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不知道欧美诸国那些或多或少具备了民主意识的人民，那些陶醉于空泛的“爱国主义”而不能自拔的西方人，他们是否能够或是否愿意记得，在西方过去的历史中，存在一个比现代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更为神圣的字眼：关于这个字眼的含义，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借用一个词试图加以阐明，它就是Loyalty（忠）——即仆人对于主人的“忠”，孩子为父母尽孝的“忠”，妻子为丈夫守身如玉的“忠”——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即人民为君主而奉献的“忠”。如果“文明”的西方人还记得这个字眼的含义，他们就会懂得，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为何全中国的人——而不是中国政府——都会处于战争状态，无可奈何地与整个西方世界进行徒劳的抗争。这个时候，在古老的中国，从南到北，自东徂西，一个声嘶力竭的悲愤声音在空中飘荡：“MoriamurProRege，Regina！”（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说到这里，全文该结束了。我说过，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有关“公理是否还靠得住”这个问题，长江流域诸省的总督们已经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现在，我想我能够用几句话回答这一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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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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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人民的“宣战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列强已经采取措施，或打算采取措施推翻皇太后陛下本人的统治乃至限制她的自由。其次，列强的“宣战原因”则在于北京的列国公使馆被围，急待救援。
显而易见的是，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前，这两个基本的“宣战原因”必须消弭。事到如今，北京的帝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消除了列强方面的“宣战原因”，我敢肯定，列国的公使们一定会被安全地转移到天津。因此，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看列强方面是否能够或愿意消除中国人民方面的“宣战原因”了。在此，我大胆地补充一点：为了对那些目前正竭尽全力维持治下领域和平状态的总督和其他官员公平起见，列强们应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尽快做出决定。眼下，每一次拖延，不仅会使维持和平更加困难，甚至还会削弱获致和平的希望。
附注——
在孔子的祖国鲁国，国君鲁哀公曾经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服从？”孔子回答说：“捍卫正义之事，镇压不义之事，人民就会服从；而捍卫不义之事，镇压正义之事，人民就不会服从。”
上面的文章于1900年发表在《日本邮报》上，那是一份在横滨出版的英文报纸，当时还附有致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敬爱的编辑先生：
在请求您刊出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要说明的是，我这一做法完全由我自己负责。文章写作和准备发表的时间是（1900年）7月27日。当时，（张之洞）总督大人刚刚发出那封与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联署的致英国政府的超长电报，电报的内容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作为“授权声明”，本文所述乃是对那份电报的大略意思的英文翻译。其余的内容则是我自己为了使这一声明便于理解而做的评论。
我先是受张之洞总督委托，准备一份内容为体现他那封电报大意的英文翻译，以供在报章上发表之用。后来，在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将其写成一篇关于那封电报内容的长文，总督大人得知此事后，只好收回成命。我没有事先将全文呈送给总督大人，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他能尽快见到文章的效应，因为要将这篇东西译成适当的中文，要花费我不少时间。而在当时那风雨如磐的时局中，举国士人心中痛苦不堪，为了尽快给皇太后陛下及其治下的中国正名，每一分钟都是珍贵的——那时我打算以这篇文章来拯救北京以及那里的诸国公使。后来，我相信——至今我几乎还愿意相信——如果当时我能够凭借自己的西文写作能力成功地消除或缓解部分外国人针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所持的愤激敌对情绪，那么，彼此双方有关人员所遭受的惊恐和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将会有所缓解，从而也更便于当权的“肉食者”们更清楚地了解时局，在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之前提下解决问题。
于是，我设法让文章能够被递到索尔兹伯里侯爵手里，我相信他即便不会出于慷慨，起码也会出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公平竞争”的热爱而会对我的意见做出积极反应。时至今日，此文究竟是否真的被送到侯爵府上，我仍是不得而知。但是，不管它被送达与否，我都没有发现它对大不列颠帝国以及其他列强的对华政策产生我所希望看到的那种影响。
因此，现在，我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将此文呈现给整个“文明世界”。
由于我打算另撰一文，专门就目前列强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的点评，所以，关于列强为何还没有采取能够顺利解决时下的中国问题的政策，在此我将不再赘述。
