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熙宁九年，凡义勇保甲及民兵，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云。
此保甲法推行之大略也。
荆公之治保甲，成效卓著。始焉用之为警察，而盗贼大息。前此环畿群盗，攻劫杀掠，岁辄二百起，至是则无复一也。仅长野一县，而捕获近畿剧贼为保甲迫逐出外者，且三十人也。继焉用之为民兵，教阅之初，众论沸腾。教艺既成，乃胜正兵，其劝奖赏赉所需，皆取诸封桩及禁军阙额所省溢者，未尝费户部一钱。司农官亲任其事，督责检察极精密，县令有强使保甲置衣装非理骚扰者，皆予处分，故人莫敢不奉法。而奖厉既优，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趋赴也(以上皆节《宋史·兵志》语)。由此观之，则荆公与神宗十余年经营之苦心，其亦可谓不负矣。而岂意神宗之骨未寒，而良法美意，遂破坏以尽也。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知陈州司马光即首上疏乞罢保甲，其言曰：
(前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戍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事既草创，调度无法，比户骚扰，不遗一家。又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而乡村之民，但苦劳役，不感恩泽。农民之劳既如彼，国家之费又如此，终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盗贼卫乡里，则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边境事征伐，则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后略)
呜呼！温公之所以难保甲法者，其所持之理由，不过如此而已。吾今试得取而辨之。其谓民不知兵者已百余年，故民兵势不可复。夫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者，以其学焉而能也，就令前此未尝经见之事，苟国家有以奖教之，则无不可以驯致，而况于百年前之遗迹，湮没未尽者耶？如温公言，则国家之一切教养大政，皆可不举，宁独保甲也？其言耆老不识兵革，见有戎服执兵者，叹息以为不祥，其随义之可笑，抑更甚焉。大臣为国家谋百年大计，而其政策乃取决于乡鄙之耆老，天下事可知矣！夫正惟人民不识兵革，则执政之所以振厉之，愈不容已，此神宗与荆公所为剑及屦及(jiàn jí jù jí 形容行动坚决迅速)而克期以观武德之成也。如温公言，举国讳兵，而执冰以嬉，其于歌舞太平良得矣，而后此胡骑长驱，百城尽靡，吾又不知其何祥也！其言草创之初，调度无法，比户骚扰。夫事属草创者，未积经验，举措乖方，谅所难免。然亦闻事之当行否耳，苟其当行，则虽累挫失，犹不当戛然止也。况温公建言之时，距熙宁草创十七年矣。吏已习其事，而法已睹其效。追罪往昔，宁得谓平？而况乎昔以民所未习之而兴举之，固为骚扰；今以民所已安者而废坏之，宁得曰非骚扰乎？以暴易暴，犹且不可，而矧于以暴易仁也；其言犒设赏赉，縻费国用，似矣，独不思保甲之所费，咸取诸封桩及省兵之羡饷，未尝动户部一文乎！不观熙宁四年之统计，以改行保甲之故，岁省百六十余万，而保甲与赏犒所需仅百三十余万，两者比较，所省犹不下三十万乎(此所举者为畿内之统计，合诸全国所省必更多)！夫为保持国家起见，虽费亦不可以已。今世各国，不惜掷数亿万以造船队是也，而况乎其有省于前也！温公此言，得毋亦欲荧(使眼光迷乱)人主之听而已。至其最后所论，谓中国之民，虽教之以武事，亦无所用。此言也，对于国民而科以大不敬之罪焉可也。如彼言，则是外国之民，在理宜永为征服者，而中国之民，在理宜永为被征服者也(参观前叶所引奏议原文)。夫人民既虽教焉而不可以战矣，彼募兵者，独非人民之一分子乎？前此募兵之不可以御侮，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宁以温公而不知者！今但言保甲之不可战而已，而不更求其所以恃为可战者，则推温公之意，岂非以臣妾于北虏为天经地义而莫敢或畔也。呜呼！以当时诸贤所不慊(qiàn 满意)于新法者，其理由乃仅如此，即保甲一端，而他可推矣！
自元祐废保甲以后，元符二年，虽议恢复而不可果行。至徽宗崇宁间，蔡京以反覆小人，托言绍述，乃复倡之，然其精神形式，皆非复荆公之旧矣。善夫高安陈氏汝锜之言也，曰：“宋武衰而积弱之国也，将权释于杯酒，而藩方之兵弱。天子之禁军，以戍边备征讨，而王畿之兵弱。招游手而涅刺之，既违土著，兼困民供，而所在防御之兵弱。以故金虏一讧，陷朔代，围太原，下燕蓟，直捣汴京，有南朝无人之叹。而太后手诏，亦有人不知兵之恨。使保甲不废，则训练以时，韬钤(tāo qián 泛指兵书)日熟，家有干橹(泛指武器)，而人皆敌忾，纵胡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数千里，无一城一垒撄其锋者？而又何至纷纷召集，下哀痛勤王之诏也哉？故吾以为编保甲法习民兵，已逆知他日之必有靖康，而靖康之所以河决鱼烂者，正以保甲之法坏，蒙其名而弃其实，额日广而锐日销，驱病妇弱子，张空弮以与饿豺狼斗，而立碎于爪吻(嘴)之下耳。尚介甫之诅且詈乎！”(蔡氏著《年谱》引)呜呼，此言可谓先得我心矣！保甲之法既废，将兵之制复坏，宋欲不南，更可得耶？然则祸宋者，果荆公乎哉？抑温公乎哉？
