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人并不是蛮夷，当今世界真正的蛮夷是那些“乱臣贼子”、是“伦敦佬”、是资产者、是市侩、是那些追名逐利之徒，是奉行“殖民地政策”的政客以及想把耶稣·基督变成食肉猛兽的无耻政客！
海涅的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中国人的宗教是什么样的：
我们愿在世间享福，
而不是忍受贫苦；
懒惰的肚皮不该挥霍
那勤劳的双手得来的硕果。
为了全人类的孩子们需要备下充足的面包，
玫瑰与桃金娘，美丽和快活，
还有同样多的甜豌豆。
豌豆一种，
人人享用！
留给苍天一份
天使麻雀与共
最后，我希望能请求海因里希亲王，把下面这些话转达给他的皇兄与国王：
你对他说，应该尊重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不要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必死之徒敞开心灵的大门。即使智慧与激情化归乌有，即使天女遭到亵渎，也不应丧失理智，头脑发昏！
在上世纪中叶，一个东方人、一个拯救了英国贵族和英国人民的犹太人成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另一个与之出于同一种族（犹太人）的大诗人海涅，曾试图拯救德意志民族，但作为回报，他竟被逐出德国，成为流亡巴黎的“流浪儿”。最后，他筋疲力尽，死在街头——尽管海涅曾自命为一个为人类精神解放而战的骑士（RitterindemMenschheit-Befreiung’skriege）：
看着我，我的孩子，
吻我并勇敢地正视我；
因为我就是这种神圣精神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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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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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怯懦乃是好人之不幸。（71）
——伏尔泰
孔子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任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如果说德国人是欧洲最为自私的人，那么法国人则肯定是欧洲最不自私的人，是“无可挑剔和无所畏惧的勇士”（72）——贝阿德、奥尔良的圣女贞德、那瓦尔的亨利（73）、大孔代（Condé）亲王（74）、大革命时的共和主义者夏洛特·科蒂（CharlotteCorday，她曾经刺杀了大革命的领导人马拉），这些人都是法国人高尚品格的象征。
德国是欧陆的苏格兰，法国是欧陆的爱尔兰，但英国的真正贵族都是法国人——法国的诺曼底人。那个“贵族与骑士的统帅”，亲手给临死的士兵递上水杯的菲力浦·锡德尼爵士便有法国血统。其实，莎士比亚在心底深处、在骨子里也都是法国人。他嘲笑英国的伦敦佬，那些信守“无所不偷，且将偷来之物说成是买来的”原则的巴多夫（Bardolph），尼姆（Nym）和皮斯多尔（Pistol）——他们是吉卜林先生笔下汤米·阿德金斯（TommyAtkins）的原型，是苏格兰低地人杰米（Jamy）船长的原型。
如果说法国人是欧洲人中最无私的民族，那么目前他们的处境之可怜，也是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所无法比拟的——也许葡萄牙人例外，但他们刚刚与英国人结成了同盟！
上海《字林西报》的记者对巴黎市政当局上次举办的大型招待会，作过这样的描述：“大会要求客人们身着晚礼服出席——众人酒酣耳热之际，但见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士步履凝重地穿过金碧辉煌的大厅，她下穿呢绒黑裙，上套台面呢的羊驼毛罩衫，头戴绿绒无沿帽，帽上的羽饰已然变黑；而一个年轻的男士此时也镇定自若地踱过大厅，他身穿棕色外衣，系着彩色领带，戴着黄色手套。当他们打开餐柜的时候，都大吃了一惊：除非他们跑去与人大吵一架，否则甭想吃到任何东西了。偷走食物是某些客人的另一种癖好，他们的商业本能驱使他们总是尽可能将其不得不上交的税金捞回！”
俾斯麦曾放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西可以分成两个民族：巴黎人和外省人——后者乃是前者心甘情愿的苦役（heiwilligeHeloten）。现在的问题是解放问题，即把法兰西从巴黎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农民们不愿意再受巴黎人的残酷压迫了。”
但法国农民现在无能为力，成不了气候，因为他们缺少一个领头人。法兰西民族现在甚至连一个“挂名国王”（roidn’Yvetot）都没有，而是让一个良民卢贝（Loubet）、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典型的暴君”（moduledespotentats）去做总统，因为他懂得如何保持沉默。法兰西民族最后一个真正的尽管不是完美无缺的领袖，已经死在圣赫勒拿岛上了。
比缺乏领袖还要糟糕的是，法兰西现在甚至已没有公认的贵族了。在当今法国，名义上的贵族是巴黎人，即那个“身穿棕色外衣，系着彩色领带，戴着黄色羊皮手套的年轻男士”。但是，巴黎人并不是绅士，他们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大文豪福楼拜曾说：“我把资产阶级称为思想鄙陋的人。”
