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立法者之言曰：今所宽优皆村乡朴愿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知新法之行，不便彼辈，而挠之者必众矣。果也当时所谓士君子者交起而攻之，而其所持之理由，则不外出于自利。今略举一二：
苏辙之言曰：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苏轼之言曰：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又曰：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神宗尝与近臣论免役之利，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呜呼，当时之攻新法者，其肺肝如见矣！如二苏，认乡民之服役为天经地义而不可拔，此陷溺于阶级制度之陋俗，以为天之生民生而有贵贱也。法国大革命时之贵族、俄国现今之贵族，皆持此论以自拥护其不正之权利，而不意吾国所谓贤者乃若此也！夫在今日，无论中国外国，皆无所谓役人，无所谓用乡户者矣。是得毋不以五谷而得食，不以丝麻而得衣耶？东坡见此，其将何说之辞！况东坡所痛恨于免役者，徒以厨傅萧然无以供从官于四方者之取乐云尔。如其所言，以此饰太平之盛观，夫盛则诚盛矣，曾不记吾民缘此，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弃田与人以免上等，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者乎？曾不记吾民缘此，而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乎？夫以少数官吏取乐之故，而使多数人民离析冻馁祈死惟恐不速，是直饮人之血以为乐耳！是豺狼之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诸口？不意号称贤士大夫者，靦然言之，而数百年之贤士大夫且附和焉！以集矢于为民请命之谊辟哲相，吾有以见中国之无公论也久矣！至如文潞公所言，尤有深可骇者，曰：“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信如后言，则尽戕夺百姓之生命财产，以求容悦于士大夫者，其得非郅治(zhì zhì 大治)之极也耶？吾请正告天下后世之读史者曰：荆公当时之新法，无一事焉非以利民，亦无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与人民之利害固相冲突者也。今吾辈所能考见者，则当时士大夫之言也。其人民之言，则无一而可考见者也。而欲摭一面之词以成信谳，则其冤岂直莫须有云尔哉！夫免役则其一端而已。
当时造作言说以相谤讪者不可殚纪。据《文献通考》载有同判司农寺曾布条奏辩诘之文，则夫谤者之虚构诬词与夫不审情实而漫为揣测者，皆可以见。今录其略云：
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谕也。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常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义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为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
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为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为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廪烧仓，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为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输缗钱七十万耳。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财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言者则以为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
观此则知当时之谤者，皆务扬恶而隐善，又于变法前之利病，与变法后之利病，未尝一比较而权其轻重，其言悉为意气之私，而非义理之公。夫免役则其一端而已。及神宗殂落，司马温公执政，首罢募役法，复差役法。而前此攻新法最力之范尧夫，则谓差役之事当熟讲，不然，滋为民害矣。前此以差用乡户比诸丝麻五谷之苏子瞻，又极言役可雇不可差，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且谓农民应差，官吏百端诛求，比于雇役苦乐十倍矣。同是一人也，而前后十余年，其言论之相反如此，岂非前者骇于其所未经见，及成效卓著，乃始不得不从而心折耶？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曰：“凡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以尧夫、子瞻之贤，而其识乃不过与黎民凡人同科，则荆公概目之为流俗，岂得曰诬。然尧夫、子瞻，悟前说之非而幡然以改，终不失为君子之过。独怪彼司马温公者，当荆公未行此法以前，已极言差役之弊，首倡募役之说。及其继相，乃听一佥壬反覆之蔡京，以尽反故相之所为，且并弃前此己所持说而不顾焉，谓其恶功名之不出自我，而倾人以自快取私耶！以温公之贤，吾固不敢以此疑之，然舍此以外，吾又不能得其居心之何在也。
第六 其他关于民政财政诸法
以上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四法，皆当时荆公特创之法之关于民政财政者也(保甲法亦民政之重要者，今以荆公行之之意在整顿军政，故以入次章)。其他就旧法而整顿改良之者尚多，今略论焉。
(甲)农田水利
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垾、堤堰、沟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水利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