同时，除在本文已经囊括的建议之外，我再冒昧地补充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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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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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王后陛下，作为西方世界王后之首，应尽快以谦和感人的友好态度直接给中国的皇太后陛下拍一封公开电报——不必用客套的官方语言，而用出自一个王者心灵的质朴语言——对中国的皇太后陛下、她的儿子皇帝陛下以及她治下的人民在目前的困局中所遭受的苦厄，表示同情。
（二）外国公使，尤其是大不列颠的公使，应当制定一个条例，给那些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出版的外文或中文报刊划定一些规矩，规定如有报刊胆敢随意发表侮辱或不尊重中国的皇太后及皇帝陛下言论的，要给以严厉处罚。
（三）赫德先生应当指派上海的海关人员出版一份《中华帝国报》（ImperialGazetteofChina），除了定期刊登《京报》的准确译文之外，还要登载一些关于中国国家大事的官方消息——有时可能还有必要对其他报刊上散布的不利谣言加以驳斥。
对于有些读者而言，上述建议中的前两条可能看上去有些感情用事，可是我将借用一句绝妙的法文短语Lapolitiqueducoeur——以不容置疑的极富常识性的实践理性来证明这一“心灵之政治”（Lapolitiqueducoeur）存在并应该被加以推行的必要。中国人，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其文明的基础使得他们更加赞赏、尊崇和畏惧道德的力量，而非外在的物质力量。中国人不能像西方列强那样只愿意肯定外在的物质力量，这种源自对于近代科学的无限迷信的愚昧无知只能使中国陷入道德沦丧的混乱局面。因此，如果西方列强或他们在中国安排的高级代理人真的渴望和平解决中国问题，那么他们越早意识到必须运用真诚、智慧等道德力量，问题就越好解决。
目前，最为急迫的乃是，西方人要使中国人确信他们真的不是“洋鬼子”，而是如他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对于这一点，外国报纸——特别是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常识。然而，如果那些在华管事的外国人也丧失他们的常识，那将会酿成一场可怕的灾祸。正是借助于这种常识，我才得以站出来为中国人民辩护——甚至为发生在处于“拳祸”阴影中的保定府和太原府的恐怖事件以及参与人员辩护。当年，当英国地方当局动用其全部警察力量也控制不了群氓们的暴力行为，无法制止他们捣毁斯特德（Stead）先生及其朋友们的集会的时候，尊敬的贝尔福先生以其令人钦佩的英国绅士的机智对此加以评论，那时他所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常识性论据。在那个场合，贝尔福先生说，人们对于“人性”这种东西不必抱太多奢望。中国人的人性与欧洲人的人性是相同的，具有此种人性的人，当他们获悉一则可怕的预兆（即便是谣言），感到有人要灭绝他们，不让他们活下去的时候，就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与之对抗。而且，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最质朴深沉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他人的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可怕的怨恨情感，这种情感能够毁灭一切。
就目前中国的整个局势来看，呈现出的是一种可怕的彼此畏惧的状况——中国人为亡国灭种而感到恐惧；西方人则为他们在华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感到恐惧。赫德爵士身为大清帝国的海关总税务司，遗憾的是，他的相关文章让我这个中国人看到，其所作所为加深了西方人的担忧与恐惧，进而导致了局势的恶化。
我绝不会像赫德爵士那样悲观，因此，我认为，为了缓解这种既有的可怕的彼此恐惧之心理，我正在为中国人和外国人（包括在华所有外国人）做一些有利于他们的好事。
以我目前在这里的职位，以我对于中国政府统治现状的了解以及我在中国三个最大的地方政府衙门——两广、湖广和两江总督衙门任职十六载的阅历，我想强调的是，当下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消弭一场并非不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内战，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足以摧毁一切外国人和中国人有资格享有的真实与合法的权益。这个人就是皇太后陛下，我的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她得到西方人道义以及智识上的大力支持。
因此，我提出了那个常识性建议：我们必须直接求助于皇太后陛下的心智，要使她确信西方人，甚至于那些在华西方人不是“魔鬼”，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如果说我在上面提出的第二个建议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公平，那么，我将把它归咎于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捏造的那一恶毒指控，即指控皇太后陛下试图毒死她的外甥——皇帝陛下。对于这样的恶毒指控，只有当我设想在华西方人都处在一种可怕的恐惧心理状态中时，才可以原谅他们的这种行为。西方人永远不会忘记，在法国大革命中，在雅各宾派上台大搞专政的恐怖时期，前法国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MarieAntoinette）也曾遭受到同样恶毒的指控，当时，她曾无助地替自己简单地辩护道：“我求助于普天之下所有的母亲！”