俾斯麦对法兰西民族下述的傲慢评论，无疑符合巴黎人的实际情况：“他们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人（einenationvonNullen），是些不折不扣的群氓。他们有钱和漂亮的外表，但除了乌合之外，没有个性，没有独立人格（KeinindividueuesSellestgefiihl）。”
伟大的拿破仑曾经对梅特涅（75）说：“在法国，能人到处都是，但不过是些能人而已。它与品德毫不相干，甚至连原则也不讲。人人都追求别人的喝彩，并不管这喝彩是来自上面还是下面；他们一心只想引人注目、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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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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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德性，又不讲原则，何来贵族？现在的法国已没有贵族，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法国的农民、老百姓为了祖国甚至愿意献出生命，但那些官气十足的法国官僚们、如果没有报酬，就不愿为法兰西做任何事。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薪水。如果做官的法国人只满足于薪水，而不去贪婪地伸手捞巴拿马股票和其他油水，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保罗·波尔（PaulBod）先生曾悲愤地说：“legendarmefait1afeteaveelesvoleurs.”（国家召唤警察，而警察们却与小偷打得火热。）从最近的一封电报中，我得知马赛当局已经没收了40件弗雷（Frey）将军从北京抢来的“战利品”。
法国的病源还在更深之处——马修·阿诺德先生曾就法国人崇拜淫欲女神“阿奢莱西娅”（Aselgeia）作过许多评论，但法兰西的真正病根尚不在此。正如在寒冷的北方人易于暴饮暴食一样，在气候温暖的南方，人们放纵肉欲，往往达到“淫荡”的地步。因此，我认为，附在法国人身上的真正“恶魔”——那不仅在吞噬法国人的肉体，而且也在吞噬他们灵魂的真正“恶鬼”，那是比淫欲女神阿奢莱西娅还要邪恶得多的女巫！
恶人啊，你们来自何方？
我们来自地下；
一半狐来一半狼，
我们的准则如谜一般深藏。
我们都是王室的子孙，
你们知道我们为何惨遭流放，
当我们归来之时，将把你们的嘴巴堵上！
你们的后人会从我们这儿吸取教训
我们要生养
不断地生养
可爱的宝贝，可爱的儿郎。
两千多年以前，恺撒带着追随他的一群罗马人试图开化北欧人，但罗马人像今日的英国人一样傲慢，讲究实际而不爱思想，他们对实际功利的追求已近乎迂腐——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开化北欧人，反而威胁要把试图接受开化的民族统统毁灭。不仅如此，紧随其后的“伦敦佬”，即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如果说他们没有这些给罗马人试图开化之的民族带去“陷阱与鸦片，”至少带去了杂种劣质文明所具有的一切摧残生命的缺陷。
于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上天不得不取消赋予讲究实际功利的罗马人的“天命”，再派一个谦恭温顺的使女下凡，把开化北欧蛮族的“天命”托付给她。这位谦顺的使女之化身，便成为著名的“中世纪罗马天主教”。
在接下来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里，那位谦恭的使女一心一意地养育并改造了欧洲那些未开化的、赤身露体的、蓬头垢面、浑身是毛的野蛮人。
下面这首诗，就是对她所作所为的形象描绘：
我看见年轻的哈里头戴海狸皮帽出征，
他双股套甲，全副武装，威风凛凛，
像有羽翼的墨丘利（76）神从地面腾身而现，
轻松自如地跃上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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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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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天使降自云天，
掉转马头，让暴烈的柏伽索斯（77）略事喘息，
以杰出的骑术感服天下，迷化人间。
在完成了她的使命之后，这位谦恭温柔的使女的灵魂便回到了天国。接着，进入她依旧美丽但已了无生气的躯体之内的，是一个傲慢、残忍、贪婪的邪恶女巫的灵魂。德国的马丁·路德最先对这个邪恶女巫的真正面目敲响了警钟。德语国家为了将这个邪恶女巫赶出国门，曾经苦战了三十年。
在法国，16世纪，那瓦尔的亨利、大孔代亲王及其胡格诺派教徒（78）们，也开始着手斩杀这个邪恶女巫。遗憾的是，亨利心中固有的法国式的宽宏大量使他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当邪恶女巫承诺弃恶从善之后，他便与之达成了和解。
