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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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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研究，而不能像目前绝大部分外国学者那样，把整体分割，毫无计划与程序进行研究。马修·阿诺德先生曾言：“无论是人类完整的精神历史，即全部文学，还是仅仅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要将文学的真正力量体现出来，就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来进行研究。”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认识其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几乎没有人真正是行家。那种理解中国民族性格力量的手段也微乎其微！除里雅格等少数学者外，欧洲人主要通过翻译一些不是最好的、最平常的小说，来了解中国文学。这就比一个外国人评价英国文学时，依靠的是布劳顿女士的著作，或者是小孩与保姆阅读的小说一样可笑。在威妥玛爵士疯狂指责中国人“智力匮乏”之时，毫无疑问他的头脑中肯定是装着中国文学的这些东西。
另一种批评中国文学的奇特评论是，认为中国文学是极其不道德的。这事实上是指中国人不道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外国人也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一个不讲信用的民族。但事实并非如此。除前述那些很一般的翻译小说之外，之前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的翻译，都是把儒家经典作品排除在外。除道德之外，这些儒家经典作品中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东西。基于尊重巴弗尔先生的考虑，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令人敬佩的教义”，并非是他所评论的“功利和世故”。在此，我仅举两句话，来向巴弗尔先生请教它们是否真的是“功利和世故”。孔子在回答一位大臣时说：“罪获于天，无所祷也。”另，孟子云：“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将话题扯远点，以示对巴弗尔先生的评论的抗议。因为我们认为，在中国，那种如“上古的奴隶”、“诡辩的老手”等尖酸的词语，从不用来评论一部哲学著作，更不用说用来评判那些圣贤了。巴弗尔先生可能被他对“南华”先知的敬仰引入了歧途。而且，他期望道教应优越于其他传统的学派，所以他在表达上误入歧途。我们确信，他的那些沉着的评判应受到声讨。
让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已经说过，必须将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而加以研究。而且，我们已经指出，欧洲人习惯于仅仅从与孔子名字有联系的那些作品，来形成他们的判断。但实际上，孔子的工作仅仅意味着中国文学刚刚起步，自那以后，又历经１８朝、两千多年的发展。孔子时代，对于写作的文学形式的理解还不是很完善。
在此，让我们来谈谈，在文学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重要一点，这一点已被迄今为止的中国学研究者忽视了，即文学作品的形式。诗人华兹华斯说：“可以肯定，内容是很重要，但内容总要以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如此，那些与孔子的名义相关的文学作品，就形式而言，并未伪称其已经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被公认为经典或权威作品，在于它们所蕴涵的内容价值，而非因它们文体优美或文学形式的完美。宋朝人苏东坡的父亲曾评论道，散文体的最早形式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对话。不过，包括散文和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自那以后已发展出多种问题和风格。比如，西汉的文章不同于宋代的散文，这跟培根的散文与爱迪生、歌德米斯的散文之间的区别如出一辙。六朝诗歌中，那种粗野的夸张和粗糙的措辞同唐诗的纯洁、活力和出色完全不一样，这就如济慈早期诗歌的粗暴与不成熟，不同于丁尼生诗歌的刚健、清晰与色彩适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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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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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一个研究人员只有用人民的基本原则与理念武装自己，才能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设定为这个民族的社会关系。之后，再观察这些原则是如何被运用和执行的。但是，社会制度、民族的礼仪风俗并非像蘑菇一样在一夜生成，它们是经过若干世纪的发展才成今日之状。因此，研究这个民族的人民的历史是必须的。然而，现今欧洲学者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仍然一无所知。蒲尔杰博士的新著所谓《中国历史》，或许是将中国那样的文明人书写出来的最差的历史了。这样一种历史，如果是写衙门的西南非洲霍屯督人，那还或许可以容忍。这种中国历史的著作出版的事实，也只能表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是多么地不完善。因此，如果对中国历史都不了解，那接下来对中国社会制度的评判又如何可能正确呢？基于这种知识基础之上的作品，如卫三畏博士的《中国总论》等其他关于中国的书，它们不仅对学者毫无价值，而且还会误导大众读者。以民族的社会礼仪为例。中国无疑是一个礼仪之邦，并且将之归因于儒家的教化也无过。现在，巴尔福先生可以尽情地谈论礼仪生活中虚伪的惯例。然而，即使是翟理士先生所称的“外在礼节中的鞠躬作揖”，也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即我们所定义的美感的人性方面。孔子的一个弟子曾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经书别处又说：“礼者，敬也。”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对一个民族的礼仪与风俗的评价，应建立在对该民族的道德原则知识之上。此外，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治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研究者最后研究的工作，也应建立在对他们哲学原则和历史知识的理解基础之上。
