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杨度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他因此年纪轻轻就声称“好佛”，似乎有信仰，有出世之情，但他其实仍在各种民国要人猛人之间活动。比如他能说动张宗昌不要枪毙大记者林白水，虽然林仍不免一死。
杨度的一生都显得与正轨格格不入。他在晚年除想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外，还做了两件惊世骇俗的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这在当时即为人侧目；另一件事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事直到周恩来临去世前才透露。
杨度的一生是丰富的，但这种投机式的丰富是一种人格不成熟的表现，是启蒙思想家们判断的无特操的表现。也因此，杨度参与了中国近代的历史，甚至参与了不少看似“进步”的力量，但他并没有贡献出真正的东西。以立宪为例，他起草了那么多文件，但并没有像梁启超、章太炎们论战那样立足于国情的论争，更不用说像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那样留下泽被后世的思想文献。
这样的中国人是很多的。他们聪明绝顶，任何主义、理论，他们都知之甚详，谈论起来头头是道，但他们很少立足于社会的某种实际，他们过于相信术，过于相信势力。他们因此难以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他们必得借助于猛人或历史大潮的飞托之势。他们的声名可能流传千秋万载，但跟国事、国民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