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公所持国民皆兵之主义，今世东西诸国，罔不由此道以致强。而我中国自秦汉迄今二千年，前夫公者后夫公者，无一人能见及者也。而其导国民以尚武也，必在于学校，与今世学校之特重体育者，又何其相吻合耶！中国之贱兵久矣，而自宋以还，其贱弥甚，在募兵制度之下，而欲兵之不贱，是适燕而南其辕也。夫公所谓以天下重任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而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者，今犹昔也。世无荆公，而一洒此痼在何日哉。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放逐黜免)以示天下，昔周人之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姚民鼐曰：自“陛下躬行”至“弛其本”，与后段“法严令具”至“不能裁之以刑”也，两段当前后互易。荆公集见一南宋雕本极多舛错，世亦无佳本正之。盖“世之议者”一段补饶财之余意，“陛下躬行”一段补约以礼，裁以刑之余意，均当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结句之后，而为刊本舛误，遂无觉其文势之不顺者。至“然而世之议者”上仍有脱字)然而世之议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姚氏曰，下有脱文)，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指做官者)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按)孔子言重禄所以劝士，后世之论政者，盖亦无不知此之为急。然有难者焉，其一则增吏禄足以伤经费之说也。公固已辨之矣。公之财政意见，此书未及，但其言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则斯学之原理，具于是矣。凡古今中外之国，无论何国，无论何代，其官俸不过居国家总岁出中百分之三四耳，苟理财得其道，则此百分之三四者，比例而增之，庸足为病？不得其道，则虽并此百分之三四者而裁之，而曾何足以苏司农之涸也。公所谓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诚知治之言也。尚有一说，则曰禄虽增犹不足以止贪，彼大张苞苴(bāo jū 贿赂)之门以紊官常者，非受薄禄者而受厚禄者也。此说也，证诸今日之军机大臣督抚而信，证诸优差之局员而信，吾似无以为难也。虽然，使仅优其禄而无法度以督责于其后，则诚如论者所云云矣。故荆公于饶之以财之后，而复言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然使徒有法度以督责于其后，而廪之者不足以为赡，则法度亦虚文而已。夫有一良法美意于此，必有他之良法美意焉，与之相待而相维系，灭裂而不成体段，虽锦绣亦为天吴而已。夫以我国近数年来增一部分之吏禄，则匪惟足以伤经费，且长奔竞而人心士习日趣于敝矣。然岂足以为前贤立言之病哉？
(又按)侈靡之戒，古有常训。而近世之人，或见今之欧美，其奢弥甚，而其国与民弥富，则以为奢非恶德者有焉。嘻，甚矣其谬也！凡一国之经济，必母财富然后其子财得以增殖。而奢也者，所以蚀其财而使不得为母者也。故奢也者，亡国之道也。今之欧美，以富而始奢，非以奢而致富。然既有如杜少陵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者，其大多数人之穷困，则奢焉者之而已。而社会问题遂为今日欧美之大患，其将来之决裂，未知所届，今凡稍有识者，未尝不惴惴也。而犹曰“奢不为病”何也？荆公之说，欲立法以惩奢，其事固不可行，然其意则固有当采者矣。
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一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被轻忽)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姚氏曰，按：“治”当作“养”)。
(按)官僚政治，其果足称良政治乎？是非吾所敢言。然近世自士达因以治普鲁士行之而大效，俾士麦踵之以推及于德意志而益效，各国始渐渐慕之。而我中国者，则二千年来舍官僚之外，无政治者也。而其敝既若此，岂官僚政治之绝对的不可任耶？士达因之治普也，所以训练督责其官僚者，如将帅之训练督责其校卒也。是故有整齐严肃之气，而收使臂使指之效。夫整齐严肃者，官僚政治之特长也，而所以致之者必有道，荆公其知之矣。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当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以世代承袭的方式选用官员)。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从九品”之外的官员)，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防备、阻止)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按)科举取士之制，荆公所绝对的排斥者也。读此书而有以知其然矣。其变诗赋而用经义也，乃其一时之权法而非以为安也。其熙宁初《乞改科条制劄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合此两文读之，公之意不已较然可见也耶？