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生下儿子从诫后，身体明显好了起来，力争要与梁思成同行外出考察。五、六年时间里，林徽因的足迹遍及六、七个省份，几乎是不到一年就外出一次长途跋涉。她甚至还到了西北地区距甘肃不远的耀县，东南到了临近福建的宣平。北京八大处，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善化寺及云冈石窟；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县的四十多座寺庙殿阁，河北的正定隆兴寺，苏州的三清殿、云岩寺塔，杭州的六和塔、金华的天宁寺、宣平的延福寺；开封的繁塔、铁塔、龙亭；山东有十一个县，包括历城神通寺和泰安岱庙，以及西安的旧布政司署，陕西的药王庙，处留下了林徽因的身影。这是一条十分漫长的行程。梁思成为《清式营造则例》写序时特别说明：“内子林徽音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他们在北方最后一次考察，也是最为辉煌的一次，数五台山木结构佛光寺的发现。西方的古代建筑基本是石块砌成，经得起风雨侵蚀，雷火毁坏，因此至今留存很多。中国房屋多以砖木构建，当时已不知是否还有唐代木构建筑的存在。日本人曾扬言，要看这样的建筑只有去他们的奈良城。林徽因和梁思成立志要找到中国唐代的木结构建筑，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旧中国没有一份建筑名录，到全国各地去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然而，有志者事竟成，经过辛劳奔波，他们最终发现了珍贵的佛光寺。一九三七年初夏，梁思成、林徽因和学社同仁莫宗江、纪玉堂向五台山进发，山路狭窄崎岖，他们只好骑着驮骡慢慢前行。后来连骡子也不肯走的时候，只得下来牵着它继续前行。步履蹒跚了两天，他们在黄昏中突然望见了夕阳下金光四射的宏伟殿宇，再近看远翘的飞檐，硕大的斗拱，还有柱头、门窗，处处都像唐朝工匠的高超手艺。发现的兴奋顿时使众人浑身的疲惫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学不能只凭直觉，兴奋过后，需要他们艰辛确证。林徽因爬上高悬的大殿脊檩寻找可能的文字依据，通常那里会写下建造年代，这实在是很艰辛而又危险的事。上面一片漆黑，打亮手电，只见檩条盖满了千百只蝙蝠，竟祛之不散。不意间照相时镁光灯闪亮惊飞了蝙蝠，没想到底下还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臭虫。头几天，他们就这样不停地爬上爬下与蝙蝠、臭虫周旋。终于，林徽因隐约辨出了两丈高的大梁底面有墨迹。费劲地认了半天，仅见到一行字：“女弟子宁公遇”，其余则依旧模糊一片。再费去两天搭了个支架，洗去梁上积得很厚的浮土，林徽因第一个上去，费了三天才读全梁面的题字。原来宁公遇就是捐资建造佛殿的女施主，大殿建于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八五七年。它就是发现的中国现存最早木结构建筑！从此，我们不必再远去日本看别人的东西了。大家的狂喜不言而喻，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刻，殿前庭院里一片灿烂。他们取出本来用作应急的饼干、牛奶和罐头沙丁鱼，倾其所有地欢庆了一顿，再顾不得明后天断餐之忧。
野外考察古建筑的生活是清苦的，他们确实常常担心断餐，穷乡僻壤里能弄到一钵说不清什么做的黑糊糊面条就算幸运。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当年，行路对人也是一个考验。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风尘扑面，颠颠簸簸，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学社某日考察笔记记载着：“下午五时暴雨骤至，所乘之马颠蹶频仍，乃下马步行，不到五分钟，身无寸缕之干。如是约行三里，得小庙暂避。”又一日记载：“行三公里骤雨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可见有时能宿在大车店已经不算太倒霉，但大车店里起床每人一身虱子。考察的艰辛还在于风险，途中他们要提防土匪的出没；到考察点，测量旧寺古塔，爬上风蚀了数百上千年的顶端，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梁思成有记述：“今天工作将完时，忽然来了一阵‘不测的风云’，在天晴日美的下午五时前后狂风暴雨，雷电交作。我们正在最上层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险。不单是在二百八十多尺高将近千年的木架上，而且近在塔顶铁质相轮之下，电母风伯不见得会讲特别交情。”
