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夺之心，复断右股。摄提孟陬，徂征有叙。
背孤击虚，深入厥阻。兵从天下，铁首其举。
纷纭腾沓，莫敢婴牾。火其巢穴，及其囷贮。
暨其赀畜，墟其林橆。杀伤系缧，以百千数。
泾滩望风，悉力比附。丁为帝民，地曰王土。
投其器械，籍入官府。百死一赎，莫保铜鼓。
歃明神天，视此狗鼠。敢忘诛绝，以干罪罟。
乃称上恩，俾复故处。残丑崩角，泣血朔语。
天子之德，雨旸覆护。三五噍类，请比泾仵。
大邦有令，其警戒汝。天既汝贷，汝勿予侮。
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责，汝力汝布。
吏时汝耕，汝稻汝黍。惩创于今，无忕往古。
小有堡障，大有城戍。汝或不听，汝击汝捕。
尚有虓将，突骑强旅。傅此黔军，毒矢劲驽。
天不汝容，暴汝居所。不汝遗育，悔于何取。
文成，立石于武宁砦。本还朝，神宗劳之曰：卿不伤财，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乃擢集贤殿修撰，赐三品服，自是徼外诸夷，相继内附。淯井在今长宁县北，长宁今为县，属叙州府。乌蛮居姚州，则今泸州也。
熙宁八年，渝州南川燎木斗叛，诏本安抚之。本进营铜佛坝，破其众，木斗气索，举秦州地五百里来归，为四砦九堡，建铜佛坝为南平军。渝州秦州者，今之重庆府也。
第三 交趾之役
熙宁八年冬，安南国主李乾德入寇，陷钦、廉二州。明年春，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府)。以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赵禼副之，发兵进讨。荆公自为敕榜云：
敕交州管内溪峒军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抚纳之厚，实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杀伤吏民，干国之纪，刑兹无赦。致天之讨，师则有名。今顺时兴师，水陆兼进。天示助顺，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怀敌忾之气。然王师所至，弗迓克奔。咨尔士庶，久沦涂炭，如能谕王内附，率众自归，爵禄赏赐，当倍常科，旧恶宿负，一皆原涤。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众听毋惑。比闻编户，极困诛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横赋，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为乐土。
八年春，逵次长沙，先遣将复邕、廉，而自将西征。至富良江，蛮以精兵乘船逆战，官军不能济。禼分遣将吏，伐木治攻具，机石如雨，蛮船皆坏，因设伏击之，斩首数千，杀其伪太子洪真。乾德惧，遣使奉表，诣军门降。富良江去国已不远，然官兵仅八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故不复渡。得其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桃榔县而还，群臣称贺。诏以广源为顺州，赦乾德罪，还其封，自是终宋之世，安南未尝寇边，贡献不绝。
(考异八)《续通鉴》云：自王安石用事，锐意开边。知邕州萧注喜言兵，羡王韶等获高位，乃上疏言交趾虽奉朝贡，实包祸心久矣，今不取必为后忧。诏以注知桂州经略之。注入朝，帝问攻取之策，注复以为难，乃以沈起代注。起迎合安石，遂一意事攻击，交趾始贰。又《宋史》本传云：谍得交趾露布(文书)，言中国作青苗助役法，穷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得书大怒，自草敕榜诋之。《续通鉴》又云：张方平言举西北壮士健马，弃之炎荒，其患不可胜言。若师老费财，无功而还，社稷之福也。后皆如其言。今案此所云云，一意以丑诋荆公为事。至谓交趾入寇，全由公启之，而其靖边之功，悉略而不录，此宋以来史家之惯技，吾司空见惯，殆不以为骇矣。然其言支离诬罔，实有不可不辨者也。考《宋史·萧注传》载其请图交趾之疏，而不言为何年所上。又言：熙宁初以注知桂州，帝问攻取之策，对曰：昔者臣有是言，今交人生聚教训(军民同心、发愤图强)十五年矣，未可轻议。又言注既至桂，延访山川曲折老幼安否，皆得欢心。李乾德动息必知之。注之知桂州，不知在何年。然沈起代注，在熙宁六年。则注之治桂，当在四五年间。既入觐然后就任，其入觐之时日，当更在前。而其对神宗之言，谓十五年前事，今昔殊异。然则注之倡议取安南，乃在嘉祐元二年之间，时安石仅为群牧判官，未尝与闻朝政，更何有于王韶？以渺不相属之事，而牵引以入人罪，虽周兴、来俊臣之断狱，当不能如是也。《续通鉴》云云盖本于《宋史·沈起传》。起传与注传同在一卷，前后相去数叶，而其文矛盾至是，学者其犹以《宋史》为足信否耶？考交趾自李公蕴篡黎氏而自立，屡蓄异志。其子德政，德政子日尊，皆颇骁雄。景祐中，郡人陈公永等六百余人内附，德政遣兵千余境上捕逐之。三年，入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峒，略居人马牛，焚屋庐而去。庆历三年，灭占城，虏其王。皇祐二年，侬智高反，德政率兵二万，声言入助，及日尊立。嘉祐四年，寇钦州，五年寇邕州，五年又上表索温闷洞等地。其父子祖孙，虽受中国册命，实则帝制自为。至日尊竟僭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由此观之，交趾当讨之日久矣。