其深浅，则有所猜忌，故敬心生焉；遇人之同于己者，我一望而悉其底蕴，则无所顾畏，故狎心生焉。今人有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独是将来外务部衮衮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辫后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其步履瞻视，不知能使外人生畏敬心乎，抑生狎侮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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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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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
光绪十年，日本名下士冈千仞振衣氏来游中国，曾撰《观光纪游》一书，内载其友人樱泉氏论中国弊风一则，谓樱泉氏游学中土，其论弊风极为的切。曰：“所贵于中土土大夫，重名教，尚礼让，志趣高雅，气象温和；农工力食者，忍劳苦，安菲素，汲汲营生，孜孜沼产，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讲经艺，耗百年有限之力于白首无得之举业，及其一博科第致身显贵，耽财贿肥身家，喜得忧失，廉耻荡然，不复知国家之为何物；而名儒大家，负泰斗盛名者，日夜穿凿经疏，讲究谬异，金石、说文二学宋明以前之所无，顾炎武、钱大昕诸家以考证为学以来，竞出新意，务压宋明，纷乱拉杂，其为无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气者，以诗文书画为钓名誉、博货贿之具，玩物丧志，无补身心，风云月露不益当世，此亦与晋时老庄相距几何；吏胥奴颜婢膝，奉迎为风，望门拜尘，欺己卖人，自为得计；商贾工匠，眼无一丁，妆貌衙价，滥造粗制，骗取人财，此犹可以人理论者；其最下者狗盗鼠窃，不知刑宪为何物，立门乞伶，不知秽污为何事；其人轻躁扰杂，喧呼笑骂，此皆由风俗颓废、教化不行者。呜呼！政教扫地，一至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义大邦自居。欧米人之以未开国目之，抑亦有故也。”云云。此日人樱泉二十年前语也。犹忆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继畲，撰《瀛环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自来我中国土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孔子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所谓廉者无他，但知责己，而不责人；但求诸己，不求诸人而已。
依样葫芦
子曰：“学而时习之。”朱子注谓：“学之为言效也。”余窃谓，学之义甚广，不当作效字解，使后之为学者只求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所谓依样画葫芦者是也。犹忆中国乾嘉间，初弛海禁，有一西人身服之衣敝，当时又无西人为衣匠者。无已，招华成衣至，问：“汝能制西式衣否？”成衣曰：“有样式即可以代办。”西人检旧衣付之，成衣领去。越数日，将新制衣送来，西人展视，剪制一切均无差，惟衣背后剪去一块，复又补缀一块。西人骇然问故，成衣答曰：“我是照你的样式做耳。”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当然，与此西人所剪之成衣又何以异与，噫！
学术
宋陆象山云：“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政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叫之弗得，辨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惟笃行之而已矣，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则事盖未有无始而有终者，讲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犹射者不习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谓吾能至于百步之外，而不计其未尝中也，故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讲明有所未至，财材质之卓异，践行之纯笃，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从容而然，可以谓之圣矣。而孟子顾有所不愿学拘儒瞽生又安可以轻轻之必为而傲知学之士哉！然必一意笃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若谓口耳之学为讲明，则又非圣人之徒矣”云云。余谓宋代学者，偏在践履而不知讲明，故当日象山乃有此论。今之学者，不特不知讲明，而亦并不知土之所业何事，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材、无风俗为忧，而断断以国无实业为急务，遂至经生学士负赫赫山斗之名者亦莫不将毕生精神注意于此。顾名思义，尚得谓读书人邪！昔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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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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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
