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次，有个人在人群中高声叫喊：“JedemandeParrestationdeslachesdescoquins！”（我要求把乱臣贼子们抓起来！）上苍为证，我指认，对中国目前的事态负有责任的真正罪人绝不是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甚至也不是犹太高利贷商和传教士们，而是那些来自西方的居心叵测的乱臣贼子们。没有那帮乱臣贼子，就不会有犹太高利贷商的存在，那些“上帝的仆人”（传教士）也不会四处为害中国——甚至还可能真的如愿以偿地为中国做些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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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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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犹太人生活的时代，贼子被称作Scribe（《圣经》中称之为“文士”），乱臣则被称为Pharisee（法利赛人，耶稣曾指斥过他们，认为他们是虚伪的人）。假如读者们想见识一下现代的乱臣贼子们是怎样的彻头彻尾的下贱胚子，只需去读读在上海出版的那些报纸，看看他们是怎样评价皇太后陛下的，就足够了。的确，我曾看到《字林西报》的一个撰稿人在文章中每当提到皇太后陛下的名字时便不断重复着使用“贱婢”一词，此人似乎试图以此来昭示他有多么鄙视皇太后陛下。在我看来，其卑鄙恶毒的程度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实在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之至。
在这场灾祸降临前夕，《字林西报》另一个主要撰稿人曾认为，皇太后陛下贪婪地存了很多钱，以便在动乱时期逃到陕西去尽情享受。遗憾的是，这个撰稿人根本没有想到，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太后，天潢贵胄、贵为国母的她是绝不可能像身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大人那样一走了之，回英国老家去享清福的。总之，那些乱臣贼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惟一而经常担忧的是有无足够的钱财可供挥霍。
两千年以前，中国的一个专制皇帝（即秦始皇）曾活埋了四百六十个他称之为“儒士”的乱臣（46），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安定，因为这些儒士都是编纂蛊惑人心的书籍的行家里手。现在，欧洲的霸主——英国企图通过海牙会议给世界带来和平，然而却以失败告终了。下一个想要取而代之的欧洲霸主，看来是非采用那古代中国专制皇帝的办法不可的了。
驻巴黎的中国公使向世界公众透露，西方列强目前同中国进行的和谈只是在装模作样。其实，这一点本来就无人不晓。因为当乱臣贼子们还在猖獗活动的时候，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是没有和平可言的——除非欧洲某个正直而有头脑的霸主出面召集在所有国家处于当权者之位的正人君子，一起向乱臣贼子们开刀，到那时才有实现真正之和平的可能——那样，真正高雅的文明、真正令人感到激动和愉悦的“世界大同”局面才会出现。目前，残酷的现实是，这些“文明”的东西在那些被联军士兵追杀、蒙受奇耻大辱的义和团战士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情况下，能使联军士兵们感到兴奋的惟一的事情便是大肆劫掠了。
然而，我想在此唤起世人，唤起一切愿意听我意见的拥有强权而又不失正直的沙皇、恺撒（47）、总统、皇帝、国王以及政治家们注意的是：列国的乱臣贼子现在已经狼狈为奸，合伙为害整个世界了——大不列颠的乱臣时常被认为是平民，但其正式称谓应该是“帝国主义者”，从族谱上看，他们是犹大的真正传人；日耳曼德国的贼子是犹太高利贷商，其正式称谓是“殖民地政策推行者”，从族谱上看，其应该是强盗巴拿巴的后裔。
这四个月来，我一直相信索尔兹伯里勋爵身上具有的那种不列颠贵族及英国绅士之传统风度和情感能使他在对待中国问题时不会站在“乱臣”们——即所谓的“英国平民”、实际上的“大不列颠帝国主义者”一边；我也一直愿意相信德意志帝国的皇帝陛下身上的那种霍亨索伦皇族和普鲁士军人的传统精神和荣誉感，会使他反对“贼子”，即反对犹太高利贷商，反对德国的“殖民地政策”。但是，现实让我大失所望，那么，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保护文明，那么我国的皇太后陛下、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就不得不奋起保卫文明了。
康有为先生的朋友们现在也许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发现康有为及其党徒既无法改造贫弱的中国，也无法改变皇太后陛下统治中国的局面。然而，当他们最终发现非但是康有为先生未能改造中国，反倒是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要改变“文明”的欧美列强的面貌时，他们将会感到更加悲哀。