然而，法兰西民族不得不为那瓦尔的亨利的妥协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他竟然软弱到宽恕那个邪恶女巫的地步，从而使得法兰西民族在两百年后只好去经受法国大革命恐怖的冲击。如果有谁要想了解那个邪恶女巫对法国旧式贵族或统治阶层的灵魂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与震动，他可以去读读菲力浦·埃格利特（PhilipEgalite）和卡迪那尔·诺安（CardinalRohan）的回忆录，以及莫泊桑的《钻石项链》（DiamondNecklace）。
在拿破仑一世扑灭了革命并成为法兰西的主宰之后，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让新生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与重新光顾这片土地的老朽女巫结为秦晋之好。自命不凡的拿破仑，他竟然蠢到同那瓦尔的亨利一样的程度，正如贝朗热所唱：
（拿破仑）竟然与其父就耶稣基督达成了荒唐可笑的和解！从那一刻开始，拿破仑的灵魂主变得粗俗卑鄙起来，并且不得不死在圣赫勒拿岛上。一个罗马教皇为之加冕的人，竟会死在那样一个地方！
煊赫一时的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也是邪恶女巫的魔杖点化出的耀眼迷人的大厦。可以预见，其必然遭受的下场，是它的最终坍塌以及恐怖的巴黎公社的出现。
直截了当地说，此刻正吞噬法兰西民族的灵魂、吞噬法国受过教育阶层及其所有好人灵魂的东西，不再是放纵肉欲或淫荡，而是耶稣会教义（79）。
有一天，一个中国男孩带了一大捆书回家，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很高兴，你打算读这些书，而不再是成天去玩。”
“不，娘，我可不想读这些东西，我是要让父亲去读，以便他能考取功名，好做大官。我自己并不想做高官，我只想做大官的儿子！”
令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中，竟然虔诚地希望基督教在中国能得到奇迹般的快速传播，并认为这样中国人就会变“乖”（Kwai），成为“友谊至上”列强们的挚友，从而使欧洲人摆脱“黄祸”的威胁。
依我看，赫德爵士这一虔诚的愿望所暴露的天真可笑与厚颜无耻，实在让人惊得目瞪口呆。要是中国人都变成循规蹈矩的卫理公会教徒，随时准备把脸蛋伸过去让人抽，然后再戴上他们的斗篷，穿上他们的外套——估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赫德爵士能够继续加倍地给他的海关职员发薪水，以不致中断其上海的海关职员们的周末舞会。与此同时，中国陕西一些城市的菜市场上正在出售人肉！
让我大惑不解的是，赫德爵士既然想把欧洲人从“黄祸”中拯救出来，那怎么不鼓吹使用鸦片呢？“鸦片”可是与基督教一样，是最好的麻醉剂啊。无论怎么说，“鸦片瘾”的广泛传播比基督教的传播要简便易行、容易接受得多。
我相信，在内心深处，赫德爵士对中国人怀有好意，毕竟，他在中国人当中生活了四十年。正因为如此，赫德爵士对此竟浑然不觉：他这个温情脉脉的虔诚愿望所折射出的令人发指的卑鄙和厚颜无耻，越发使人感到奇怪。罗瓦利斯（Novalis）曾说：“当我们梦见做梦的时候，我们就快要醒了。”
赫德爵士曾提出两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一种是实行强硬的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一种是争取在中国能飞速传播基督教。而我，则冒昧地提出第三种方案：我们要讲求公正合理！
欧洲的富有阶层——被卡莱尔骂为“养尊处优之辈”（Pamperedun）的人们——害怕正视正义的威严面孔——仿佛正义就像美杜莎（80）的头，一旦被其目光触及，便会化为石头。英格兰人的“傲慢”，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的“自私”，使他们不敢去正视美杜莎威严的面孔；而法国人、爱尔兰人及所有像法国人一样宽容的民族，一旦瞥见正义的威严面孔，就会想方设法以“基督教最好能飞速传播”之类的虔诚愿望来藏头盖脸。
英国主教巴特勒（Butler）曾说：“所谓事物，就是它们的现存状态，其结果就是它们曾经有过的状态：我们为何要自欺欺人呢？”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中国的“谄”字，字面意思是“谄媚”。孔子把“盲目拜祭”解释成受卑鄙动机驱使所行的拜祭。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谈起佛教徒时，仍说他们“媚佛”，即向佛献殷勤，阿谀奉承或巴结谄媚。
真正的基督徒之为基督徒，是因为他本性如此，是因为他热爱神圣的东西和基督教中一切可爱的东西，就像艺术家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真正的基督徒是为了基督教而爱基督教。而基督徒中的“乱臣”之所以要加入基督教，是因为他害怕地狱烈火的炙烤；而基督徒中的“贼子”呢，他们之所以要加入基督教，是因为他渴望进入天堂，与天使们一道饮茶、吟唱圣歌。如今，真正的耶稣会士不太相信天堂、天使或地狱的烈火，但却希望别人去相信这些东西——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而入基督教，这就是所谓的“耶稣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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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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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金说：“我不仅相信有地狱这样一个地方，我还知道它在何处；当人们认为离开了对地狱的恐惧，美德便无从谈起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地狱。”
