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均寿命都到19世纪末叶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ul Bairoch）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西欧，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落后于西欧，但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聚集了众多人口：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亿，西欧人口达到亿，欧洲总人口达到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需要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做出具体的比较。
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化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
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唯一原因”，偶然因素才是关键。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发现保持人口增长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粮食、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心脏地带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人口，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使用，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避开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而且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主要蕴藏在距离人口中心区较远的地方，尤其是西北部，而非纺织工业集中地和长江下游流域。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充足，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大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 300万英亩）。总之，据估计1830年，为满足英国的进口需要，新世界国家种植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 500万~3 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看起来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