我认为，提及这一恶毒的指控是必要的。现在，光绪皇帝的健康状况如何，国人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国内政局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危险：陛下身体虚弱至极，而目前经中国的合法政府确定，有继承权的人是端王的儿子，爱新觉罗·溥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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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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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后，北京的各国公使提出“不可更改的条款”，已将被告人——中国置于辩护之外（horsdedbats）的地位，即不再听被告人申辩就径直宣判并着手执行——这是“文明”的欧洲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使用过的审判程序。现在，我请求在远东的所有渴望和平的西方人：即便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也应该支持我想出一种办法来制止外国公使即将对中国执行的判决——尤其是对于端王和在目前的灾祸中被指控为“凶犯”的那些人的判决。多年以前，在长江教案引发骚乱时——那时西方人还没有读到我为了解决目前的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系列文章——承蒙《字林西报》允许，我斗胆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书》的文章。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它的一篇社论中认为，它不可能出自一个清国大辫子的手笔，如果是的话，“所用语言将绝不会有那种极其高贵的冷静。”
现在，作为一个没什么名望的中国人，我首次以自己的名义自行负责地站出来公开对世界发言，我想，所谓“文明世界”诸公有权质问我就这一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的资格。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自我介绍一下：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国人，他自幼学在西洋，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欧洲列国学习语言、文学、历史和制度，成年后他又花了二十年时间去研究祖国的典章制度及文化传统。关于本人的品行，我只能说，尽管现在的我不能自夸是一个ChevaliersanspeuretSansreproche（无可指摘、无所畏惧的骑士），然而我想，那些在华外国人——无论是与我有着私人交往、深知我为人的人，还是从任何途径同我有过接触的人，当我说自己绝不会因做过任何卑鄙无耻之事以取悦、讨好洋人而应该遭到他们的冷遇和唾弃时，他们都会给予证实。
最后，我冒昧地公开请求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请他将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以我个人名义献上最崇高敬意，呈送给沙皇陛下过目。承蒙沙皇陛下记得，多年以前在他访问汉口的时候，我曾有幸在他和张之洞总督大人之间做过翻译。
另外，我还冒昧地请求德国驻日本公使阁下，也请他转达我的最崇高的敬意，把我的这篇小文呈交给普鲁士的海因里希亲王殿下，他在访问武昌期间，我曾荣幸地得到他馈赠的特别礼物。
如此冒昧而公开地利用他们高贵的名字，我希望能够得到沙皇陛下和海因里希亲王殿下的谅解，因为我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在此我不仅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也是在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真正文明而大声呼吁。我知道，并且相信，这两位高贵的人都是世界文明与和平最热心的维护者——因为我曾听到他们亲口做过这样的承诺。
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
辜鸿铭于武昌
又及：我不得不极为悲痛地告诉读者，正当我写完上述文字的时候，却传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一世不幸去世的消息，因此，实施我的第一个提议已不可能——女王陛下无法与中国的皇太后陛下进行心灵之对话了。我原本拟通过上述提议，以女王陛下的尊荣来帮助解决中国问题，并维护世界和平与真正的人类文明。如果我的提议变成现实的话，这一心灵对话足以成为女王陛下漫长的帝王生涯中最辉煌的顶峰，也能给她赢得更多的荣誉。但让人难过的是，她刚刚离开了人世，这一提议已经无法实现了。因此，我现在对上述建议略作修改，伴随着我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最崇高敬意，请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再将我的提议呈献给俄国的皇太后陛下——我认为，目前她是最有资格代替女王陛下将这一提议付诸实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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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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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十五》
近日，鉴于中国底层民众屡屡发起反对在华外国传教士的骚乱，本人拟在此对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为之而做的实际工作以及其传教目的予以检视与调查。在进行这样的检视之后，为了中外双方的共同利益，我想请求外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即便不是将其全部撤走，至少也应该对目前在中国业已初步成型的整个基督教系统做出一些调整。至于将我这个建议付诸实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下面我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目前，在华外国传教士们公开宣称，他们传教的目的——这正是我将专门提出来加以检视的——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提升中国国民之道德