最后，我们将引用《大学》，或外国人所称的“陈词滥调”中的一段文字来结束全文。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此为本文所表达的中国学的含义。
这篇关于汉学的文章，书写并发表在１８８４年上海的《字林西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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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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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不幸实在是太可怕了，“在上者”该好好反省一下；
但更加紧要的是，“在下者”应认真考虑它。
如果“在上者”被推翻，那谁来保护保护互相争斗
的“在下者”，“在下者”已成为“在下者”的暴君。
——歌德
剑桥大学的罗斯·狄金森在他的一篇题为《战争及其出路》的文章中，意味深长地说：“只有当英格兰、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普通男女、工人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向曾经且再三把他们带入到灾难之中的统治者呼吁：‘别再战了！别再战了！你们这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你们彻头彻尾地将历史带入痛苦之中，你们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但将人类带入了地狱！我们要彻底与你们决裂。你们随意压榨我们的每一滴血汗。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欧洲必须从战争中走出来，这欧洲是我们的欧洲。’只有这样，欧洲才有希望（他指欧洲的文明）。”
这是现代欧洲的一个社会学家的梦想。但是，这种梦想恐怕是永远无法实现。我坚信，当欧洲各国的人民把他们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赶下台，正要亲手处理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之时，在这些问题处理之前，恐怕是每个国家都处于战乱纷争的处境之中了。让我们来看看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事件吧。爱尔兰的平民百姓，在试图自己决定和战问题，甚至争取自决的问题上，便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尖锐冲突。如果这个时候，不是由于这场更大战争的来临，他们将继续自相残杀。
现在，为了给这场战争寻找一条出路，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这场战争的起源与缘由，并明确谁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任。迪克逊教授试图让我们相信，正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平民百姓带入了灾难之中，带入了战争的地狱。但是我认为，我能证明并不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平民百姓带入战争之中，而恰恰是那些平民百姓，驱使和推动那些可怜无助的统治者、军人和欧洲的外交官们走向了战争的深渊。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实际的统治者——现代欧洲的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目前不争的事实是，大概除了德皇外，其他国家的实际统治者都没有说什么挑起战争的话。事实上，现代欧洲的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的言行受到《自由大宪章》的制约——这些实际统治者在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事物都没有发表什么言论。那个可怜的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为了防止爱尔兰事件（７３）发展为国内战争时，他试图发表一番言论，但大英帝国的全体平民百姓都叫他闭嘴。而他居然通过首相向平民百姓道歉，表明他只是尽一个国王防止战争的义务。事实上，当今欧洲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些被供奉起来的尊贵偶像，他们只不过是些掌管大印、并给政府公文签字。因此，就他们的国家政府而言，他们只不过是一些装饰性的人物，并没有他们自己的意志。我们怎么能说这些统治者应对战争负责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些被狄金森教授以及每个人都谴责应负战争罪责的军人们。罗斯金（７４）在屋尔威兹向军官预备队讲演时说：“现代制度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夺走了民族最好的血液和力量，夺走了所有的骨髓，即勇敢、不计回报、不怕艰难和忠诚，而把民族变成了沉默和怯弱的钢铁，成了一把纯粹的刺刀。另一方面，却有保留了最糟糕的成分，如怯弱、贪婪、淫荡和背叛，将这些奉为权威并优先使用。然而，其中却无一丝思想能力。”罗斯金继续向英国士兵说道：“保卫英格兰的誓言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你一成不变地执行这一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店门之外，而保护里面骗钱的购物小孩，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士兵。”现在我想，那些谴责军国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英国人，包括那些真正的英国士兵在内，都应该好好阅读和思考一下罗斯金所说的话。但是这里我想说的是，上述罗斯金所说的话中可以明显得出：不管是在政府还是国家事物的操作上，如果欧洲的统治者都没有发言权，那么那些军人就绝对没有说话的权力了。罗斯金在巴拉科拉维的演讲中，谈及了这场战争中真正的可怜士兵：“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只有去送命。”事实上，今天欧洲的统治者已成为被供奉起来的纯粹装饰性偶像，而欧洲的士兵则已经变成了相当危险的机器人。就他们国家的政府而言，那更是一些没有自己的意志的机器人了，那又怎么能说欧洲的士兵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呢？
