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800年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化，而且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是，殖民地化为18世纪末叶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却纯属偶然。因此，关键点仍然在于1800年的中国（还有日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与西欧非常相似的经济地位，也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区别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资源受限较小、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中国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结局难以预料：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还是农业社会，而到1950年，农业经济水平甚至有所下滑。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 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仅微升至2 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 399亿美元。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600年前后，而不是1800年前后，那么中国当前经济活力的先兆并没有消逝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而是恰恰相反，它始终存在于近代的社会进程中。这使得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变革的成就更有据可查。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各个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种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以后，它们再次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为此，我们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当代观点。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实际上它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和美洲共享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重新变得日益多极化。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国家手中，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而且，殖民地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会。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对于18世纪末叶来说，如果西欧拥有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对短期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思索欧洲数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即人们通常假定的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它们也许是可行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没有取得类似的经济突破，但是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