其累岁寇边，真仁英三朝未尝绝，岂因安石好用兵而自开边衅者？而于青苗助役诸法，更何与焉？中国行新法数年，只闻臣僚交攻于朝，未闻氓庶揭竿于野，即外夷假异说为兵端，亦何至及此？史家之为此言，务欲以天下之恶，皆归于安石而已。及观安石所作榜文，则真王者之师，仁人之言。与所谓大怒以诋者，何太不相肖也！夫当时交趾之包藏祸心，众所共见。使宋而稍自振者，宜膺惩之久矣。徒以满朝泄沓性成，畏言兵事，骄纵之使之夜郎自大，乃至两月之间，连陷我三州。其时荆公当国，安能坐视不恤？然公方锐意内治，内力未张，不欲遽用之于外。且辽夏二大敌在前，更不宜自敝而授之以可乘，故亦薄伐之，以剿为抚而已。读榜文其意可见也。史家美张方平之言，谓为先见，吾不知方平所谓师老(军队衰竭)费财无功而还者，果何所验？赵禼等以熙宁八年春出征，其冬即大捷于富良江，不得谓老师。洪真见戮，乾德乞降，略其数州，置为郡县，不得谓无功。若以不灭其国虏其王为罪耶，则当用兵之初，其计划本不如此。盖将养其力以有待也。而交人自兹以后，终宋之世，不复敢寇边，则知此役之所以惩艾之者至矣。吾不知方平之言之所谓验者何在也？如当时廷臣之意，敌虽压境，而犹不思所以应之，应之则曰好事也，黩武也，然则钦、廉、邕诸郡邑，几何不沦为燕云十六州，而势不至岁以缯币事李乾德而不止也？噫！
综诸役以观之，则知荆公当时用兵，皆出于不得已，绝非如诬谤者所云黩武。而其所拔擢委用之人，如王韶，如熊本，如章惇，如赵禼皆以文臣而富将略，所向有功，则知人善任，又可见矣。呜呼！数千年国史中，如公者有几人哉！
14 罢政后之荆公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此太白咏史诗也。呜呼，吾于荆公见之矣！
公少年尝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有诗云：“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其抱负之伟大，其性情之恬退，于此二诗见之矣。求诸先世，则有范蠡之泛舟五湖，张良之从赤松子游，其迹与公颇相类，然彼等皆见其主之不可以共安乐，为自全计，苟以免祸而已，是老氏之学也。公则不然，可以仕而仕，可以已而已，其一进一退之间，悉衷于道，自古及今，未有能过之者也。
公以熙宁二年二月参加政事。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六月，罢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再罢。其进退之节有曒然予天下以共见者。今于本集中撷录数文而论次之。其熙宁七年《乞解机务劄子》凡六上，今录其二。
臣以羁旅之孤，蒙恩收录，待罪东府，于今四年。方陛下有所变更之初，内外大小纷然，臣实任其罪戾，非赖至明辨察，臣宜诛斥久矣。在臣所当图报，岂敢复有二心？徒以今年以来，疾病浸加，不任劳剧。比尝粗陈恳款，未蒙陛下听从，故复黾勉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励精图治，事事皆欲尽理之时，乃以昏疲，久尸宰事，虽圣恩善贷，而罪衅日滋，至于不可复容，则终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义而已；臣所以冒昧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谕，未赐哀矜，彷徨屏营，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已深虑熟计而后敢言，与其废职而至诛，则宁违命而获谴。且大臣出入，以均劳逸，乃是祖宗成宪。盖国论所属，怨恶所归，自昔以擅其事，鲜有不遭罪黜。然则祖宗所以处大臣，不为无意也。臣备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谴诃，实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处大臣之宜，使臣荻粗安便，异时复赐驱策，臣愚所不敢辞。(其一)
臣伏奉圣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见供职，臣之恳诚，略已冒昧。天听高邈，未蒙垂恻，辄复陈叙，仰冀哀怜。伏念臣孤远疵贱，众之所弃，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异议而付之以事，八年于此矣。方陛下兴事造功之初，群臣未喻圣志，臣当是时，志存将顺，而不知高明强御之为可畏也。然圣虑远大，非愚所及。任事以来，乖失多矣。区区夙夜之劳，曾未足以酬万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宠利，群疑并兴，众怨总至，罪恶之衅，将无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疢(chèn 病)，使其意气昏惰，而体力衰疲，虽欲勉强以从事须臾，势所不能，然后敢干天威，乞解机务。窃以谓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怜。论其无功，则虽可诛；闵其有志，则或宜宥。终始全度，使无后艰。而未蒙天慈顾哀，犹欲强以重任。使臣黾勉，尚能有补圣时，则虽灭身毁宗，无所避惮。顾念终无成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明并日月，何所不烛，愿赐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则知臣之悔倦，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于东府听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赐裁处。(其六)