管异之拟言风俗书云：“臣闻之，天下之风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为野；殷人尚敬，其敝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胜而人逐末。三代已然，况后世乎？虽然承其敝而善矫之，此三代两汉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矫之，此秦人魏晋梁俗之所以日颓也。而欲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居今日而言兴教化，则人以为迂矣。彼以为教化之兴，岂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谓不然。教化之事有实有文，用其文则迂而甚难，用其实则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远不可言，臣请以汉论之。昔者汉承秦敝，其为俗也，贪利而冒耻，贾谊所云，孳孳嗜利，同于禽兽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贾人，重禁赃吏，遂不久而西汉之治成。其后中更莽祸，其为俗也，又重死而轻节。逮光武重敬大臣，礼貌高士，以万乘而亲为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为东汉之治。由是言之，移风易俗，所行不过一二端，而其势遂可以化天下不为难也。”云云。我朝咸同以前，科场弊窦百出，买枪手，通关节，明目张胆，习为故常。及咸丰初年，某案出，朝廷震怒，将当朝宰相柏葰治以重典，天下悚然，由此科场舞弊之风少减。可见风俗之转移，操之自上，朝廷能肃纲纪，实行不过一二端，即足以使上下悚然，洗心革面耳。
政体
国朝潘来上某学士书云：“某闻善为治者，不务为求治之名，而贵有致治之实。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后儒亦言‘有治人无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与盛世无殊，而不能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实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若徒恃科条以防奸，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无行法之实，窃恐弥缝掩护之弊，更有甚于前也。假如今制督抚地方官与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职，此其所得而禁者，辇下拜往之仪文耳，使在数千里外私人往来，潜通货贿，能知之乎？官吏坐赃满十金者即论死，审能如法，则人人皆杨震、邓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远于人情，则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则必巧为相遁，掩覆之术愈工，交通之迹愈密，而议者且以为令行禁止、中外肃清也。夫天下未尝无才，其才未尝不能办事，特患不以驱策以激励之，于是以其才智专用于身家，以其聪明专用之于弥缝掩护。设也，一变其习，以其为身家者为朝廷，以其弥缝掩护为拊循保障，则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所赖二三大臣为皇上陈其纲领，辨其本末，以实心实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机大权转移天下之积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万民，纪纲肃而民生安矣”云云。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著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昔宋苏轼当哲宗初年，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兹姑撮录前篇为正本清源之论，倘有医国手出，或有取于此，庶不无小补”云尔。
看招牌
昔有一洋行主人作军装生意者，尝与中国官场酬应，不时宴请各省委员以为招徕。每宴会饭罢，出雪茄烟供客，概用上品，价值不赀。而华客每每食未半辄轻掷之。行主人性素吝且黠，以后宴客即暗易以最劣品之烟，而袭以最上品之烟盒。一日有某省办军装之道员，素自名为熟悉洋务者，至该洋行主人家晚膳。食罢主人出烟供客，道员晌其所装之盒，讶然曰：“咦，我知此品一盒当值拾洋。”即抽取一枝，含嚼之，喷其烟，扬扬自夸曰：“吾说拾洋味道，果不错，果不错。”主人掩口胡卢。噫！西商在中国售洋货，最重招牌，凡有仿冒招牌者，必请官惩办。盖知中国人不论货之优劣，而但看招牌耳。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盖有以夫！
爱才
国朝沈归愚尚书有曰：“昔欧阳义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于道，不惮数千里求之，甚至过于士之求。公良以国家得一人则转相汲引，至于数世犹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笃。”犹忆昔年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姓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士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文案委员无一与交语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昔日之梁学生，即今日之外务部梁崧生尚书也。余记此非特借以著官场炎凉之世态，亦以志文襄之知人爱才，真有大臣风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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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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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贵重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赵宣子囚叔向，乐王鲋欲为之请，叔向弗应。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处变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经国远识更不可及。鲋，小人也，小人不可与作缘久矣，况受其脱囚之惠乎？受其惠而与之为异，彼必有辞；徇其所欲，又将失己。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隳者，皆自一事苟且阶之。叔向宁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为所制，大臣之识也。”余谓“小人不可与作缘”一语，最有关系。昔柳子厚因附和王叔文党，身名坐隳，遗恨千古。韩文公谓子厚少年时不白贵重，顾渭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夫以子厚之品之学，一不自贵重，卒不能自展其才，以裨世用。至如今日以夤缘奔竞为能，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尚望其挽回大局，宏济时艰，得乎？