第四 保马
保马法者，官给民以马，使代养之，且奖励民自养之，俟有缓急时，则偿其直而收其用也。马为战阵一利器，治兵者不容忽之，故历代皆以马政为国家大政之一，即今世各国亦有然。宋代马极缺乏，前此特置群牧监，常以枢府大臣领之，以重其事。然官马作弊甚多，縻费浩大，而不能收蕃息之效，至荆公而有保马法。
熙宁五年五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养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六年，又诏司农寺立养马法，于是曾布等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者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无过五千匹。袭逐盗贼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输粮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补偿者。保户马毙，马户独偿之；社户马毙者，社人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
荆公所创诸新法中，其最不衷于学理者，莫如保马法。盖马者生物，其肥瘠生死，往往不尽由人力，而责民养之，有失则令其赔偿，此非政体也。元祐初政，建议者争言其病民，以理卜之，殆为可信。虽然，荆公当时所以行此者亦自有故。盖荆公所最注重者，为训练民兵，即保甲是也。而练民兵不可以无马，官不给则缺于用，官给之则马无所出，故贷马于民而使之自养，凡以与保甲法相维系而已。然即为此计，亦自有道。保马之法，于其所不宜干涉者而干涉之，斯千虑之一失也。今世各国，所以筹画马政之法颇多，以非关宏旨，不缕述也。
第五 军器监
“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军器之重，自昔然矣。宋自仁宗以来，狃(niǔ 因袭)于太平，军器皆朽窳(xiǔ yǔ 粗劣)不可复用。熙宁五年，崇政殿说书王雱上疏曰：
汉宣帝号中兴贤主，而史称技巧工匠，独精于元成之时，是虽有司之事，而上系朝廷之政。方今外御边患，内虞盗贼，而天下岁课弓弩甲胄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为用者。臣尝观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而已。武库之吏，计其多寡之数而藏之，未尝贵其实用。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夫为政如此，而欲抗威决胜，外攘内修，未见其可也。倘欲弛武备示天下以无事，则金木丝臬(niè箭靶子)筋胶角羽之材，皆民力也。无故聚工以毁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敛数州之作，聚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择知工事之臣，使专其职，且募天下良工，散为匠师，而朝廷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赏罚之，则人人务胜，不加责而皆精矣。
上然其言。明年，遂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先是军器领于三司，至是罢之，一总于监。凡知军器利害者听诣监陈述，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云。
(按)元泽为荆公爱子，其学行才能皆有大过人者，惜早卒不得表见。而后人诋之，不遗余力，即《宋史》载此奏，亦以为逢迎上意，欲妄更旧制。夫旧制之敝坏，既已若此，即欲不更之，其可得乎？观其所言，与今东西诸国之法正暗合。盖国家而欲强兵，非先利其器不可。而欲利戎器，非设专官以董其事不可。若如宋前此之制，委各州官吏循例供献，即欲求其不朽窳而差堪用，犹不可得，况能改良以日新者哉！夫军器监之设，虽以今日之中国，尚为当务之急，而执政者且未见及也。而元泽于千年前能言之，其识不亦远耶！以《宋史·兵志》所载，自军器监设置之后，其发明新式之军器，不一而足。劝工之效，亦可见矣。而元祐更张，又一举而废之，还责诸诸路坊作，斯真元泽所谓聚工以毁天地有用之材耳！宋之为宋如此，虽欲不南，安可得也？