又《答手诏留居京师劄子》云：
臣伏奉手诏，欲留京师以为论道官，宜体朕意，速具承命奏来。臣才能浅薄，误蒙陛下拔擢，历职既久，无以报称。加以精力衰耗，而咎衅日积，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蒙圣恩，已赐矜允，而继蒙恩遣吕惠卿传圣旨，欲臣且留京师以备顾问。臣窃伏惟渥荷知遇，诚不忍离左右，既又熟计，论道之官，固非所宜，且以置之闲地，似为可处。陛下付托，既已得人，推诚委任，足以助成圣治，臣义难以更留京师以速官谤。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于异时，或赐驱策(驱使、命令)，即臣已尝面奏，所不敢辞。
观其乞解机务，疏凡六上，言词哀恻。始蒙允许，犹复手诏慰留，使居京师以备顾问，眷顾之隆，实无伦比。而公犹浩然必欲归者，则前后所上劄子，盖其实情。夫以公当国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交，百废具举，以吾侪今日读史，犹觉应接不暇。而公以一人独膺其繁剧，则精力耗减，实在意中。而处群疑众谤之中，欲引退以塞哓哓者之口，亦不得已之所为也。然公不乞之于前数年，而乞之于此日者何也？则以前此一切新政，草创伊始，一去则非徒虑有动摇而已，而非躬负责任，亦难冀底于成。至是则大端已举，以神宗之明主持于上，而继位者能萧规曹随(萧何创立的规章制度，曹参做宰相后照行。指按前任成规办事)，则九仞之功，可不亏于一篑，此公之所以能飘然而去也。而或谓其以去要君，则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夫苟有所求于其君而不获，斯或要之耳。神宗于荆公，言听计从，固无所待于要，而公亦更何要之有？
(考异九)《宋史》本传云：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今案以此诸札子证之，则与《宋史》所记，何其适(恰好)相反耶！乞解机务之疏凡六上，仅见听许，犹欲强留之京师，帝果疑安石，乃如是耶！且继相之人为韩绛、吕惠卿，皆安石所荐，帝如因侠及太后之言，乃罢安石，则何为更用所荐之人耶？是知《宋史》无一而不妄也。
公既获就闲散，即以其余力，著成《三经新义》，未及一年，被召复相，意必当时神宗尝与要约谓再召勿得辞，然后许之，故其劄子屡言异时或赐驱策，所不敢辞，至是不得不应召也。然再相年余，江湖之兴，愈不可遏，卒复引退，表数上，不见听许，至于敕断来章，不许陈请，公不得已，复托王珪为之开陈。集中有《与参政王禹玉二书》云：
某久尸宰事，每念无以塞责，而比者忧患之余，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谋国，其能无所旷废，以称主上任用之意乎！况自春以来，求解职事，至于四五。今则疾病日甚，必无复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谓宜少敦僚友之谊，曲为开陈，使得早遂所欲，而不宜迪上见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其一)
继蒙赐临，传谕圣训，徬徨踧踖，无所容措。某羁孤无助，遭值大圣，独排众毁，付以宰事，苟利于国，岂辞麋殒！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且据势重而任事久，有盈满之忧；意气衰而精力弊，有旷失之惧。历观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终不累国者，盖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怠慢不敬)之诛，欲及罪戾未积，得优游里闾，为圣时知止不殆之臣。庶几天下后世，于上拔擢任使，无所讥议。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为朝廷公论，下及僚友私计，谓宜少垂念虑，特赐敷陈，某既不获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书不能传，惟加悯察。(其二)
公至是盖益衰病，不任繁剧，故八年二月再相，九年春即辞至四五。久之既不得请，乃复乞同僚以助之。而词意肫肫(zhūn zhūn 恳切)，皆惧哓废所职，以误国家，而累其君知人之明。至是而神宗亦知公高蹈远举之志，终不可回矣，于是以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盖以使相居外，宋代优礼勋臣之特典也。公屡表辞，不获命。明年，拜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公，居江宁十年，恩赉存问稠叠，终神宗之世，行公政策不少变。
