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欧公此文，则当时所谓清议者，其价值可以想见矣。彼建言者之意，不过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惟一之目的在是。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故惟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鼓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从而和之，势益汹汹。有抗之者，即指为奸邪，务箝(qián 约束、限制)人之口而后已。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至谓韩魏公交结中官，谓欧阳公盗甥女。夷考当时攻韩欧之言，曰：乱大伦，灭人理；曰：含生之类发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宠，自为身谋，害义伤孝；曰：百计搜求，务为巧饰，欺罔圣听，支吾言者。夫韩欧二公之立身事君，其大节昭昭在人耳目，曷尝有如言者所云云。使如所云云，则此二人之罪，不在施政之失宜，而在设心之不肖，是则真不可以立于天地间矣。而岂其然哉？若其不然，则攻之者之设心，又居何等也。夫濮议不过皇室私事耳，曾无与天下大计，即在皇室私事中，抑其细已甚。而当时所谓士大夫者，以沽名泄愤之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挠天下之耳目以集矢于一二任事之人。而况乎荆公之变法，其事业之重大而不适于庸众之耳目，有过此万万者乎，其一人狂吠而举国从而和之，固其所也。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既已若是，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夫后此之以此等种种恶名加诸荆公者，其又可信耶？以琦之耿介，而得诬为交结宦寺；以修之高尚，而得诬为盗污孤甥。则凡后此所以诋荆公私德者，其又可信耶？区区之濮议，其是非可一言而决者，而有一孙固欲与彼等立异，章未上已群指为奸邪。则后此凡有为新法讼直者，一切指为奸邪，不当作如是观耶？濮议一案，以有欧公此文，其是非曲直，尚得略传于后。而熙丰新法，以荆公《熙宁日录》被毁，后世惟见一面之辞，于是乃千古如长夜矣，哀哉！
且尤有一事极当注意者，则治平间攻濮议之人，即熙宁间攻新法之人也。荆公初参政，而首以十事劾之者，实为吕诲。吕诲即于濮议时主持最坚、首纳告敕者也。攻新法最力者范镇、范纯仁。元祐初为执政以破坏新法者，司马光、吕大防。而镇、纯仁、光、大防，皆与诲为一气者也(欧公《濮议》未及司马光，然当时首倡异议者实光，盈廷因而附和之耳。及诲等被黜，光抗疏乞留之不许，遂请与俱贬，亦不许。此皆明见史册之事实也)。彼等后此之攻新法，自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也。而后世读史者，亦以其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也。夫濮议之役，在彼辈岂不亦自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耶。然按诸实际，则何如矣？
夫以当时朋党之见，如此其重；士大夫之竞于意气，如此其烈，为执政者，惟有实行乡愿主义，一事不办，阉然媚世，则庶可以自存。苟有所举措，无论为善为恶，皆足以供给彼辈题目，而使居之为奇货，如欧公《濮议》所云云者。而荆公乃毅然以一身负荷，取百年苟且相沿之法度而更张之，其丛天下之谤于一身，固其宜耳。夫范文正所改革者，不过裁恩荫之陋，严察吏之典，补苴时弊之一二事耳，然已盈廷讧之，仅三月而不安其位，亦幸而仁宗委任不专耳。使仁宗而能以神宗之待荆公者待范文正，则荆公之恶名，文正早尸(承担)之矣。故虽谓范文正为未成之荆公，荆公为已成之范文正可也。夫以当时之形势，其万不能不变法也既若彼，而以当时之风气，其万不能变法也又若此，吾于荆公，不得不敬其志而悲其遇也。
4 荆公之略传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讳安石，字介甫，临川人，今江西之抚州也。父益，母吴氏，以真宗天禧五年生公。幼随父宦韶州，十六岁随宦入京。十九岁丧父。二十一岁成进士，签淮南判官，实仁宗之太历二年也。旧制：判官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指在当时所设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等任职)。公独否。二十七岁，调知鄞县，治鄞四年，秩满归。明年，通判舒州。中书札召试馆职，以祖母老家贫不赴。至和元年，年三十四，除集贤校理，不赴。嘉祐元年，年三十六，为群牧判官。明年，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又明年，使还报命，上书仁宗言事。四年，提点江东刑狱。五年，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六年，除知制诰，年四十一。凡知制诰三年。治平元年，年四十四，以母丧居江宁。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立。三月起公知江宁府。九月，除翰林学士。明年，为熙宁元年，公年四十八，四月，以翰林学士越次入对(臣下进皇宫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或质问)。熙宁二年二月，以公参知政事。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累疏乞解机务。六月，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召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除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九年十月罢，以使相判江宁府，时公年五十七。自熙宁元年入对后，执政凡九年，自是遂称病不复起。元丰元年，年五十八，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封舒国公，领集禧观使。三年，授特进，改封荆国公。八年，三月，神宗崩，宣仁太后临朝，进公司空。明年，为元祐元年，四月，公薨，时年六十六，赠太傅。凡公罢相后居江宁又九年。绍圣中谥曰文公。
5 执政前之荆公(上)