最后，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反对欧洲外交官们的事例吧。根据政府理论，欧洲的《自由大宪章》，外交官——一个国家的掌管政府与公共事物的现任政治家和部长，他们仅仅只能去执行人民的意愿。换言之，仅仅去做国内的平民百姓告诉他们做的事情。因而，我们看到外交官、现在欧洲国家政府中的政治家和部长们，都已经变成了机器，一种说话的机器。事实上就如木偶戏演出中的木偶。那肿胀的木偶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他们或上或下，都是由平民百姓摆布。这种没有灵魂的木偶，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自主的意志。所以，我们如何又说外交官们——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和部长们应对这场战争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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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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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事实上最奇怪的事情是，今日欧洲国家的政府中实际上掌管政府事务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或者政治家和行政部长，他们都不准有自己的意志，都不允许有任何权力做有利于民族安全与利益的事。而正是那些平民百姓——《爱国时报》的编辑约翰·史密斯，亨德史弟兹的博布斯，曾为卡莱尔时代的香肠和果酱制造商，而今则是巨大的“无畏战舰”的主人，高利贷者摩西·拉姆——他们都有足够的权力，在国家政府中有自己的意志和说话的地方。事实上，他们拥有告诉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怎么做是有利于民族的利益和安全的权力。因此，如果你深入了解一下这事，你就会发现正是这三种人——约翰·史密斯、亨德史弟兹的博布斯、摩西·拉姆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正是这三种人，制造了可怕的现代战争机器——欧洲的现代军国主义，并且正是这可怕的机器又挑起了战争。
但是，现在你会问我，为什么在任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会如何怯弱退让，转而支持上述三位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平民百姓——甚至是那些良民，如教授迪克逊也没有忠心支持他们国家的在任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反而是与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平民百姓支持他们，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他们告诉民众他们是属于平民党派；第二，欧洲各国民众从小就接受“人性本恶”的教育，即无论什么人，无论何时赋予他权力，他都会滥用。甚至，一旦人们能够去抢劫和谋杀他的邻居时，他肯定会去。实际上，在此我想说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三人之所以能利用民众，迫使在位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制造可怕的现代机器，并挑起了这场恐怖的战争，这是因为欧洲的平民百姓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总是自私和怯弱的。
因此，如果你追根溯源，你将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不是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甚至也不是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而实际上正是如狄金森教授自己本人等那些良民。迪克逊教授可能会对此不满，并反驳道：我们平民百姓并不希望这场战争。然而，谁希望这场战争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人希望这场战争。好了，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爆发？我的回答是，是恐惧，群氓的恐惧。去年８月，俄国那种由欧洲民众推动的可怕的现代机器开始运动之时，这种恐惧便掌控了整个欧洲的广大平民百姓。总之，我认为正是恐惧——群氓的恐惧，今天在欧洲民众之中传播的那种恐惧，控制了瘫痪了欧洲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大脑，使他们绝望无助地发动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看到，并非迪克逊教授所言，是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把平民百姓引入了这场灾难之中，而是平民百姓自己——自私、胆怯，以及在最后关头惊慌失措，平民百姓的胆怯和恐惧把那些可怜无助的统治者、军人和欧洲外交官们推向了这种深渊，推向了战争的地狱当中。我在此确实想说的是，如今欧洲那种悲惨的毫无希望的局面，其根源在于此时正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各国在位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的那种可怜的、令人同情的无能为力。