在我看来，现代欧洲人的头脑可以分成两个隔离间，中间装有一个“滑动阀门”。当你在中国告诉一个英国佬中国的龙飞起来会致雨时，那扇阀门便自动开启，他会当面嘲笑你；而当主教告诉他这是贝拉姆（81）的驴子所说时，滑动阀门便会立即关闭——他会对此深信不疑。起初，人们还只是习惯于将这种阀门用于智力活动，现在却已逐渐将其运用到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进行是非评判的道德方面。而且，将这扇方便的滑动阀门用于日常事务中的刺激和动力要强大得多——那就是利益的刺激与私利的驱动。
罗伯特·L.史蒂文森（Stevenson）先生在他的奇妙小说《两面人》（Dr．JekyllandMr．Hyde）里，对现代欧洲知识分子中的耶稣会士性格作过绝妙的描绘。
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者幸而免。”耶稣会教义对于人性的摧残及其必然结果，正如卡莱尔所言，“是广泛的苦难、叛乱和疯狂；是无套裤汉（82）暴动的狂热和复辟暴政的冷酷；它使千百万人沦为禽兽和各式各样团体受到纵容的轻薄无聊之举；那也是不义之君以法律裁决不义的可怕景象！”
我之所以在这些札记中反复谈论耶稣会教义问题，是因为不单是法兰西民族的灵魂正被其所吞噬，而且它就像麻疯病一样四处蔓延，使当今世界的所有民族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英国的“冒牌帝国主义”和吃人的德国“殖民地政策”，不过是耶稣会教义与虚假民主杂交的产物。我把德国“殖民地政策”称之为“怪异的巨兽”，一种可怕的野兽。现在，法国民族的这种耶稣会教义，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粘滑而使人麻木的、带有巨毒的吸血蛇或爬虫。
在此，我确定中国目前事态的发端日期，乃是美国公使田贝（83）上校在北堂（84）开放之时用法文发表“一流”演说的那一天。田贝上校以及驻京的整个公使团都完全清楚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目前的地位，乃是基于一条厚颜无耻的伪造条款——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的一条伪造条款之上的（85）。当北京的外国公使团乞求圣灵保佑这一厚颜无耻的赝品时，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是向公使馆开枪射击！
昨天，头戴圣冠的主教大人对着圣灵这样说：“圣灵！请下来吧，”
“不。”将要下来的圣灵道，“我不下来。”
正如英国的犹太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德国犹太人海涅发现了他们本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什么一样，在法国，也是一个名叫甘必大（86）的犹太人发现了法兰西真正的弊病，他将其称之为“教权主义”（C1ericalism）。如果甘必大活得更长一些，今日的法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路易·波拿巴派法国军队去保卫罗马的教皇宫殿时，法国的教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自甘必大时代以来，教权主义在法国的影响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有很强的势力。因为法国那些社会活动家们认为：“反教权主义与商品出口不相干。”因此，尽管法国的军队没有再被派去保卫教皇，但法国人民却不得不缴纳税金，以便派人到中国去参与保护教皇的主教及其代理人的战争——为要给他的皇冠再次镀金，我们又须缴纳沉重的税银！
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教权主义利用其国外布道团作为进行投机买卖以维护自身在法兰西的特权之基础。耶稣会士们谈起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团时确实可以说：四处奔走的传教士们，乃是我们做生意的“旅行推销员”。
法国政府应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到中国去调查一下，看这些“旅行推销员”的生意做到何种程度，不用说其他肮脏生意，仅他们所从事的土地投机买卖一项，就已火红得不得了。除此之外，在中国，每发生一次教案，对耶稣会士来说就意味着要发一笔横财——因为他们每遭受一两银子的财产损失，就可以要中国政府赔偿白银50至100两——我算不清他们获利的百分比是多少了！
我说过法国现在没有公认的贵族，但法国、现代法国还是有一种贵族。在现代法国，真正的贵族是那样一些文坛巨匠，从发誓要“消除无耻”的伏尔泰到坦承“我忏悔”的左拉都是。然而，正如伏尔泰所说：“怯懦乃是好人的不幸！”如今，法国需要有像伟大的丹东那样的人去呼喊：“勇敢些！勇敢些！再勇敢些，革命就成功了！”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法国出现了