古之天民者与大人者，必有其所养。观其所养，而其所树立可知也。观其所树立，而其所养可知也。荆公之德量气节事业文章，其卓越千古也若彼，则其所以养之者必素矣，吾故于其少年时代事实之有可考者略论次焉。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盖庆历三年由淮南判官乞假归省时作，读之而公少年之经历可概见也。诗曰：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曦。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况复邱樊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骖。
留当开尊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此不啻公二十三岁以前自述之小传也，其天性孝友之纯笃，固盎然溢于楮墨(chǔ mò 指诗文)间，而所谓欲与稷契遐相希者，盖自弱冠时而所志固已立矣。
荆公之学，不闻其所师授，盖身体力行，深造而自得之。而辅仁之友，则亦有焉。今刺取集中书序往还论学言志者次录之，其于公所养，可见一斑也。
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qū 屈服)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送孙正之序》)
予材性生古人下，学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其或者归而为涂之人(普通人)而已耶?……自予之得通叔然后知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于其言而已，盖观其行而得焉者为多。(《李通叔哀辞》)
某愚不识事务之变，而独古人是信。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己也。穿贯上下，浸淫其中，小之为无间，大之为无涯岸，要将一穷之而已。(《上张太傅书》)
方今乱俗，在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答曾子固书》)
天下之变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辞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内得于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于物也。非有待于物，故其迹时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尝有悔也。若是者，岂以夫世之毁誉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而私有志焉。(《答李资深书》)
学足乎己，则不有知于上，必有知于下；不有传于今，必有传于后。不幸而不见知于上下，而不传于今又不传于后，古之人犹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谓知命也。命者非独贵贱死生尔，万物之废兴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答史讽书》)
夫君子之学，固有志于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后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系吾得志与否耳。身犹属于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属于命乎？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之说如此，而或者以为孔子之学汲汲以忧世者，惑也。惑于此而进退之行，不得于孔子者有之矣。……吾独以为圣人之心，未始有忧。有难予者曰：然则圣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初六曰：拔茅茹，以其汇，贞吉。《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也。不可荣以禄者，知命也。吾虽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忧之其能合乎？……孔子所以极其说于知命不忧者，欲人知治乱有命，而进不可以苟，则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谕知命之说而不能重进退者，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爱足下之才耳。既而见足下衣刓(wán 破损)履缺，坐而语未尝及己之穷。退而询足下终岁食不荤，不以丝忽(丝毫)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几？吾以为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学报足下。(《与王逢原书》)
集中言论，似此者尚多，今不悉录，录其尤者，尝迹荆公一生立身事君之本末。进以礼，退以义，其早岁贫苦患难，曾不以撄(yīng 扰乱)其胸，能卓然自立，以穷极古今之学而致之用。其得君以道易天下，致命遂志而不悔。其致为臣而归，则又澹然若与世相忘。记所谓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无入而不自得者，公当之矣。及读此诸篇，然后知公之学，盖大有本原在。其大旨在知命，而又归于行法以俟命，故其生平高节畸行，乃纯任自然，非强而致。而功名事业，亦视为性分所固然，而不以一毫成败得失之见杂其间。此公之所以为公也。
公固守道自重，不汲汲于用世，而玉蕴山辉，不能自闷，贤士大夫，稍稍知之而乐称道之。其交公最早者，则曾巩也。巩与欧阳修书云：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而陈襄上荐士书，以之与胡瑗等并举，称其才性贤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著闻于时。皇祐三年，宰臣文彦博，遂以之与韩维共荐，于是有集贤院校理之命。嘉祐元年，欧阳修又以之与包拯、张环、吕公著三人共荐，称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自是征辟屡至，然安于小吏，不肯就职，非故为恬退，亦有取于素位之义而已。
(考异一)《宋史》本传称曾巩携安石文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今按此妄语也。巩上修书，有先生使河北之语，其事在庆历六年。而公之成进士，在庆历四年，且书中明有已得科名之语，则公之得第，非藉揄扬甚明。《宋史》开口便诬，何以示信。