而后世动以八股之毒天下府罪于荆公，何其诬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不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所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渐渍于失教，被服(熏染、感化)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资格)，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指毁掉簿册盗取财物)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为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mí wǔ 无法度)，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流泉，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按)此其言何其与今日官僚社会之情状无铢黍(比喻微小)之异耶！昔西人有读马可波罗之游记(马氏意大利人，当元世祖时仕于中国。欧人之知中国自此记始)，见所绘罗盘针图，谓此物自中国发明而欧人袭之，其式已视马图精百倍。彼创之之地，历数百年，其改良当更不知何若。乃游中国适市而购一具，视之则与马氏所图曾无异毫发也。乃嗒然(tà rán 懊丧的样子)而退。吾观今日之政治，而不能不有感于公之斯文。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趋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舍弃)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按)文之切直而沉痛，至此蔑(无)以加矣！当举国酣醉于太平之日，而乃为此无忌讳之言，虽贾生之痛哭流涕，何以过之？而惜乎仁宗之不寤也！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十分之八、十分之九)。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己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己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是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而患己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不熟也。顾有一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使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jǔ yǔ 抵触)，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倖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袭击)，是绝是忽(灭)，四方以无拂(违抗)。”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chōng chōng rú 来去不定的样子)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倖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按)读此则夫公后此之执政，其见掎龁(jǐ hé 中伤)于流俗也。公固计之夙矣，其百折而不悔，则公之能践其言也。惜乎仁宗之不足以语于此也！夫以范文正之执政，所变革者不过二三节目而已。然犹以不见容于侥幸之人，仅三月而去其位。仁宗之优柔寡断，盖可知矣。而公则虽不听而反覆言之，岂所谓齐人莫如我敬王者(孟子每次见齐王，都会向他陈尧舜之道以劝勉王，没有人向他这样尊敬大王)耶！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脱字)于刀笔之闲，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不言，而毛举(略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quán quán 忠心耿耿貌)之意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按)此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其稍足方之者，惟汉贾生之《陈政事疏》而已。然贾生所言，大半皆为人主自保其宗庙社稷之计，其论国事民事者，又往往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岂若公此书廓然大公，责天子以为国民忠仆，而正本清原，一一适于道者耶？李商隐诗曰：“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足以当之矣。先是范文正公应诏条陈十事，所援《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甚切。谓国家革五代之乱，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上，民困于下，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此其所见，殆与公同。