这些困难对于寻常人来说已是殊属不易，而林徽因，一个娇嫩的大家闺秀，一个肺结核患者，却经受住了艰苦的洗礼。不敢相信，她会和男子一样，餐风宿雨，爬梁上柱。正是在这样的境地，林徽因显示出她的坚忍、刚毅以及对理想的执着。翻遍她关于考察古建筑的全部文字，我们无法找到她抱怨工作环境艰苦的片言只语。下面这段心底溢出的倾诉，有如阳光般明媚：
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乡村的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中间人物维持着老老实实的鲜艳颜色，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云块，天，和我们之间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碍。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我感觉到一种平坦，竟许是辽阔，和地面恰恰平行着舒展开来，感觉的最边沿的边沿，和大地的边沿，永远赛着向前伸……
（《山西通信》）
既如此热忱投身古建筑的研究，她当然获得了丰硕的回报。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位建筑学女教授，第一位女建筑师，又是唯一登上天坛祈年殿宝顶的女建筑师。。梁思成的建树，若没有林徽因的奉献是不可想象的。他坦然地承认：“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林徽因不仅仅是丈夫的助手，她一直是和梁思成完全站在同一平台上切磋、合作的。有位诗人认为：林徽因“实际上却是他（梁思成）灵感的源泉”。（卞之琳文《窗子内外：忆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常常为一个看法，乃至一个词语表达争论不休。在中国现代建筑学史上，素来梁、林并称，两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或分。
一般人或许只从林徽因的文学作品中感知她非凡的才华，其实，她在建筑研究领域里的建树一样非常突出。是她首先敏锐地留意到佛光寺梁上的字迹，为确证寺庙的年代提供了铁证。坐着开往太原的列车经过榆次，她在窗口单单那么无意地一瞥，便察觉到远处的雨花宫非同寻常。后来的考察结果证实，它是一座建于公元一零零八年宋代初期的建筑，是古建中简洁结构的重要例证，体现了中国建筑风格由唐到宋的过度，在建筑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
林徽因的文学才华，使她有能力将容易枯燥乏味的建筑论文变得灵气生动，富有文采，有些篇章是可以当作散文来阅读的。比如《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的开头：
去夏乘暑假之便，作晋汾之游。汾阳城外峪道河，为山右绝好消夏的去处；地据北彪山麓，因神头有“马跑神泉”，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说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始闲散的单剩曲折的画意，辘辘轮声既然消寂下来，而空静的磨坊，便也成了许多洋人避暑的别墅。
说起来中国人避暑的地方，哪一处不是洋人开的天地，北戴河，牯岭，莫干山……所以峪道河也不是例外。其实去年在峪道河避暑的，除去一位娶英籍太太的教授和我们外，全体都是山西内地传教的洋人，还不能说是中国人避暑的地方呢。在那短短的十几天，令人大有“人何寥落”之感。
以汾阳峪道河为根据，我们曾向临近诸县作了多次的旅行，计停留过八县地方，为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其中介休至赵城间三百余里，因同蒲铁路正在炸山兴筑，公路多段被毁，故大半竟至徒步，滋味尤为浓厚。餐风宿雨，两周间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梁思成有学者必备的稳重作风、严密思维和踏实精神，可是平心而论，在才情上，他显然逊于夫人。梁思成起草的文稿，非得经过夫人修改润色才肯发表。他的文章里那些闪光的句子很多是林徽因的点睛手笔。同行们不无夸张地说，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再也没能写出先前那样精彩漂亮的文章。