(考异十)《宋史》本传云：安石与吕惠卿相倾，上颇厌安石所为。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判江宁府，终神宗世不复召。国史氏曰：嘻，甚矣《宋史》之敢于诬安石而并诬神宗也！安石谢事之本意，具见前所录诸文中，惟兢兢焉以盈满为戒，以旷失为忧，以累其君知人之明为惧，其于大臣进退之义，可谓无遗憾矣。安石既去，而宠以使相之尊，封荆、封舒、为仆射、为特进，遣赐汤药存问无虚岁，其谢表见于本集者盖数十章。其于待去国之臣，亦可谓恩至义尽矣。况当其第二次之辞职也，自春徂冬，表数上，皆不得请，乃至敕断来章，不许陈诉，至托同僚为之转圜。试思安石去志之决既若此，欲再起之，其可得乎？曾公亮尝言：上与介甫如一人。神宗亦自言：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惟其君臣相知甚深，故不惟知其才，知其德，且知其志。安石之初罢政也，言异时有所驱策所不敢辞，故一闻召即起应命，践其言也。至其再罢，则所以报其君者已尽，浩然不复可挽，神宗深知之矣。故惟恩赐存问，聊酬其勋，而不复再强之以负责任，此其所以十年不召也。若如《宋史》所言，一则曰上亦厌之，再则曰上益厌之，又曰太后亦尝涕泣宫中也。吾试有以诘之，使安石为相而帝果厌之也，则径罢黜之可耳。安石岂拥兵自重，而帝有投鼠忌器之惧者耶？即不然，而曰优礼大臣，养其廉耻，则于其辞而即听之去可耳。曷为每恳至再三，犹未之允，且至敕断来章耶？且上既厌之，则安石既去，新法宜可以速改，上有以慰太后之心而全其孝而已，亦得以少宽其厌恶之情，何新法行于元丰，十年如一日耶？夫吕惠卿所创之手实法、鬻祠法，惠卿一去而即罢矣；而安石之法，终神宗世无一废弃，则知曾公亮所谓上与介甫如一人者，洵不诬矣。窃尝论自古君臣相与之际，盖难言之矣。萧何与汉高帝并起为吏，佐帝定天下，功臣位居第一。其后益封置卫，买民田宅。君有疑于其臣，臣亦致疑于其君，卒下相国廷尉械击之。唐太宗谓魏征箴规过失，不可一日离左右。其薨也，既自制碑文，又许以公主妻其子，乃未数月而踣碑(bó bēi指太宗下令推倒亲书的魏征碑)罢婚。求其如神宗之与荆公，咸有一德，二十年如一日者，振古未尝有也。盖君与臣皆惟知有国，惟知有民，而不知有其私，而其谋事之识，任事之勇，皆足以相辅，故能沆瀣一气，始终无间然也。宋之小人儒，衔安石次骨(怀恨安石入骨)，所以诋之者无所不用其极，其衔神宗，盖亦如是矣。然不敢于迳诋神宗也，而又见乎诋安石之即无异于诋神宗也，于是不得不造为诬词，而曰上亦厌之，上益厌之。不知上之所以待安石者，章章在人耳目；上之所以继安石之志而思竟其业者，亦章章在人耳目。将谁欺？欺天乎？神宗而有知，吾信其必不暝于九原也。夫使荆公而果如苏洵所言合王衍、卢杞为一人也，则神宗亦必如杨用修所言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而后可。盖其君相二人，已成一体，功则俱功，罪则俱罪，贤则俱贤，不肖则俱不肖也。今既欲共鲧荆公，又不得不尧舜神宗，进退失据，而造为此矛盾之言，不亦大可哀耶！然固已著之正史，以一手掩天下目者，千年于兹矣。因知秽史之毒天下，甚于洪水猛兽也！
《隐居诗话》云：
熙宁庚戌冬，王荆公自参知政事拜相，造门奔贺者相属，公以未谢皆不见，独与余坐西庑小阁，语次忽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
盖公生平进退大节，其所以自处者，皆定之于夙。彼其禀德高尚，轩轩若云间鹤，人世富贵，视若浮云，曾不足以芥其胸，而又夙持知命不忧之义，虽以道之兴废，犹信为不可强致，故当受事之始，即已怀归耕之志，而后此乃一一践其言，所谓皭然(jiào rán 洁白的样子)泥而不滓( niè ér bù zǐ 染而不黑)者非耶！黄山谷题公画像云：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象山陆子云：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又云：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吾辈生千年后，读公之书，犹穆然想见其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如秽史所记，则公乃直一热衷利禄之徒，其进也以诡遇，其退也，乃见疏于其君，而犹汲汲焉思献媚以觊再起。则夫山谷、象山之言，为皆呓语矣。吾于诋新法者，仅怜其无识耳，犹自可恕。至诋及公之人格者，吾每一读未尝不发为上指也！
(考异十一)诸杂史如《邵氏见闻录》之类，记公罢政后谋再相之事，往往而有，今不屑辨，不屑述也。
公自幼侨寓江宁，故尤乐之，其《忆昨诗》云：“想见江南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自少已然矣。神宗知其意，故命以使相判江宁，公遂老焉。罢政后日倘徉此间，借山水之胜以自娱，如一野人。读其诗词，几不复知为曾造作掀天动地大事业开拓千古者也。呜呼，欧公所谓无施不可者，至此益信矣！晚年著《字说》一书，精心结撰，而颇耽佛老，见道益深云。
元祐元年四月，公薨于江宁。司马温公《致吕晦叔书》云：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形容聚集)，败坏百度(各种制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特加优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何如？更不烦答以笔札，扆(yǐ 古代宫殿内设在门和窗之间的大屏风，也借指这块地方)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于是敕赠太傅，其文曰：