而盈廷已沸起而与之为难，仁宗莫能右也。夫岂独仁宗之过而已，流俗狃于其所安，习非胜是，虽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莫得而夺矣。尝读公《与司马谏议书》曰：“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尚。”当时社会之心理，可以见矣。而独于仁宗乎何尤？汉文之于贾生，宋仁之于荆公，盖极相类。贾生不遇而以忧卒，荆公得神宗而事之，故彼仅以文章显，而此能以事业著。然以荆公之遇神宗，而所成就者乃仅若是，则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自荆公见诟病于当时，数百年讫今而莫之白，而习于苟且，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者，为世之所称尚，而中国遂千年如长夜，仅留此文为射策者(应试者)讽籀(诵读)挦扯(xián chě 率意割裂取用他人文章、著作)之资，悲夫！
此书既不上省，至嘉祐五年，复上陈《时政疏》云：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灭祸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而妻子固以困穷，天下之民固以膏血涂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艰险窘迫)之患矣。夫为人子孙，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形容很多百姓)死亡，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为其祸灾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材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伏维皇帝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然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之时。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激愤的样子)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勤求不休止)乎？《书》曰：“若药不瞑眩(用药后产生头晕目眩的反应)，厥疾弗瘳(病愈)。”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致命疾病)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臣既蒙陛下采擢，使备从官，朝廷治乱安危，臣实预其荣辱，此臣所以不敢避进越之罪，而忘尽规之义，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则天下幸甚！
此书亦本前书之意而反复陈说之，然其词愈危，其志愈苦矣。盖公实怵于当时累卵(堆叠的蛋，比喻极其危险)之势，不能坐视，而以仁宗之犹足以为善，而冀其庶几改之也。然仁宗亦既耄，更不能用，越二年而遂崩矣。
(考异四)邵伯温《闻见录》云：王安石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碟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尽之。明日，仁宗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诡诈之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常不乐之。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仁宗尤甚。蔡氏上翔曰：人臣侍君赏花钓鱼，天威咫尺，朝士并列，一钓饵也。内侍既以金碟盛之，夫人皆知其为钓饵也，焉有误食之王安石，而又为天子亲见之者哉！夫以天子亲见之，而必待明日为宰辅言之，岂其有所畏于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乐之，又何故隐忍不堪至此？且一钓饵也，安石既知其误矣，必食之尽以行诈，其诈术安在？君亦必以食之尽而后知其诈，其说又安在？君既以此不乐于其臣，臣复以此大怨于其君，以至他日撰《日录》，薄仁庙尤甚，何邵氏造谤，一至此极！按蔡氏所驳，可谓如快刀断乱麻。此等小节，本不足辨，所以录之者，以荆公之纯洁精白，而谤者以诈诬之，则虽有善言善行，皆抹杀于一诈字矣，天下尚有公论耶？
(考异五)当熙丰间，举朝与荆公之新法为难，而从未有诋及荆公之人格者。其有之，则自世所传苏洵之《辨奸论》始也。其言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曰：王衍卢杞合为一人。曰：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兴造作言语，私立名字。曰：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曰：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曰：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恶，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其言极丑诋，无所不至。近世李穆堂始证其伪，其书《辨奸论》后云：老泉《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见，今行世有《辨奸》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称老泉能先见荆公之误国。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
