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当前的危险，不在于人们会把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陈规陋俗，即因袭已久的是非标准而认为其是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在于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这种东西存在。伦敦《泰晤士报》说：“对于‘完美’，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不仅如此，现在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每一个英国人，都认为他自己对于“完美”的看法或观点即不比别人高明，起码也和别人一样高明。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所谓的正确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因此，现代英国人，当他来到中国时，因为打着开金矿，卖便宜肥皂，或借款给中国人修些无用的铁路来赚钱的如意算盘，试图将“自己对于‘完美’的小小看法”强加给中国人，所以，只要中国人予以抵制，他就会怒火中烧，变成一个病态的悲观主义者，或像濮兰德先生那样写些心怀歹意、无中生有的下流事情来诽谤中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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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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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头脑的英国人，在读过濮兰德之流所写的有关清朝官员的充满歹意的鬼话和令人作呕的诽谤文字后，也应该去看一看已故的戈登将军对于中国官员的有关看法。在将两者加以比较时，人们应该记住，戈登将军是一个闻名于世的基督教武士和一位君子，而濮兰德只不过是一个写通俗韵文的聪明作家和一个令人失望的中国政府前任雇员。戈登将军说：“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逼迫中国人进行突如其来的改革，他们将会以一种猪一般的顽固群起抵制；但如果我们引导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情愿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并极易管理。他们希望有一种选择权，憎恨突然给他们划定道路，仿佛他们于事无关，不在话下。我们从前试行的办法，就是迫使他们走某种道路，使他们付出同样的代价，并认为与他们交换意见徒费唇舌，毫无必要。
我总在考虑那些清朝官员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最困难问题；他们可能完全认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却不会去贯彻它；我们必须承认，说起来做这做那容易，而真正做起来却要难得多。如果他们不想在自己的军队中进行改革，我们就对这些可怜的家伙大加斥责，却没有考虑到变革必须尽可能循序渐进，赢得人心。我还能替这些（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说得更多些。他们有很多缺点，但却蒙受了那些掠夺他们国家的外国人带给他们的更多冤屈。”（4）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我看来，像濮兰德那样来中国谈进步和改革的一般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他们的精神状态甚至还不如我们旧式的中国儒生。诚然，中国儒生除了他们自己的文明之外，甚至不知道有任何文明；但他们至少对自己的文明尚有所知，而如濮兰德之流的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那些油嘴滑舌地谈论中国的进步与改革的人，甚至连他们自身的文明也不知道，实际上不知道和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因为他不相信存在正确理性和上帝意志这样的东西，而不相信这种东西，世上就没有文明可言，只可能有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依我看，其实比我们旧式的中国儒生还远为不如的现代英国人更需要“开放”，一种心灵开阔意义上的正确开放。但“真正的开放”并不告诫人们说不存在可以据之判定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至上之德”和“至当理由”这类东西。心灵开放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我们领悟到像伦敦《泰晤士报》称之为我们自己“小小看法”的所谓“完美”，距离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实在非常遥远。这种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存在于事物的内在本性之中。的确，当英国人一旦弄清了真正开放的意义所在，他就会意识到他现在那种小小的猜测，即那种对于宗教和世俗完美的“小小看法”，实在是一个极其狭隘的“小小看法”，由此，他还会感到不再那么迫不急待地要将自己的这种小小看法强加给别人了。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真正的开放。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必不可少，用一句政界的时髦词来说，就是“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不是贸易和铁路的“门户开放”，而是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毫无疑问，没有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真正的开放是不可能的。这种“门户开放”原则，用圣保罗的话来讲，就是“检验一切事物，择善固执”。
简而言之，不仅今日中国，而且今日世界所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进步”和“改革”，而是“门户开放”和“开放”，不是那种政治上的或物质上的“门户开放”和“开放”，而是一种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开放。没有知识上的门户开放，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开放，而没有真正的心灵开放，也就不可能有进步。我已经给过圣保罗对“门户开放”的定义，下面，我再提供一个孔子关于“开放”的定义，孔子说：“在真正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是不存在种族之别的”（有教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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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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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怀着促进世界“知识上的门户开放”和“道德上的开放”事业之愿望，我写了下列文章，也是出于同一愿望，现在我将它们汇集成书，提交给公众阅览和批判。