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公之言浚黄河也，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泻卤，俱为沃壤”。时司马、欧阳二公皆沮之，欧阳之言曰：“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人，不如勿开。”荆公曰：“劳人以除害，所谓毒天下而民从之者。”夫即此二说，而一为偷安，一为任劳，其孰贤盖易见矣。清汴之议，则荆公早倡之。直至乞休后，元丰元年始行之，用功四十五日而成。此两事者，为利为害，吾未能言之。要之足以证公之尽心民事而已。而当时苏轼上书诋之，谓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已尽，今欲凿空访寻水利，必大烦扰。此皆以一切不事事之主义者，当时之士风然也。夫中国直至今日，遗利犹且遍地。况宋代承大乱之后，而真仁间之凋敝，又如前所述耶！谓曰已无遗利，抑谁欺哉！
(乙)方田均税
方田均税者，荆公整理田赋之政也。史记其始末如下：
熙宁五年八月，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之。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沟坟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埄(fēng 熙宁方田法立于田角的界标)，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
此盖当时调查土地整顿赋税之一政策，虽非荆公所特创，然亦言理财者所首当有事也。方田法盖如近世所谓土地台帐法，言地税者称此法最善焉。但其每年厘定一次，未免太烦数，不能持久耳。先揭以示民，一季无讼，乃著为令，此又至仁之政也。方帐、庄帐、甲帖、户帖，虽其内容今不可考，然与今世文明国之法度，盖甚有合矣。严禁越额增数，豁免瘠卤及公利之地，惠民之意尤多，孰谓公之立法损下益上哉！
(丙)漕运
累朝建都北部，仰食东南，故漕运实为国家一大政，北宋时尤甚。前此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官物陷折，岁不减二十万斛。熙宁二年，荆公荐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互相检察，旧弊乃去。岁漕常数既足，募商舟运至京师者，又二十六万余石而未已云。此在荆公相业中，虽甚为微末，然其知人善任综核名实之效，盖可见也。
以上所列，皆荆公兴举民政财政之大略也。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乌有所谓损下益上如俗吏掊克之所为乎？虽其时奉行不实，致有与立法之本意相迕，而收效不如其所期者，盖亦有焉。然吾固言之矣，当交通未便之时代，而欲以干涉政策治大国，其事实难，然则是固不足为荆公罪也。况当时所谓廉洁之君子，莫肯为之助，则虽有用人不当，而其咎则所谓君子者当分之矣。吾故详述当时财政之真相如右，俾后之读史者省览焉。
11 荆公之政术(三)军政
第一 省兵
宋以养兵敝其国，拥百余万之兵，所费居岁入三之二，而不能以一战，稍有识者未尝不尽焉忧之。然而卒莫之能革者。积重之势，非豪杰不足以返之。而当时士大夫习于偷惰，其心力未有足任此者也。今请先述当时诸贤所论养兵之弊，次乃及荆公省兵之策(下所录者虽颇冗长，然读此方能知当时法之极敝，不得不变。又以见荆公保甲法与省兵相辅，而攻之者为无理取闹也)。仁宗嘉祐间知谏院范镇上书云：
今田甚旷，民甚稀，赋敛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议者必曰以为契丹备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金缯之利厚也。就使弃利为害，则大河以北，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无赖陇亩力田者，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寓兵于民则民稠，民稠则田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虽至而民力有余，国用有备？其利害若视白黑若数一二，而今以为难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为是乎！
欧阳修亦论之云：
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几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虽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增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
又云：
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酬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十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持梃而呼，群聚欲击天子之命吏。无事之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不得其术，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国被杀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其主岂皆愚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不能者时也。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室内西南角)则隅坏，整其桷(jué 方形椽子)则栋倾，支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苏轼亦论之云：
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闲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受钱代人服役)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离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余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舍而恐其复发也，于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费莫大于养兵之费，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
