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清政府在国门开放、洋务改革之后，虽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戊戌变法”，但在时世推移中，仍“与时俱进”地接过了变法者的逻辑，甚至大张旗鼓地要进行“立宪”改革。当是时也，除了外侮过甚、地方权重、国力疲软外，整个帝国还是威仪威福，改革也带来了民间、社会和商贾们的活力，社会全局也仍稳定、和谐。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人的头脑里，跟无数同胞的日常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
按照通常的活法儿，少年林觉民会是帝国稳定的“接班人”，福州男人本来温良平和、锋芒深藏，林觉民应该是“家国天下”的乖孩子、好孩子、听话出活的样板吧。但时移世易，生命的极致一旦与思想相渗透，其中爆发的能量是没有人可以预期的。觉民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但他却不愿学做八股文。十三岁那年，当他被迫应考童生时，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后，就第一个走出考场。用今天的话，在人们争相考“公务员”时，他从心里拒绝了。林父为此不安，安排他投考自己任教的全闽大学堂。林觉民有辩才，在大学堂里纵议时局，演说革命。林孝颖指望校方严加束缚。总教习却说：“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浩然之气。”一天晚上，还是中学生的林觉民在一条窄巷里跟人讲论“垂危之中国”，声泪俱下。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孩子模样的林觉民还在家中办了一所小型的女子学校，讲授国文课程，动员姑嫂们放了小脚。以至于周围的亲人开始习惯觉民离经叛道的言行，虽然他们从未想象，四五年后的觉民手执步枪、腰别炸弹地闯入总督衙门。
1907年，林觉民赴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四年，攻读哲学，还学日语、英语、德语。檄文《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小说《莫那国之犯人》、译作《六国宪法论》就是此时完成的。这个瘦削的中国男人在东洋留学，入眼的不是樱花的璀璨，也不是大和美人的如花笑脸，而是祖国的现状和前途。用今天的话，在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崩溃论中，没有人能够看清历史、平视历史，因为中国之大，日月递邅之丰富足以让人眼花缭乱，一世一纪甚至一生乐在其中享用。但林觉民却把中国当做解答的对象，他以为：“中国危在旦夕，大丈夫当以死报国，哭泣有什么用？我们既然以革命者自许，就应当仗剑而起，同心协力解决问题，这样，危如累卵的局面或许还可以挽救。凡是有血气的人，谁能忍受亡国的惨痛！”这样的认知未必正确，但我们今天看到了，他的行动合于历史的目的性。历史之手假借他和他的战友们来书写了某种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