坦白地说，最初中国政府被请求接受在华传播基督教的行为，这一目的理应是合理且合法的。按照他们最初的设想，这样的善行无疑应得到中国政府的全面支持：任何能够提高人民道德水平，并使他们成为更加遵纪守法的百姓和具有高贵心智之公民的计划，花费一切纯粹世俗的东西都是值得的。因此，如果能够证明西方的传教士们以他们目前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手段与方式，将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些许希望，那么我绝对赞成让他们得到全面的保护——如果必要，我们的政府甚至可以用枪炮和战舰来镇压不服的民众。但是，西方人能够提出让人心悦诚服的证明吗？
如果只是接受具备现代知识的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形式上的基督教便能有助于中国人提高其道德水平，使其变得更加善良、高尚，那么人们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该民族的那些最优秀分子——即便中国现在很贫弱，西方人也不能否认，在中国仍然存在好人和高尚的人——他们将是最愿意被吸纳入教的人。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想请求每一位真正了解中国那些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人所思所想的外国人坦诚直白地说，是否有可能将这些人吸纳入教？他们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信仰，是否能够自然而然地容忍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形式上的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信仰？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一个公开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中国人之中，只有那些人品最糟糕、为人最软弱无知、最为贫贱堕落的人，才会是第一批响应传教士号召而皈依基督教的人。
我们再来审视一下，除了这些人之外，传教士们还吸纳了什么样的人？如果有人认为我这种观点过于武断而绝对，那么我要求他向我证明，传教士们所吸纳的中国教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不要说其道德水准较高了，即便他们能像那些没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那样受过教育，或者能像他们一样善良或一样对社会有用也可以。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我再请求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向我证明，这些皈依者，这些丢弃了他们先辈信仰的中国人，是否确实听从外国老师吩咐，对他们自己民族既往的历史与传统持既不蔑视也不同情的中立态度？总之，我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孤立地生活在中国社会而为本民族的人所不容的弃民，一旦他们那种意在追求纯粹的金钱利益的希望破灭和其他外在的道德、制度约束消除之后，这些人便会迅速堕落成比目前中国社会中最坏的人还要邪恶的恶棍。如果有任何人怀疑我在此所道出的事实，那么我将请他老人家去读一读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将来，这场叛乱会被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史家称为“加入基督教会的中国弃民之叛乱”。很明显，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识上，太平天国的叛乱分子都属于那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典型。
因此，我请求在中国的每一个有评判资格的外国人——也包括那些传教士本人——扪心自问，他们是否完成了传教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即通过传播基督教使中国人道德水平提高，让他们变得更加善良、高尚？他们在这方面的活动是否还没有被证明就已经痛遭失败？接着我想进一步发问，特别是问那些新教传士们，这种惨痛的失败是不是促使他们将传教工作重心转向了他们称之为“科学宗教”和“慈善宗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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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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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外国传教士们的另外两个传教目的。
二、开启中国国民之民智
无疑，这也应该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工作。如果说世俗的、相对于文化思想交流而言更易于腐烂的商品的交流是必需而有价值的，那么民族之间不朽思想的交流则更为必要，也更有价值。因此，如果能够证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一种智识运动，如果传教士们能够证明，他们确实为笼罩于愚昧无知之黑暗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光明，也就可以说，他们通过融汇贯通更高层次的思想交流使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我希望他们得到中国所有善良之人的支持。但是，我又要发问，现实真的能够证明这一主张吗？
无疑，新教传教士们近年带来了大量他们称之为“科学”和“科学宗教”的东西，他们敢毫不犹豫地告诉传教处所在地方的中国学生们：你们的朝廷官员愚蠢到对月食也会大惊小怪的地步——但是，讽刺的是，在紧接着进行祈祷时他却又会告诉同样一批学生：太阳和月亮至今仍然听命于犹太耶稣会长约书亚，在空中停止不动。然后，他们还会告诉这些学生：《圣经》是一本记载着世界所有事物真实情况的书，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圣书。现在，凭心而论，我请求每一个心中尚存以智识启蒙儿童之目的人说，世上是不是还有比这种说教更反科学的东西了？用一个不至于让洋大人们感到过于刺耳的名词，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杂耍”。虔诚的传教士们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我认为，这反而显得更可悲，也更能证明其说教的毒害有多么大，同时又有多么隐晦，杀人于无形！