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无以异于畿甸(jī diàn 都城、都城附近及其郊外一带地区)，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贼，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于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而将吏亦莫训也。苟禁兵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士兵，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过半矣。
又云：
三代之兵，不待择而精，其故何也？出兵于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以一家而备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养，疾病者得以为闲。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故其无事而田猎，则未尝发老弱之民；师行而馈粮，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干城之众，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及至后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托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
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过四十余年之间；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余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陕西之役，举籍平民以为兵，加以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次及近岁，青齐之饥与河朔之水灾，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举籍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费，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凡民之为兵者，其类多非良民。方其少壮之时，博弈饮酒，不安于家，而后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气沮，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其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其应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则除其籍而不怨。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则应者必众，如此县官常无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战者，不至于无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呼无赖以自弃于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于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
读此则当时养兵之积弊，其万不能以不革也明矣。则范欧苏诸公所建议者，乃即荆公后此所实行者也。而其必有待于荆公者，何也？则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难，天下大业，终非坐论者之所能了也。夫仁宗固优柔之主，不可以语于大计矣。若夫神宗则英断天纵，宜若可辅之以行其言。然帝一议及实行，则群臣相率动色，莫敢负此责任矣。其首沮挠者则司马光也，其言曰：
沙汰(拣选、淘汰)既多，人情皇惑，大致愁怨，虽国家承平，纪纲素张，此属恟恟(xiōng xiōng 嘈杂纷乱)，亦无能为。然诏书一下，万一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欲务省事，复为收还，则顿失威重，向后不复可号令骄兵。若遂推行，则众怨难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张彦之乱，此事可鉴者也。
温公此论，殆可为当时反对党之代表矣。问其理由，则不过虑骄兵之不可制，一省之遂激而为变，而务为姑息以养痈而已。使非有荆公，则此举亦以筑室道谋而废耳。当帝与公议省兵也，帝曰：密院以为必有唐建中之变。公对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建中所以致变，以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今但当断自圣心，详立条制，以渐推行。帝意遂决。于是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寻又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二年，遂诏废并诸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总兵之拨并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并为三百五十五，而京师之兵，类皆拨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总会畸零，各定以常额。自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而增置武卫军，严其训练之法，不数年皆为精兵云。
夫冗兵之当省，当时夫既尽人而知之，然而不敢发难者，谓惧兵之为变也。然以荆公毅然行之，匕鬯不惊(bǐ chàng bù jīng 匕、鬯是宗庙祭祀用物，宗庙祭祀不受惊扰。形容法纪严明)，则其所谓可惧者安在？毋亦诸贤惮于兴作，不肯负责任，不肯贾(招惹)劳怨，宁坐视国家之凋敝，而终不以己之爵位名誉尝试于成败不可知之数也。夫自为计则得矣，但不知国家果何取乎有此大臣也。治平间之兵，凡一百十六万二千，至熙宁，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元丰稍有增置，亦仅为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盖视前省其半矣。夫以荆公初执政，而能省宫廷费及其他冗费十之四，执政十年，而能次第省冗兵十之五，此其魄力之雄伟果毅，岂复可以测度耶！而其任事之艰贞劳瘁，亦可以想见矣。夫此二者，皆当时言论家所日日鼓舌以谈之者也。谈之而不能行，荆公行焉，则又从而诋之，其可谓无人心者也。而后之论史者，于此伟绩，熟视若无睹焉，其可谓无目者也。荆公所省之兵，《宋史·兵志》详胪其废并之迹，以建隆以来之制与熙宁以后之制两两比较，学者欲知其细，可以覆视，今弗具也。