综观荆公之军政，其大体悉衷于学理，与今世各国之军政略相近。而其欲变募兵以为民兵，更经国之远谟(mó 策略)。今之中国犹未能行，而非断行之不足以图强者也。但其保甲之法，全仿古制，非徒使人人为兵而已。又欲使人人无时而不为兵，夫人人为兵，宜也；人人无时而不为兵，此在古代小国寡民，或可行之，而非可以施诸秦以后泱泱之大国，何也？古代部落，以战争为国家第一大事，而经济不过为供给战争之资。及夫世运日进文明，则以经济为国家第一大事，而战争不过保护经济之具。人人无时而不为兵，则虽曰农隙讲武，而有妨于生产者终不少焉。法之未尽善，此其一也。又古代小国寡民，非尽籍为兵，不足以御侮。后世禹域一家，民数自数千万以增至数万万，使人人无时而不为兵，则国家固无需此多兵，且即尽搜一国之财，亦不足以供其费。法之未尽善，此其二也。故唐府兵之所以变为彍骑(guō qí 用招募方式选用的宿卫京师的兵)，虽曰执政之无术，然亦势所必至者矣。然曰荆公人人皆兵之主义，竟不能实行乎？曰：是又不然。今世各国之区别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得其道矣。人人皆有执干戈卫社稷之义务，然其服此义务也，或一年，或二年、三年，过此以往，则散而归农，非有大故，则征调不及也。此各国已然之成法，虽有后圣，亮无以易矣。曰：然则以荆公之学识，胡乃见不及此乎？曰：荆公盖已见及之。曰：既见及则何为不行？曰：是当论其世也。彼荆公执政之时，国家固已有募兵百余万，此即比于各国之常备兵者也。以荆公之计划，固欲尽废之而代以民兵也。然中唐以来数百年之积弊，革之不能骤也，故以渐焉。于一方面减募兵，同时于一方面以民兵补其所省之额，于是乎有所谓上番者。其上番之民兵，即服常备兵之义务者也；其退番之民兵，即服预备兵后备兵之义务者也。孰谓荆公而见不及此也！使无反对党之阻挠，而荆公更久于其位，则安知现今各国通行之军制，我国不于千年前创之，以为世界模范耶！
12 荆公之政术(四)教育及选举
民政财政军政，荆公之新法，殆尽于是矣。此外尚有一二，请括而论之。
第一 教育
教育行政，荆公平昔所最重也，其上仁宗书言之最切。及执政，首注意于学校。熙宁元年，增太学生员。四年，以锡庆院、朝集院为大学讲舍，厘学生员为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员百，内舍二百，外舍不限员。其后内舍生增至三百人，外舍生限二千人。其年，置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以陆佃等为诸州学官。其后诸路州府皆悉立学，而学官共五十三人。马氏端临谓是时大兴学校，而教官只有此数者，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
其所教者，以经为主，人专一经。至熙宁八年，以荆公所编著《三经新义》颁于学官焉。三经者，《周官》及《诗》《书》也。
按《三经新义》，亦为当时及后世攻击荆公之一大口实。史称苏嘉在太学，颜复尝策问王莽后周变法事，嘉极论其非，在优等。荆公怒，遂逐诸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选用学官，非执政所喜者不与，其后遂颁《三经新义》云。考荆公平日言论，多以一学术为正人心之本，则史所云云，谅非诬辞，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盖欲社会之进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无一不以整齐画一为贵，而独于学术则反是，任其并起齐茁，而信仰各从乎人之所好，则理以辨而愈明，人心之灵，浚之而不竭矣。强束而归于一，则是敝之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
考荆公当时，亦非于新义之外，悉禁异说，不过大学以此为教耳。夫既设学校，则必有教者，教者必有其所主张之说。学校既为一国学术所从出，则此说遂若占特别势力于社会，此亦事势所必至，无可逃避者。即如今之日本，其帝国大学二三老辈之学说，颇为新进诸彦所抨击。然举国学者，大率仍诵习之，此亦无可如何也。然则是亦不足深为荆公罪矣。盖使荆公而禁异说，则为戕贼思想之自由，然公固未尝禁之，不过提倡己之所主张而已。夫学者有其所主张之说，则必欲发挥光大之以易天下，非徒于理不悖，抑责任亦应尔也，于公乎何尤？若夫学者不求自立，而惟揣摩执政之所好尚，欲以干禄，此则学者之罪，而非倡新说者之罪也。
《三经新义》，自元祐废黜以后，南宋学者，更抨击不遗余力，自是数百年来承学之士羞称之。《诗》《书》义出荆公子及其门人之手，已佚。惟《周官义》乃荆公所手著，本朝乾隆间修《四库书》，从《永乐大典》掇拾重编，尚可得而见焉。吾尝窃取读之，其精要之处盖甚多，实为吾中国经学辟一新蹊径，自汉以迄今日，未有能过之者也。此当于第二十章别论之，今不先赘。而学者不察，随声附和肆为诋排，昌黎所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者非耶！荆公未尝禁人习王氏以外之学说，而反对荆公者，则禁人习王氏学说。然则束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者，为荆公耶？为反对荆公者耶？是又不可以不察也。哲宗元祐元年，国子司业黄隐焚“三经义”之版，禁诸生诵习矣。大学诸生闻荆公之薨，欲设斋致奠，且禁之矣。二年，下诏禁科举用王氏经义字说矣。钦宗靖康间，祭酒杨时奏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请追夺王爵，使邪说淫乱不能为学者惑矣。高宗绍兴六年，张浚为相，又申临川学禁矣。由此观之，以荆公视诸贤何如哉？当杨时之诋王学也，御史中丞王过庭劾之云：