朕式观古物，灼见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jī suì)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故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kāng bǐ 谷皮和瘪谷。这里是认为无价值的意思)百家之陈迹，作新(教化)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际，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闇(居丧)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wū hū 对不幸的事表示叹息、悲痛)！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赠送财物以助治丧)哀荣(死后追誉)之文，岂不在我！是用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赠太傅。
此敕文见东坡集，盖东坡所草也。此实苏子由衷之语，亦为王公没世之光，饰终尚有此文，公论庶几未泯。当时熙宁之政，更张殆尽，温公、东坡又皆平昔相排最力之人，然温公称其节义过人，力请优恤。东坡撰敕，于其政绩，虽不置可否，而诵其盛德，赞不容口。虽公平昔操行，有以见信于友朋，而温公、东坡之贤，亦不可及矣。
自是而此绝世伟人，遂去此世界，而长留其事业言论，以供后世史家公案。
(考异十二)与荆公并时诸贤，除吕诲一人外，(吕诲非端人(正直的人)，次章别论之)从未有诋及荆公私德者，所争者在新法而已。盖荆公之操行，有与人以共信者也。自杨时、邵伯温、范冲、魏泰辈出，始污蔑荆公，无所不至，而又以其言一一托诸前人，以为征信。于是有苏老泉《辨奸》之论，有东坡《谢张方平作老泉墓表》之文，又有温公《日录》《涑水纪闻》等书，皆描写荆公丑态，读之则数千年来穷凶极恶之小人，宜莫有荆公若也。夫使此等文而果出于老泉、东坡、温公之手，则荆公晚年，东坡屡从之游，向往备至，悉见坡集。是东坡为甘于比匪(结交恶人)，而乃翁所诋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不近人情，为大奸恶者，而东坡乃谓为希世异人，学贯千古，卓绝之行风动四方，明目张胆与其父为难，东坡尚得为人子哉！至温公《与晦叔书》，既言介甫节义过人处甚多，而又虑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则后此之事，温公其知之矣。若如《日录》及《涑水纪闻》所记，则介甫之为人，殆狗彘不若，而尚何节义之可言？且其所谓反覆之徒诋毁百端者，不已躬自蹈之耶？蔡氏上翔力辨此等文书，皆南宋以后小人儒所伪造，可谓特识。非特为荆公雪冤，亦为温公苏公诸贤雪冤也。而独恨谬说流传，习非胜是，胡元陋儒，采入正史，遂成铁案，莫敢或疑，乃至侪稷契于共欢，指夷齐为跖硚，公论亡而人道或几乎息矣。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15 新政之成绩
荆公之新政，为成乎？为败乎？其不能具谓之成，无待言也。何也？以其效果往往不如其所豫期也。虽然，具谓之败焉不得也。何也？彼行之诚不免有流弊，然为救时之计，利率逾于病也。熙宁五年，公尝有《上五事劄子》云：
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千百事，而为书具为法立，而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则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则青苗之令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传》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后能行古之法，所谓大利害者也。盖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贫富不均，风俗不齐，版籍之高下(户口贵贱)不足据。今一旦变之，则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然而天下之人，凫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无禁也者，数千百年矣。今一旦变之，而使行什伍相维，邻里相属，察奸而显诸仁，宿兵而藏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则搔之以追呼，骇之以调发，而民心摇矣。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今以百万缗之钱，权物价之轻重，以通商而贳(shì 出借)之，令民以岁入数万缗息，然甚知天下之货贿未甚行，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逮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行，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