第二 置将
荆公之省兵，非退婴政策，而进取政策也。宋之兵所以虽多而不可用者，其原因不一，而其最病者，则将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也。艺祖鉴晚唐五季之敝，惧将之能私有其兵也，于是创为更戍之法，分遣禁旅，戍守边城，其以弭悍将骄卒之跋扈，计良得矣。然其敝也，非徒践更旁午(纷繁)，蚀财病民而已。而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之故，而有兵等于无兵。及荆公执政，始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遗焉，此实宋兵制一大改革也。今考当时将兵之数及其配置之地，列表如下：
(一)拥护京畿
之兵凡三十七将
(熙宁七年置)河北四路……自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
府畿……自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
京东……自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
京西……自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
(二)西北边防
之兵凡四十二将
(熙宁八年置)鄜延……九将
泾原……十一将
环庆……八将
秦凤……五将
熙河……九将
(三)分戍东南
之兵凡十三将
(元丰四年置)淮南东路……第一将
西路……第二将
两浙西路……第三将
东路……第四将
江南东路……第五将
西路……第六将
荆湖北路……第七将
南路潭州……第八将
全邵永州……第九将
福建路……第十将
广南东路……第十一将
西路桂州……第十二将
邕州……第十三将
总天下都为九十二将，而尚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土军两指挥，都为二十五指挥，与将并行，此荆公所定常备兵之编制也。其一将一指挥之下所属之兵数几何，史无明文，今不可考。但知其忠果十指挥额各五百人，而东南路诸将所属兵有三千人以下者耳。大约各随屯地之险易以为多寡，其额非一定也。
其所谓将者，非将帅之谓，而一团体之名称也。殆有类于今日新军制之所谓镇，有类于日本军制所谓师团。其以第一将第二将等为之记号，亦与今制暗合，而其择全国险要扼塞之地，而分配之各得其宜，则又今之治兵者所未能望其项背也。其第一项之三十七将，所以拥卫京师，且防契丹也。韩琦请撤之以免契丹之疑者即此也(颜习斋尝斥韩说，即《御批通鉴辑览》亦不直之)。其第二项之四十二将，所以图西夏也。公之于二虏，处心积虑以图之，故其兵力之集于此者特厚焉。其第三项之十三将，则以保境内之治安而已，故置之远在后，而其兵力亦仅全国五之一也。将兵之制，所以与晚唐五代之制异者，以其悉为禁旅，天子自为大元帅以统之，将官不得私有其兵，故兵权无旁落之患也。其所以与建隆以来之制异者，则将与士相习，有训练之实，而无更戍之烦也。求诸今世，惟德国日本之陆军编制法最近之，若中国现今之制，则犹学焉而未能至者也。呜呼，荆公倜(超然)乎远矣！
自元祐推翻新政，将兵之制，虽未尽废，然兼令州县官得统辖兵队，与将官分权，军令不出于一，而兵之偷惰乃日甚。驯至女真长驱，莫之能御，而宋遂以此南渡矣，悲夫！
第三 保甲
省兵也，置将也，皆荆公一时权宜之政策，聊救时弊而已。若其根本政策，尚不在是，荆公者盖持国民皆兵之主义者也，欲达此目的，则必废募兵以为征兵，于是乎保甲法兴。
保甲之性质有二，其一则为地方自治体之警察，其一则为后备兵及国民兵也。荆公办保甲之意，本欲以改革兵制，而其下手则先自警察始，请先言警察之保甲。熙宁三年，始颁保甲法，其内容如下(《宋史》原文所载颇繁，今撮而诠释之)：
(一)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其同保不及五家者，附于地保。有自外入保者，则收为同保，俟满十家乃别置焉。
(二)每保置保长一人，每大保置大保长一人，以主户有干力者充之。每都置都保正一人，副一人，以众所服者充之。凡任保正副保正，皆以选举。
(三)每户有两丁以上者，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
(四)凡不在禁内之兵器，许保丁习之。
(五)每一大保，夜轮五人儆盗，凡告捕所获，以赏从事者。
(六)凡同保中有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掠夺人口)、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等罪，知而不以告者罚之，但非法律所听纠者，毋得告发。
(七)有窝藏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以上者，邻保虽不知情，亦科以失觉之罪。
(八)此法先行诸畿甸，以次推及诸路。
由此观之，则保甲法最初之性质，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明甚。而其警察权，则委诸地方自治之团体者也。警察权当集诸中央乎？抑当分诸地方乎？当以官吏专任其职乎？抑当以人民兼任其职乎？此两者各有利害，至今言政者犹未能断定。而在境宇寥廓之国，中央政府之力，苦难综核以及于微末，则以官吏谋之，良不如使民自为谋。而荆公之保甲法，则地方警察之性质也。
荆公之行保甲，非徒以为警察而已，实欲改募兵以为征兵，而借保甲为之造端。当时宋制，有所谓义勇兵者，数颇不少，然其无用亦与禁兵厢兵等。公乃欲用其形式，而变其精神，此立保甲之本意也。草创伊始，廷臣莫或以为然，公与神宗及诸臣反覆辨诘，乃克实行。今据《宋史·兵志》录其辨诘之词如下：
帝谓府兵须与租庸法相须。
安石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无租庸调法，亦自可为。第义勇皆良民，当以礼义奖养，今皆倒置者，以涅(刺字涂墨)其手背也，教阅而縻费也，使之运粮也，三者皆人所不乐。若更驱之就敌，尤人所惮也。
冯京曰：义勇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
安石曰：挑强而力有不足，则绝于进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滥，初非劝奖，使人趋武用也。今欲措置义勇，皆当反此，使害在于不为义勇，而利在于为义勇，则俗可变而众技可成。臣愿择乡间豪杰以为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及有积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哉！陛下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则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矣。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及此辈哉！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