五经义微，诸家因而异见，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许采其长而用之，实为通论。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率众见时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此亦足以见时之不能服众矣。
此言可为笃论。杨时何人？即程门高弟，依附蔡京以干进，而学者尊之为龟山先生从祀孔子庙庭至今未废者也。而诸儒所以尊之者，盖又以其排斥王学之功独高也。当时程氏之徒，自以其学为孔子之正统，凡异己者，皆攘斥之。夫著书讲学，辟他人之说以申己说，此固学者本分所当然，独奈何欲挟帝者之力以箝天下之口也！有宋之党争，前此不过在政见之异同耳。及程氏之徒得志，始焉禁锢苏氏之蜀学，继焉禁锢王学，自是学党之争日烈，而政界又益相水火，以至终宋之世，谁生厉阶(祸端)，君子不能不深恶痛绝于杨时辈也。后此庆元伪学之禁，读史者咸能斥之。夫韩侂胄之禁伪学则诚非矣，然亦曾思作俑者谁乎？胄所为，亦请君入瓮而已。夫吾于程朱之学，虽非所愿学者，然固敬仰之，岂敢妄诋！然于诸君子之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直不敢附和，且以为中国近数百年来学术之不发达，厥由程朱之徒务束缚人思想自由，实尸其咎，故今因论荆公经义而及之。
熙宁五年，又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教以诸家兵法，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解释之，生员以百人为额。
熙宁六年，又于大学置律学教授四员，凡命官学人，皆得自占入学。同年，又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
又于大学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补，略如诸学之法。其选用最高者，为尚药医师以次医职，余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云(此事《宋史》失载，今据《文献通考》。但《通考》不言何年设立，但云神宗时耳)。
此荆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观其所设施，大率注重于京师大学，而各州县之学，规模似未大完。不知史失载耶，抑当时之力，尚有所不暇给也。至其大学，以校诸今日欧美各国，虽未可云备，然观其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则是分科大学之制，实滥觞于是，其起原视英之阿士弗大学为尤古矣。使非中道废弃，能继续其业以至今日，则岂不足以自豪于世界耶！然即此昙花一现，已足为我国学术史之光矣。当荆公之初置法科也，司马光奏言：“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必须，何必置为一科？使为士者预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则习法徒成刻薄，为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呜呼！温公此论，在今日法治论大昌之时，稍有识者当知其非，无俟深辩。果如其言，则今世诸文明国，非曾治法学者不得任官，宜其无一循吏矣。吾壹不解温公之于荆公一举一措，无论大小，而必反抗之不遗余力，其用心果何在也？吾又不解后世读史者，于当时一举一措，无论大小，而必袒温公以抑荆公，其用心果又何在也？
第二 选举
科举取士，非荆公意也，其上仁宗书论其弊详矣。乃及其执政，而犹不革之者何也？则公自言之矣。其《请改科条制劄子》云：“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对偶声病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由此观之，则仅罢诗赋而试经义，不过荆公权宜之制，而非其心之所以为安也，然当时攻之者已云起矣。
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直史馆苏轼上议，略云：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放诞傲慢)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上读轼疏，疑焉，以问荆公。公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于是上意决，乃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此当时科举制之大略，而此沿之数百年以至于今者也。呜呼！荆公之良法美意何限，皆废绝无一遗，独此权宜不得已之制，为荆公所欲废而及身未能废之者，则沿袭数百年以毒天下，悲夫！
