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思想偏激还表现在他的性命无归，在激进和保守两极跳跃。他年轻时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战争后，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也因他的激进而疏远他。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复长子严璩也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后，他对革命就持有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
顺理成章地，他参加了杨度等人组织的“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做皇帝开辟道路。五四运动时，他对儿女们提出青年不要过问政治。在《书示子璇四十韵》诗中云：“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他说五四运动是“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斥之为猖狂的举动。
严复于 1921年去世。他的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谆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等语。据闻他生前经常与人谈道：“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之八九殆与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并说：“吾垂老亲见七年的民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
由此可知，严复的启蒙思想家一职实在要大打折扣。他一生的性命在新知旧法之间摇摆，而不知开辟中国的新生，也无这种启蒙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