未来的晨曦！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勇往直前吧，高卢和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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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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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爱默生说：“我的英国朋友问我是否存在真正的美国人？那种具有美国思想的美国人？面对这种富于挑战性的问题，我所想到的既不是各政党会议，也不是国会；既不是总统也不是内阁大臣，不是这样一些想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欧洲的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些具有最质朴最纯洁心灵的人们。我说：‘是的，肯定存在’，于是我谈开了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理。我说，确实，我从没有在哪个国家见到过人们有足够的勇气坚持这一真理，我非常清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勇气更能赢得我的尊重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滑膛枪崇拜者——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毫无疑问，不能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87）先生最近在离开上海回国之前说道：“我不担心中国人还会发动同样的暴乱，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我想，这不该是一个美国官员、一个爱默生的同胞所应该说的话，这是一个卑鄙的孤儿院女舍监所说的话——她长期惨无人道地虐待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而当孩子们反抗时，又毫无人性地加以残酷的痛打，然后坐下来喝口茶，还抛出一句：“这下小家伙们绝不敢再胡闹了，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
罗斯金说：“粗俗的本质在于麻木。”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的粗俗，不过是身心缺乏训练和未经开发的迟钝，而在真正的与生俱来的粗俗中，身心有如死一般的麻木，臻于极至，就变得残暴成性，无恶不作。
但一般说来，美国人，还有俄国人，最不易陷入这种身心死一般的麻木之中。俄国人——众所周知俄国的下层人物及俄国兵是残暴的——有人说，“你惹了一个俄罗斯人，就等于碰上了一个鞑靼人。”俄国军队最近在中国北方的暴行无疑骇人听闻，但这种残暴仍然是那种未经驯化的野生动物的残暴。因此，俄国人的残暴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那种德国人形象地称之为“Rohheit”（字面意思是：纯粹的粗鄙）的残暴——即那种“人面兽”（88）的性情——阴森呆滞、庸俗粗野、冷酷无情、兽性十足，这些都是这种残暴的特征。
与俄国人被认为残暴一样，美国人则被认为是粗俗的。但美国人——美国受过糟糕教育的阶层明显的粗俗，一般说来，正是罗斯金所言的、身心未经训练与开发的迟钝，即那样一种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者的粗俗。相反，英国伦敦佬或欧洲资产阶级的粗俗，才是与生俱来、深入骨子里的粗俗。
去年夏天，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向我解释了美国文明的简单结构。他说：“在美国，无论我们何时规划一座城镇，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所学校，一座教堂和一个法院。”学校代表人，教堂代表上帝，法院连同绞刑架代表魔鬼。人首先被送往学校看看是块什么料，如果可堪造就，就送往教堂使之成圣；如果不堪教化，就送到法院、送到绞刑架——直接交给魔鬼。
这就是质朴的美国小木屋文明，但现代美国人已经“进步”了。除了修建学校之外，他们还创办了报纸；除了教堂之外，他们又创立了形形色色、大小各异的剧院；除了法院之外，他们还建起了银行。因此，那些本该送往学校受教育的人，现在却在阅读庸俗报纸，并因受其迷惑而丧失了原有的教养；那些本该送往教堂虔诚修行、接受高尚教诲的人，现在却热衷于到大大小小的剧院去享乐，耽于这种庸俗的消遣；最后，许许多多本该送往法庭或径直送往绞刑架下被绞死的人，现在却坐四轮马车到银行去提取利息和存款！