我在上文所述中，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想保持现在和未来欧洲的长久和平，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狄金森教授说的让民众参与政治，而是把他们从政府中永远赶出去。这些平民百姓是乌合之众，他们太自私和太胆怯了。无论何时面对和平或战争，都是恐惧不已。换言之，如果要在欧洲保持和平，我认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不让他们受到民众的骚扰，免受群氓的困扰——那些乌合之众的恐惧，只会让他们更加感到无助。事实上，先不说将来，如果要把目前欧洲从困境中挽救出来，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径可行，即首先拯救处于战争状态中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把他们从目前的无能为力中拯救出来。我希望在此指出，欧洲目前的悲惨无助局面，在于每个人都希望和平的到来，但是没有人有勇气与力量去制造和平。因此我说，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从目前的无助中拯救出来。并找出一些赋予他们权力的手段——运用这些权力去争取和平。所以，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为了欧洲人民——为了欧洲人民不再开战，就必须撕毁目前的宪章，即《自由大宪章》，并制订一个全新的宪章——正如在中国，我们这里的良民宗教所赋予我们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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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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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忠诚大宪章”，要求交战国的人民必须接受如下誓言：第一，不得以任何方式讨论、参与或干预当今战争的政治；第二，无论现任统治者对他们做出何种和平条约，他们都应绝对接受、顺从和遵守。这一新的“忠诚大宪章”即刻赋予交战国权力，拥有这种权力，就有制造和平的勇气。事实上，如果有了这种权力和勇气，和平即刻便可掌控和驾御。我充分相信，一旦这种权力赋予了交战国的现任统治者，他们就会马上会掌控和平。我之所以说我坚信，因为交战国的统治者们，除非他们都是一些无可救药的疯子或魔鬼，事实上人们也必须承认他们不是——甚至，我在此斗胆说一句，那个目前最受人诽谤的欧洲人，即德皇也不是——这些交战国的统治者必须看到，他们总共每天都要浪费九百万英镑，这是他们的人民的辛苦血汗钱，而去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去摧毁成千上万的妇女的家庭和幸福，这实在是地狱里的疯狂。然而，为什么交战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却看不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他们在群氓的恐惧面前，这种平民百姓的乌合之众的恐惧面前，感觉到自己的无助。事实上，正如我曾经说过，乌合之众的恐惧已经控制并瘫痪了他们的大脑。因此我说，如果要挽救目前欧洲的局势的话，首先要做的就是，给予交战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权力，将他们从乌合之众的恐惧——平民百姓的恐惧之中拯救出来。
在此我想进一步指出，目前欧洲的悲惨无助的局面，不仅根源于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无能为力，而且也在于交战国中每个人的无能为力。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并且不明白这场没人需要，并仅仅是由群氓的恐惧导致的战争，其实是一种地狱中的疯狂。就如我已说过，这是因为群氓的恐惧已经控制和瘫痪了每个人的大脑。人们甚至可以从狄金森身上发现这一点。他著文反对战争，谴责导致战争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狄金森教授也没有意识到，群氓的恐惧已经将他的大脑控制了。他在他文章的开头说明，他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停战”书。接着他说道：“我认为，正如所有的英国人都认为，既然已经处于交战之中，那我们就应该将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我们的领土完整无和人们的安定不遭受任何损害为止，以及人类的智慧能够确保欧洲的和平之时为止。”大英帝国和统一和安定，以及欧洲的和平，只有通过每天继续没完没了的浪费九百万英镑，去屠杀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才能获得？！我相信，如此一个天大的谬论，只有那些满脑子都是群氓的恐惧的人才能说出来。好一个欧洲和平啊！我想，如果这种耗费和滥杀无辜继以时日，肯定和平会到来，但是到时候恐怕是欧洲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的确，如果有什么可以表明平民百姓确实不适合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话，那么狄金森教授的心理态度无疑是最佳首选。
在此，我想坚持说明的一点是，交战各国的人民都渴望和平，但无人具备制止战争、创造和平的能力。正是无人具备制止战争、创造和平的能力的事实，使得每个人看不到和平的实现道路，都相信和平几乎是没有希望了。这种对和平可能的绝望，使交战国的人民不能明白这场无人渴求且仅仅是又群氓的恐惧导致的战争，正是一场地狱里的疯狂。因此，为了让人们看清楚这场战争仅仅是一种地狱里的狂乱，首先要做的是，让人们看到和平的可能与希望。为了让人们看到和平的可能与希望，首先要做的简单的事就是，立即停止这场战争。应授予某人足够的权力去制止战争。赋予交战国的统治者绝对的权力，制订我所的“忠诚大宪章”——赋予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绝对权力。一旦人们看到战争能被制止，交战国的人们，除了少数不可救药的疯子之外，都能明白这场无人渴求的，又群氓的恐惧导致的战争仅仅是一种地狱间的狂乱。这场战争，如果继续下去，即使是那些即将获胜的国家，也会难逃毁灭的命运。一旦交战国的统治者拥有停止战争的权力，一旦交战国的人民明白了这场战争其实是一种地狱间的狂乱，只有到那时，人们才可能且容易具有像美国威尔逊（７５）总统那样做出成功的和平号召，才能像日俄战争期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７６）那样，立即制止战争，从而找到一条同向永久和平的道理。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相信，为了实现和平，交战国的统治者所必须做的唯一重要之事，就是建造一座精神病医院，并且把少数不可救药的疯子置于其中——诸如狄金森教授那种满脑子是群氓的恐惧之流——这种恐惧是对大英帝国的完整和安全和欧洲和平前景的恐惧！
