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寄食生活是可怜可笑的，他带着一批亲信在各地转悠，主人或士绅多有以为他会东山再起，而进行巴结者。也有最终看穿他不过是带着一批落魄族众到处打秋风而已。1928年，吴佩孚五十五岁生日，离他的五十大寿只有五年，仅仅五年之间，他已经从国内军政的视野里消失。他住在大竹县，虽然当地军民给他大办生日宴，热闹非常，但在大竹打秋风将近一年，当地驻军托地方士绅向吴佩孚提出将枪支送给他们用，吴佩孚慨然允诺，将二百八十多支枪和三万余发子弹，送给当地驻军，只留了十几支手枪，吴佩孚怕卫队官兵在心理上发生疑虑，还召集全体讲话，说咱们这里住军民对咱都客气，也很安全，咱这武器也没用处，不如送给他们落个人情等语。这个人情送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实力，也没有财富了。他见识了各种眼色、难堪，但他的内心是自足的，他作了大量的诗，据说仍有唐人气象，人穷气不短。他到四川的自题诗是：“曾统貉貅百万兵，身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驻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他在四川写下一幅名联：“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文史专家陈登原曾有《杂书吴佩孚事》，记录他打秋风的生活。人情世故也好、时局变迁也好，都不在他的关注内，他要的只是带着部下活着，而且他自己要养尊处优地活着。为此他不断地为各地接待，被人看穿后又不断地被驱赶。他的惨状大概只比金庸小说中的慕容复落魄时稍好一些。
好在他进入过权力的巅峰境地，即使落魄，仍有不少部旧、同僚接济他，在川康等地要饭似的过了几年。1931年，吴佩孚应张学良之邀，定居北平，那时“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张学良以子侄辈的身份邀他做客，吴佩孚见面就质问 :“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脸色当时就变了 :“我有中央命令。 ”“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你老父的脸。 ”吴佩孚甩开衣袖接着说 :“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张学良是时有苦难言，只得毕恭毕敬地说 :“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张学良开始供养他，每月送他四千元。
他的气节有目共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加以拒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也俨然拒之。1938年日本侵略者决定把华北伪政府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要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日本人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