基于这一观点，我认为，无论新教的传教士们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多少纯科学的信息，他们同时也引狼入室，带来了一大祸害，这一祸害最终将葬送启蒙中国民众智识的全部希望。因为，为了反对与之同根的“知识杂耍”，欧洲近代所有伟大的人类精神解放者已经与之奋力战斗了数百年——甚至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继续战斗！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完全了解欧洲启蒙思潮发展历史的人来说，那些在欧洲焚烧科学进步书籍、迫害科学家的基督教卫道士，却在中国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和智识启蒙事业的斗士，这看起来该是多么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奋力开拓的传教事业，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识运动，甚至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耐心浏览完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愚不可及的小册子，就很容易发现这些东西实在无法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看得起外国人。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看到这些愚昧的东西正在被强加给中国人民，一方面伴之以传教士的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另一方面又伴之以某些外国政府炮舰的威胁，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外国人充满憎恶了。这不是一般的憎恶，而是只有看到他们奉之为至高至圣的东西、那些属于整个民族国家同时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诸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优雅——都处在无可挽回的损伤和破坏的危险中时才能有的憎恶。这，让我在此指出，就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恶西方人的根源。
因此，我认为，如果就传教士传播福音这一合理合法的目的本身而言，鉴于人们仍可以抛开其纯粹的基督教外在形式而相信其教义精神，所以它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有某种好处的，起码没有任何害处。然而，当他们以反科学的“知识杂耍”来传播“科学”的虚伪面目暴露时，肯定连这样一点好处也谈不上了。如果像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已彻底破产，那么我也必定会认为，最近某些传教士关于“科学”和“科学器物”能够使中国强盛的叫嚣（无疑，它带有反对其祖国的终极目的）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欺骗，便是一种幻想。
三、在中国开展慈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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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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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事，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世俗的工作，其本身必须以纯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如果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是并且只是一个纯粹的慈善计划，那么我请求证明：作为一种慈善活动，与它的花费相比，它应有等值的意义。无疑，新教医院和天主教孤儿院对于单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行善的手段，但是传教士们是否能够证明，这种善行在数量上与它所花费的钱相配吗？且不提其他费用，仅就其本国政府为传教土在中国所提供的特别保护与补偿费用而言，这一切都值得吗？我个人认为，所有这样被花费掉的钱，与其被用于期望传教机构去行善，还不如代之以职业的医生和护士去行同样的善更为值当（如果你们欧洲人愿意的话），在救死扶伤方面，后者的收益不知要大到多少倍，而且也更加能够胜任。如果人们还要认为基督教传教是为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行善，那么让我再问，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与他们叫嚷每年都“的的确确”用在中国人民福利事业上的那样一笔庞大的钱款相比，是否值得呢？在欧美人民为支持传教所捐助的数以百万元计的费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于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又有多少被用于供养传教士及其家眷，用于修建他们漂亮的住房和疗养院，用于支付他们长篇累牍的信笺和邮票费用，或者用于支持他们的讨论会呢？因此，我请问，这种被当作为纯粹的慈善计划的东西，难道不是每个在中国的公正无私的外国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吗？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难道不只是一个为那些从欧美来的失业的专职人员提供福利的巨大慈善计划吗？对于这种慈善问题，谁也不愿意如此来谈论，但是我认为一旦发现真理，就应该毫无保留。不仅如此，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的人们开口说点什么。这些本来受雇而来要带给这个国家和平与亲善的人们，此时却正在对该国政府极尽侮辱和叫嚣报复之能事，而这个政府尽管焦头烂额、困难重重，仍然在忠实地设法保护他们；这些口口声声对这里的人民念着仁慈和宽爱的人们，如今却只是为了那些愚昧之举——甚至于在最近这些骚乱中，即使那些受难最深的合法起诉人在公正的法庭上，也只能证明这些举动并不比可以理解的无知更坏——便以炮弹威胁他们。事实上，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之人，当人们对上述这些人仅以真理相告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资格要求人们嘴上留情？