因此，我说，对于交战国的人民而言，这场战争的唯一出路，就是撕毁目前的《自由大宪章》，制订一种新的大宪章，不是什么自由大宪章，而是在我们中国这里的良民宗教所具有的“忠诚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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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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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我所的建议的有效性，让我在此提醒一下欧美人民注意一下一个事实：正是日本和俄国人民对他们统治者的绝对忠诚，才使得前总统罗斯福能够对已故的日本天皇和俄国现任沙皇形成一种成功的呼吁，并结束了日俄战争，并最后在朴次茅斯达成了和平协议（７７）。在日本，这种人民的绝对忠诚，受到了从中国学来的良民宗教的“忠诚大宪章”的保护。但在俄国，俄国人民的绝对忠诚是靠鞭子的力量而获得的，因为俄国并不存在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朴次茅斯条约签订之后，在像日本等拥有良民宗教及其“忠诚大宪章”的国家，以及像俄国等没有这种宗教和宪章的国家，他们都发生了什么。在日本，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东京民众的良民宗教由于受欧洲新学的破坏，他们吵闹着并试图制造恐怖——但是，那些内心真正不朽的日本人民的“忠诚大宪章”，在一些警察的协助下，仅用了一天就将游行和民众的恐惧镇压下去。并且，此后日本不仅实现了永久和平，而且远东也安定多了。但在俄国，自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国内各地的民众也举行游行并试图制造恐惧。但由于俄国并没有良民宗教，并且维系俄国人民绝对忠诚的皮鞭也断裂了。自那以后，俄国的平民百姓就有充分的权利去制造骚乱和立宪，去游行和制造恐惧——那种对俄罗斯帝国和斯拉夫种族的完整和安全、欧洲的和平前景的恐惧。结果是，当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关于如何处置杀害奥地利大公（７８）的凶手这一问题产生很小的分歧时，俄国的平民百姓、群氓就能吵闹起来，并且制造了危害俄罗斯帝国的完整和安全的恐惧，所以俄罗斯帝国及其谋臣就动员了全部俄国军队。换言之，动员了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所创造的恐怖现代机器。当那种恐怖现代机器——俄国的现代军国主义发动的时候，在全欧洲人民之中立刻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正是这种遍布欧洲的恐惧控制和摧毁了交战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大脑，并使他们感到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我在前面说过，导致了这场恐怖的战争。
因此，如果你深入地考察这事，你就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在于《朴次茅斯和约》。我之所以说战争的根源在于《朴次茅斯和约》，那是因为在条约签订之后，那皮鞭，那皮鞭的力量在俄国完全破裂了，所以，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俄罗斯帝国免受平民百姓，民众的恐惧的侵扰，实际上，是俄罗斯的乌合之众的恐惧的侵扰，是免受那种对沙俄帝国以及斯拉夫种族统一和安全的恐惧的侵扰。德国诗人海涅——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自由主义者，以不同寻常的观察力指出：“俄国的专制是一种真正的独裁，它绝对不容许其他可能传播我们现代自由观念的东西存在。”事实上，我重申《朴次茅斯和约》之后，俄国的专政——皮鞭，皮鞭的力量已经完蛋了。因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保护俄国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免于群氓的侵扰。这些群氓就是我说过的战争的根源。换言之，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和原因，就是恶果群氓的恐惧。
过去，欧洲各国负责任的统治者能够维持国内秩序，并且保持欧洲的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们敬畏和崇拜上帝。而如今，我想说的是，今日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敬畏和崇拜的不是上帝，而是而是暴民——他们国内的民众组成的乌合之众。拿破仑战争后，建立神圣同盟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仅能够保持俄国国内秩序，而且还能够保持欧洲的国际和平，这是因为他敬畏上帝。而如今的俄国沙皇既不能保持国内秩序，也不能维护欧洲的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敬畏的不是上帝，而是暴民。在大不列颠，像克伦威尔这样的统治者，既能保持自己国内秩序，也能维护欧洲国际和平，正是因为他们崇拜上帝。但是如今的大不列颠现任统治者，如格雷勋爵、艾思奎斯、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等负责任的政治家，既不能维持国内秩序，也不能维护欧洲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们不是崇拜上帝，而是崇拜暴民——不仅是英国国内的暴民，还包括其他国家的暴民。大不列颠已故的首相坎贝尔·班勒门先生，在俄罗斯杜马被解散时，高呼：“杜马（７９）完蛋了，那可恶的杜马！”
前文我已说过，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和原因是俄国的暴民恐惧。现在，在此我想说的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第一个根源并不是俄国的暴民恐惧。第一个根源——不仅是这场战争的根源，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所有的无政府状态、恐惧与痛苦的根源——是对暴民的崇拜，当今欧美国家对暴民的崇拜，尤其在大不列颠。正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导致和促成了日俄战争的爆发。日俄战争后，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朴次茅斯和约》加上英国首相的高呼，把俄国皮鞭及其力量完全毁坏了，将海涅所说的“专政”击跨了，并且激发了俄国的暴民恐惧。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暴民恐惧导致了这场可怕的战争。