皇太后陛下、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并非是欧洲人以及自1789年巴黎街头兴起“拳匪”巨变（48）以来他们一直努力要实现的真正的“欧洲文明”的敌人，而是这种文明真正的朋友。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皇太后陛下、端王殿下和他的义和团战士们现在正奋起反抗欧洲和全世界的真正“文明”的敌人——那些正在合伙欺骗、压榨、威胁、谋害和抢劫整个世界并最终要毁灭世界所有文明的乱臣贼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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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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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请求你们，编辑先生（49），召集所有的正人君子和我们一道，首先挫败、进而永远消灭乱臣贼子们的新联盟，继而发动和开展一场彻底清除两类人——即所谓“乱臣”和“贼子”的不屈不挠的战争——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现他们，我们都要团结起来，坚决消灭之。
今天正好是皇太后陛下的六十六岁生日，借此机会，我请求编辑先生和所有读过我这些札记的正人君子们，在今年的圣诞节，不论我们何时相遇，请同我今天一样，干它一大杯，并恭祝皇太后陛下健康、幸福、万寿无疆——这一切荣誉，永远都是与端王的名字以及那些勇敢、出色、强直的义和团战士们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端王，他在告诫出面议和的列强巨头时说：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将有许多皇冠要被打破！每个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让他们跟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端王备了马，他骑马上了路，
他们喊叫回来，他们擂响战鼓；
但李鸿章（好客者）却说：“哦！为了使先生们愉快，
我们将尽力摆脱端王那个恶魔。”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有比陕西更远的内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
假如在湖北有“张们”，湖南有“刘们”（50）
有勇敢无畏的四万万人，人们将高喊：
“干得好啊！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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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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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民。（51）
“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这段孔夫子的话用来描述当今的英国人是非常合适的。罗斯伯里（52）勋爵是这种人的最典型代表。
孔子又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这是当今另一类英国人的真实写照，而索尔兹伯里勋爵是这类人的最突出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贵族向来非常傲慢，有时甚至到了专横的地步，因为他们最初就是征服者——1066年，法国诺曼底的贵族们来到这个岛，便成为了英格兰的王者，这就是他们傲慢的根源。直到今天，英国军队的编制还是有别于欧洲诸国的，英国军队绝不是一支保卫领土和人民安全的国家军队，而是像大清国的八旗军一样，仅仅属于皇家所有，他们只是维护女王及该国统治阶级的人身安全与国家荣誉的一支占领军。
爱默生曾说：“在英格兰，这样的事让我感到无法容忍——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拥有显赫的声名，完全取决于其拥有的财富与所属门第。一个有学问的人，无论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都不能被上流社会所接纳，除非他是社交界的明星或喜欢卖弄、钻营的人。”
正因为如此，上个世纪，当英国处于革命的风雨飘摇中时，竟然没有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站出来帮助贵族们或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智者——托马斯·卡莱尔，当时正过着单调而刻板的生活，并在苏格兰的政治泥沼里糟践自我的性情。就在英国贵族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并不出色的犹太小伙子——这个犹太人后来被证明只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平庸之辈，后来，他成为了比肯斯菲尔德勋爵（53）。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曾说，当他发现所谓的“自由党”其实不过是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即新兴资产阶级的寡头集团或“伦敦佬”阶层时，他才真正明白，大不列颠政府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后来，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带领群氓帮助绅士们推翻“伦敦佬”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统治。