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为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是为了避世，或是为了过闲云野鹤的生活，这是误解了一种成熟的灵魂。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弘一法师一生做人认真而严肃。学一样就是一样，做什么就是什么。古人说：“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他既出家做了和尚，就要像个和尚。他出家后，身体力行，严守戒律，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云游四方，外出必随身携带佛教经典，特别是律学典籍。但常用行李却非常简单，平常总是赤脚穿草鞋走路。一领衲衣，穿了二十余年，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尚不肯更换。一顶蚊帐，破得到处洞，有的用布补，有的用纸糊。一张破席，破碎得几乎不能用了。一个木质面盆，丹漆已剥落，一条洗脸毛巾，也已破旧不堪。他出家二十余年，所穿僧服，仅有寥寥数套而已。他坚持佛教戒律中“过午不食”的原则，每天只吃早、午二餐。有人请他吃饭，必在午睡前进行，平时素食，如有香菇，必却之不食，用豆腐，亦不吃。唯食清煮白菜，而且用盐不用油，长年累月如此。
法师曾沉痛地说过：“我们生此末法时代，‘沙弥戒’与‘比丘戒’皆是不能得的；原因甚多甚多！今且举一种来说，就是没有能授沙弥戒、比丘戒的人；若授沙弥戒，须二位比丘授；比丘戒’至少要‘五比丘’授；倘若找不到比丘的话，不单比丘戒受不成，沙弥戒也受不成。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说僧种断绝了！’”为此，法师严格守戒。在佛教许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修持的一宗，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法师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实践躬行。马一孚有诗挽他说：“苦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修行中的法师仍经受着生、老、病、死之苦，尤其是病苦。世人总是以为信仰、修行等大愿会解脱身体的诸种烦恼，其实误解了人生或人性的本质。如果说约伯旷野里的呼告源于上帝的考验，那么人类身体的病痛更是人生的常态，是自然的一部分。弘一法师是苦行的，他做和尚远不及前半生优游，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念佛、诵经、说法、写佛。抗战时期，他最重要的口号是“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