辜鸿铭
1910年2月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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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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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官员（6）致一位德国牧师的信
尊敬的牧师先生（Herr）：
大约五年以前，在下给《字林西报》以“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的名义写过一篇文章，在该文中我表示：“就我所见，目前中国维新运动中出现的狂热思潮，注定将要导致一场灾难发生。”现在，我的预言不幸应验，灾难来临了。共和主义革命以袁世凯将军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而告一段落。未识事情真相的人们都称对此感到意外，在下却不以为然。如果您读到辜鸿铭先生撰写的题为《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您会发现，他将中国人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满洲贵族，第二等、中产阶级儒士，第三等、普罗大众或曰群氓。
也许您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过去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开始于满人当权，在太平天国暴乱后，中产阶级儒士的势力崛起。中日甲午战争后，满人重新掌权。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爆发，进而导致“庚子事变”发生。尘埃落定后，中国进入“三头执政”的权力真空期。而在眼下这场“新学”拳民暴乱（7）之后，我们就不得不面临庸众掌权的惨淡局面了。
正如我说过，五年以前我所预言的巨大灾难，现在来临了。然而，真正的灾难，请让我在此指出，它还不仅仅是导致全国流血漂橹、十室九空的暴行，真正的灾难是这场革命竟然以袁世凯成为共和国总统而告终！
目前这场革命，始于四川那场暴动，即保路运动。就这场暴动本身的性质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合理的。此前，帝国政府公然允许外国人处理中国的铁路问题，就好像中国人自己倒成了局外人似的。为了反抗这样无耻的妥协，一场以人民群众为运动主力的革命爆发了，这也是这场运动应该被历史记住的原因。总之，目前这场革命暴动的最初起因不应该被忘掉，它是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然而，当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群氓利用人们对帝国政府的不满情绪，并最终将其转化为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时，灾难降临了。当像伍廷芳（8）博士那样的人都敢拍电报给皇帝陛下，勒令其逊位时，那实在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马修·阿诺德谈起群氓时说：“至于群氓，不管他是一个粗暴的野蛮人，还是一个庸俗的市侩，如果他能记得——每当我们带着愚昧的激动情绪而坚持一个过激主张的时候，每当我们渴望以纯暴力制服对手的时候，每当我们嫉妒他人、表现得蛮横残暴的时候，每当我们只崇拜强权或成功，叫嚣着反对某些不受欢迎的显贵以壮声威的时候，每当我们残忍地践踏战死者的时候，我们对那些受难者均不会有丝毫的同情之心——那么，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就发现了自己深藏于内心的那永恒的‘群氓精神’。”现在，伍廷芳博士正在参与到那场反对不受欢迎的满人的喧嚣中去，并为之造势。显然，眼前的一切都表明，伍博士身上就有阿诺德所说的那种“永恒的群氓精神”，并已彻入骨髓。
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而是这场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因为这意味着道德败坏的群氓已将整个中国踩在脚下。袁世凯，正如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所说的，是中国群氓的化身，他在第一次维新运动（9）时就悍然出卖了同党。现在，群氓的代言人掌权了，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自然成为共和国总统“最为合适的人选”。但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不过，在短时期之内，中国一切精妙、美好、尊贵、崇高、亲切、声誉好的东西，都将受到毁灭的威胁。
几天前，你们德国领事馆有位先生对我说，他一直感到很奇怪，何以我们汉人竟然会那么长久地屈从于满人的暴政之下？他问我，满洲人到底为中国做过些什么？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他是否见过康熙年间的瓷器，如果他见过，我认真地告诉他，他就应该知道满洲人到底为我们做过什么了——他们给了我们汉人一颗美好的心灵，以使我们能生产出那么精美的瓷器，当然，还有其他美丽而精巧的东西。简而言之，近250年来，中国在满人统治下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真正如花一样的国度。而当太平天国叛乱平息之后，以儒士为主的中产阶级开始在中国掌权，这个国家的高层职位也逐渐被庸俗的市侩占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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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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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引述过一个身上带有贵族气质的英国人所描绘的一幅关于广州城和部分裸露无掩的广东百姓的图景，那是李鸿章掌权之下的中国的图景——一个粗俗、丑陋的中国。顺便说一句，正是为了反对这种粗俗丑恶的中国，中国那些保持着传统精神的士大夫们才奋起抗争，发起了中国的“牛津运动”。
如果说李鸿章统治下的中国变得粗俗丑陋——那么现在，在袁世凯统治之下，包括孙逸仙（即孙中山）和美国人荷马李（HomerLee）的群氓们大权在握，不受限制的时候，我们中国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忽然想到这一点。歌德说：“压抑我们的是什么？——庸俗”。庸俗，中国所有的那些低级、庸陋、粗俗、卑鄙和可耻的东西，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机会和充分的“自由”，可以发展自己了。简而言之，庸俗将成为新中国的理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自身的庸俗，还将拥有来自欧美的庸俗。