《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至十七年，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二卷，有载张方平所为《墓表》，中及《辨奸》。又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序辨奸事。窃意此三文皆赝作，以当时情事求之，参差不合。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已异之，劝先生与游，而安石亦愿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而《闻见录》叙《辨奸》缘起，与《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当明言《墓表》云云，不当作自叙语气。其暗合耶？不应词句皆同。考荆公嘉祐之初，未为时所用，党友亦稀。嘉祐三年，始除度支判官，上《万言书》，并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帝王言行录)，辞章八九上，始受知制诰，旋忤执政，遂以母忧去，终英宗之世召不赴，乃云嘉祐初党友倾一时，误亦甚矣。以荆公为圣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辞，在熙宁二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闻也。(中略)
若夫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以为颜渊孟轲复出，则荆公本传与荆公全集具存，并无此事。荆公执政之后，或有依附之徒，而老泉已没，匪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见之荆公，则官卑迹远，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谓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
夫人之作奸，必有所利而为之。荆公生平，以皋夔稷契自命，千驷弗视，三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复何所为而为奸？彼诚见夫宋之积弱，然不可以终日，而公卿大臣，如处堂之燕雀，晏然自以为安，不得不出而任天下之事，而又幸遭大有为之主，遂毅然相与立制度变风俗，排众议而行之，凡以救国家之弊，图万世之安，非有丝毫自私自利之意。其术即未善，而心则可原，曾何奸之有哉！又云：余少时阅俗刻本《老泉集》，尝书其《辨奸论》后，力辩其非老泉作，览者犹疑信参半，欲得宋本参考之，而购求多年，未之得也。
盖马贵与《经籍考》列载苏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祐，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余卷，意必有后人赝作，阑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书名卷帙，并与《经籍考》同，而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乃益信为邵氏赝作，确然无疑。而又叹其心劳日拙，盖伪固未有不破者也。余按穆堂此文可谓温渚然犀(传说晋代温峤至牛渚矶，燃犀角洞悉水中怪物。喻烛照万物)，物无遁形。蔡氏上翔引申之，凡数万言，其确证《辨奸》及《墓表》之伪，更足令人呼快。今以文繁不具引。夫明允非圣人，就令其尝为此文以诋荆公，亦何足为荆公病！然伪者自伪，不得以为真也。邵氏之流，以诬荆公者并诬明允，其鬼蜮之丑态，吾实无以测之，独恨后之编史者，悉奉此等谰言(没有根据的话)以为实录，而沉沉冤狱，遂千古而莫伸也，吾亦安能已于言哉？
(考异六)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云：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按此文亦见《邵氏闻见录》，而朱子采之，其诞妄俚陋，不值识者一笑。康节即前知，而杜鹃岂前知哉？盖缘当时小人儒疾荆公已甚，而又各有其所崇拜之人，因托于其所崇拜者先见之言以自重。此濂溪之三谒不见，老泉之辨奸，康节之闻杜鹃，所由来也。
考《宋史·司马光传》言神宗尝问光：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此言褊陋媢嫉，稍知大体者，当不能出诸口。其果温公有此言，或谤者依托温公，未之敢断。然即此可见当时之小人儒，其南北门地之见甚重。荆公以南人骤入相，北人妒焉，此又天津闻杜鹃之说所由来也。而此等谬种流传，直至今日，变本加厉，以成省界，而妨及国家之统一，悲夫！
8 荆公与神宗
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孟子皆称其学焉然后臣之。盖在专制政体之下，其政治家苟非得君之专，而能有所建树者，未之闻也。是故非秦孝公不能用商君，非汉昭烈不能用诸葛武侯，非苻坚不能用王景略，非英玛努埃不能用加富尔，非维廉不能用俾士麦。若其君不足以有为，而以诡遇(喻不以正道猎取名利)得之者，则下之将为王叔文、王伾，上之亦不过为张居正，是故欲知荆公者，不可以不知神宗。