能悉废科举而代以学校，善之善矣！而当学校未成，而国家又不可以一日不取士也，则科举固不能骤废矣。既不能骤废，则与其试诗赋又不如试经义，彼善于此，又至易见者也。乃东坡之言，一则曰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不由学。再则曰诗赋虽无用，然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三则曰诗赋何负于天下，而又痛诋兴学之政为徒为纷纷劳民伤财。此真所谓莠言乱政，宜荆公斥彼辈为流俗也。今科举已废，稍有识者皆知其说之非，不俟深辩。然犹著之者，凡以见当时反对新法之人，其所言皆持之不能有故，言之不能成理，率类此也。
以上三章，荆公当时所设施者，大端备矣。其余小节亦所在多有，非关一代兴亡大计，则不著也。
(考异七)世传荆公当国，设宫观祠禄之官以处异己者，万口相传，莫知其所自来。王渔洋《池北偶谈》乃更确指为熙宁二年所增置，非祖宗故事(旧日制度)。且引邱文庄《世史正纲》以为证，而《御批通鉴辑览》亦沿之。吾不知邱氏所据者果又为何书，但考诸《宋史·职官志》云：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增置焉。又曰：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然则此制不创于荆公甚明。《宋史》诸传中前大臣罢政领宫观者不可悉数，即以见于《临川集》者论之，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除会灵观使，在庆历八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充景灵宫使，在嘉祐二年。凡此皆远在熙宁以前者也。熙宁初朝廷议废宫观使副都监，荆公曰：宫观置使提举都监，诚为冗散，然今所置，但为兼职，其有特置，则朝廷礼当尊宠，不以职事责之者也。废与置其为利害亦不多，若议冗费，则宫观之类，自有可议，非但置使提举都监为可省也。据此则荆公当国，安有增置员数之事？听官志殆亦缘谤者之言而采入之耳，而琼山渔洋之徒，于祠禄所由来载于诸书者若全未入目，亦何足与语史事哉！因论荆公新法而附辨之如此。
13 荆公之武功
俗儒诋制公最甚者二事，其一则聚敛，其一则黩武也。荆公之理财，绝非聚敛，吾既极言之矣。荆公之用兵，独得云黩武乎？是又不可以不辨。
今外人动诮我为不武之国。我之不武，非自昔而然也，宋以后之学说误之也。宋人之以忍耻包羞为德也久矣。自澶渊议和以后，举国以得免兵革为幸，自是而增岁币，求割地，若小侯之事大国，匪敢不从。若乃蕞尔(zuì ěr 小)西夏，自继迁德明以来，叛服不常，虽韩范迭为安抚经略，议战议守，而环庆延鄜诸州，仍累年救死伤不赡，曷尝闻有人焉出一步、建一策为进取之计者。孙子曰：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若前此宋之君臣，则不谋所以待敌，而惟侥幸于其不来者也。重以西南土蛮，屡思蠢动，为心腹之患，而安南边场，又数不靖(安定)。夫慑于两大敌之间，已一日不能即安，况重以小丑之窃窃议其后者乎？荆公之政策，先肃清小丑，且藉此以增长军事上之经验，然后从事于大敌。而其策二敌也，谓彼若合以谋我，则吾所以应之者且殆，则先图其较易图者，然后及其难图者，复河湟以制西夏，制西夏以弱契丹，此荆公毕生之抱负，而当国时即著著实行之者也。今论次当时战绩以示世之读史者，以证黩武之谤果为当焉否也。
第一 河湟之役
河湟者何？即今甘肃巩昌以西，岷州洮州之地沿洮河一带是也。秦筑长城，起于临洮，汉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称为断匈奴右臂。自古与西北夷争强弱，未有不注重此地者。且以逼近秦陇之故，若为敌有，则中国将无宁日。蜀汉末，姜维数出狄道以挠陇西，魏人建为重镇，维不得以得志。晋之衰也，河西扰乱，大约举狄道则足以侵陇西，狄道失而河西有唇齿之虞，拓跋魏兼有秦凉，以狄道为咽喉之地，列置郡县，恃为藩蔽。唐拒吐蕃，以临州为扼控之道。及临州不安，而陇右遂成荒外矣，此古今得失之林也。
自唐中叶以后，此地没于吐蕃，中更五季，以迄宋有天下百年，莫有议恢复者。熙宁元年，前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云：
国家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河湟复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孙，惟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干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合并而兼抚之时也。陛下诚能择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来出入于其间，推忠信以抚之，使其倾心向慕，欢然有归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余小种，皆可驱迫而用之。诸种既失，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即河西李氏在吾掌握中矣。急之可以荡覆其巢穴，缓之可以胁制其心腹，所谓见形于彼而收功于此也。