不过，我在这里对传教士们道出这番逆耳忠言的目的，并非只是逞自己口舌上的一时之快。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说明，他们传播福音的工作已然失败；此外，我还证明，他们那所谓的“传播科学”和“进行智识启蒙”的事业不是一种欺骗，便是一种幻想；进而，我还证明，那些被认为是纯粹的慈善计划的在华传教事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为了那些在欧美各国失业的专职人员而设计的巨大慈善计划——像这样一种东西是不值当它的花费的，即便仅以供养他们的钱款而论，也不合算。我之所以要证明这些目的，是要请求每一个具备明达智慧、公正无私的西方人，如果他发现我所表明的（他可以加以补充和修改）观点确实可信，那么我请求他说说看，这种不值得的慈善计划还该不该让它继续为害下去——此时此刻，它所威胁到的东西比它已经损害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它不仅威胁到四万万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威胁到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巨大的商业、工业和其他利益，并使之危若累卵，面临倾覆之险。因此我认为，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个危害。
下面，我将证明，目前外国政府支持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既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是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损害。我之所以说它对中华民族是一种侮辱，是因为中国的高级官员，那些正雇佣着大批有技术、有教养的外国专家的高级官员，当他们看到连他们所雇佣的这些人也不相信传教士的鬼话，而外国政府却偏要坚持将其作为宗教导师送到中国来“提高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时，他们所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我说它对中国人民是一种侮辱，还因为当外国领事调来炮舰为传教活动撑腰的时候，那些在他们的领事馆干活的中国苦力们却知道，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被那些地位较高的外国人当成道德教师。
再者，它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还是一种导致了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在华传教的侮辱。我已经提到，它对于欧美列国人民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花费——一笔经由他们的政府为传教士及其财产提供专门保障而不得不支付的浪费。此外，在所有这些骚乱中，外国公众只能听取传教士——有偏见的一方的一面之辞，而中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却听不到。现在，代表那些中国人民，我斗胆提出下列意见，我想每个正直无私的外国人都将认为它是合理的。
一般人都承认，对于一切错误行为，只有两种途径可以加以有效的控制，那就是法律和公众舆论。但是对于在中国的传教士，那些被允许带着comitatus（我称之为中国的“社会弃民”）四处游荡的人，他们的眼中却没有法律，因为他们的领事远在天边，而中国人对之又没有直接审判权。同时，他们也不害怕中国的公众舆论，因为他们只同那些中国弃民，即他们的皈依者们接触，很少有人主动地接触普通中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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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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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以为在那些中国人甚至于目前的那些骚乱者受到谴责之前，应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缺少所谓一般人都必需的两种基本约束力的传教士们，是能够堕落无恶不作的地步的。他们出于对那些中国弃民也就是他们的皈依者的偏心，出于他们自己对于“圣洁”的“高见”，能够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表现得蛮横而放肆，到处插手中国社会事务或对中国老百姓施以小小的暴虐行经。如果有人怀疑就其主体而言，传教士们会做出这些事情来，那么请他去看一看并记下这些人不仅在有关中国人的问题上，而且在只与外国人有关的问题上，“无论何时涉及到传教士自身的事情与私利时，他们在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其所持之共同论调和精神”。因此，我说，在中国人受到外国公众舆论的道德谴责之前，请拿出证据来说明这些骚乱不是日积月累的侮辱和伤害所激起的愤慨的总爆发。至于那些关于婴儿及其被挖出的眼珠的骇人传闻，其实不过是点燃这场随时可燃的烈焰的导火索罢了（见1879年爆发的福州乌石山教案的相关报道（15））。
上述这些原因，我认为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传教士存在于中国的事实持强烈不满的真正原因。至于我称之为“来自欧美的失业的专职人员”这一阶层，他们可以带着中国的弃民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行其事、无所约束。除了他们身上的纯粹的圣职之外，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侮辱、伤害的，这样的事实让我不得不在此再次强调，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它与我在本文第二节（即“智识启蒙”部分）谈到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恨外国人的根源有所不同。这样，传教士就对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仅有的两个深层原因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都可以从一个丑恶而凶暴的史实中管窥全豹。这个事实就是我称之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团教导出的中国弃民的叛乱”的太平天国叛乱。正是这一暴乱，改变了我们曾经喜爱并自豪地称之为“花国”（FlowerlyLand）（16）的本来面目，就像将一个如花似玉、面带微笑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的老妇人一样。
