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就是一连串的欧洲内战。也许这种现象可部分地归结于外部威胁的相对缺少，它意味着主要的断层线发生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发生在欧洲与外部（包括殖民地社会）之间。这些内战最初是由宗教冲突导致的，发端于1054年东部基督教与西部基督教之间的斗争，1517年后，由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划清了界限，使整个欧洲以南北轴线为中线分裂开来。持久的宗教冲突，使得神学和后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转变成强烈的理论学说。这种特征在欧洲最为显著，例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君主主义、新教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源于欧洲。
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欧洲内战主要关乎早期现代国家的巩固和加强。法国大革命之后，阶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晚期，阶级成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诠释语言，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从1792年到1870年左右，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欧洲内战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到19世纪末叶，这些民族国家已经发展到在全球尤其是非洲争夺殖民地的阶段，并由此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二战”也是源于欧洲内战，尽管战争中心仍然在欧洲，但是战火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对内战的嗜好在冷战中也得到了体现：意识形态将冷战的世界划分成两部分，当时的两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围攻。最终，事实证明对于欧洲来说，渴望内战是几近致命的：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的损耗极大，普遍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其全球力量也基本上成为强弩之末。
最后，个人主义也是欧洲转型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个人主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社会是由自主、平等的单位也即独立的个人构成的，最终，这些个体比任何较大的团体都更为重要。”这与东亚和南亚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后者认为，集体而非个人处于中心的位置。以家庭为例，英国的家庭制度可以追溯到13世纪，通过朝圣者的传播，它奠定了北美家庭制度的基础。这种强调核心家庭的个人主义体制，与中国和印度的大户人家、包办婚姻、血缘关系维系的传统家庭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所持的价值观及其特征，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随着城市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而有所改变。所以，在西方社会，婚姻本质上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在中国和印度文化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欧洲面对的是极为特殊的形式：外部威胁的相对缺乏、殖*义、工业优势、相对缓慢的增长、欧洲内战和个人主义。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欧洲的现代性比人们通常接受的更具特色。但是，因为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做出区分。不足为奇，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得到推广，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应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只有随着一系列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才有可能对欧洲经验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出区分。
欧洲的优势
19世纪初叶，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GDP大约是南亚国家的2倍，相当于日本、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到1900年，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收入至少是中国的10倍。18世纪后期，无法克服的经济限制让中国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与此相反，欧洲正处于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欧洲转型的关键是工业革命。1800年以前，英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到19世纪下半叶，许多欧洲国家都取得了类似英国的长足进步。先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像冰川移动般缓慢，现在西欧的复合增长率则远远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北美、旧白人殖民地和1868年以后的日本，19世纪的欧洲享有或多或少的工业化垄断地位，这种情形给其他国家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