与此同时，那本该教育年轻一代知书识礼的美国学校和学院，现在已变成地道的“锻工车间”，在那里，学生们被教以如何挣钱或如何谋生的方法，其途径是掌握那些被称为“现代技工艺术”的粗俗不堪的手头把戏——或被称为法律和神学的精巧的“脑筋急转弯”。在许多美国大学里，牙科学、手足病治疗或指甲修剪学，被置于同柏拉图和维吉尔的学问（89）一样“高”或一样“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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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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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的基督教会也变成了盗贼和懒汉们的救济所。募集和分发救济品原本是基督教会的真正职能之一，但现代美国教会募集救济品，不是为了发放而是留着自己享用。如果人们真遭到不幸，那么接受救济当然没有什么不义或不光彩之处，然而，如果人们实在没有遭受不幸，只是“敏锐”地发现吃救济乃是一条舒适简便的谋生之道，那么其中包含的不义之恶便不言自明了——由此他亦将陷入真正的不幸之中。当人们耻于接受施舍而不以盗用施舍物为耻之时，那么接受施舍岂不更加臭不可闻？但必须公正地指出，对于今日欧美诸国的基督教会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了，它甚至不会以“传教士抢劫”为耻了。假若现代美国教会真有羞耻之念，它就不会振振有辞地写公开信给“异教徒”——日本的佛教徒，证明它有权向中国的饥民索取赔偿——在这些饥民家中，基督教会的代理人则帮着纵火，使他们无家可归、无以为食，以致陕西已经在出售人肉！这些赔偿和“劫来之物”自然不是用在教会或传教士本人身上，而是留给其可亲可爱的中国皈依者们享用。他如此标榜，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关心那些穷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偷，并且已经赃物满袋。
最后，在美国，那代表绞刑架的法庭，那本该把正出入银行的那些人送进去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避难所，一个为那些不成功的、内心坦然的人们准备的避难所。正如罗斯金所言，这个避难所是为那些聪明绝顶、地位卑微、敏感有情、富于想象、仁至义尽、公正虔诚的人们准备的——比如像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enPoe）或我曾在旅途中遇到过的那些只买得起散席船票，在珠江汽轮的甲板上抽着鸦片、能说流利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食不果腹的美国艺术家那样的人。简而言之，美国的法庭是专门为那些弱者和不幸者、为各大城市的街头妓女们准备的：
当爱神的热切祈祷消失之后，
她那颗女性之心便不再存留。
连天国的基督也宽恕的罪过，
男人们却在诅咒不休！
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Macbeth）一剧中，麦克杜（Macdu）太太的儿子问她：“何为奸贼？”
麦克杜太太回答道：“噢，奸贼就是那种起假誓、说假话的人。”
儿子又问：“所有这么做的人都是奸贼么？”
麦克杜太太继续回答：“凡是这么做的人都是奸贼，都该被绞死。”
儿子接下去问：“谁来绞死他们？”
麦克杜太太顺理成章地答道：“噢，那些诚实的人们。”
儿子得出结论：“如此看来，那些起假誓说假话的人都是些傻瓜，他们人多势众，为何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诚实的人，并把他们统统绞死呢？”
然而，现代美国的奸贼，那些说假话起假誓的人却并不是傻瓜，因此，按照宪法，人人获得选举权的结果是：美国所有诚实善良的人都已被绞死，或正面临被绞死的危险。
在我看来，现代美国人实际上已经不配他们的先辈为其所制定的制度。正如中国人所言，“有治人，无治法”。无论如何，现代美国人在盲崇和迷信宪法条文的同时，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先辈——那些真正的、早期美国人的精神。对于此种精神，美国诗人写道：
这些养育我们的移民们，
他们沐浴着阳光漂洋过海而来，
为我发现了这块处女地，
并恩赐给我们自由的土壤。
人们经常断言汉语中没有关于“自由”的词汇。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不仅汉语中有关于“自由”的词汇，而且这个词还准确地表达了美国人的本意，即“自由”的真正含义，当然，它迥然有别于现代伦敦佬或坦慕尼协会（90）的“自由”概念。汉语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当中国人要说某个国家里没有自由的时候，他们便说“国无道”。这里表示“自由”的“道”字，字面意思是指“道路”，当它在“自由”这个意义上使用时，被定义为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率性之谓道”（91）。那个表示我们本性法则的“性”字（字面意思指本性），被定义为上天的命令或意志——“天命之谓性”。因此，表示“自由”的那个汉字，是指自由地去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即按上帝的意志办事。那些头沐阳光、飘洋过海、离开旧家园寻求新天地的移民们所缺少的自由，恰恰正是他们所表达的照上帝意志办事的自由。