孔子曰：“欲速则不达。”又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凡百皆然，岂直此三事者？而公独举此三法郑重言之，则以此三法最繁重，而官吏之舞文，亦较易故也。而荆公当诸法草创将次就绪之时，忽焉而上此劄子，毋亦微窥神宗当时，不免有求治太急、用人太滥之弊耶？观其《论馆职劄子》，言陛下即位以来所拔用，多士之有小才而无行义者，则知其虑此也久矣。据公此劄则知和戎、青苗二事，乃公所认为已有成效者。和戎之事，其功与天下以共见，不必论。青苗法立意虽善，然以理势度之，不能有利而无弊，其或初年行之颇得其人，故见效多而见病少欤？抑公之聪明犹有所蔽，未及尽察欤？虽然，如当时反对党之诋其有弊而无利，此又殆必无之事。观后此元祐欲废之，而讼其不可废者反甚多，斯可见也。免役法厘革数千年之苛政，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当改革伊始，虽不免一部分人略感苦痛，然所不利者在豪右之家，前此有特权者耳。自余细民，则罔不食其赐也。此可谓纯有利而绝无病者也。保甲法体大思精，为公一生最用力之事业，其警察的作用，可谓有利而无病，其成效亦已章章可睹。其寓兵于农的作用，则以当时募兵未能尽废，常备后备之区别不立，其稍扰民，固意中事。然为起宋之衰，势不得不尔也。独至市易法，其用意虽非不善，然万不可以行于专制政体之国家，万不可以行于以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之经济社会。奉行者虽得其人，犹惧以国家为兼并之戎首；奉行者若非其人，则将为官吏开利孔，而使小民生计，日以憔悴。荆公之失策，殆未有过是者。而当时成效之无可见，亦莫此为甚也。当时沮挠新法者，靡不言以新法之故，致小民颠连困苦，无所控诉，其言载于史籍者，未易一二数也。然稽诸往古，凡行厉民之政者，鲜不及身以召乱亡，若秦始、隋炀之徒无论矣。又如王莽，固亦托于《周官》，以变更百度，然其所行者，无一为法先王之意，而亦自始无乐利其民之心，故怨繁兴，不数年而海内云扰矣。后世之论荆公者甚或以比新莽。夫荆公创法立制，无一不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其不可与新莽同年而语，固不待辩。而末学肤受之辈，或见不及此，则盍取其结果而比较之。使荆公之法而果为病民，则民当呻吟枕藉救死不赡之时，势必将铤而走险，荆公虽有绝大之专制力，安能禁之？乃宋自真、仁以来，虽号称太平，而潢池窃发(形容发生叛乱)，犹累岁不绝，其椎埋剽掠(杀人抢劫)于乡邑者，更所在而有。夫其前此固已募强悍之民，纳之于兵矣，而国内之不能保其安宁秩序也，犹且若此，独至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举一切而更革之，而又以行保甲之故，不禁民挟弓弩，苟政府之设施，而果大拂民情也，则一夫攘臂，万众响应，其于酿成大乱易易也，乃不特不闻有此而已，即萑苻(huán fú 泛指盗贼)之盗，亦减于旧，而举国熙熙融融(和乐愉快的样子)，若相忘帝力于何有(不仰仗帝王的恩泽，形容百姓生活自足安乐)。读当时诸贤之诗文集，其气象可想见也。荆公集中有《元丰行示德逢》(一首)云：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后元丰行》(一首)云：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敧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又《歌元丰绝句》(五首)云：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鰕鰌。
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秬生犹足暗沟塍。
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
曾侍玉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
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工部之《追咏开元全盛》也，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公此数诗，气象仿佛似之矣。非极太平之治，安得有此？斯时新法之行，已十余年，而荆公亦既归休矣。以视温公所述英宗时民间景况，谓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不敢蓄二年之粮，不敢藏十匹之帛者，其相去抑何远耶！夫前后不过二十年耳，而胡以人民生计之纾蹙，其霄壤乃忽若此？岂不以最厉民之差役法，既已豁除，复有青苗钱挹注其间，以助生产之发达，而保甲既行，盗贼衰息，故外户不闭之盛，不期而自至也。准此以谈，新政之效，亦可睹矣。
苏子瞻有《与滕达道书》云(此书不知在何年，大约元丰间也)：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耽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静退意，但以老晚衰病旧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获一对，公之至意，无乃出于此乎？
夫子瞻固畴昔诋新法最力者也，其《上神宗书》，则诋新法者所视为圣经贤传，谓悬诸日月而不刊(修改)者也。而其晚年定论则若此，深感叹于圣德日新众化大成。然则熙宁元丰之治，必有度越前古，予人以心悦诚服者矣。新法果何负于天下，而元祐诸贤之扰扰，果何为也哉！
16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上)