歌德死前曾大声警告人们，必须防治“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去年的大年初二，我去上海最为贵族化的茶园小坐，看到了“新中国”——一伙剪了辫子的中国人，谈吐粗俗，举止嚣张，骚动狂乱，吵吵嚷嚷，其厚颜无耻实在无法形容。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第一次充分地领悟到歌德那一警告的意义。现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为袁世凯统治下的“年轻中国”通过剪辫而最终“融入”了欧洲文明这一事实而兴奋不已。这些上当的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年轻中国”所“融入”的完全不是什么欧洲文明，只不过是上海的欧洲文明——歌德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即一种欧洲文明肌体内正在滋长的疾病而已。想一想，一旦四万万中国人都染上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流行病，“融入”这种上海的欧洲文明，都变成像我在新年的茶园所见到的那些剪了辫子的中国人那样庸俗透顶，卑鄙至极和骚动不安的人，那将给世界文明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后果。而且，请记住，这些新式的鄙俗和满身骚乱精神的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使用炸弹。人们谈论着袁世凯统治下的新中国，依我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祸”。“Vo1kerEuropa’s，bewahreteureheiligstenGefiter！”（欧洲人，保住你们最神圣的天良！）
现在，在上海，当我与欧洲人，甚至那些有教养的欧洲人谈起上述这些观点时，他们都称我为“理想主义者”。但这些现实主义者们忘记了一件事，在我看来，当今的时事评论家和政客们完全忘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真理，那就是，正如一个法国作家所说的那样：“一切文明和统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在于民众的一般道德和他们在公共事务中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直行事。”
中国的旧式政体，让我在此指出，尽管有种种缺陷，它仍然在民众之中维持了一般的道德水准。这一点，从欧洲传教士及其信徒——包括欧美诸国男人、妇女和孩子——能穿过幅员辽阔的帝国游历而不出大的危险这一事实，便能得到证明。至于人们在公共事务中能否正直行事，我们也能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证实：旧式政体下的中华帝国政府尽管财政极端困乏，仍然能够定期支付庚子赔款。
而现在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统治之下，一切都将不成为可能了。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其一，在欧洲，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分离的机构，而在中国则合二为一。在欧洲，教会负责维持人民的道德，国家则主要负责维持秩序。而在中国，国家既要负责维持人民的道德，又要负责维持秩序，二者兼管。
欧洲的教会得以促进人民道德的权威本源，是上帝；而在中国，国家得以促进人民道德的权威本源，是皇帝。因此，在欧洲，如果你破坏和取消了对上帝存在的信仰，维持民众的道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困难的。同样，在中国，如果你攻击皇帝，取消了人民对皇帝的尊崇，你就等于破坏了中国人民的道德赖以存在的整个结构——事实上，你破坏了中国的宗教——它不是超越尘世的神教，而是一种人间宗教，一种以中华帝国大清王朝为天堂，以皇帝为上帝——或曰上帝之代理人的宗教。一旦破坏了这种宗教，你在中国要保持民众的道德，哪怕是一般水平的道德，也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在中国对皇帝的忠诚是一种宗教，可以说，它是儒家国教（Statereligion）的基石，应与欧洲的教会宗教（Churchreligion）区别开来。正如在欧洲，殉道者因为信仰基督——上帝之子而万死不辞一样，在中国，殉道者则宁愿身受万死，也不放弃对于君主——天子或天使的忠诚。这一点从中国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的统治之下，民众连一般的道德水准也不可能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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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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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会说，在中国，我们发生过许多次以改朝换代告终的革命，中国人都并没有因此沦丧道德。但是，在中国，每一次导致了改朝换代的革命，始终都存在两个条件。其一，革命为人民（people）发动，而不像现在这场革命那样为群氓发动。孟子说：“得乎邱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10）显而易见，在目前的这场骚乱中，普通国民（邱民）始终没有参加革命，而且公开反对革命。另一个条件是，那个成功地变作最高统治者的人，必须具备能激发憧憬并赢得全民族尊敬的卓越的道德品质。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袁世凯奉命出山保卫大清，可他出山后，不是像一个有廉耻心的人那样去尽职尽责，而先是恭顺地屈从于革命党，然后使出百般狡计，使其统率的士兵坠失忠君之心，并拥兵自立，逼迫皇帝退位，最后成为民国总统。在所有这一切过程当中，一个具有最起码常识的普通人，也无法将此种行为与廉耻和责任的最基本原则（即名分原则，忠义观念）调和起来。然而，最令人奇怪的还在于，袁世凯自始至终从没有进行过拒绝屈从的努力，哪怕是装模作样的努力的也没有过。这样一种人，怎能博得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尊崇呢——除非人民丧失了一切廉耻和责任感。
这，就是我认为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统治下，中国民众即便连一般道德水平也保持不了的另一个原因。而失去了民众的一般道德，又怎能进行统治，遑论所谓“文明”了。