在摧毁了这个集团之后，他见群氓无法管治，于是就宣布英国再回到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在晚年时曾指出：“我不知道君权神授论是否还能站得住脚，但我相信，除非一个国家的现政府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治国安邦便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比肯斯菲尔德的帝国主义论，意味着政府绝对有权——既无顾虑也没有偏袒地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这实际上意味着“允执厥中”（54）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的统治哲学的精髓所在。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死后，高傲的英国贵族们又变得束手无策了，他们的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遇到了一个具有“伦敦佬智识”的青年——伯明翰。这位年轻人接过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大旗，并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傲慢与专横摇旗呐喊，以此献媚于傲慢的英国贵族，从而巩固自己的位子。
实际上，那些优雅的旧式英国贵族们，在这个浅薄、自以为是、挥舞着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大旗的伯明翰小青年的领导下，既缺银子花，又胸无大志，并且思想贫乏——其境况虽然还不至于沦落到“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悲惨地步，但说他们的嘴脸同苏格兰那些“身无分文，徒有往日门第”的女佣一样滑稽，也不是空穴来风。
最近，有人让一个叫“水上学校”的男生给所谓的“罗马公民权”下个定义。对于这个定义，他解释道：“所谓罗马公民权，就是罗马人在出去干‘免费捕鱼’的勾当时乘坐的一艘大船。”
我很想知道索尔兹伯里勋爵和真正的英国国民是否了解，在那群卑鄙、贪婪的伦敦佬当中，究竟有多少英国人是打着冒牌的“帝国主义”旗帜，抱着“免费捕鱼”的目的而经过敞开的大门，径直走进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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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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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责怪这些旅居中国的穷困潦倒的“伦敦佬”，我只是在偶尔看到这些家伙时很讨厌他们。这些流氓无产者虽然毫无维生的资本，但正如我最近所见到的，他们竟变得越来越恬不知耻，整日就知道招摇撞骗，试图在忠厚老实的中国苦力面前抖威风，并喋喋不休地议论中国官员们的腐败事件。这些可怜的魔鬼啊——这些旅居中国、如饿狼般卑鄙的伦敦佬们，此时他们脑中所存的惟一念头便是得到像从京津两地“劫来之物”那样的一笔横财。Nonragionamdilor（别跟他们讲道理）。
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也。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然而，对于英国伦敦佬在中国干的那些“免费捕鱼”的勾当，真正应该负责的乃是那些“乱臣贼子”，是他们使大不列颠的冒牌“帝国主义”的公职服务体系变得百孔千疮。我在此举一例为证：窦纳乐爵士（55）曾真心实意地试图清除中国公职服务系统中的腐败现象——真难为这个可怜的英国绅士了！后来，他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任务是永远都完成不了的，因此也不能全怪他。话说回来，是什么动机驱使他，让他担负这一特殊使命的呢？应该说，他不是为了捍卫女王陛下的荣誉和英国国民的好名声，也不是为了捍卫公理，而是为了维护切实的“利益”，英国商人的利益——老爵士为了英国商人的实际利益，甚至还跑去参与在北京展开的公然抢劫活动！我曾发现，要他将军人职责、绅士般的本能和他肩负的使命进行协调的话，非常困难。最近，爵士大人几乎被这种协调工作弄得精神分裂了。
我记得曾经听闻过窦纳乐爵士在香港所作的有关中国话题的演说。当时他谈到，“要捍卫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在华权益”。也就是说，他要誓死捍卫他的那些殖民强盗先辈在中国抢得的“牲畜与动产”。当然，这种极富苏格兰高地地域特征的老法子虽然无所谓体面不体面，但要知道，他这种坚持其享有偷盗“权利”的行为是无耻的！凭心而论，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公开抢劫可能算不上是耻辱的，然而偷盗却永远都是可耻的。
确实，在我看来，卡莱尔和罗斯金穷其一生所反对的那种政治经济学者们的“走狗”似的人生观，竟然能使窦纳乐爵士——这样一个集军人之正直及绅士之优雅于一身的苏格兰人的榆木脑袋开窍，实在可悲可叹！然而，据我所知，事实的确如此——假如没有那些“走狗”似的人生观以及那些污浊不堪、令人窒息的奇谈怪论的毒害的话（在华外国人已经深受其影响），窦纳乐爵士本该能够觉察到，目前，中国与他的祖国以及其他列强签订的条约，乃是他的先辈称之为“法定之不义”（IniquitydecreedintoaLaw）的玩意儿！
我摘录下列文字，对于那位此刻大概还留在中国的真正的英国军人兼绅士来说，也许将会是有益的。罗斯金曾在致伍尔维兹军校学员的信中指出：