国史氏曰：吾读泰西史而叹公党之有造于国家，如彼其伟也。吾读国史至宋明两朝，而叹私党之贻毒于国家，如此其烈也。彼私党者，其流品不必为小人也，而君子亦多有焉。其目的不必以求禄位也，而以辞禄位为目的者亦有焉。其所争者不必为政治问题也，然无论从何种问题发端，而其葛藤恒牵及政治。其党徒不必为有意识的结合也，然随遇一事，兴风作浪，有一吠影者倡之于前，即有百吠声者和之于后。一言以蔽之，曰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胜而国家之利害可以置诸不同，此其风起于荆公得政以前，成于荆公执政之时，而烈于荆公罢政以后，宋以是亡，而流毒至易代而未已。察此性质，则当时新法所以被阻挠被破坏之故，从可识矣。
荆公之初得政，其首劾之者实为吕诲，其事则熙宁二年也。今录诲疏而辨之：
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惟其用舍系时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宣父圣明，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邪，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难，尧舜其犹病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缙绅皆庆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适其用也。及进二台席，佥论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轻也。古人曰：庙堂之上，非草茅所当言，正谓是也。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斯众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睹之实迹，冀上寤于宸监，一言近诬，万死无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纠察刑狱司，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举驳不当，御史台略移文催促，谢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几安石丁忧，其事遂已。安石服满，托病坚卧，累诏不起，终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阙一见，稍存人臣之礼。及就除江宁府，于私安便，然后从命，慢上无礼，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知江宁府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见利忘义，岂其心乎？好名欲进，其事二也。人主延对经术之士，讲解先王之道，设侍讲侍读常员，执经在前，乃进说，非传道也。安石居是职，遂请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真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辅益聪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或因奏对，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论，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纠察司，举驳多不中理，与法官争论刑名不一，常怀忿隙。昨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按问欲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以报私怨。两制定夺，但闻朋附，二府看详，亦皆畏避。徇私报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闻进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者定文卷不优，其人遂罹中伤。小惠必报，纤仇必复。及居政府，才及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从，附之者自鬻希进，奔走门下，唯恐其后。背公死党，今已盛矣。怙势招权，其事六也。宰相不视事旬日，差除自专，逐近臣补外，皆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若然，不应是安石报怨之人，丞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意示作威，耸动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违，宰臣避忌，遂专恣而何施不可？专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对御座之前，惟肆强辩。