事实上，早期美国人希望留给他们后人自由土壤的那种自由，并非像坦慕尼协会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由地追求庸俗，进行诈骗，无心无肝，残忍粗暴，而是像中国人所说的：率性以尽天命——“我自由地漫步，因为我追寻您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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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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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由”一词如今在美国，被另一个伟大的美国词“平等”夺去了光彩。的确，现代美国的“平等”概念，使得“自由”一词的真正含义无从得见。“自由”的真正意义是“你必须率性”，而现代美国的“平等”概念，意味着把人的头脑抹平（抹煞贤愚之别）。在一个国家，傻瓜和非傻瓜都是如此之多，现代美国的“平等”概念竟要求将非傻瓜的头脑与傻瓜扯平，以免傻瓜们的权利——他们的“平等”权利——那种与总统在白宫握手的权利被人剥夺！（92）
不过，美国人和欧洲的法国人如此固执于“平等”一词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正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反对“特权”的平等，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人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并不是指将国中最好之人变成与最坏之人一样糟的现代美国抹煞智愚差别的概念；也不是“士兵应当指挥将军，马应当驾驭车佚”（93）的法国人那种目无君上的概念。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是指敞开大门——开放门户。最正确意义上的平等意味着“开放”（Expansion），孔子说：“有教无类。”（94）这就是“开放”的真正含义。
自由、平等和最深刻意义上的“开放”——博爱，这就是基督教的内涵。或如中国人所说：一视同仁。因为心中拥有“博爱”一词，法国人德穆兰（95）在临上断头台之前仍诙谐地将自己比作“优秀的长套裤汉”耶稣。向康格夫人和其他公使夫人们说“中外一家，天下一家”的中国皇太后陛下，也是要告诉她们基督教的真实含义——那种最深刻意义上的“开放”，对此，康格夫人及其丈夫知之甚少。正因为皇太后的呼吁于事无补，成为徒劳，中国的优秀长套裤汉“义和团民”才不得不奋而起事，同他们的法国兄弟在1789年所做的那样，向全世界发出血淋淋的呼吁——呼吁应当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应当将其视为人类家族中亲如一家的兄弟。
现代民主和现代自由主义的伟大实践观念，那有别于现时代可以称之为欧洲文明的观念，构成了美国制度的基础。这种观念就是爱默生所谓“美国思想”。人们曾问歌德什么样的统治方式他认为最好，他回答说：“那种使所有统治方式都成为多余的方式”。现代欧洲的统治观念，即怎样使人民、使“民众”遵守秩序的观念，是动用警察手中的警棍和军人手中的刺刀，而独特的美国统治观念，是借助学校和教会，使民众就身于秩序，从而免除“皮鞭”、警棍和刺刀的拷掠。
但美国人最初犯下一个错误，即他们不知美国文明是基于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建立在美国宪法的基础之上。美国人坚持按照他们早期“小木屋宪法”的模子来建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借助学校之光去阅读宪法，其结果，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是目前美国学校和教会所陷入的可怕状态。
美国人如此迷恋他们的宪法，实在让人怜惜。斯特恩（Sterne）小说中的下士说，“在这个世界上，他绝不会继续前进，不会再给阁下带来荣誉。”托比（Toby）大叔说：“老天爷作证，他会继续前进的。”面对困惑，山姆大叔向律师求援。但一般说来，律师不宣告天理或上帝正义的法律，而只宣告依据于宪法的法律。人民、普通百姓当然不懂依据于宪法的深奥法律，于是，律师们便得以恣意妄为。简而言之，律师们根据宪法制订和解释深奥的法律，以使他们自己和任何能够付得起他们钱的人中意。
由于对法律和宪法名目的尊重已经深深植根于其宗族的心灵，美国人民，美国普通民众曾一度对这种依据于宪法的深奥法律保持沉默。然而，尽管美国的平民百姓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很是糟糕，但仍然有人对其心中上帝正义的法律有所了解。因此他们时常发现，那依据于宪法的法律与上帝正义的简单法律正相违反。
于是，平民百姓只好动用“私刑”，但动用私刑是违反宪法的。因此，人们不得不召来持有刺刀和警棍的军警，不得不增加军警的人数，以对付与日俱增的私刑律师。
这样，起初从“美国思想”出发依赖学校和教堂的美国人，现在则仰仗警棍和刺刀，被迫采用欧洲思想，陷于卑鄙庸俗的滑膛枪崇拜中，结果，美国只能变成另一个欧洲。
随后，美国的“律师”被送往国外去做外交官。他们在对待菲律宾人和与中国签订条约时，不是遵照上帝正义的法律行动，而是根据宪法的条文办事。这种宪法，他们出国之后加以扩充并称之为进步与文明的法则。然而拥有自己独特“救世主”的中国人发现，那种依据于宪法的法律、进步和文明意味着抢劫。而抢劫，尽管是富人抢穷人，强者抢弱者，但都明显违反了上帝正义的法律。正因此，中国人纷纷起来参加“义和团”并动用“私刑”——由此人们可以看到美国在眼下这场可怜而又可叹的悲剧中所起到的恶劣作用，同时人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支持、援助并最终采纳了其欧洲同伙卑鄙庸俗的滑膛枪崇拜的情景。