帝曰：然。
帝又言节财用。
安石曰：减兵最急。
帝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因举河北、陕西兵数，虑募兵太少，缓急或阙事。
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储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若不足以当一面之敌，其设施乃不如武人割据时，则三路事有当讲画者，在专用其民而已。
帝又言边兵不足以守，徒费衣廪，然固边疆又不可悉减。
安石曰：今更减兵，则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费财困国无已时，臣以为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
帝曰：唐都长安，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反不足待四方。
安石曰：府兵在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则不患本不强。
韩绛吕公弼皆以入卫为难。
文彦博曰：如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
安石曰：曹濮人岂无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不足以为虑。义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户为将校，岂当复以为可疑也？
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
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敝，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
帝曰：制而用之在法，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
彦博等又以为土兵难使千里出戍。
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讨党项，岂非土兵乎？
帝曰：募兵专于战守，故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
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耳。将帅非难求，但在人主能察识而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
帝曰：经远之策，必当什伍其民，费省而兵众，且与募兵相为用矣。
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社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
帝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
安石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建中所以致变，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
时有造作谣言，谓朝廷教练保甲，将徙之戍边者。乡民惊扰，或父子聚首号泣，或自残伤以避团。韩维等请暂停以安民。
安石曰：乃者(从前)保甲，人得其愿上番状，然后使之，宜于人情无所惊疑。且今居藏盗贼及为盗贼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观长社一县，捕获府界剧贼为保甲迫逐出外者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见捕于辅郡，其计无聊，专务煽惑。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势率众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任其自去来，即孰肯听命？若以法驱之，又非人所愿为。且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而为之张置官吏也？今宜遣官先谕上旨，然后以法推行之。
帝一日谓安石曰：曾孝宽言民有斩指诉保甲者。
安石曰：此事得于蔡骃，赵子几使骃验问，乃民因斫木误斩指，参证者数人。大抵保甲法，上自执政大臣，中则两制，下则盗贼及停藏(窝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乡人问之，皆以为便。虽有斩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盗，固可渐习为兵。既人皆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且约以免税上番代巡检兵，又自正长而上，能捕贼者奖之以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大兵相参，则可以销募兵之骄志，且省财费，此国家长久之计也。
帝遂变三路义勇如府畿保甲法。
冯京曰：义勇已有指挥使，指挥使即其乡里豪杰，今复作保甲，令何人为大保长？
安石曰：古者民居则为乡，伍家为比，比有长。及用兵即五人为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为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为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即闾胥，伍司马即比长，第随事异名耳。此三代六乡六军之遗法，其法见于书，自夏以来至周不改。秦虽决裂阡陌，然什伍尚如古制，此所以兵众而强也。近代唯府兵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宪，而乃守五代乱亡之余法，其不足以致安强无疑。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为可忧者，所见浅近也。
或曰：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