下面，我长话短说，想简单地谈谈传教土在中国的存在为何对于外国的利益也是一种危害。在此，我只需请求所有明智的外国人想一想一个资深外国驻华领事曾对我说过的话：“对于中国人持久的伤害，最终也要伤害到外国人。”因此，如果我所做的关于传教土在中国不是行善而实在伤害了中国人的说明有可信之处，那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也就必然是对外国人的伤害了。我曾说过，传教士对中国人憎恶外国人负有责任。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憎恨对于外国人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面对今日中国的这种危急现状，我坚持认为，此种憎恨已使外国人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其他利益面临着大大受损的威胁。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当然应当制止，但那种归根结蒂是正义情绪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弹也摧毁不了它，那些试图如此行事的人将只能造成混乱，并以伤害他们自己而告终。
现在，传教士们正叫嚷要以炮舰镇压中国人，并试图引导外国公众相信，那些请求外国人在这些教案中不要以炮舰相威胁的官员们不过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但我想，那些了解人民脾气的人应当告诉外国公众，外国炮舰为所谓“传教事业”所发出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中国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传教士们已经在以大声“鸦片战争”相恐吓，但他们应称之为一场“传教战争”。我们现在正饱受这样一场战争的折磨——除非能有一些公正无私、有足够的常识，并富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挺身而出，否则，要阻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凭着这种常识和正义感，我要说，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我极力请求外国政府着手解决中国的传教问题——即便不将其完全撤离，起码也应该对他们做某些限制。我想请问列国政府，这样一种时机是否还没有到来？对于此种传教计划，我已经证明，它不过是救济来自欧美诸国的失业专职人员的一种毫无价值的慈善计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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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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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讲出了多年来反复沉思的话，这些话鉴于我个人和其他更深刻的考虑，我一直犹豫未曾出口，不过现在都讲出来了——SohilfmirGott：ichkannniehtanders．（17）（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一个中国人又及：以上所述，我把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活动等量齐观，并为一谈。然而，如果不在此附上引自埃里松伯爵先生（Comted’Herisson）所著《一位译员在中国的日记》一书中的这个片断，我将有失公正，也不便于人们了解真相的来龙去脉。对于这个富有狂热的爱国精神的伯爵，我可以在此指出，他是那个统帅法军、与英国人一道进占北京的法国将军的译员和机要秘书——这位伯爵先生说：“如果在此不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战争中起了多么大的协助作用，那么我就缺乏正义感，也没有尊重事实。耶稣会士所呈献给将军的一切情报以及说明情报的准确性的文件，无论是关于我们必经的那些省份的资源的情报，还是关于我们将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队人数的情报，都是通过当地耶稣会士获得的——而他们也得通过为他们效劳的中国人来得到这些情报。秘密报告不仅要求对人和事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要求提供报告者有真正的勇气，因为我们一旦离开这个国家，这些报告就会使他们受到中国人的可怕报复。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令人钦佩的忠诚。”
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外国人说说看——无论他是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中国人民以他们所具有的力量，Ecrasezlleinffame（消灭邪恶者），猛烈地打击怀有这样一种patriotismeardent（爱国主义狂热）的人——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在道德上是否还有什么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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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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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当我们在黑暗之中摸索时，正如我们必须在东方所做的那样，最好的道路就是公正行事。
——戈登将军
