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在这种文明衰败并且要见光死之际，汤显祖的梦已经做完了，李贽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黄们的眼泪也哭干了，容若公子夭折了，曹雪芹的红楼不了也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他的父亲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可以说祖、父皆为显宦。他的外公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这个天才一开始就不为当时的学问所束缚。文明方生方死之际，最好的人才都只是忙于考据、训诂、皓首穷经。龚自珍的耻辱感是强烈的。1812年，他二十一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流露出文人伤感的气质。
康乾盛世之后的国家臣民心态封闭得可以，盛世中的文字狱使得一般读书人都不敢谈论经世之学，而只得埋头于古籍中去搞考据训诂，致使学术界、思想界死气沉沉。而欧洲正在发生民族国家的争霸。181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缔结“神圣同盟”，拿破仑颁布了他一生自豪的法典《法国自由宪法》，虽然同一年他被迫下野并遭流放。1815年的龚自珍仅二十三岁，就完成了《明良论》四篇，其二开篇即是“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他描述的士林状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段玉裁在看到《明良论》后，欣慰道：“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段器重这个外孙，称许少年自珍的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诗文则为“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
他对时代社会与个人的看法有天才的直觉。在令人窒息的文明及其时代面前，他承认个人命运的脆弱。“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那么，他生逢何时呢？“日有三时”，“早时”是王朝初兴之时，因此“天下法宗礼，族归心”，“百宝万货，人功精英”，“府于京师”。“午时”是王朝大势尚在，虽有“窒士”（被压制的人才），然“天命不犹，与草木死”，尚不足为虑。可是到了“昏时”，这是龚自珍着意刻画的，也是他生而所逢之时，这时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弗受，又裂而磔之”，即人才被诛杀。相反，那些“丑类窳砦（苟且懒惰），诈譌不材（庸才之人）”却得到重用。因此，民怨物怒，“京师之气泄”。具体说来，则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京师贱”而“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其结果是“京师之日（苦）短”而“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预言，在这种“朝士寡助失亲”的情况下，人们都将寄希望于“山中之民”。一旦“山中之民”起而反对“京师”，那将“一啸百吟”，“有大高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