林徽因以诗人的眼睛发现，坚硬冰冷的建筑物中蕴涵着“诗意”和“画意”。她说，在她的眼里，“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河的杀戮。”于是她提出一个建筑学概念“建筑意”，（见《平郊建筑杂录》）将建筑学研究注入了人文的色彩。这属于林徽因在建筑学方面独特的重要的建树。中国古代先贤，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大多能驰骋于艺术与科学两个领域，甚至在某一成果中同时放射两大领域的光辉，林徽因秉承的正是他们的遗风。
一九三一年春天林徽因移居北平西郊香山疗养。很多文章说她住在著名的静宜园双清别墅，但她堂弟林宣回忆，其实当时林徽因的住所是别墅附近的一排平房。在那段岁月里，林宣曾上山看望过病中的林徽因。他还记得，平房落在斜坡上，房前一条走廊。林徽因住第一间，她的母亲住第二间，女儿在第三间，第四间用作厨房。梁思成平日在城内，周末开车接他们回家过礼拜天。
朋友们常三三两两来探视她，其中有冰心、凌叔华、沈从文这样活跃文坛的作家，也有金岳霖、张奚若、罗隆基和张歆海、韩湘眉夫妇这些不在文坛圈内的朋友。徐志摩应该是来得最多的一个，他写信告诉陆小曼：“此次（上山）相见与上回不相同，半亦因为外有浮言，格外谨慎，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爱眉小扎》）这话仅是哄哄陆小曼而已，在保存至今的文献里，留下徐志摩上山痕迹就不止三次。说绝无愉快，无非是担心妻子多疑。如若徐志摩单独上山，则必有林宣陪行，两人临时入宿一家平房旁边的甘露旅馆。
林徽因静心养病期间，有了较多暇余阅读她喜爱的文学书籍。晚上，一卷在手，焚一炷香，披一袭洁白睡袍，沐浴着溶溶月色，她不免有几分自我陶醉。林徽因对梁思成感慨：看到她这个样子，“任何一个男人进来都会晕倒”。丈夫故意气她：“我就没有晕倒。”聪明的林徽因糊涂一时，没想到此话说错了对象，因为配听此话的当是丈夫以外的男人。
就在这时侯，林徽因开始了文学创作，这也许是由于诗人置身优美环境情不自已，或者还因为冰心、凌叔华的感染，当然更主要的应该是徐志摩的鼓动。此前她只在一九二四年《晨报副镌》发表过一篇王尔德童话《夜莺与玫瑰》的译文。林徽因最初发表的作品，除署过笔名“尺棰”外，均用本名林徽音。《诗刊》杂志刊登林徽因诗作时，署名曾误植林薇音、林微音，读者容易将她和当时活跃的海派作家林微音相混。编者为此专门声明更正，但混淆仍旧不断。林徽因说，不怕我的作品误会成他的，只怕误会他的作品是我的。她担心这样一直误会下去，于是署名改作林徽因，日后也就以徽因名字通行于世。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是她最早发表的几篇作品之一：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她的行径？
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
星光，日影，在在都是她的花样，
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
骄傲的，她奉着那荒唐的使命：
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
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
都市喧哗，再寂成广漠的夜静！
虽说千万年在她掌握中操纵，
她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
难怪她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
来抚慰恋爱的消失，死亡的痛。
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