在此，我顺便说一下，正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在华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中的暴民崇拜，事实上这是从英美舶来的暴民崇拜——它们导致了中国目前的共和梦魇，并给中国带来了革命。从而给当今世界最宝贵的文明财富——真正的中国人带来了毁灭的威胁。因此，我认为除非将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以及今日欧美暴民崇拜立即消灭掉，否则它不仅将毁灭欧洲文明，而且还将毁灭全人类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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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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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认为对于我而言，唯一能将这种暴民崇拜，这种威胁毁灭今日世界文明的暴民崇拜消灭的东西，就是“忠诚之教”，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中良民宗教所拥有的“忠诚大宪章”之类的东西。这种“忠诚大宪章”将会保护所有国家的尽职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免受暴民的侵扰，并且使他们有能力保持国内秩序，并且维护国际和平。此外，这种“忠诚大宪章”——这种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使所有良民都有能力去帮助他们的合法统治者，将暴民打倒——将使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有能力保持国内和国际的和平与秩序，并且这是不需要皮鞭、警察与士兵，一言蔽之，即不需要军国主义。
接下来，在我定论之前，我想再谈论一下没有军国主义、德国军国主义的世界。我已说过，这场战争的首要根源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在此我想说的是，如果这场战争的首要根源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那么战争的直接原因则是德国的强权崇拜。据报道，俄国沙皇在签署俄罗斯军队动员令之前，曾言：“我们已经忍耐了七年了，现在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沙皇的这些激情高昂的话语，表明他以及俄罗斯民族一定遭受过德国民族强权崇拜的所带来的痛苦。事实上，正如我已经说过，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将俄国沙皇手中的皮鞭击碎了，这使他反对那些崇拜战争的暴民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并且，德国的强权崇拜又使他丧失了本性，与暴民一起加入了这场战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我们中国的良民宗教圣经曾说过：“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８０）“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在这里就是我所说的暴民崇拜；“拂百姓以从己之欲”，在这里就是我所说的强权崇拜。因而，具备了这种“忠诚大宪章”，一个国家的尽职的大臣和政治家就会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暴民负责，不应该对那些平民百姓组成的乌合之众负责，而是对他们的国王和自己的良心负责。并且，这样就会防止他们“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实际上就是防止他们陷入暴民崇拜之境地。此外，“忠诚大宪章”也会让一国的统治者感到身上肩负的重任，这是“忠诚大宪章”赋予了他们的权力，这样就能防止他们陷入“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的境地。事实上，这就是防止他们强权崇拜。如此，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忠诚大宪章”——这种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将有助于消灭暴民崇拜和强权崇拜，而这两者，正是我前文所述的战争的原因。
经历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人朱伯特，在回答现代自由呼声时说：“你应为自由的灵魂而呼唤，而不是为自由的人而呼唤。道德自由是一种最为重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自由，只有当它们符合道德自由时，才是好的和有益的。就其本身而言，服从要优于自主。因为一个意味着次序与安排，另一个则意味着自给自足。一个意味着和谐，另一个意味着单调。一个意味着整体，而另一个则仅仅是部分。”
那么，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这是欧洲人民，目前正处于战争之中的欧洲人民不仅要摆脱战争，而且还要拯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应撕毁《自由大宪章》，而制订一种新的“忠诚大宪章”。事实上，就是采用在中国这里中国人所拥有的“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
世界的新秩序正在重新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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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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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内容此书最早出版于1910年。1912年由上海墨丘利公司（Shanghai Mercury）再版，头版时扉页上写着：“献给张之洞”，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以下内容出自再版本。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自1833年开始，这些人陆续发表九十本书册，故又称“书册派运动”。