《宋史·神宗纪》赞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论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夫《宋史》本成于嫉恶荆公者之手，其于神宗，往往有微词焉。然即如其所称述，则其君德已为秦汉以下所不一二者矣。原神宗之所以为神者犹不止此，彼其痛心于数世之国耻，夙夜淬厉(cuì lì 激励、磨炼)，而思所以振之，乃以越勾践卧薪尝胆之精神，行赵武云胡服骑射之英断。史称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又别储于景福殿，帝即位，乃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
五季失固，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警戒)。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
自是设为三十二库，其后积羡赢(盈余)，又揭以诗曰：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由此观之，帝之隐痛与其远志，不已昭然与天下后世共见耶？善夫王船山之论曰：“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帝初莅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中略)神宗若处栫棘(jiàn jí 用带刺的苗木堵塞)之台，尽然不容己于伤心，奋起而思有以张之。然而弗能昌言于众，以启劲敌之心，但曰养兵备边，侍廷臣之默喻，宰执大臣，恶容不与其焦劳，而思所以善处之者乎！”其于论神宗，可谓窥见至隐矣。若神宗者，诚荆公所谓有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而非因循苟且趋过目前。以终身之狼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凡公之所以期于仁宗而不得者，至是而乃得之。而帝亦环顾廷臣，无一可语，见公然后若获左右手，其鱼水相投，为二千年来未有之佳话，岂偶然哉！
荆公既耻其君不为尧舜，而神宗亦毅然以学尧舜自任，则荆公之事业，皆神宗之事业，今不沓述。惟录公奏议一二，以著其辅相之勤焉。其《进戒疏》曰：
臣窃以为陛下既终亮阴(洞察阴暗的角落)，考之于经，则群臣进戒之时，而臣待罪近司，职当先事有言者也。窃闻孔子论为(wéi 治理)邦，先放郑声(放逐郑国的音乐)而后曰远佞人。仲虺称汤之德，先不迩声色，不殖(谋求)货利，而后曰用人惟己。盖以谓不淫耳目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能精于用志；能精于用志，然后能明于见理；能明于见理，然后能知人；能知人，然后佞人可得而远，忠臣良士与有道之君子类进于时，有以自竭，则法度之行，风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虽有过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于耳目之欲，至于过差，以乱其心之所思，则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邪说诐行(bì xíng 偏邪的行为)，必窥间乘殆而作。则其至于危乱也，岂难哉？伏惟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声色玩好之过闻于外，然孔子圣人之盛，尚自以为七十而后敢从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为不少矣。则臣之所豫虑，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天之生圣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圣人之时甚难。天既以圣人之材付陛下，则人亦将望圣人之泽于此时。伏惟陛下自爱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后世不失圣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泽，则岂非可愿之事哉！
其《论馆职劄子》第一云：
(前略)自尧舜文武，皆好问以穷理，择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为王者之职，在于论道，而不在于任事；在于择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愿陛下以尧舜文武为法，则圣人之功，必见于天下。至于有司丛脞(cóng cuǒ 琐碎)之务，恐不足以弃日力劳圣虑也。(中略)自备位政府，每得进见，所论皆有司业脞之事，至于大体，粗有所及，则迫于日晷，已复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论详说，令所改更施设本末先后小大详略之方，已熟于圣心，然后以次奉行，则治道终无由兴起。然则如臣者，非蒙陛下赐之从容，则所怀何能自竭？盖自古大有为之君，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今陛下仁圣之质，秦汉以来人主，未有企及者也。于天下事又非不忧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则恐未能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