疏上，上奇其言，荆公亦力赞之，于是以韶为管干秦风司经略机宜文字。熙宁之年，韶请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以抚纳洮河诸部，下秦凤经略使李师中议，师中以为不便，乃诏师中罢帅事。韶又言渭原至秦州，缘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万顷，治千顷，则岁可得三十万斛，请置市易司，取其赢治田。从之，命韶领市易事。师中屡与韶为难，谓韶所指田，不过极边弓箭手地，置市易司，所得不补所亡。荆公力主韶议，为罢师中，以窦舜卿代之。后帅郭逵劾韶盗贷市易钱，荆公以为莫须有，即有亦不足校，徙逵泾原。四年，置洮河安抚司，命韶主之。五年，建古渭砦为安远军，以韶兼知军事，行教阅法。韶首降青唐部大首领，赐姓名曰包顺。八月，韶击吐蕃，大破之，复武胜。武胜者，唐之临州，今兰州府狄道也，遂城之以为镇洮军。韶寻破木征于巩令城。荆公集中有《与王子醇第一书》，即此时也。书略云：
洮河东西，蕃汉附集，即武胜必为帅府，今日筑城，恐不当小，若以目前功多难成，城大难守，且为一切之计，亦宜勿隳旧城。审处地势，以待异时增广。城成之后，想当分置市易务，为蕃巡检作大廨宇，募汉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则其守必易，其附集必速矣。
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镇洮军节度，置熙河路，以韶为经略安抚使。十一月，河州首领瞎药等来降。十二月，筑熙州南北关及诸堡砦，荆公有《与韶第二书》云：
承已筑武胜，又讨定生羌，甚善。闻郢成珂等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于此可见矣。然久使暴露，能无劳费，恐非所以慰悦众心。令见内附之利，谓宜喻成珂等，放散其众，量领精壮人马防拓，随宜犒劳，使悉怀惠。城成之后，更加厚赏，人少则赏不费财，赐厚则众乐为用，不知果当如此否？请更详酌。荡除强梗，必有谷可获以供军，有地可募人以为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选秦凤泾原旧人投换，即素教之兵，足以镇服初附。事难遥度，心所谓然，聊试言之。
六年二月，韶遂克河州，获吐蕃木征妻子。河州元魏时之枹罕，今兰州府河州治也。公有《与韶第三书》云：
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备，严戒诸将，勿轻举动。武人多欲以讨杀取功，此而不禁，则一方忧未艾也。窃谓公厚以恩信抚属羌，察其材者收之为用。今多以钱粟养戍卒，乃适足备属羌为变，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毡也。诚能使属羌为我用，则非特无内患，亦宜赖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杀人致畔，以能抚养收其用，皆公所览见。且王师以仁义为本，岂肯以多杀敛怨耶？喻及青唐既与诸族作怨，后无复合理，固然也。然则近董毡诸族，事定之后，以兵威临之，而宥其罪，使讨贼自赎，随加厚赏，彼亦宜遂为我用，无复与贼合矣。与讨而驱之使坚附贼为我患，利害不侔也。又闻属羌经讨者，既亡蓄积，又废耕作。后无以自存，安得不屯聚为寇？如募之力役，因以活之，宜有可为。幸留意念恤。边事难遥度，想公自有定计，意所及尝试言之。
其年九月，降羌有叛者，韶回军击之。木征以其间复据河州，韶力战破走之。岷州首领木令征(与木征异人)以城降，韶入之，于是宕、洮、叠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军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云。岷、宕、洮、叠皆今甘肃巩昌府属也。
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群臣贺，解所服玉带以赐荆公，所以奖运筹功也。自韶之为安抚司，不过二年，而辟地二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取二百余年来沦没之旧疆，一举而复之，亦可谓振古奇勋也已。然非荆公知人之明、委任之笃、调度之勤，亦安克及此？元厚之《平戎庆捷诗》云：“何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盖前此盈廷沮挠，实更甚于元和讨蔡之时。而神宗之得荆公，又过于唐宪之有裴度。玉带之宠惟公无愧矣。其明年四月，公复有《与韶第四书》云：
