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使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不是偶然的。殖民地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它们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大规模的军事开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的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皇家海军的胜利，付出的代价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殖民地贸易还为公司组织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以荷兰为例，它创设联合股份公司，便是为了这一目的。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叶，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内部，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富硕，本应该是在中国的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被其臣服之地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
这引发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就是欧洲和中国，以及两国①的精英分子，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使得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利用起来，就完全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疆域政策，都表现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清政府在远途运输大宗物品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胜任。但是，中国优先考虑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盐巴、铜矿，因为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始终是政府最为关注的层面。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对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关注较少。政府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把奢靡的行为看成有损于儒家倡导的和谐价值观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政府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而是说它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相反，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对新兴产业更为支持。同样地，清政府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竞争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扩大，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步步入欧洲统治阶层；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商人没有根基，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以英国为例，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行政阶层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