“现代制度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它剥夺了本民族中最为精华的元气和力量，剥夺了勇敢、不计回报、藐视痛苦和忠实的一切灵魂之物，而只是将其冶炼成钢，锻铸成一把无声息、无意志的利剑，同时保留下该民族最糟糕的东西，诸如怯懦、贪婪、耽于声色和背信弃义——并给予它们这种声援，这种威权，这种最大的特权。其中，思想的能力被削弱到了最低限度。实际上，履行你保卫英国的誓言决不意味就要去推行这样一种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商店门口保护店员，使其在里面骗人钱财的话，那你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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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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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在上一篇札记中我说过，对于中国目前事态负有责任的真正罪犯是那些“乱臣贼子”。在此，我想进一步揭示，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罪恶的根源不仅仅只是那些乱臣贼子，还有英国国民、英国贵族和索尔兹伯里勋爵身上带有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傲慢作派，这是腐蚀他们心智的恶魔。而眼下这种“傲慢的恶魔”又将给谁带来毁灭性的威胁呢？依我看，不是中国，而是大不列颠帝国。
马修·阿诺德（56）曾经评论道，与其说是由于英国国民过于自私和不义，还不如说是由于该国的统治阶层不够友善，才使得诸如“爱尔兰创伤”之类的帝国的政治伤痕一直没有愈合——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愈合。
最近，由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那种粗野、傲慢和肆无忌惮的做法使张伯伦先生（即约瑟夫·张伯伦，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殖民大臣）及其所属的伦敦佬阶层有效地发布“命令”（Majuba），打开了非洲监狱的大门。在布尔人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演讲确如雄狮怒吼——但这不是自私的怒吼，而是傲慢的怒吼。
总之，索尔兹伯里勋爵身上的这个“傲慢的恶魔”成了他推行罪恶政策的真正诱因，它导致张伯伦先生强硬政策出笼，并引发南非的流血事件，造成了“冒牌帝国主义”的产生，使得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而导致被称为“中国联盟”（ChinaLeague）的伦敦佬寡头政治集团在北京开始进行掠夺比赛——总而言之，这一可怕的傲慢导致了目前中国这场可怜、可鄙、可悲、可叹的灾祸的发生。
在谴责英国贵族给予拿破仑荣誉时，爱默生评论说：“如何采取措施——哪怕是可恶的措施——来防止国家陷入一连串的危机呢？”“政府总是最后才知道，任用不正直的代理人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同对个人的危害一样严重。”
有一天，一伙人在一个寡居多年的老妇人家里展开了抢劫比赛。在激烈的争夺中，他们使房子失了火。这时，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其中一个“乱臣”说：“咱们把这个老太婆赶出家门去。”另一个“贼子”说：“还要先让她赔偿我们的损失，然后继续为我们看管房子。”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无耻论调，正人君子们的奉劝是：“先生们，如果你们实在没有诚意或本钱去赔偿老太太的损失，至少也应该拿出一些君子风度，向她表示歉意——至少有一件事你们应该做到，那就是以后要规矩一些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要和平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方法就在于推行一场改革——但不是中国的改革，而是欧洲的改革，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改革。在中国搞改革不难，因为在中国那种共同的理性意识和道义感——也就是“道理”（57）这两个汉字所表达的东西，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它很容易就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理解。正是这种可贵的、坚强的意识，使得这场长达六个月的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要在欧洲或者在大英帝国搞改革，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正如罗斯金所说的，现代的欧洲教育所造成的惟一结果，就是使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产生错误的认识。但是，进行这样的改革又是极为必要的——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可以防止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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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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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想使改革成为可能，英国国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将那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的恶魔”从民族的习气、从贵族的传统中祛除。当这种心灵的恶魔被赶走以后，那些堵住了开放公职的门户（opendoor）的“乱臣贼子”们就会如秋风扫落叶般被清除出公职服务系统。