不拜客
唐李习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云：“凡贤人奇士，皆自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见而不能知其贤，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故见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尽其才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行，而常常人日来矣。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丁未年，余随张文襄人都，得识瑞仲兰京卿，彼此契合，恨相见之晚。京卿问余曰：“君公人都，已拜客乎？”余曰：“我不拜客。”京卿曰：“久闻君才学之名冠侪辈，余意君当久经腾达，乃至今犹屈抑在下，令人不解，今闻君言，余乃恍然悟矣！君竟不拜客，正无怪其然也。”彼此相视而笑。
自强不息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余谓此章，即道不远人之义。辜鸿铭部郎曾译德国名哲俄特《自强不息箴》，其文曰：“不趋不停，譬如星辰，进德修业，力行近仁。”卓彼西哲，其名俄特，异途同归，中西一辙，勖哉训辞，自强不息。可见道不远人，中西固无二道也。
犹龙
孔子适周，将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余谓，虞舜，圣人也，而大禹犹戒之曰：“无若丹朱傲。”孔子，圣人也，而老聃亦戒之若此。谁谓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纯粹之圣学者，非受老子此一番之告诫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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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衙门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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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善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所做的辩护。此书是辜鸿铭的英文代表作之一。1901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1923年曾由日本人办的《北华正报》社重版再印。主要是辜鸿铭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至庚子议和前后公开发表的英文文章的合集。此时他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当幕僚，故称《总督衙门论文集》。封面的“尊王篇”三个汉字，乃赵凤昌（江苏常州人，曾官至广东巡抚）手笔。
怀念赫尔曼·布德勒（HermannBudler，已故德国驻广州领事）
红红白白的野李花
在寒空中开放，
阳光照射下的丛林
一片美丽的橙黄。
珍珠般的河水清澈透亮，
静静地流向大海。
那灵魂的骚动纯粹只为了
自己能够自由自在。
爱、鲜花和音乐往日都是你的，
但爱对于你
是一种摧折，就像盐海之水
那般辛酸苦涩。
你诚笃的灵魂渴望着
实现更高贵的计划：
梦想高尚时代能够重来，
唉！这只能是梦想。
年复一年地住在河谷之上，
它成为你这个流放异族者的家乡。
的确，你形同流放，因为
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们坐着谈论新式的信条
和古老的学说，
还有那现代的主义，从古至今
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
你渴望的是
最优和最优者的结合，
要打破那
东方与西方的畛域。
啊，朋友，尽管我们种族不同，
你那高贵的面孔，
那过于苍白的面容，
却水远留在我的心中。
虽然你心胸博大，
但仍容不下世事的悲哀，
当我们还在工作和等待，
你却已撒手离开。
别了！我为你伤心地吟唱，
让快帆将它带到
你那遥远的西方，
直到你安息。
辜鸿铭
原注：此诗作于并发表于布德勒先生去世之时，他1893年在广东走完了人生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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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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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章，除了其中的一篇之外，都曾在横滨出版的《日本邮报》上发表过，而那篇文章则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书》，于1891年长江教案期间发表在上海。这些文章以现在的形式结集再版，目的在于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它。我本来希望像以前一样也匿名发表这些文章，但是考虑到这一系列文章中最为重要的篇章创作的特殊背景及其性质，我不得不署上真名了。此外，我公开自己的身份还有其他原因。正如英国人自然会对勋爵之位心存敬慕一样，在华的外国人也会仰慕他们所住地方的总督。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注：意思就是说道德高尚的人关注的是言行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而道德低劣的人只关心地位的高低与实际利益的得失。）因此，当人们知道这些作品不是一个总督写的，而是出自一个总督的幕僚之手时，这些作品可能会因此失去吸引“怀土”诸君的魅力。