(考异二)《本传》又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三人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今按此又妄语也。陈襄当皇祐间，已称公文辞政事，著闻于时。欧阳公亦言学问文章，知名当世。而韩维者，则文潞公以之与公同荐者也；吕公著者，又欧阳公以之与公同荐者也。然则韩吕安能重公？而公亦安藉韩吕以为重哉？夫自皇祐以及熙宁二十年间，公声名满天下，若范文正公、富郑公、韩魏公、曾鲁公皆交相延誉，见于本集及其他记载者班班可考。而《本传》曾不道及，乃至并文欧二公之荐剡而没之，一若有损诸君子知人之明者，徒曰藉韩吕以为重而已，毁人者何所不用其极耶！吾所以哓哓辨此者，以公之名节高一世，即其没后，而反对党魁之温公，犹称道之，(见下)今如《宋史》所记，则一干禄无耻之小人，而其居恒所谓知命守道者，皆饰说以欺人矣，此大有玷于公之人格，虽欲勿辨，乌得已也。
(考异三)荆公少年，交友甚少，曾子固称其不愿知于人，而公《答孙少述书》，亦言“某天禀疏介，生平所得，数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数人，复欲强数，指不可诎。”由此观之，公之寡交可见。而俗史乃有公与濂溪交涉一事，是又不可以不辨。罗景纶《鹤林玉露》云：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huì 怒)曰：“吾独不可自求诸六经乎。”乃不复见。度正撰《周濂溪年谱》云：嘉祐五年，先生年四十四，东归时，王介甫为江东提点刑狱，年三十九，已号通儒。先生遇之，与语连日夜。介甫退而精思，至忘寝食。(此说本邢恕，恕程氏门人也)今按此两说者，一言不见，一言已见，既相矛盾，岂荆公少年即既恚其不得见，及年至四十，又及其门而求见耶？抑濂溪始焉三辞之不见，而继焉且复自往见之耶？一何可笑，不知两说皆妄也。考濂溪不过长荆公五岁，以为少年，则俱少年耳，即云荆公求友心切，亟欲见濂溪，而濂溪以彼此同在求学之时，何得妄自尊大若此。岂孔子之与孺悲(孺悲曾拜见孔子，孔子托病拒绝见他。这里指故意不见人的意思)耶？且濂溪既未见荆公，以一向学之少年，何由望名刺(名帖)而知其不可与语？濂溪果如此，尚得为人耶？况按诸两家年谱，盖终身无从有遇合之地。濂溪以天禧元年生道州，天圣九年，年十五，父卒，从母入京师依舅氏，则自十五以前，皆在道州也。景祐四年，母卒，葬润州。康定元年，年二十四，起洪州分宁县主簿，始入江西。荆公生天禧五年，幼随父宦韶州，其《忆昨书》曰：“丙子从亲走京国，则年十六也。”明年亲作建昌吏，则年十七至江宁矣。宝元二年，父卒，在江宁居丧，诗所谓“三年厌食钟山薇”也。庆历二年，年二十二，成进士，官淮南，而濂溪已先二年官分宁。是二人当少年时，未尝一日相值，罗氏之说，从何而来？嘉祐三年，荆公自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四年，年三十九，五年五月，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于是年六月解合州签事归京师，则荆公已去江东，而年亦四十矣，以为二人相遇于江东，其年与地皆不合，而刑氏、度氏之说，从何而来？彼讲学之徒之造为此说者，欲借荆公以重濂溪耳。若夫濂溪之见不见，则何足为荆公轻重？而吾犹辨之不惮词费者，凡以见当时之所以诬诋荆公者，肆无忌惮，乃至毫无影响之事，而言之若凿凿焉，则其他之不可信，皆类是矣；而真事实之被抹煞而不可见者，又何限哉。
6 执政前之荆公(中)
世之论者，每以荆公早岁，屡征馆职，不赴，及其后除翰林学士，乃一召即应，谓其本热心富贵，前此不过矫情缴誉，待养望既久，一跃而致大位。呜呼，何其不考情实，而效舞文之吏，锻炼以入人罪耶！荆公之出处，其自审之固甚早且熟，用世固其本志也，然素位而行(做职责内的事)，又其学养之大原也。如谓薄馆职而不为，则州县小吏，其汙贱更甚，则曷为安之？匪直安之，而且求之耶。徒以家贫亲老，不得不为禄仕，故不惜自汙以行其心之所安云尔。及除学士时，则老母已逝，家计稍足以自赡，故遂应之而不辞，则所处者有以异乎前故也。故吾论荆公之立身，与其谓之似伯夷，毋宁谓之似柳下惠。而恶公者犹窃窃然议之，抑岂不过甚已哉。今刺取集中一二文以证吾言。其皇祐三年《乞免就试状》云：
准中书劄子，奉圣旨依前降指挥发来赴阙就试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比尝以此自陈，乞不就试，慢废朝命，尚宜有罪，幸蒙宽赦，即赐听许。不图逊事之臣，更以臣为恬退，令臣无葬嫁奉养之急，而逡巡辞避，不敢当清要之选，虽曰恬退可也。今特以营私家之急，择利害而行，谓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罢县守阙，及今二年有余，老幼未尝宁宇，方欲就任，即令赴阙，实于私计有妨，伏望圣慈，察臣本意，止是营私，特寝召试指挥，且令终满外任。
此其初辞征召之作也，因文彦博荐公有恬退之语，故云云(潞公荐书云：文馆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前乎此者，有庆历七年《上相府书》，后乎此者，有至和元年《辞集贤校理状》二篇，嘉祐元年《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二年《上曾参政书》，三年《上富相公书》，其措词大率类此。匪惟孝友之笃，溢于言表，其所以自处者，亦绰然不愧古人。而必以矫情目之，抑何好诬一至是耶？抑公之不卑小官为出于万不得已，更尝自言之矣，曰：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惟孔子之学，操行之不得，取正于孔子焉而已。宦为吏，非志也，窃自比古之为贫者。(《答王该书》)
某常以今之仕进，为皆诎道而信身者，顾有不得已焉者。舍为仕进则无以自生，舍为仕进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诎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独尝为《进说》以劝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见其人也。(《答张几书》)
由此观之，则伊尹耕莘，遭遇成汤而后起者，公之志也。顾己不能，则公之所以自贬于流俗者既已多矣，而后之人犹窃窃焉议之，独何心哉？
孔子为委吏(管理粮仓的小官)则求会计之当，为乘田(主管畜牧的小吏)则务牛羊之茁。惟公亦然，虽其心所不欲就者，夫既已就之矣，则忠于其职，而不肯以一毫苟且行之，此公之学所以为不欺也。公所至有治绩，而宰鄞时为尤著，本传称其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此即后此执政时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而小试诸一邑者也。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论开河书》《上孙司谏书》等，皆可见治鄞政绩之一斑，今不具录。明嘉靖间，陈九川之叙公文集也，曰：“公尝令鄞邑，称循吏(奉公守法，清廉贤能的官吏)而庙食(死后立庙，受人奉祀)焉，民至今神之。”其系民去思(指百姓对离职官员的怀念)数百年而未沫也若此，则公之道德政治，其有以致之矣。
