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先生的行迹今天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出生湖北黄冈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父母相继病亡后，他读了半年乡塾而游学乡间。后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为宣传革命，1905年，熊考入军校即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军队首领张彪不得不管，下令通缉，熊不得不逃走。有人说他是因为性急用力过猛，“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
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耕读、教书。他的革命活动在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之际划上休止符，他不像革命的跟班、信徒、党员，后者往往自称革命家，但熊先生倒是跟孙中山等人一样是天然的革命家，是不需任何修饰、不需自我标榜的革命家。熊的起点虽低，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是局面恢宏、心胸开阔、百折不挠。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他的天才或智识直觉明了，当是时也，他已经无回天之力；但他有足够的力量打出另一片天地。目睹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他发现“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功夫者”，“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跟鲁迅一样，熊深感“革政不如革心”。
这一大转折正是中年改行学艺，熊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提时读六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
这样的革命家搞起学问来，一般学者儒生自然难以望其项背。命运注定他当不了政治革命家，但却给他的学术思想革命留下了余地。这是他的幸运，却是文明演进中的悲剧。他没有像胡适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一样，为当时的政治革命作补注；他是近似鲁迅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为个体的权力和心灵张目，在全民或个体没有立起来之前，他不给个体进行任何规范、标准、所谓建设性的口含天宪。不能因为一个政权建立起来了，不能因为某个政治家喊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思想革命家就只能变身变声，充当过河卒子、埋头于改良、整理国故、宣传好人主义。在熊十力那样的人眼里，我国革命既是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个人就没有任何需要膜拜的规矩、礼仪、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