鉴于上述原因，这些文章这次便以我的真名面世了。下述戈登先生评价埃及的话，似乎也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异族统治埃及多久，埃及人民的声音被压制多久，那么埃及作为最低等王国的时间就有多久。”
我拟在后面的文章中阐明的道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现在呈现出的所谓“和解”状态是非常虚假的。中国国内时局的态势，在去年的一系列事变中达到了激化的顶点——我绝对不会把一切错误都归于外国人身上，而是认为中外双方都有错，正如慈禧太后在她的手谕中所说的那样：“彼此办理不善。”这一认识，也是慈禧太后的清政府企图从欧美列强那里所寻求的解决问题的基点。作为对教案事件的回应，“文明开化”的列强需要的则是——斩首！在被夸大的恐惧感激起的兴奋面前，要求惩罚和复仇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八国联军占据北京以后，列强就已经牢牢掌握了局势。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那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们提出这些冷静的，甚或说是冷酷的、顽固的斩首要求，则体现出了一种道德上的自甘堕落和行为上的犬儒主义。所谓的“文明”国度的政治家们需要为此负责，并为之蒙羞——这一行为可以说不比横行在中国北部的西方列强军队的野蛮行径强到哪里去。大清国的亲王和一些大臣在这次事变中自杀，因而导致一些中国人需要对此负责，我确实很同情这些无辜的人。至于慈禧太后，据称她曾说过“人的一生无非一死”这样的话，而但丁则说过，人“无望求得彻底的死”——实际上，慈禧太后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再引用一句法国革命家丹东的话，“Toutestperduforsl’honneur！”（“除了荣誉，一切都可以舍弃！”）
牛津大学齐舍勒外交学教授蒙特古·伯纳说过，“和平条约必须包括消除一切可能引起战争事端、救济下民报上的冤情并防止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以上是必需的条款。这是谈判者们一定要处理的事情。如果不对这类事情加以有效、清楚地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所谓和解，也是虚弱无力的。”时下，驻在北京的外国官老爷们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去平息已经出现的事端，他们甚至没有试着去理解那些可怜的人。反而，这些官老爷们竟然主张要拆掉吴淞炮台！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炮台”这个词，乃是想让整个世界关注列强最近硬生生地架在中国国土上的那一座座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测，除非中国的“传教士炮台”问题得到全世界应予以的关注，否则，将来外国人在中国就很难再混下去了——除非依靠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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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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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这些文章中申明的下一件事，详情如下：时下，对于想要在中外贸易中获利的诸国来说，我想，很明显的，也是作为首要条件的，中国必须存在一个好的政府。但是，除非北京的清帝国政府获得足够的自由，并且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能够决定何事对中国的“好政府”来说是正确以及有利的，否则，所谓的“好政府”无疑就是镜花水月。需要我再次阐明的是，欧美列强现在的对华政策，就是支持各省所谓的“开明总督”反对所谓的“反动中央政府”，即慈禧太后和她的顾问们。这一精心谋划并准备贸然付诸执行的政策，实际上旨在分裂清帝国，或者说至少要把中国的政局搅乱，让这个古老的国度陷入到不可救药的混乱与无序中去。可以预见，这一无序与混乱最终将使欧美列强控制中国的迷梦破灭，作茧自缚的他们将不得不再收拾乱局，以让一切回归秩序。
目前，西方人对中国国情和时局的认识不足与他们掌握的相关信息的虚假，其荒谬程度往往令人咋舌。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制定、采用的可以称得上是正确、甚或显得比较实用的对华政策，不是“门户开放政策”，而是“让中国人独立”。这一政策应该由列强中的领头羊带头采纳，并努力在道德上强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强制列强中别的国家也同样采用。除此之外，只要能够保证治外法权的享有，列强中的领头羊应该坚持：列强都应该为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并进而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为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声誉，我要在此力陈，关于列强应该为所有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之事，究其所作所为，英国人所做的一丝努力便是在上海设立了不列颠高等法院。一些未谙世事的英国年轻人，他们被任命至各通商口岸领事馆工作——我在这里必须公平地指出，这些年轻人的言行真正体现了“责任”二字的分量，颇为符合人们对于一个英国人的期望。但是现在，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的热情却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勇气无法得以彰显。一个英国领事曾经在一桩显然是非正义的案件中，对一个当地总督手下的官员说：“我感到非常抱歉，我无法考虑事件的正义与否，因为我身不由己。”另外一个在华的英国人也曾经写信给我，说：“我必须要依靠您和我之间的友谊，只有您的帮助才可以使我不至于陷入困境（hotwater）中去。您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曾经给您写过关于这次冲突（即传教士问题）的信，否则情况会对我极为不利。”诸位请看，可怜的维京海盗的后裔啊，如今竟然连热水（hotwater）都不敢趟了！