于是我们发现，现代“律师”是产生现代“警察”的真正和直接的原因，是现代欧洲卑鄙庸俗的滑膛枪崇拜的代表。现代“律师”乃是假教士，正如现代警察乃是假军人一样。事实上，最初正是这种假教士，首先带来了欧洲的军国主义或滑膛枪崇拜。在中世纪的欧洲，拥有虔诚、正直教士的真正教会毋需武装人员便能使国内百姓安居乐业。那武装人员、真正的军人，则被用于保卫英格兰和苏格兰（或威尔士）的边境，以防止游牧民族即蛮夷的入侵，事实上，也就是制服夷人的野蛮。而当教会变成假教会，教士变成不诚实的教士时，国内的人民、那平民百姓就再也无法保持秩序了。因此，另一种被称之为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人员——古斯塔夫（Gustavus）、克伦威尔、腓特烈——不得不出来维持国内的和平与秩序，等待那些名副其实的教士的到来一公理通行之前，只好依靠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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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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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真正的教士，而是律师。他们一来就开始建立称之为“宪法”的新教会。这些律师不是减轻武装人员维持和平与秩序的任务，以减轻人民为养活这些武装人员所承受的负担，而是宣告需要更多的武装人员，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而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并捍卫宪法——这种宪法意味着财产权，意味着律师以及为律师付酬的富人的财产权。于是，武装人员发展成为现代“警察”，这种警察不是勇士，骑士或真正意义上的武士，而是“士兵”，一个佣工和雇佣者，一个战斗者，一种原始意义上的武士，即律师、富人、外交官及资本家豢养的走狗。他们被雇佣来不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而是保护财产、保护铁路旁轨辛迪加（96）和鸦片仓库。这就是冒牌帝国主义或殖民政策的根源，是欧洲卑鄙庸俗的滑膛枪崇拜的最新发展。
剑或相当于剑的刺刀并非是粗俗或卑鄙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男子气概至上至圣的象征。武装人员或佩剑之人非但不粗俗卑鄙，而且是一切真正的高雅、礼貌、有教养——即文明真正含义的本源——在欧洲是这样，在所有国家也莫不如此。但那些可怜的漫不经心的现代乞丐，那些包裹在土黄色制服里、并配备有机枪的人们已经变得粗俗卑鄙了，他们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他们是些乞丐，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领薪水的警察。那佩戴肩章的现代庞大的自动机器，也已经变得粗俗卑鄙起来，因为他像自己惟一崇拜的东西——机枪一样，成为一个既无道德感情又无道德责任的自动机器。正是这样的人进驻北京并到处指手划脚，乃至侮辱中国的皇太后，让其同胞，即那些可怜的传教士，在饥饿或抢劫之间做出残酷的抉择。
的确，任何认识到现代欧洲的“军人”实在已变成地地道道的“警察”的人，都不会对八国联军在中国北部的所作所为感到奇怪了。法国人马蒙太尔（Marmontel）说，普通士兵常受低劣战利品的诱惑，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为了糊口会冒死亡之险。然而一旦让他们领取固定工资，他们就成了奴隶。其实，荣誉就意味着利益，因为荣誉、称号、声望这类东西就等于是薪水；谁够资格，就应给予谁——这就是一切军人道德的基础（97）。
那些真想改革英国军队的装模作样的英国政治家，首先应该使英国官员“非职业化”，将其塑造成君子，而不是变成“德国造的”纯粹冒牌的自动机器。英国“绅士”即便是在体育比赛中，也往往不愿承认自己是“职业选手”在那可怕的战争竞赛中就更是如此了。
在中世纪的法国，在那个产生过欧洲最纯粹军人的国度里，一个人要想得到晋升或荣获骑士称号，必须通过下列严格的考核——
考官会问他：“你进骑士团图的是什么？如果图的是财富、安逸和荣耀而不是为骑士这个称号增添光彩，那么你就不配享有这个称号。把这个称号授予你，与授予高级教士团中的那些盗卖圣职的神职人员（假教士、律师、书记员或为了谋生而甘充这类角色的人）完全没有两样。”如果考试合格，那个考官，他的上司会对他说：“我以上帝的名誉，以圣·马歇尔和圣·乔治的名义，授予你骑士称号：希望你勇敢、坚毅和忠诚！”
这就是骑士品质或欧洲真正的尚武精神，它与那现代的自动机器，即警察或庸俗卑鄙的滑膛枪拜物教迥然不同。事实上，不论在欧洲、日本还是中国，一切军人道德或所谓“武士道”的基础，一切真正的尚武精神的基础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消灭蛮夷及其野蛮风俗，崇尚高贵与真正的君王风度，扫除人类自身的卑鄙与低级趣味，用汉语说，就是“尊王攘夷”（98），丁尼生（99）用欧洲语言解释了这几个汉字的意思，他让亚瑟王的全体圆桌骑士们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