我认为，现在对列强在中国推行的现行政策加以检讨，不仅有必要，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在这里我只想再次申明，我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并愿单独对自己的观点负责。
一、精神和态度
目前，如果想使中国问题得到稳妥的解决，首要的前提是，列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中国政府及官员采取的政策以及相关指导精神与态度。有位名叫豪斯（E.H.House）的先生，在《日本邮报》上发表文章，在谈到西方各国对日本的政策时，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外国人炮制了一种说法：即认定日本的政策乃是一个虚饰和欺骗的迷宫。对于日本的任何行动，外国人都无法理解，因而认为它必然是其深藏不露、无所不包的欺骗计划的一部分。这实在是荒谬透顶。但多年以来这种猜忌却构成了欧洲外交的基础。”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也是以往外国列强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所有灾祸的根源（fonsetorige）。正是这种到处扩散的猜疑精神，感染了每一个外国使臣，特别是英国使臣，使他们头脑里滋生了一种“黄疸性偏见”——致使他们在中国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是黄颜色的。
我写这些东西，并非只是企图为中国人辩护，而是为了真理。我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人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绝对缺乏坦率胸怀的说法，其理由将是人所共知的。俄国前驻华公使喀西尼（18）伯爵近来指明：“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而英国人和德国人，一般说来则不太懂得礼貌。”
实际的情况是，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往往显得蛮不讲理、急躁易怒，而中国人则表现得彬彬有礼，颇有涵养。当你向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中国人提出一个无理要求时，他不可能直接说“不行”——他与生俱来的礼貌将促使他委婉拒绝，抑或他会敷衍一下，并给你一个有条件的“可以”。已故的曾国藩侯爵，在1860年写给一个朋友的信（即《洋务尺牍》）中曾说：“若你碰到外国人当着你的面蛮横无礼地大放厥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憨笑装傻，仿佛你不懂他在说什么。”赫德爵士曾经对伊藤（博文）侯爵（19）谈到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原则，他的结论是“宁弯毋折”。因此，在处理外国人提出的无理要求时，有教养的中国人通常会使用不失礼貌的敷衍和搪塞。自古以来，中国统治者在对付外国人蛮横的暴力行为会使用这样一种武器——在汉语里它被称为“羁縻”，翟理斯博士译作“tohalter”（即给……套上笼套）（20）。事实上，当你遇上一头狂暴发疯的公牛时，同它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惟一能做的就是，要像西部牛仔那样用笼套把它套起来！
下面，窦纳乐（21）爵士将为我们解释中国语境下“羁縻”二字的含义——
1900年9月20日，他在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电报中说道，“为了设法推迟或延缓进攻，我们让中国人沉溺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中，即让他们感到，我们有机会将自身置于他们的仁慈与恩惠之下，其途径是——中国人护送我们到天津。……我们所做的，原则上是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而是提出更多的具体要求，以为日后的最终决议做好准备，并以此赢得时间。”
窦纳乐爵士在谴责中国人不守信用、背信弃义的同时，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对中国人所施的诡计和实实在在的背信弃义行为中，是否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过失，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或许我应该说，正是中国人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将窦纳乐爵士置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并使得他不得不那样行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有关事情真相的说法可以反过来——我想，逼迫中国人不得不那样行事的力量，也许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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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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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退一步，看看外国人对于中国人行事方法的猜忌是否有某种恰当的理由。在此，我想有必要强调的是，就与目前这场灾祸有直接关联的帝国政府而言——从我在总督衙门的地位而轻易得到的有关电报和国书消息来看，没有一点事实或根据可以指责中国政府背信弃义。这里，我想再次引用豪斯先生过去谈及对日外交关系时所说的话——它用在这儿也是很合适的：当时有声明说，鉴于目前的困境，应该做出大的让步，还说外国公使们的猜忌并非不合情理。针对这一声明，豪斯先生诘问道：“外国人对于那种困境、那种使日本人痛苦焦灼的忧虑和频繁爆发的严重危机，可曾做过任何退步吗？……江户的官员们具备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能具备的坦率和正直，他们几乎像孩子一样的天真、率直。他们再三地毫无遮掩地将麻烦摆在对方面前，对敌手亦绝无防范之心。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傲慢无理的拒绝，并继而遭受新的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