读此二书，则公之所以启沃其君者，可以见矣。其所谓“不淫耳目，然后能精于用志；能精于用志，然后能明于见理；能明于见理，然后能知人”，岂惟君德，凡治学治事者皆当服膺矣。其所谓改更施设本末先后小大详略之方，宜博论详说，则又事业之本原，而神宗后此所以能信之笃而不惑于铄金之口者，盖有由也。
其《论馆职劄子》第二云：
陛下自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无行义者。此等人得志则风俗坏，风俗坏则朝夕左右者，皆怀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质朝廷之是非；使于四方者，皆怀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效见于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
呜呼！吾读此而知熙丰间用人有失当者，其责固不尽在荆公矣。神宗求治太急，而君子之能将顺其美者太寡，故于用人若有不暇择焉。此则神宗之类累，而亦荆公之类累也。
9 荆公之政术(一)总论
世之议荆公者，徒以其变法。故论公之功罪，亦于其所变之法而已。吾固崇拜公者，虽然，史家之职，不容阿其所好。今请熟考当时之情实，参以古今中外之学说，平心以论之。
元祐以降，指凡公所变之法，皆曰恶法。其为意气偏激，固无待言。然则公所变之法，果皆良法乎？此又吾所未能遽从同也。吾常谓天下有绝对的恶政治，而无绝对的良政治。苟其施政之本意而在于谋国利民福，殆可谓之良也已。虽然，谋焉而得焉，则其结果为良；谋焉而不能得焉，则本意虽良，而结果反极不良者有矣。故夫同一政策也，往往甲国行之而得极良之结果，乙国行之而得极不良之结果；甲时代行之而得极良之结果，乙时代行之而得极不良之结果。此政策者果为良耶？不为良耶？曰：是无可言。其有可言者，则适不适而已。
荆公所变之法，吾欲求其一焉为绝对的不良者而不可得，以其本意固皆以谋国利民福也。然以荆公而行之，则其适焉者与其不适焉者盖相半而已。荆公诵法三代，谓其法皆三代所已行之而有效者也，三代则邈矣，而载籍又不可尽信，其果曾行之与否，吾未敢言。虽然荆公则尝以小试诸一郡一邑，而固有效矣。不宁惟是，以吾所睹闻，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而新与之德意志为尤夥，而其成绩灿然。既若是矣，荆公同操此术，而又以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出之，而效不大睹，何也？殊不思三代以前之政治家，其所经画者，千里之王畿耳，否则数百里之侯封耳。而今世欧洲诸国，其大者不过比吾一二省，其小者乃比吾一二县也。故以三代以前行之而有效者，今世欧洲各国行之而效者，荆公宰鄞时行之，其收效当与彼相等，是敢断言。及夫宰天下时行之，其收效能否与彼相等，是不敢断言也。
吾读国史，而得成功之政治家数人焉，曰管仲，曰子产，曰商君，曰诸葛武侯。夷考其所处者，则皆封建时代或割据时代也；其所统治者，则比今之一省或数州县也。乃若大一统时代，综禹迹所淹而理之，则欲求其运精思、宏远猷，使全国食其赐如彼数子者，盖未之有。其有一焉，则荆公也。而所成就，固瞠乎后矣。吾于是窃窃疑吾国之政治家，宜于治小国，而不宜于治大国。及环而思夫吾国以外之以政治家闻于后者，彼来喀瓦士何人耶？梭伦何人耶？吾国之一里正耳。彼士达因何人耶？加富尔何人耶？俾斯麦何人耶？格兰斯顿何人耶？吾国之一巡抚或总督耳。若夫罗马帝国之盛，与夫今之俄罗斯，求其比迹彼数子者，又何无人也。吾乃深思而得其故矣。所谓大政治家者，不外整齐画一其国民，使之同向于一目的以进行，因以充国力于内而扬国威于外云尔。欲整齐画一其国民，则其为道也，必出于干涉。今之以放任不以干涉而能为治者，惟英美等二三国而已。然其所谓放任，已非犹夫吾之所谓放任，而况乎其前此，盖皆尝经莫大之干涉而始有今日也。其余诸国，则莫不以干涉为治者也。非惟今东西诸国有然，即吾国古代亦莫不有然。管商诸葛，皆以干涉其民而成治者也。《周官》为周公之书与否，吾不敢知；其尝实行之与否，吾不敢知。使果为周公之书也，果尝实行也，则干涉其民最密者，莫周公若也。准此以谈，则干涉为政治家唯一之手段，抑章章矣。而此手段者，行诸小国则易，行之大国则难。小国行之则利余于弊，大国行之则弊余于利。故畴昔之治大国者，惟有二法焉：一曰威劫，二曰放任。威劫者字曰民贼，其不足语于政治家无论也。而放任亦决不足以称政治家，未闻以政治家而卧而治其国者也。且既曰放任矣，则夫人而能之，且并土木偶而能之，而安用此种政治家为也？我国数千年之历史，凡一姓之初兴，必以威劫为政策，如汉高祖、宋艺祖之时代是也。及经数叶，则必以放任为政策，如汉文景、宋真仁之时代是也。放任既久则有乱，乱则有亡，亡则有兴，有兴则有威劫，威劫既倦，则返于放任，如是迭为循环，若一邱之貉焉。此政治家所以不产于其间也。虽然，吾无惑乎其然也。舍威劫与放任两者之外，执其中者惟有干涉之一途，而大国之难于干涉且弊余于利既若彼矣，故吾窃以为太大之国，利于洸洸(guāng guāng 威武貌)之武夫以为舞台，利于碌碌之余子以为藏身薮，而最不利于发强刚毅文理密察之大政治家。自今以往，交通机关日渐发达，其大国一如畴昔之小国，则政治家之成就也较易。而在畴昔，则天下至难之业殆未有过是也。以荆公之时、荆公之地，而欲行荆公之志，其难也，非周公比也，非管仲、商君、诸葛武侯比也，非来喀瓦士、梭伦比也，非士达因、加富尔、俾斯麦、格兰斯顿比也。其难如彼，则其所成就仅如此，固其宜也。其难如彼，而其所成就尚能如此，则荆公在古今中外诸政治家中，其位置亦可想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