外国人欣赏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挽救了中国目前局势而没有导致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过仅为了一时的需要而规避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无政府混乱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到了未来。的确，如果我上述所言不差，那么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将比人民流血还要坏上万倍——他不仅毁弃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大清王朝不仅是中国权威尊崇的象征和旗帜，而且是中国政教和中国文明目标的象征与旗帜。这面旗帜交托给了袁世凯，但他却像一个懦夫和卖国贼一样，以“挽救这面旗帜的布料”为借口，不得不将大清抛弃。然而，负责保护这面旗帜的官员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挽救这面旗帜的布料，不在于那些花费了许多金钱的物质，他的责任在于捍卫那为之战斗的目标——那无价的道德利益，而旗帜的布料只不过是其载体罢了。对于像袁世凯这般行事的官员，每个有廉耻感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懦夫和叛徒。
我的许多外国朋友笑话我，认为我对满人朝廷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于她的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目标的忠诚。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试图告诉人们的，就是我们为了这一目标——中国文明、中国政教、那种名誉和责任宗教的目标，来反对现代欧洲文明，反对那种利欲宗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正在做孤注一掷的奋斗。这个故事的寓意，现在能见到的真理，包含在这样一句话中：“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财神。”张之洞大人告诉我们并教导文人学士们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调和。现在这种局面，就是我们调和的结果。辜鸿铭先生在此书中写道：“纽曼（11）博士和张之洞大人所采用的调和办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导致了耶稣会教义的产生，在政治上则导致了那个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12）的东西；——“在中国，张之洞向儒生和统治阶层所传授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当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如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
正是张之洞大人所传授的这种耶稣会教义的作用，使得整个中国的儒生们在革命者和袁世凯面前，其忠诚与抵抗能力瞬间土崩瓦解，令人费解。
事实上，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使得中国的儒生们在袁世凯屈从于群氓、逼迫皇帝宣布退位并成为民国总统后，当袁世凯欺骗他们说他仍然忠于皇上时，儒生们竟然信以为真。最后，也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的阴险狡诈精神——即那种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精神——甚至使得那些有教养的外国人，对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袁世凯的所做所为连盗贼也不如的事实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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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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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在《英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谈到英国人实事求是，憎恶两面讨好、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的机会主义者时说到，“牛津那些激进的暴民追随在托利党人埃尔登（E1don）勋爵之后，大声叫喊着：‘老埃尔登在，为他喝彩：他从不叛卖！”’接着，他又提到英国人给予路易·拿破仑的荣誉并对此加以注解，说道：“我相信，当伦敦的贵族和平民在这个成功的小偷面前，像一个那不勒斯下等人那样卑躬曲膝的时候，我有幸结识的英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以此为然。然而，尽管这种行为令人作呕，作为国家，怎样才能采取一系列必要而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抵制呢？政府总是太晚才知道，任用不诚实的代理人，对于国家就如同对于个人一样有害。”
如果像我所说，中国革命以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而告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那么，我以为，若是外国列强找不到抵制袁世凯及其民国的办法，迈出承认它的令人作呕的一步，那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它不仅危害中国，而且危及全世界。有一个故事，讲一个西班牙贵族，当他受命接纳一个身居高位的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时，说道：“我完全服从命令，然后便焚毁自己的家园。”如果外国列强承认袁世凯，那么，中国人就将同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暂时接纳他，但随后必定焚毁自己的家园，在焚毁自己家园的同时，也会将大火引向全世界。
最后，让我再一次强调中国共和主义意味着无神论的事实。当罗伯斯庇尔（13）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公开宣布无神论，并制定理性女神（GoddessofReason）的法令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渴望见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黄金时代的到来。然而，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随之而来的不是黄金时代，而是动摇整个欧洲王权的“恐怖统治”。现在在中国，袁世凯的喉舌不仅无耻地宣称共和政体是最好的统治形式，而且实际上宣称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等于是无神论的代词。所有欧美人都希望看到一个改良、进步和繁荣的新中国，但在我看来，袁世凯及其共和国在中国存在的直接后果，甚至于比法国的“恐怖统治”还要可怕——它必将迫使欧美诸国非常严肃地反省他们对待中国及其文明的方式。