荆公实行之人，非好言之人也，顾其执政以前之政论，亦往往散见集中。今录一二资观览焉，亦以见公之所怀抱也。其《与马运判书》云：
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凭借、依赖)之国，富其国者资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交易、做买卖)，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
呜呼，此其言，何其与今世经济学财政学原理相吻合之甚耶！荆公理财之政策，具于是矣。而后世乃以聚敛之臣目之，抑何其与公之精神，适相反耶！集中尚有《议茶法》一篇，论榷茶之当废；有《上运使孙司谏书》一篇，言官卖盐之不可行。此则虽以今日之财政家，犹当采取者也，而论者乃以桑孔之徒同类而并非之何也？
有诗数章，亦自言其财政意见者，今录之：
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
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
我尝不忍此，顾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
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茕。
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
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呰窳，贫富不难评。
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
(《发廪》)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
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兼并》)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寓言》)
《发廪》《兼并》二首，其所持说，盖有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其可行与否，次章别论之。其《寓言》一首，则后此青苗、均输诸法所本也。
其《省兵》一首云：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
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
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此荆公对于当时兵政之意见也，其后执政，一一行之，如其言。其《材论》云：
天下之患，不患才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
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富贵，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xǐ xǐ rán 忧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
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夫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
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尖端)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饮水食刍(草)，嘶鸣蹄啮(tí niè 马用蹄踢和用嘴咬)，求其所以异者蔑(没有)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这里指拉)其辔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断了马笼头)，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騕褭(yǎo niǎo 古骏马名)与驽骀(nú tái 劣马)别矣。
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gǎn 箭杆)，镞(zú 箭头，这里指做箭头)以百练之精金，羽(这里指做箭羽)以秋鹗(è 一种鸟，俗称鱼鹰)之劲翮，加强弩之上，而扩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之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dí wǔ 显示武力)之所宝也。然用以敲朴(鞭打的工具)，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梃(tǐng 棍棒)。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杰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
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已矣。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王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后略)
此公之政论言用人者也。
以上所录，不过公生平怀抱之一斑，然其后此之设施，固已略见矣。
7 执政前之荆公(下)
