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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承平日久之后，正如时局所显示的那样，惟一没有受到削弱的民族力量，便是劳工阶层了。他们身上那种勤奋劳动、努力工作的精神力量，还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然而，中国普通民众身上这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精神力量，即便没有受到削弱，但是，由于他们接受不到儒生们有效的教化和管理，不仅性情逐渐变得粗俗，而且工作效率也降低了。更为糟糕的是，民众们与儒生们一样还失去了高尚的指导——没有满洲贵族以高尚的品格去引导他们为一高尚目的而辛勤工作，中国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就被卑劣的目的浪费了。也就是说，眼下劳工的力量不是被用来生产那些能促进国民身心健康的生活必需品，而是生产一些供人摆阔、满足其骄奢淫逸之欲望的器物。总之，现在的劳工只是在为了满足庸人的感官愉悦和虚荣心而劳动罢了。
罗斯金曾以其毕生的精力想使人们认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伦理学，其目的是教会人民乃至国家如何花钱，而非如何挣钱。确实，眼下中国的财政状况不景气，世界经济也呈现出一派萧条。究其原因，不是说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也不是说人们缺乏工业制品和铁路，真正的问题乃是在于那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正大行其道。这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都是由于缺乏高贵精神的引导而产生的。如果民众身上那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生产力量缺乏高贵精神的引导，那么所谓“浪费性消费”也自然而然地会出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人们有一高尚品格引导，将懂得怎样花钱——怎样为一高尚的目的而花钱。而当人们懂得怎样为一高尚目的而花钱的时候，他们将不再在乎自己拥有什么，而会在乎自己怎么去做——不是一味去追求宏大、豪奢，也不是要去跟别人炫耀什么，而是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所处环境的优美。如果说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品德达到一定的高度，他们除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和优美的生活环境之外别无所求，就不再会把民众的生产力量浪费在修建这些东西上面了——他们绝不会去建造庞大、丑陋的楼宇，也不会去修筑冗长、无用的公路。总之，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生产力量得到一高尚目的的引导而不至于被浪费掉，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富裕之邦了——它不是因为有足够多的财物或拥有庞大、丑陋的楼宇而称富，而是因人民身体健康、心灵优美而称富。
歌德说：“每一种天赋之物都有自身的价值，都应该得到发展，有人只鼓励生产‘美’的东西，也有人只鼓励生产‘有用’的东西，实际上，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建设好一个国家。‘有用’的东西不必主动追求，因为这些东西是人人不可或缺的，大众自然会生产它们；而‘美’的东西则必须被追求，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主动展示它——但许多人又确实需要它。”因此，袁世凯先生和莫理循博士认为中国最需要这样的东西：诸如煤、铁、廉价的肥皂、便宜的电车以及无线电报——即歌德称之为“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认为对于这些东西的生产倒不必过于鼓励。然而，已故的皇太后陛下则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东西：诸如她的颐和园的美、《论语》之美，中国诗之美，乃至于八股文的美——即歌德所谓的“美好而必须加以追求的东西”。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够主动展示它；另一方面，不仅是许多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它。
如果我们的国家、社会缺少了这些歌德称之为“美”的东西，便不会有高尚的品格；而如果没有高尚的品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民身上那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生产力量就会被可耻地浪费掉。紧接着，那里的人民在生活中所享有的舒适、奢靡与豪华，就会像死海南岸罪恶之都俄摩拉的苹果（18）那样，落得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下场。19世纪初，在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大门的前夜，那个时候的中国承平日久，苏州、杭州等城市的富豪显贵们正过着安逸的纸醉金迷的豪奢生活，彼时出现的种种征兆都已明显地显示出，古老中国的社会肌体上已经产生“浪费性消费”的癌变。至于其原因，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是由于中国失去了满洲贵族高贵品格的引导，人民身上固有的勤劳的生产力量也缺乏一高尚目的的引导。事实上，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不仅浪费了人民的生产力量，而且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也难以得到公平的分配。长此以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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