木征内附，熙河无复可虞，唯当省冗费，理财谷，为经久之计而已。上以公功信积著，虚怀委任，疆场之事，非复异论所能摇沮，公当展意思，有以报上，余无可疑者也。
观韶所经画，及荆公所与韶诸书，则知熙河之复，诚非得已，而公慈祥恻怛不欲涂炭斯民之心，亦可以见矣。而论者乃哓哓然以轻开边衅为韶罪，且为荆公罪。夫开衅者，敌本无衅自我开之云尔。曾亦思继迁德明元昊六七十年间，用兵不已，当时执国命者，果谁为开之乎？抑衅由敌开而我虽欲不应之而有所不能也。景祐元年，元昊攻环庆卫，二年攻唃厮罗，取瓜、肃、沙三州，元昊欲南侵，恐唃厮罗制其后，复举兵攻兰州诸羌。当是时也，譬如甲与乙遇，斗于途，甲自知不敌矣，疾走而避之，键户(关闭门户)而守之，而攘臂者犹在门。彼德明元昊数攻唃厮罗，其势将及我秦陇，亦何以异此？然则欲御西夏，必开熙河；欲开熙河，必取诸羌，所以绝夏人南侵，莫切于此也。夫不计夏人南侵为中国大患，而以开边衅罪二王，然则必开门揖盗而始为无罪耶？尤可异者，元祐初司马光执政，荆公之法，更张既尽，并欲举熙河而废之。时有孙路执图以进曰：若此则陵西一道危矣。光乃止。昔汉灵帝时，西羌反，韩遂作乱陇右，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傅燮曰：“司徒可斩也！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以为断匈奴右臂。今使一州叛逆，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作乱，此国家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由此言之，河西为夏人必争之地，其不可弃，较然益明。光能著《通鉴》，岂其于傅燮之言，不一记省，乃悍然必欲弃之，吾不解其何心也！况崔烈之时，犹值有叛乱者，而傅燮且以为可斩。熙河之复，十余年矣，荆公所以策其善后者，虽赵充国之议屯田，未之或过。观其与韶之诸书而可见也。诸羌回首而内，渐已同化，其地耕牧所入，足以资圉守，未尝劳朝廷以西顾之忧，何嫌何疑，而必欲废之？推光之意，不过曰凡安石之所为者，我必废之然后为快也！呜呼，是直以国家大计为其泄愤复仇之具。谓古大臣而宜若是，吾未之闻也！呜呼，即此一事，而元祐诸人狺狺然抗言新法之若何误国，若何病民者，皆可以作如是观矣。
第二 西南夷之役
中国古代史，一汉族与苗族相争之历史也。自女娲黄帝以迄神禹，用兵凡数百年，而汉族之位置，始克大定，苗族见蹙，转徙于江淮以南，既而宛转以入于溪峒，自是不复敢与中国抗颜行。然一国之中而有言语不通、风俗不同之两民族错处其间，终非长治久安之道。故抚循苗蛮，使之同化，实为中国最要之一政策，而至今尚未蒇(chǎn 完成)其业者也。自秦以后，最能实行此政策者，前则有汉武帝之辟西南夷，后则有本朝之两度改土归流，而中则有王荆公之经略湖川夷蛮。
荆公之经略夷蛮，凡分两路，一在今之湖南，一在今之四川。其湖南一路所命之主帅，则章惇也，其四川一路所命之主帅则熊本也。今分别论之：
(甲)湖南路
湖南溪峒诸蛮，自春秋时始役属于楚，战国时秦白起略取之，置黔中郡，汉改为武陵郡，后汉时大为寇钞，马援击破之。历晋宋齐梁陈，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锦州、溪州、巫州、叙州，率羁縻勿绝而已。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自署为刺史。马希范据湖南时，蛮猺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至周行逢时，数出寇边，逼辰永二州，杀掠民畜无宁岁。及宋之有天下，兵威不振，力不及远，其酋据地自署，朝廷即因而命之，以故骄纵日益甚。其强者有北江之彭氏，南江之舒氏、田氏、向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等。北江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州，凡六；懿、安、新、远、给、富、来、宁、南、顺、高州，凡十一，总二十州。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曰奖、曰锦、曰懿、曰晃，则田氏居之；曰富、曰鹤、曰保顺、曰天赐、曰古，则向氏居之。皆刻剥其民，且自相仇杀，涂炭无艺，又屡寇边，为良民患苦。至熙宁初，湖北提点刑狱赵鼎，言峡州峒首刻削无度，蛮众愿内属，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时神宗与荆公，方思用兵以威四夷，五年七月，乃遣章惇察访荆湖北路，经制蛮事。
其年十一月，惇遂招降梅山峒蛮苏氏。梅山旧不通中国，其地东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惇招降之。籍其民万四千八百余户，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筑武阳、开峡二城，置安化县，即今长沙府之安化县与宝庆府之新化县也。