谁又大胆的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如果说这首十四行诗是林徽因的处女作（与它同时发表的诗篇还有《仍然》《那一晚》，难分创作时间的先后），那么它向世人表明，林徽因的诗歌在起点上就不同凡响。那时不少抒写个人失意的女性诗人，她们的作品多缠绵而流于滥情，又过分胶着于具体生活的印痕。而这首诗虽未完全摆脱个人的失意情怀，但落笔却升华到形而上的感叹，不无些微的哲理意味。与此相符的是，作者笔下那些日月星云、峰峦江海的意象，自然给诗作平添了几分胸襟的博大，气魄的雄浑。诗歌的最后一问将无限的遐想留给了读者。
当然，最吸引读者的往往是那些歌咏爱情的诗篇。有个青年读罢《那一晚》这首诗作热泪盈眶，特意买了一册关于林徽因的著作送给他爱恋的女友。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拖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里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哪）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哪）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哪）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哪）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此诗于一九九一年才发现，由本书著者提供给梁从诫先生，首次收入北京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一书。）
一些研究者把这首诗认定为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恋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品读作品，他们那样读解，算是见仁，但别人不妨见智，不要规定读者非如此读它不可。“诗无达诂”，有如中国民俗“七月七看巧云”，云朵飘在夏日晴空，说像马像犬皆无可无不可。林徽因生前即说过：“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是惟有天知道得最清楚！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关于诗的意见，历史告诉我传统的是要永远地差别分歧，争争吵吵到无尽时。因为老实地说，谁也仍然不知道写诗是怎么一回事的，除却这篇文字所表示的，勉强以抽象的许多名词，具体的一些比喻来捉摸描写那一种特殊的直觉活动，献出一个极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究竟怎么一回事》）
读诗，还是虚空一点好。西方本有歌咏抽象“爱情”主题的写诗传统，林徽因写诗正从西方学起。带着成见坐实了读它，很难自圆其说。先设定林徽因恋过徐志摩，难免越读越像剑桥康河那一晚幽会的重现。实际林徽因离开伦敦时与徐志摩是不辞而别，根本不存在缠绵牵手这一幕。凭着有些研究者的索引本事，有些诗句就无法索引得彻底。“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诗句中飘荡不定的生活与写诗时林徽因安居乐业的现状大相径庭。诗写在成家以后，倘若她真盼望有一日私闯徐志摩的爱情花园，则又置丈夫梁思成于何地。此诗发表在徐志摩编辑的《诗刊》杂志，林徽因更何至于如此招摇。发表《那一晚》署笔名“尺棰”，同期刊登的《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则署原名林徽音，猜想这就是要避免误读以引起无聊的流言。
另一首《别丢掉》，梁实秋（灵雨）批评它晦涩难懂，朱自清作《解诗》辩白，认定它“是一首理想的爱情诗，托为当事人的一造向另一造的说话”。经朱自清一番解读，这首诗屡屡进入各种选本，广为赏析，都也看它是回应徐志摩的作品。朱自清并没有这么说，只言“托为当事人”，即不专指哪一个对象。朱自清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多有过从，写这文章前不久，他还在火车上和梁思成相遇长谈过一次。所谓假托的话不会是虚言，也正是创作的一种方法。一厢情愿索引本事的研究者，忽略了此诗写作时间是在徐志摩飞去的第二年夏天。斯人已逝，诗里如何能一再说“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有种说法，认为“述事”是林徽因诗歌的一大特征，是它高出那些只是抒情写景的作品的原因所在，“将林诗里所述之事分析出来，理解因此而深下去并且清晰了”。（兰棣之：《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假如作索引派读林徽因诗歌，恐怕会越读越糊涂的。即使索引得好像是一清二楚，那蕴涵普遍意义的情愫受了局限，降为个别经历的感受，势必影响品位林诗的想象空间。