安石曰：俟其习熟，然后上番，然东兵技艺，亦弗能优于义勇保甲。臣观广勇虎翼兵固然，今为募兵者，大率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朴力(专心尽力)一心听令之人，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
冯京曰：太祖征伐天下，岂用农兵？
安石曰：太祖时接五代困极，豪杰多以从军为利。今百姓安业乐生，而军中不复有如向时拔起为公侯者，即豪杰不复在军，而应募者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耳。
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安石曰：以兵强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方其能刚强，必不至柔弱。张皇六师，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当专务兵强耳。
帝曰：保甲义勇刍粮之费，当预为之计。
安石曰：当减募兵之费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十之一二。
帝曰：畿内募兵之数，已减于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
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须募兵。今京师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数千，但勿招填，即为可减。然今厢军既少，禁兵亦不多，臣愿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募兵当减矣。且今保甲阅艺八等，劝奖至优，人竞私习，不必上番然后就学。臣愚愿期以数年，其艺非特胜义勇，必当胜正兵。正兵技艺，取应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劝心也。
以上皆初设保甲时荆公廷辩之言。所以不惮冗沓而详录之者(所录尚有删节)，一以此法为荆公精神所寄，宜有以传之；一以《宋史》所载荆公政绩，恒务为简略，无以考见其立法之精意，惟兵志于此事，言之稍详，更不可以不表而出之也。呜呼！吾读此而叹荆公识见之远，忧国之诚，任事之勇，诚旷古而无其匹矣！夫服兵役者，国民对于国家至大之义务，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故士农工商，举宜为兵，而万不容于士农工商以外，别有所谓兵之一阶级者存。使于士农工商以外别有所谓兵之一阶级者存，则此阶级必为藏垢纳污之所，而其兵未有能用者也。宋以募兵之故，而致兵别为一阶级，彼其积敝，当日诸贤言之既详。然岂必远征诸宋，即以近今之旗兵、绿营、防勇，其腐败之迹，固已与我辈以共见矣。荆公欲清其病源，乃发明专用乡民农民之义，此曾胡江罗之治湘军所以能有功也。其言曰：“农民朴力一心听令，缓急惟民兵足恃。”试番曾文正函牍中，其类此之言，不可悉数，盖非实心治事而有经验者，未易能见及此也。而其所以用之之法，则首在奖养之以礼义，而鼓舞之以名誉。夫曾罗诸贤之所以克建大业者，恃此而已。夫日本人所日日自夸炫以为大和魂，遂以屡奏奇捷使天下万国瞠目而相视者，恃此而已。而中国自秦汉以后二千年间所称贤士大夫，其能知之者有几人耶？其能知之而复能行之者更有几人耶？荆公当时所行诸新法中，惟保甲法所注心力尤多，而其受谤贾怨也亦最重。盖其他诸法，大率专以便民，故非之者惟朝廷意气之徒，民莫或和也。独至保甲法以其与减兵交相为用也，故募兵从而怨之者一矣。以其职司警察以维治安也，则为盗者与藏盗者从而怨之者二矣。然此犹未足以为病也，乃其为法也，举天下成年之壮夫，无贫无富，无贵无贱，而悉劳之以武事，范之以纪律，则夫不愿从事而从而怨之者三矣。夫常人之情，好佚而恶劳，好放纵而恶束缚。况以中国数千年来久惯放任之人民，重以有宋中叶，纪纲荡然，上下习于偷惰，以为成性，乃一旦欲取而衔勒之，劳其筋骨而张其负担，民之以为厉己，固其所耳。故夫当时廷臣耳目所接，谓有斩指以避丁，聚首以号泣者，此实情理所宜有，未必纯为虚构诬罔之词也。虽然，此足以为保甲病乎？子产(春秋时郑国政治家和思考家)有孰杀之歌，孔子有麛裘之谤，(像子产、孔子这样的人物，行政之初也不被人们理解)凡一政党改革之始，则必有多数人大感其苦痛者矣。缘是而遂废法不行，则天下宁复有能革之弊耶？公之言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势率众而能令上下如一者。又曰：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此岂漫为法家专制之言哉？盖政治之大原理，实如是也。夫所恶乎专制者，恶其病民病国而自以为利耳；若夫事之关于国利民福，而总揽主权者强制以执行之，则何恶之有？夫强国民以服兵役之义务，则正国家之所当有事也，其有抗焉，则是对于国家而行叛逆也。而荆公当时对于此辈，曾未尝一惩艾焉，惟反复劝谕，且多为其途以诱导奖劝之使徐以自悟，吾但见其仁心之盎然而已。而议者乃反以为束淫之政，则甚矣群盲之论不足以为是非也。
史记训练保甲以为民兵之次第云：
熙宁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王中正、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二十二县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凡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为三等，马射九千、八斗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为头等。当教时，月给钱三千，日给食，官予戎械战袍，又具银碟酒醪为赏犒。
三年，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长艺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为骑，二为弓，三为弩。
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举，河北则狄谘、刘定，陕西则张山甫，河东则黄廉、王崇拯，以封桩(即封桩库，封桩库的钱物主要备急需之用)养赡义勇保甲，钱粮给其费。是岁引府界保甲武艺成，帝亲阅，录用能者，余赐金帛。
四年，改五路义勇为保甲。其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其正长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岁省旧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岁增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团教之赏，为钱一百万有奇，不与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