六年十月，南江蛮向永晤舒光银，各以其地降惇，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惇进兵攻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洲，以懿州新城为治所。后诚徽州蛮酋杨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归附，因置诚州。沅州即今之沅州府，诚州即今之靖州，而徽州则今靖州属之绥宁县也。
九年正月，又招降下溪蛮彭师晏。先是彭氏世长五溪，自策为刺史，凡数世，朝廷莫敢过问。惇既平南江，师晏恐惧，惇乃与湖北提刑李平招降之，凡所属二十州皆归版籍，即今之辰州府也。遂诏筑下溪城，赐名会溪，戍以兵，隶辰州，使出租赋如汉民焉。
惇经制蛮事，三年有奇，所招降巨酋十数，其地四十余州，当今四府。又自广西融州创开道路，达诚州府，增置浔江等堡。融州即今柳州府融县也。元祐初，傅尧俞王岩叟请尽废熙宁间所置新州，以蛮情安习已久，不便尽废，乃废诚州而留沅州。其所创开之道路，所创置之砦堡，悉毁之，自是五溪郡县，弃不复问矣。
王船山论之曰：“章惇经制湖北蛮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赏，宜为天下所公非。然而澧、沅、辰、靖之间，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迄今为文治之邑，与湖湘诸郡县齿，则其功又岂可没乎！惇之事不终，而麻阳以西，沅溆以南，苗寇不戢(止)，至今为梗；近蛮之民，躯命妻子，牛马粟麦，莫能自保。则惇之为功为罪，昭然不昧，胡为乐称人之恶，而曾不反思耶？乃若以大义论之，则其为功不仅此而已。语曰：王者不治夷狄。此言夫九州以外耳。(节略)若夫九州之内，负山阻壑之族，其中为夏者，其外为夷，其外为夏者，其中又为夷，互相襟带，而隔之绝之，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无可治而非不当治也，然且不治，则又奚贵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别人于禽兽，而使贵其生。苗夷部落之魁，自君于其地者，皆导人以戾(zhì lì 蛮横凶暴)淫虐，沉溺于禽兽，而掊削诛戮，无间于亲疏。仁人固弗忍也，则诛其长，平其地，受成赋于国，涤其腥秽，被以衣冠，渐之摩之，俾诗书礼乐之泽兴焉，于是而忠孝廉节文章政事之良材，承和气以生，夫岂非仁天下者之大愿哉！惟然，而取蛮夷之土，分立郡县，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中略)且彼辰、沅、澧、靖之山谷负险阻兵者，岂独非汉唐政教敷施之善地欤？出之泥滓，登之云逵，虽有诛戮，仁人之所不讳。而劳我士马，费我刍粮，皆以保艾(养育)我与相接壤之妇子。劳之一朝，逸之永世，即有怨咨，可弗避也。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职也。夫章惇之立心，逢君生事以邀功，诚不足以及此。而既成乎事，因有其功，既有其功，终不可以为罪。迄于今日，其所建之州县，存者犹在目也。其沿之以设，若城步天柱诸邑之棋布者，抑在目也。而其未获平定，为苗夷之穴，以侵陵我郡邑者，亦可睹也。孰安孰危？孰治孰乱？孰得孰失？征诸事，同诸心，奚容掩哉！概之以小人，而功亦罪，是亦非，自怙为清议，弗能夺也。虽然，固有不信于心者存矣。”船山平日持论，固不袒荆公者，独至论此事，可谓能见其大矣。独怪元祐诸贤，于既成之功，而务必隳之以为快。夫曰骚扰生事，则其迹固已陈矣，后此因而修之而已。国家劳费不多，而蛮民安之已久，其必须废置之理由果安在？从可知当时詪詪(hěn hěn 恶言喧争的样子)于朝、嚣嚣于野者，全出于意气之私，而未尝有一事焉为国家百年计也。
(乙)四川路
巴蜀徼外诸夷，自汉以来，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莋都(zuó dū 古县名，在今四川省汉源县)、冉马龙、白马氏等，其后离合畔服不常。熙宁初泸州乌蛮有二酋领，曰晏子、曰斧望个恕，寖(渐渐)强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纳溪二十四姓生夷，自淯井谋入寇。六年，命熊本察访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本谓彼能扰边者，介村豪为乡导耳。以计致百余人，枭之泸州，其徒股栗，愿矢死自赎。本请于朝重赏之，皆踊跃顺命，独柯阴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众，发黔南义军强驽击溃之，于是淯井、长宁、乌蛮罗氏鬼主诸夷皆内附，愿世为汉官奴。提点刑狱范百禄为文以誓之曰：
蠢兹夷丑，淯溪之浒。为虺为豺，凭负固圉。
杀人于货，头颅草莽。莫惨燔炙，莫悲奴虏。
狃唬熟慝，胡可悉数。疆吏苟玩，噤不敢语。
奋若之岁，曾是疆御。踯躅啸聚，三壕罗募。
偾我将佐，戕我士伍。西南绎骚，帝赫斯怒。
帝怒伊何？神圣文武。民所安乐，惟曰慈抚。
民所疾苦，惟曰砭去。乃用其良，应变是许。
粥熊裔孙，爰驭貔虎。歼其渠酋，判其党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