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了这种“门户开放”，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唱道：“管他这一套那一套”；也正是为了这种“门户开放”，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的思想。当这种“门户开放”原则得到人们充分的认可并得到贯彻实施的时候，一种海涅所谓的新公职贵族（StaatsdienstAdel）就会出现。这种新兴的贵族将保留旧式贵族那种高尚的情操与优雅的气质，并将其与真正的现代自由主义文化结合起来。以这种新式贵族为基础，就能建构起真正的“帝国主义大厦”——一种可能比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大厦”还要坚固耐久、宏伟美丽的帝国大厦，因为这种新式帝国主义拥有古罗马帝国主义所没有的强烈的基督教虔诚色彩。英国的这种新式帝国主义，将不再只是通过舰炮政策来确立盎格鲁-撒克逊的霸主声望了，而是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保卫人类文明——Turegereimperiopopulos，Romane，memento！（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们！）
我之所以如此激动地对英国人民写下这些措辞强烈的文字，是因为我相信，中国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我的这种信念和希望，来自于此次事变之前路透社（Reuters）报道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那场演讲。在那场演讲中，这位高贵的勋爵说他确信四万万勇敢的中国人不会灭亡，也不可能灭亡。在我听来，这几句电文就好像是对中华民族发出的勇敢、雄壮乃至声嘶力竭的欢呼，它们仿佛出自真正的英国人民的灵魂深处，并得到了现存的英国贵族首领的声援。UltimeRomanorum！Setusetuseguituastella！（你这最后一个罗马人！如果你能追随你的星宿而去，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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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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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对一切事物，特别是对爱和友谊不存利害之念，是我的至上追求、指导原则和人生准则。因此后来，我在两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调皮且显得有些唐突的话：“如果我爱你，那与你有何相干呢？”这就是我心灵的剖白。（58）
——歌德
罗斯金曾说：德国人的优点中甚至也含有自私成分。他说此话时想到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59），而不是毛奇（60）和歌德那两个已修成正果的ZuchtundOdnung（秩序与风纪）的化身。
瓦里柴夫斯基（M．Waliszewski）在他的《风流女皇》一书中，谈到具有德国血统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曾说：我们听说，有一个如今还在维也纳担任要职的德国人宣称，就性情而言，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喜欢所有的民族——惟有他的本民族德国例外，因为这个民族尽管有许多长处，却有一个超越其他民族之上的令别人都厌恶的缺点：那就是德国人不懂得怎样才算是慷慨大方。
事实上，就我所知，中国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是世上三大最为自私的民族，原因非常简单：在苏格兰和德国北部，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生活条件艰难。而在中国，早婚和必婚的社会风习，加之人民酷爱和平，人口剧增，以致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异常艰难。
时至今日，德国人仍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马丁·路德首次给他们提供了共同的标准语言，但马丁·路德同英国的约翰·诺克斯（61）一样，只不过为德国人民接受今日的现代文明而奠定了民族统一的基础。
正如克伦威尔是维护约翰·诺克斯光荣事业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腓特烈大帝（62）也是维护马丁·路德辉煌事业的帝国主义者。卡莱尔以其敏锐而冷峻的眼光，透过腓特烈那爱挖苦人和怀疑一切的哲人表象，洞察到其清教徒的本质。当年的“七年战争”（theSevenYearsWar，1756-1763），实际上是普鲁士清教徒和奥地利骑士之间的争斗。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异军突起。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苏格兰，而普鲁士是其中的苏格兰低地人，他们因生活在平原地区而缺乏想象力。并且，在普鲁士，气候比苏格兰低地还要恶劣得多。因此，普鲁土人除了想象力贫乏之外，还有惊人的胃口。俾斯麦宰相曾说：“在我们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些能吃能喝的大肚汉（1auterstarkeEsser）。如果人人都有我们这样的胃口（Kapacitfit），国家还怎么能够存在！那时，我们将不能不移民。”