退而言之，即使有所指的爱情诗篇，并非均为徐志摩而写。某些篇什，硬要索引也当索引给其他男性，如写于一九三三年岁末的《忆》，倒像写给金岳霖，去年他俩刚刚确凿无疑地相爱过一回；《城楼上》像是给梁思成。凭什么说“没有任何一首是写她与丈夫梁思成之间的爱情故事的”？其费解的理由是“丈夫又不大有时间读诗”。（见兰棣之文）
持偏见的这位研究者把林徽因诗作内容简单地归纳为一个“核”，这“核”便是写她“在爱情中的体验和成长，从而探索爱情在生命中的意义，诗在人生中的地位。”研究者的本意在充分评价林徽因诗歌的成就，结果却将枝叶扶疏的林诗曲解为一株独苗，与他初衷适得其反。如果统计，爱情题材的诗篇占林诗比重其实有限，她吟咏最多的还是直接抒发人生感受的作品。她常常会记录一个细小的生活画面，如《静坐》、《风筝》、《藤花前》和《山中一个夏夜》，自然它们不是生活琐屑的简单描摹，必能给读者咀嚼出人生的诸多况味。她有时会记录一缕难以言说的思绪，如《昼梦》、《题剔空菩提叶》和《八月的忧愁》，而诗人看似抽象的思绪又总附着在形象的画面上，因此，有时叫你作难，将其归类为生活的记录，还是思绪的表达，都不容易。最典型莫如一首《中夜钟声》：
钟声
敛住又敲散
一街的荒凉
听——
那圆的一颗颗声响，
直沉下时间
静寂的
咽喉。
像哭泣，
像哀恸，
将这僵黑的
中夜
葬入
那永不见曙星的
空洞——
轻——重，……
——重——轻……
这摇曳的一声声，
又凭谁的主意
把那剩余的忧惶
随着风冷——
纷纷
掷给还不成梦的人。
本来无非常见的人生一瞬，到了林徽因笔下，便营造出浓浓的伤怀氛围，感人至深。忧煌人所见的夜自然荒凉，荒凉的夜引得人愈加忧煌。诗情景交融，很有意境，近乎王国维所述的“不隔”的标准。中国新诗出现“阶梯式”，常人多以为起始于共和国初期的郭小川，他学习玛雅科夫斯基，由前苏联帕来。读罢林徽因这一首，大概可以说中国此种诗体“古”已有之了吧。沈从文写于一九三八年的《谈朗诵诗》说到诗歌形式问题，已经提到三十年代诗坛，“或摹仿马雅可夫斯基的体裁的诗歌，两字组成梯级形的新体裁，盛行一时。”这篇文章批评“革命诗”的同时赞赏了林徽因，可想林徽因可能读过马雅科夫斯基的。
林徽因有句诗“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十一月的小村》），她的诗基本上全是独语，自我对话。她原不是为发表而写，发表只是应付编辑朋友的索讨。难道她是曲高和寡，常感到孤独？莫非是孤独，于是才那么健谈？独处时她异常寂寞，也就异常善感，同时也异常多愁。她说，“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她追求完美的生活质量，而现实总是到布满缺陷。诗人的情绪难免沮丧，寂寞这个词反复出现在她诗里。尽可说它是个弱点，但不难得到读者的谅解，况且它的呈现显得那么凄美动人。秋天来了，她有许多心里的话要说，标明感秋题目的诗有《秋天，这秋天》和《给秋天》，题中含有秋意的有《红叶里的信念》和《十月独行》，她还有不少诗篇虽没有将秋怀明白反映在题目上，说的还都是秋天的话。林徽因的诗歌大都短小，写给秋天的诗却相对较长。《秋天，这秋天》七十余行，《红叶里的信念》整一百行，算是她现存最长的两首作品。（梁从诫先生说，林有一首遗佚的长诗《刺耳的歌声》，不详其篇幅。）诗人所患的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或许她觉得自己提前进入了人生的秋天，已经来日无多。但林徽因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到了人生的冬季，她坚信自己的才华，亟待有一次秋的丰收。那信念正像诗里写的：“但（我）心不信！空虚的骄傲/秋风中旋转，心仍叫喊/理想的爱和美，同白云/角逐；同斜阳笑吻；同树，/同花，同香，乃至同秋虫/石隙中悲鸣，要携手去；/同奔跃嬉游水面的青蛙，/盲目的再去寻盲目的日子，——/要现实的热情再另涂图画，/要把满山红叶采作花！”这才是林徽因诗作中最为令人感佩的思绪。她珍爱生命，但决不苟且。她写道：“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枝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美丽岂止是诗人的梦，同样美丽的是耽于这梦的心灵。
