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农民造反以后，清不得不放下身段，进行体制改革，这就是由地方大员率先发起的洋务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很快取得了成效，这就是朝野称道的“同光中兴”。与国际接轨，也使清朝有了世界一流装备的海军。但只有少数人明白，仅仅在外观装备、社会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的改革无济于事，不进行政治意义的变法，中国仍是一个传统文化主导的国家，在现代化列强面前既无文明可言，也不堪一击。商战不用说了，就是军战，也很快得到了检验，甲午海战，拥有一流装备的海军被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这种败于朝贡自家的蕞尔小国的经验，较之败于西方列强是更大的耻辱。
光绪本来是跟师傅翁同龢等清流派站在一起的主战者，经此战败，他很快明白体制滞后的恶果，“非变法不能立国”，何况作为一国之尊，权柄用起来如此不顺手，不得意。因此，当康有为等体制边缘的士子们上书，要求变法时，他开始同情并支持变法派。
余英时说，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需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做政治权力的核心，戊戌变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悲剧。邓小平就说过，改革就是革命。由此可知，在光绪无能借重朝中清浊势力，只能依靠部门下层官员和边缘士子来变法时，他实际上是孤胆地实施了一场革命。余英时说得有道理，但他没有分析一个掌握了国家名器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光绪确实一无所有，但他拥有名。
光绪绝不是一个忽略细节的人，但他同时明白自己不只是活在形格势禁的皇宫之中。从光绪小时候写的诗中可以知道，他从小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活在天下，活在历史里。《马关条约》签订数天后，光绪即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沉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
但从甲午战败到变法之间，仍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里，康有为呼吁变法的声浪越来越强，并波及体制内高官，他的强学会也得到了朝廷要员文廷式、张之洞们的支持。这三年里，光绪自己则恶补了西方的器物制度一课。当时的外国人注意到这一点，同情地强调说：“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我们不妨假定他并不聪明，我们不妨将他视为低能儿，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让人把每一种巧妙的玩具以及每一种过去二三十年内除 X光和液态空气之外的神奇而有用的发明和发现都带进宫里去？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直至他被废黜？我们不妨说说看，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在 1895年到 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了来在一无帮助、二无助手、三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读，然后开始颁发一系列东方君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意的诏书？我们不妨解释一下，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