腓特烈没有想象力，但他却具有杰出的才华，同时还有着法国人的文化教养及精神。作为一个帝王，他兼具灵敏的头脑和法国文化滋养出的明智。在他之后，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清教徒无法继续行使对于德意志诸邦的保护权。于是，拿破仑经过在耶拿的“光荣复辟”，使得法国人的势力进入德意志。
华兹华斯在与爱默生谈起歌德的《威廉·梅斯特》（WilhelmMeister）时，曾尽情地痛骂说：“它充斥了各式各样的私通行为，就像苍蝇群在空中杂交。”其实，《威廉·梅斯特》正是伟大的歌德对拿破仑入侵时期德国状况的真实、清晰和冷静的描述，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对英国社会的描摹一样。
同英国的情况相似，富于理智的德国人对拿破仑的到来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这时候，那个普鲁士清教徒只好咬牙切齿，退隐山林，到女人们的美好心灵（SchoneSeele）中去寻求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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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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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把拿破仑送到圣赫勒拿岛上的不是缘于他在战场上的失败，而是缘于其自身的粗鄙、平庸和俗气。当他带着法国大革命伟大自由的思想转战各地时，欧洲所有有教养的绅士都热烈欢迎他；而当他们发觉这个科西嘉的小资产者只是再想建立一个封建王朝时，则都开始对他感到厌恶了。于是，那些身穿‘前进’（Vorwarts）元帅制服的普鲁士清教徒闻风而动，与其他的欧洲绅士们一道去讨伐这个科西嘉小资产者了。”
海涅在诗作中对那些身穿“前进”元帅服、训练有素的普鲁士清教徒的描绘，对那些冷酷无情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苏格兰低地人”进行过令人心酸的描绘，但是，我们现在读起来，至今仍显得活灵活现，且不过时：
这个单调刻板的民族
习惯于循规蹈矩，
他们那阴沉沉的脸上
永远是冰冷兮兮。
走起路来身子僵硬，
穿上衣时死板笔挺，
就仿佛吞下了那根
从前他们挨揍的棍子。
让我不理解的是，列强怎么会选择一个德国陆军元帅（63）——一个既是老毛奇的信徒，更是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狂热拥虿的人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当年，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任命普罗佐罗夫斯基（Prozorofski）为莫斯科卫戍司令时，帕提奥姆金（Patiomkine）向这位女沙皇写信说：“您从您的武库中搬出了一门最古老的大炮，您指向哪里它肯定就会朝哪里发炮，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当心它要给陛下的名字蒙上血污。”
还是言归正传。当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将拿破仑赶出德意志时，他想连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也一并赶出。因此，所有富于理智的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是为“KulturKampf”（文化斗争）之滥觞。
法国大革命真正伟大的自由思想是要求“门户开放”，表现在政治上，是Carrireouvexteauxtalents（向一切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表现在宗教上，则是扩展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们身上的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特有的自私本性，使他们不至于讨厌“门户开放”，在这里显得棘手的是，普鲁士清教徒想象力的缺乏又妨碍他们进一步理解宗教意味上的“开放”的含义。
当年，在威廉一世还仅是普鲁士国王的时候，他在第一次与俾斯麦交谈时所显现出的SchoneSeele（美好心灵）实在让人感动。有一次，他表示他反感某人，因为那人是一个虔敬派（64）信徒。
“何为虔敬派信徒？”俾斯麦问道。
国王回答说：“就是那种以宗教为幌子谋取私利的人。”
“这不是那个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用法，”俾斯麦说，“所谓虔敬派信徒，指的是刻板地相信耶稣·基督乃是献身为我们赎罪的惟一圣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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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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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国王叫了起来，“真有人被上帝如此遗弃，竟然会不相信有这回事？”
俾斯麦只好说：“当心，陛下，如果人们听您这么说，他们会把您当成一个虔敬派信徒的。”
海涅知道身为普鲁士清教徒的威廉一世所指的“虔敬派信徒”是什么。他说，我熟悉这支曲子，我晓得它的歌词，我还认识它的作者。我知道，他饮过家乡的美酒以及那布道时用的圣水。实际上，“虔敬派信徒”利用了威廉缺乏想象力的特点，不仅使他那SchoneSeele（美好心灵）面临被扼死的危险，而且还威胁到德国人的生命安全。“前进”元帅与伟大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1848年欧洲革命危机的爆发。