不要误会林徽因只会专注个人情感的低吟浅唱，她的野外考察经历，她素来具有的人文精神，使她的笔墨可以投向“太太客厅”的窗外。诗人现存的诗篇仅六十余首（林徽因生前没有出版过诗集，直到一九八五年由陈钟英、陈宇两位先生搜集成册，初次出版了《林徽因诗集》，收入作品五十五首。二零零五年陈学勇编集的《林徽因文存》，共收诗歌六十七首），其中颇有一些叹息民众苦难的或描摹民众生活的作品，可惜它们没有得到读者以至研究专家应有的关注。例如《微光》：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
店廊上一角挂着有一盏；
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运命
含糊的，全数交给这暗淡。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
店窗上，斜角，照着有半盏。
合家大小朴实的脑袋，
并排儿，熟睡在土炕上。
外边有雪夜，有泥泞；
沙锅里有不够明日的米粮；
小屋，静守住这微光，
缺乏着生活上需要的各样。
缺的是把干柴；是杯水；麦面……
为这吃的喝的，本说不到信仰，——
生活已然，固定的，单靠气力，
在肩臂上边，来支持那生的胆量。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切都限定了，谁还说希望，——
即使是做梦，在梦里，闪着，
仍旧是这一粒孤勇的光亮？
街角里有盏灯，有点光，
挂在店廊；照在窗槛；
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运命
明白的，全数交给这凄惨。
面对微光下苟延残喘的贫民，诗人难以无动于衷，简练的笔墨，却有十分动人的力量。“窗外”题材的诗篇可以见到的还有《年关》、《旅途中》、《茶铺》、《小楼》等等。
无视这些作品，理解林徽因的诗歌便不能全面，认识林徽因的人格也不会完整。与她同时期的众多女诗人，或为民众呐喊但流于粗制滥造，或于词句精雕细镂而忘却民生疾苦，她们的笔下真的鲜有林徽因这类以优美形式表现“窗外”内容的精品。
林徽因的诗歌优美，但与柔媚无缘；它坚韧，却远离刚烈。哪怕看似没有多少内容的小诗，她也要做得亦玲珑精致，亦别有滋味，像描述“窗内”琐事的《静坐》就是这样的珍品：
冬有冬的来意，
寒冷像花，——
花有花香，冬有回忆一把。
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
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
寒里日光淡了，渐斜……
就是那样底（地）
像待客人说话
我在静沉中默啜着茶。
从常人以为很平常的生活里（有的甚至谈不上是生活，不过人生长河里一个瞬间的静态）能写出诗来，足以见出林徽因那有别常人的纤细敏感的气质。《六点钟在下午》，距它发表三十一年后，另一位诗人邵燕祥偶然向人谈起这首诗，对方竟一下就能背出：“六点钟在下午，/点缀在你生命中，/仅有仿佛的灯光，/褪败的夕阳，窗外/一张落叶在旋转！……”女诗人这类绝句小令式的作品，有如“床前明月光”般脍炙人口。
林徽因曾以《新月》为发表诗作园地（事实上发表于《新月》的诗作数量很是有限），也与徐志摩多有交流切磋，她的作品入选《新月诗选》，研究者因而不无依据地奉她为“新月诗人”。可是林徽因并不喜欢这顶桂冠。虽为女性，但与新月的男诗人们相比，譬如他们中最富盛名的徐志摩，她的诗歌难得地那样纯净、雅洁，绝对无染颓唐、轻浮以至偶尔的俗气（徐的某些诗即难脱此毛病）。其中咀嚼人生的作品，尤多一份思想的力度。她把小说的白描手法用在诗歌里来素描场景、人物，予浓郁的诗意以生活画面的支撑，诗风又由此增添了几分清新。如果不算入选《新月诗选》的沈从文，新月诗人中就少有如林徽因这样同时擅写小说的作者了。
林徽因曾为自己编定过一本诗集，已经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出版的《新诗》杂志上刊登了出版预告（尚未定书名）。或许因为正在野外的艰苦考察耽搁了编辑的进程，等到她归来的时候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她也由此错过了生前唯一一次出版诗集的机会，令人遗憾之至。后人经多方搜寻，终于在一九八五印行了《林徽因诗集》，这离她立志出版诗集将近五十年，距她病逝也已整整三十年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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