它标榜复兴早期基督教会的传统，改变现有礼仪，并企图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建立一条中间路线，在保护教会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的同时，避免世俗权力干涉教会。这场运动受到英国政界和国教会的抵制，英国的大学领导人和各地主教谴责他们是罗马主义派，1845年纽曼等改宗天主教，这一事件在英国国教会中影响很大。其后，运动势力减弱，运动方式也发生改变，由皮尔兹领导，他坚持恢复传统的教义和礼仪，但并不皈依天主教。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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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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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国朋友们问我：是否存在这样的美国人——有一种美国思想，对于美国未来的合理发展有自己见解的人？好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提问。对此，我既没有想到各政党会议，也没有想到国会；既没有想到总统，也没有想到内阁大臣，没有想到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之类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最单纯的心灵。我说：‘有，当然有。’于是我谈起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义。我说，我的确从未见过在哪个国家有哪个人以足够的勇气去坚持这一真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些滑膛枪拜物教的信徒。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无疑，毋需以枪易枪，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1）
——爱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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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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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先生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出版后，很受欢迎，需求量极大，因此有必要再版。这次出版，基本上没什么变动，只是附上了一封写给《字林西报》的信，和一篇关于德龄公主（实为郡主）《紫禁城的两年生活》一书的书评。同时还收录一封中国著名学者写给一位德国牧师的信，题为《雅各宾主义的中国》，但愿这些附加部分是有益的。
出版者
19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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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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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笔者与一些外国人讨论这样的问题：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谁更讲道德？对于这一比较，一个英国人评论说：“那完全要看你个人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了。”这位英国先生所持的此种“立场”哲学，就是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的“大不列颠人特有的无神论”之代称，他说：“现在，有一种哲学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它使人们相信，在这个世上，至善至美的品德或者最为正当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至少，举世公认和切实可行的至美品德或最正当的理由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阿诺德接着还引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试图将那些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周围的人，这种努力将会是徒劳的。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因为每个人对于宗教或世俗理念的完善，都有小小的一己之见。”
现在，知情人之所以无法帮助英国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事变的真实状况，不但因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他（她）“小小的一己之见”，而且，也是更要命的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所谓“正确”或“错误”观点！
我有一个为我所熟识的英国朋友，我很尊敬他，他是上海头脑最为冷静的商人之一。有一次，他光临寒舍赴宴，我把一个书法家（他的书法的出色足以让他跻身中国一流书法家之列）的手迹拓本拿给他欣赏。不料，这位可敬的英国先生竟然表示，他敢肯定，他的买办写汉字写得要比眼前这幅出色得多——至少，笔划更为工整。你看，这就是他那“小小的一己之见”！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英国人，他出身于公立名校，近来活跃于上海上流阶层的社交圈。有一次，他欣欣然地跟我谈起诗来，他说他非常欣赏麦考莱勋爵的《古罗马之歌》。尴尬之余，我便把马修·阿诺德的相关评论拿出来给他看——阿诺德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从麦考莱勋爵那些貌似“黄钟大吕”般的短歌中辨听出毛病来，那他根本就不配谈诗，甚至还包括麦考莱勋爵的诗：
人们来到这个尘世，
死不过是或早或迟。