1848年，所有德国人都起来反对“前进”元帅以及作为被保护者的“虔敬派信徒”，并使德国的“王权”以及一切秩序与风纪面临被毁灭的威胁。正如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带领群氓帮助英国的绅士一样，在德国，俾斯麦宰相听到柏林的骚乱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波美拉尼亚的Bauer（农民）召集起来，问他们是否愿意随他出征去挽救“王权”，即他所谓的普鲁士王朝。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与宰相俾斯麦所试图建立的，都是一种真正的帝国主义，即绝对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的政府，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不计利害得失的政府。正因为如此，这位大首相的“铁血”政策才得以在德国建立起来。它是要保护ZuchtundOrdnung——秩序与风纪，使其免遭群氓暴力的毁灭。因为，laforceattendantledroit——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
在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俾斯麦宰相的“铁血”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首先，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东方人”，相反，俾斯麦宰相则不过是一个有教养的苏格兰低地人。他缺乏想象力，有自私倾向和波美拉尼亚的饕餮食欲！不过，这两种制度的根本差别还在于：比肯斯菲尔德的帝国主义试图成为一种宪政帝国主义，而俾斯麦宰相的帝国主义则完全是一种军事帝国主义。
有人问孔子：“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无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因此，那种主张“君王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Voluntasregis，supremalex）的说法，孔子是绝对不赞成的。
至于纯粹的军事独裁可能会面临的可怕的失败则会是，那些被用以镇压群氓暴乱的军人以及他们手中的刺刀，在和平时期，在处理资产阶级、卑鄙小人以及市侩们的狡诈与自私情绪时，却完全显得无能为力了。
那些德国市侩同他们的兄弟，布莱特·哈特（BretHarte）笔下的阿新（Ahsin）（65）一样，原本是其宗族中最受爱戴的人。他是一个单纯、质朴、坚韧、勤奋、温良顺从的“米歇尔”（Michel），很少有自私自利之心，且对家庭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情。此外，他还具有那种难以言传的德国人的Gemiith（好性情），心中始终装着美妙的音乐和淳朴至极的民歌（Volkslieder）。
然而，这个性情温厚的德国人“米歇尔”，在“前进”元帅刻板而严厉的统率下，变成了一个“乱臣”，其名字直接改写成“市侩”。更糟糕的是，俾斯麦宰相的“铁血”政策又是那么的自私与苛酷，使得这个“市侩”进而变成一个追名逐利之徒、一个可怕的“乱臣”。那本《俾斯麦伯爵及其属下》（CrafBismarkU．Seineleute）的作者柏希（Bursch）博士，就是一个满口“跑火车”、时常用骇人听闻的评论和花言巧语来哗众取宠的可怕“乱臣”的典型。
1870年，那个基督教绅士——威廉一世，以及那个普鲁士绅士——俾斯麦宰相，还有那个富有现代精神的德意志绅士——毛奇伯爵，一道进军法兰西，要消灭那个蛮横无礼的资产阶级分子或曰庸人——路易·波拿巴（66）。此君那个伟大的伯父在位时，其所推行的帝国主义虽不纯粹，但却自负无比；到了此君上台时，他对伯父又进行了一种貌合神离、“华而不实”的模仿。这样拙劣的表演让普鲁士君臣忍无可忍。
当俾斯麦从法国远征归来时，有个老妪，即福尔克（Falk）博士，就像歌德《童话集》（Marchen）中所描述的那样，用一个大“鬼”的故事去恐吓他，并说服他向那被称为“教皇极权主义”的恶“鬼”开战。当俾斯麦与此“鬼”作战之时，耶拿的海克尔（67）教授却正竭尽全力，努力把那已变成追名逐利之徒和可怕乱臣的德国人“米歇尔”变成一个食肉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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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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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俾斯麦宰相关于殖民政策（KolonialPolitik）的精彩演讲。他说他本人并不信仰这种东西，但公众舆论之潮大得难以抗拒。俾斯麦宰相内在的绅士气质使他憎恶“殖民地政策”，而他身上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的自私毛病和那吓人的胃口，又把他引上殖民政策的不归路。
德国的市侩，即现已变成追名逐利之徒和可怕乱臣的那些人由此“官运亨通”，做官之后便进而成了“贼子”。后来，他们又乔装打扮来到中国，奉承天津的李鸿章，被诱留在天津后，他们又成为蒂万特（Diwaeter）先生那样著名的德国走狗！
去年，一个巴伐利亚教授来向我要有关中国的前洪积层动物骨架的资料。我希望这位教授能帮我描绘一下现代的“怪异巨兽”（Deinotherion），那“殖民地政策”的可怕野兽。我两眼紧紧盯着他，眼前浮现出臃肿肥胖、浑身油腻、爱吹牛皮、四处晃荡、卖友求荣、卑鄙无耻的苏格兰低地人形象。他不像英国伦敦佬中的“乱臣”那样狡诈，与其说他是一个“乱臣”，还不如说他是个“贼子”，但他掌握了苏格兰低地人的“讥讪”技术，必要的时候，还会借助于海克尔教授的食肉动物之科学智能，以及波美拉尼亚（68）的饕餮食欲，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