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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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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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牛津，过去的牛津，马修·阿诺德说：“我们是在牛津那个优雅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我们不会不懂得这样一个真理：美丽芬芳乃是人生至上之境的本质特征。我们喜爱美丽芬芳，厌恶丑陋下流，这种情感，已成为我们对许许多多遭受挫折的事业依恋不舍、对各式各样获得成功的运动不以为然的内在动因。这种情感实实在在，从来没有彻底败下阵来，即便是在挫折之中，它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马修·阿诺德接着说：“看看大约30年以前震撼过牛津中心的那场伟大运动的过程吧，凡是读过纽曼博士《辩护书》（Apgloy）的人们都可以发现，这场运动所攻击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最终赢得了胜利并泛滥开来。牛津运动则受到挫折，遭到了失败。我们的残兵败将流落四方。真所谓Quaeregiointerr1snostrinonplenalaboris.（世界上哪个地方不充满着我们悲哀的故事。）”
前些天，当我正在琢磨马修·阿诺德上述这些话的时候，看到了一份要为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规划报告。我得知，这份规划出自牛津。于是我擦擦眼睛，自言自语道：自从纽曼博士时代以来，世界、牛津已经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啊。纽曼博士之牛津运动的目标，是反对“自由主义”。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意味着“进步”和“新学”。而眼下这场从牛津发起的运动，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规划，则是要向中国输入西方观念。西方观念在中国，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也意味着“进步”和“新学”。那么，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牛津情感，那种鼓舞和激励纽曼博士的牛津运动去反对自由主义、进步和新学的情感，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现在的牛津学者，已经找到了办法可以将牛津情感与进步、新学调和起来了吗？我自己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调和是可能的。古人说得好，“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同时又供奉财神”。换言之，难道牛津的学者打着同春风得意的进步与新学事业结盟的旗号，就真能给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帮助吗？在牛津和英格兰，高尚的人们自言自语道：“我们实在同情正在与进步和新学战斗的中国人，这种进步和新学使得他们变得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为了帮助他们更为有效地战斗并赢得胜利，我们将给他们提供武器。的确，这些武器都取自于进步和新学的武库，但是，我们却用追求美丽和优雅的牛津情感对之加以了调和，如果可能，用基督教那神圣的优雅和芳香来加以调剂就更好了。”
下面，我并不想对目前要在中国建立大学的规划提出什么意见或批评，我想给塞西尔（Cecil）勋爵及那些对这一大学规划感兴趣的人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大约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伟大运动的故事，它在许多方面，与纽曼博士领导的著名英国牛津运动故事如出一辙。我想，讲这一故事对于他们或许不无裨益。中国那场牛津运动的目标，也是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进步和新学的现代欧洲观念。现在，新的牛津运动就要到来了，我相信，正如我所说过的，它将要来帮助我们中国人同现代欧洲的进步和新学观念战斗了。当此之时，回顾我们过去妁运动，可以总结经验。我们怎样战斗，为什么失败和如何失败。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新的外国盟友都将是有用的。我尤其有资格讲这一运动的故事，因为我有幸加入到牛津人的行列中参加了战斗。我们艰苦奋战了30年，然而现在我们的事业却几乎失败了——有些人背叛了我们的事业，还有许多人则投降了。余下的所有人，现在都已流散到四面八方。
领导我参加战斗的首领，是已故的帝国大臣张之洞。当我两年前在北京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彻底绝望了，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获得更为宽容的投降条件。运动中，同样接受张之洞大人指挥，和我一道并肩战斗的战友梁敦彦（14），即现在的外务部尚书，去年他在见到我的时候，向我下达了“各自逃命！”（Sauvequipeut！）的命令——我恐怕是我们的队伍中惟一仍然绝对相信我们的事业、那反对进步和新学之现代欧洲观念的中国文明事业最终必将胜利的人。但现在，我孤身一人，像维吉尔所写故事中的英雄一样。那个英雄在特洛伊城被攻破之后，不得不四处流浪，起先，他是想在贪婪的色雷斯人中间寻个安身的地方。而我现在在上海，为了给我的家庭守护神和那个伟大的特洛伊守护神（Penatibusetmagnis）找个临时避难所和栖身之地，也不得不与黄浦江的污泥之龙（Muddragons）搏斗（15）。寻遍整个上海地区，我都找不到一个英国人肯向我伸出救援之手，因为：“人人可管之事，也就是无人过问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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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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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我们为中国文明事业拼死决战的故事，很长很长；它与我过去的生活紧密相关，并勾起我对倒下的战友、死去的亲人以及所有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它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悲哀故事——
但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们的故事，
想简要地听一听特洛伊的最后灾难，
尽管一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瑟缩哀痛，
那我还是开始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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