依我看，要我读这样的诗而不感到恶心和不自在，那真是为难我。想不到，这位出身公立名校的英国绅士看了后却对我说，那不过是马修·阿诺德的个人观点。照他看来，这些诗实在是妙不可言。因此，正如《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对于诗歌、艺术、宗教、政治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如何才算高雅完美，何为“阳春白雪”，每个可敬的英国人都有着他“小小的一己之见”。
当然，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对于中国书法或英国诗歌这类事物发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见”，尽管可能有害，却无关紧要。但是，像莫理循（2）博士和濮兰德先生（3）这样的《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他们对于已故的中国皇太后陛下的个人品德，中国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华文明，也自以为是地发表他们“小小的一己之见”——就如同笔者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可敬的头脑冷静的英国朋友在评论中国书法时所持的态度一样。问题的关键是，当这些人将他们关于中国事变的状况所持的“一己之见”送到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而英国政府又根据这些“一己之见”来制定对华政策并采取行动时，悲惨祸乱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当年，从义和团运动爆发到中国民众围攻各国驻北京公使馆，这些老爷们的“一己之见”可谓居功至伟啊。至于前些年日俄两国悍然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开战，列强因所谓的“文明问题”而屠杀无辜的中国人，则更是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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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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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正确与谬误的绝对标准呢？对于艺术和诗歌，对于宗教和世俗常规，乃至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是不是没有一个公认的最正当的标准，以使我们得以据之判定世间万物孰优孰劣呢？谈到道德、宗教或文明的问题，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会说：“是的，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标准。”同样，在中国，一个出身儒林的士大夫则会说：“哎，如果你们基督教以你们的标准评定一切，那么我们中国人就要抬出儒教的标准。”
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著名诗人苏东坡（1039-1112年，他名叫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讲过一个乡愚初次进城的故事。故事里说，当那个乡愚见到一匹骡子的时候，硬说他看到了一头母牛。城里人说他弄错了，并告诉他眼前的牲口是骡子而不是母牛，那个乡愚却反驳说；“我父亲说它是一头母牛，你们怎么敢说它是骡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传教士告知中国的文人学士们，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绝对标准是基督教标准，或者，当中国文人学士也以儒教标准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绝对标准并将之告知传教士们时，他们的所做所为就与那个乡愚一样了。
在后面的正文中，我将指出：“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士，在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面前无能为力，正如当年英国中产阶级面对法国革命的思潮和理论时束手无策一样。”我还说：“要想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势力，中国文人学士需要开放（expansion）。”我这里的所谓“开放”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后来被归纳成体系的称之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论汇编，行为规范与信条，并不是绝对真实的宗教，正如中国的文明或欧洲文明并非是真正完美无缺的文明一样。中国文人学士之所以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此种认识。现代欧洲文明无论利弊如何，其伟大的价值与力量——说到这里，我希望能与那些认为我排外的外国朋友言归于好——就在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欧洲人民已经有力地抓住了这种开放观念，并且这种伟大的开放观念已经传到中国。马修·阿诺德谈起他那个时代的英国事态时所说的情形，正与中国今日的情形相同。阿诺德说：“我们长期在其中生活与活动的那种封闭的知识视野，现在不是正在打开吗？种种新的光辉不是正畅通无阻地直接照耀着我们吗？长期以来，这些光辉无由直射我们，因而我们也就无法考虑对它们采取何种行动。那些拥有陈规陋俗并将其视为理性和上帝意志的人，他们被这些陈规陋俗束缚了手脚，无以解脱，哪里还有力量去寻找并有希望发现那真正的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呢？但是现在，坚守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陈规陋俗——那种极其顽强的力量，那种顽固排斥一切新事物的力量，已经令人惊奇地让步了。当前的危险，不是人们顽固地拒绝一切，一味地抱住陈规陋俗不放，并将其当作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是他们太过轻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连陈规新矩一并蔑视，以为随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烦自己去考虑什么‘理性唯上帝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