德皇的“黄祸”之梦，实在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梦魇。这个庞大的吃人恶魔，这个被称为“殖民地政策”的现代怪异巨兽，正是今日世界可怕的现实。此时此刻，它正在咀嚼柏林小孩的骨头！Sehtzu！VolkerEuropas！WahreteureheiligstenGoter！（请注意！欧洲各民族！要保护好你们神圣的精神财富！）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基督教以前是制服苏格兰低地人之自私与波美拉尼亚之饕餮食欲的力量，但如今在德国，正宗的基督教就像渡渡鸟一样死绝了，取而代之的是官方建立的昂塞（Anser）主教的基督教，那个在胶州湾盛行的基督教，或者说是那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与“政治牧师”（PoliticalParson）的基督教——这位政治牧师在上一期《未来》（Zukunft）杂志上，撰文评论德皇“不要宽恕”的讲演时写道：“我们俘虏五万名中国佬干什么？养活他们都很困难，如果我们遇上五万条毛毛虫，我们会怎么做？把它们统统碾死。”这言论真令人恶心！其中所蕴涵的恶毒与愚蠢，让人觉得此人实在无可救药。假若耶稣不是生活在和平年代，而是生活在战争岁月，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我看，依这位“政治牧师”之见，耶稣·基督也会变成食肉猛兽的！
这位德国“政治牧师”的“毛毛虫”言论使我想起了卡莱尔对某座教堂的描述：“它大约建于18世纪，现在里面居住的尽是甲虫和各式各样肮脏的生物！”的确，我喜欢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魏玛，一想起拥有“美好心灵”的德国人民本该保存卡莱尔所提到的那个教堂的圣火，我就无限留恋，不禁感到悲从中来。我不知道那个祭坛的圣火是否会因最近魏玛公爵的去世而立刻熄灭！
普鲁士的海因里希（Heinrich）亲王也许会看管好那个祭坛的圣火，可现在他们让海因里希亲王变成了一个工程学博士！继承了祖先美好心灵的海因里希亲王，竟然成为火神伏尔甘（69）和杀人犯该隐（70）之子的崇拜者！哎！dulieberHimmel！（还是天堂好！）当法兰西学院提名大名鼎鼎的萨克瑟（MarechaldeSaxe）、那个甚至连拼写也不会的伪院士时，他回信写道：“Celameconvientcommeunbagueaunchat！”（你们无异于在给猫爪戴上戒指！）
我们还是回来讨论怎样消除那个畸形可怕的现代德国巨兽的问题。德国人如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那“自私之恶魔”，而要做到这一点，德国民众、德国贵族乃至德国军官集体和德意志皇帝的心胸都要变得开阔，普鲁士清教徒绝不能再做holzernpedantischesVolk（刻板迂腐之人）。事实上，正如对英国的Erlosungs-Wort（拯救之言）是“门户开放”一样，对德国而言，拯救他们自己的真言则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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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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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妖对浮士德喊道：DugleichstdemGeist，dendubegreifst！（当你与妖怪一样的时候，你才能理解妖怪！）这就是伟大的歌德为使德国人摆脱附体的普鲁士清教主义魔鬼而念的咒语。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得更明白些，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样的道，而不是你有什么样的道，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人，只要做到无私和仁慈——那么不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也不论你是商人、传教士、军人、外交官还是苦力——你都是一个基督之徒，一个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么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个乱臣、贼子、庸人、异教徒、蛮夷，乃至残忍的野兽。
“人类必须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才能懂得如何仁慈地对待他人，充满体谅地对待违法者，甚至人道地对待野蛮行为。事实上，正是那些圣人们最先教诲这一点，并为了将此种可能变作现实，为推进它的实践而献出了生命。”这就是歌德的信念——他关于基督教、进步和文明所持的概念。欧美列强在对待中国问题时，是否将采纳歌德的文明概念以取代那种以蒸汽压路机为标志的近代工业文明至上主义、那种想把耶稣·基督也变作食肉猛兽的由德国“政治牧师”宣扬的文明概念，人们将拭目以待。
我对德国人民激动地写了这么多，因为我相信中国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我的希望和信心，基于德皇陛下那坚强的、尽管固执但并不狭隘吝啬的品性。从那封著名的由德皇陛下拍给克鲁格（Kruge）议长的电报中，我看到了他的骑士品性——他那封电报并不是对真正的英国国民的侮辱，而不过是表达了这位绅士、这位普鲁士官员对张伯伦先生及其伦敦佬阶层的憎恶。德皇陛下那篇主张“诉诸武力”的演讲，我也能够理解。他就像一名优异的基督教骑士一样，以丁尼生的话简洁明了地告诫其兄弟亨利（Henry）亲王：“打倒蛮夷，尊崇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