作为对列强这一正确政策的回应，并为了更好地执行它，首先，列强应该向中国派遣更优秀、更能干的代理人。爱默生说过：“政府总是在最后关头才会明白，用一个靠不住的代理人，对于国家与对个人同样有害。”现在，一个真正靠得住、真正能干的驻京外国使臣，不用我教他，他也能够明白，他的任务不是教习或者帮助他的同胞们做生意，或者是以兜售信仰、叫卖狗皮膏药、出售铁路股份以及后膛装填步枪来谋生，而是要让他同胞的行为规矩些，以体面、守序的方式做生意，并努力在一个文明有序的国家内建立所谓的“好政府”。已故的新加坡殖民总督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他曾经为了改善种植园的中国苦力的生活条件做过一些事情。一个来自英国的代表团为此前来劝他就此事发表一些演讲，他对苦力们说：“别忘了，你们这些种土豆的家伙！是女王陛下派我来统治你们的。”但是，在列强向中国派遣的公职人员中，从政府高官和舰队司令到普通的船长和警察，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是不断被邀请参加宴会，发表演讲——在这个前提下，当外国老百姓看到中国义和团兴起和欧美无政府主义盛行的时候，怎么会不感到惊奇？
总之，列强实行的惟一正确的对华政策就是“让中国人独立，并为在华的外国人寻求一个好政府”。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又作何解释呢？是的，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真正铁面无私的法官，或者至少找到一个像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那样的官员，让他们可以管束进入中国国门的外国人，使其循规蹈矩，搞“门户开放”倒也没什么。“不过，噢！”刚正不阿的洋清官对我说，“究竟有哪些外国人在中国不守规矩呢？”这个问题就像当年下令钉死耶稣·基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问过的话一样可笑——“到底什么是真理？”那么，听着，去年夏天，在天津和北京，就有外国公民、传教士，甚至还有一些外国官员，竟然在中国的大街上极不体面地公开劫掠！《字林西报》，这份在上海出版、并算不上是明察秋毫的报纸也为此感到羞愧，因而不得不在社论中大声呼吁：“难道中国和本国都没有政府当局了吗？谁能来阻止这一可耻事态继续在北京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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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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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罗伯特·赫德爵士带着他为之苦心孤诣而作的学术新作，在世人面前宣称：“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抢劫案件。”因此，很明显，无论是让彼拉多总督做耶稣的法官，还是让像罗伯特·赫德爵士那样脑子里少根“道德之弦”的学者来判断事情的是非，都很不容易。近日，上海一个被称为“玛丽·菲奇夫人”的女传教士，针对那些头脑简单的在华洋人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人和西方人，到底谁是魔鬼？”
现在说到最后一点了。我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系列文章中曾努力阐明，有人告诉我，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文章让西方人看了以后会很不愉快，特别是英国人。我想说的是，我是故意以现代英语“公平竞争”的调子来写作这些文章的。我很明白，无论如何，当这种调子被一个中国人所使用时，是很不讨英国人喜欢的，因为现代的英国人相信，或者至少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最近，一个英国人在上海对我这样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但是，我们英国人仍然认为你们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我并没有反驳这个出言不逊的英国人，也没有争辩说只有死海古猿才没有记忆力，而是想起了曾国藩大人的忠告（见本书第52页）。我温和地笑了笑，并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显得愚蠢。那么，在英国人身上，在他们所有那些让人厌恶的国民性中，最糟糕的甚至还不是他们那种麻木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这种傲慢态度往往会以所谓“冷酷的英国式逼视”把人吓呆。我想说的是，英国国民性中最糟糕的乃是现代英国人满口伪善言辞的语言习惯。在英国人说的所有伪善言辞中，最荒谬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莫过于他们硬说自己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身为一个受过近代教育的人，持有这种信仰，真是不可思议——即便这一信仰已被证明只有部分是真诚的。对于这真诚的部分，我不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不禁要为可怜的现代英国人如此忽视自己所受的教育而感到悲哀。对于时下的现代欧洲文化，如果说这一文化可以承认、包容一切，那么也应该认可孔子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有教无类。”最后，我要认真地给现代英国人一句忠告——前提是听忠告的人知道该把黄油涂在面包的哪一侧——那就是公平合理地参与竞争，将骨子里的伪善清除掉；如果非要保持那份傲慢，那么也请在自己的傲慢中贯之以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