荆公于仁宗嘉祐三年，提点江东刑狱。使还报命，乃上书言事。此书虽谓公之政见宣言书可也，后世承学之士稍治国闻者，虑无不尝诵公此书。今不避习见，更全录之，略为疏解，备论古经世者省览焉。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处其中，幸甚。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暇，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为人信服)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狡诈)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按)今世言政者，必曰法治国。夫国固未有舍法而能以为治者也，而中国儒者讳言之，惟以守祖宗成法自文。彼其所谓祖宗成法者何？袭前代之旧而已，前代又袭前代之旧而已，数千年来，一丘之貉，因陋就简，每下愈况。其以政治家闻于后者，不过就现有之法，综核名实而已。更上焉者，补苴罅漏而已。其一倡变法之议者，惟汉之董子，其言曰：若琴瑟不调甚者，必改弦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似矣，夷考其条理，则仅在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服色之细故，必非有关于治道，甚易明也，故董子非真能变法之人。而汉武之志不及此，又无论也。自兹以往，则更未闻有人焉。能以制法之业毅然自任者也，盖由以至诚恻怛之心忧国家者，既旷世不一见，即或有之，而识不足以及此。彼其于国家之性质，盖未之知，曰国家者则君主而已，凡法度皆为君主而立也。夫使法度为君主而立，则以数千年霸者之所经验，固已日趋完备矣，其不必改弦而更张之也亦宜。呜呼！三代上勿具论，秦汉以后，其能知国家之性质，至诚恻怛以忧国家者，荆公一人而已！其忧之也既诚，痛心疾首于国家之淹滞而不进化，国民之憔悴而不发达，反覆以求其故，若穷河源以达于星宿海。于是敢为一言以断之曰：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呜呼，尽之矣！虽然，论者或以公之诵法先王也，则或疑之为保守家、理想家而不达于今世之务者。顾公不云乎，法先王者法其意而已，以今世术语解之，则公之所谓先王，非具体之先王，而抽象之先王也。更质言之，则所谓先王之意者，政治上之大原理原则而已。夫公之变法，诚非欲以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者，而竟骇焉嚣焉，则非公之罪矣。
虽然，以方今之世揆(揣度)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按)法治固急矣，然行法者人也，制法者亦人也，故公既以法度为本原，又以人才为本原之本原，夫法治国固以大多数之人民为元气者也。此公之意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罝(tù jū 在野之贤人)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罝》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輶(yóu 轻)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陶冶、培育)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这里指不朝于王庭者)，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按)是说也，近世曾文正公宗之而加引申焉，其言曰：“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才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择百人中之尤者而才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之上，皆与有责焉者也。”其言更博深切明矣。顾公之此论，独以陶冶之责归诸人主何也？非徒以其所与语者为人主而已，私人陶冶之范围狭而人主则广，私人陶冶之效力缓而人主则疾，故不居高明之位而勉其责云者，不得已而思其次耳，慰情聊胜于无耳。若夫欲发扬一国之人才而挟之以趋，道固莫有捷于开明专制者，此俾斯麦所造于德国者如彼，而曾文正所造于中国者仅如此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政刑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使富足)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遵循教导)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试其能行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niǔ xí 习惯)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谬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结党营私)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chù zhì 官吏升降)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按)公所言教育之当兴官吏之当久任等，稍知治体者盖不能持异说，无俟发明。独其论裁之以法，而引加小罪以大刑，则有疑其持申商之术操之过切者，则甚矣其间于政治之原理也。夫国家之对于人民，有命令服从之关系者也，其统治权至尊无上而不可抗者也，非惟专制国有然，即立宪国亦有然。夫苟不可行者则勿著为令已耳，既著为令而可以不行，则是渎国家之神圣也。后此元祐诸君子，以阻挠新法贬谪迁徙，而积怨发愤于荆公，曾亦思管子之治齐也，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荆公之所以失败，正坐姑息，不能践此书之言而已。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学，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也。
(按)后之论者，或以八股取士滥觞荆公，而因以为罪，噫，抑何其诬公之甚耶！夫公以谓养士必于学校，其言明白如此，其初政犹不废制举者，则学校未普及时，势不得不然也。此于下方更论之。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乡里)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品行相同、才能相等)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礼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忧虑)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陈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陈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