向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不幸愤懑，发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惮，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是非任性，凌轹(欺压)欺压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尧，敦睦九族，奉亲爱弟，以风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居于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上寻有旨送中书，欲正其罪。安石坚拒不从，仍进危言以惑圣聪，意在离间，遂成其事。朋奸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帮国经费要会，在于三司，安石居政府与知枢密者同制置三司条例，兵与财兼领之，其掌握重轻可知矣。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诸路，虽名之曰商榷财利，其实动摇于天下也。臣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陈猥琐，烦黩高明，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切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图治之宜，当稽于众。方天灾屡见，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臣所以沥恳而言，不虞横祸，期感动于聪明，庶判别于真伪。况陛下志在刚决，察于隐伏，当质于士论，然后知臣言之中否。然诋讦(dǐ jié 诋毁攻击)大臣之罪，不敢苟逭(huàn 逃避)，孤危苦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公开奏章纠举内容)，请避怨敌。
吕诲何人？即治平间因濮议劾韩琦、欧阳修，请戮修以谢祖宗者也。修所著《濮议》于其语言状貌心术，刻画无余蕴矣。修所谓扬君之恶以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当时台谏，大率类此，而诲其代表也。今请按其所劾安石者而辨之。诲发端即以卢杞比安石，方谓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于言者，而乃首举争鹌鹑一案。当时安石所判当否，今全案不见于史，无所考辨。即使不当，亦法官解释法文之误，其细抑已甚。且事在嘉祐之末，至是已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已乎？其第一第二两事，皆言安石养望沽名，实怀干进，本属一事，而强分为二，以足十事之数已为可笑。若以其所劾，按诸实事，考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满，英宗趣召赴阙，至于再三，安石亦有《辞赴阙三状》，见集中。但云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复备官使，犹且乞一分司官于江宁府居住，冀便将理，则三状如一，曷尝坚卧不起哉？以此而云慢上无礼，诲将不许人作病耶？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闰三月除安石知江宁府，犹有《辞知江宁府状》见集中。以疾尚未瘳也，曷尝有不屑事英宗惟欲事神宗之意哉？安石自弱冠以迄中年，皆为贫而仕，不卑小官。所谓山林独往之思者，其晚年诚有之，而前此未尝有。虽生平交游往来书读，未尝流露，无论(更不用说)对君也。其前此《辞试馆职》《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则皆有故，见于集中，班班可考也。
至治平四年九月除翰林学士，自是不闻固辞者，徒以无必须辞之理由耳。前此嘉祐六年除知制诰，固亦未尝辞矣。知制诰与翰林学士，相去几何？此而谓其前慢后恭、见利忘义，何深文(谓制定或援用法律条文苛细严峻)之甚也！其第三事以安石主坐讲谓为要君取名，古者三公，坐而论道，自汉迄唐，未之或废。自宋艺祖篡周，而范质以前朝旧相，自居嫌疑，不敢就坐，自此沿为成例。人主之前，无复臣下坐位，人臣始以奴隶自居，而忘其为与天子共供天职矣。荆公之请复坐讲，非徒法古，且实合于至道。似此而曰要君取名，则唐以前无一纯臣矣。考叶梦得《石林燕语》，称熙宁初侍讲官建议复坐讲者，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皆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汾、刘攽、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申公等议遂格，是主坐讲者非一人，何得以安石独见弹章？且其事已格何其罪犹不可逭也？其后元祐初，程颐为崇政殿说书，疏请坐讲殿上甚力，其时给事中顾临以为不可，颐遂复上太皇太后书，辨顾临非是，至千五百余言之多，此与安石前后一辙者，安石为要君取名，伊川得勿亦要君取名耶？后此《通鉴纲目》只载颐经筵讲读疏，言豫养君德，而不及坐讲一事，岂以向时吕诲攻安石太过，不得不为伊川讳欤？且自是讲学之徒，亦无复以坐讲议安石者，岂其既为伊川讳，而安石亦遂得从末减欤？甚矣宋人是非之无定也！其第四事言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云云。自新法行，举朝归过于安石，有恶而无美，有非而无是。若曰掠美于己，不知此时更有何美可掠，诲能实指其所掠之美乎？若曰敛怨于君，则众所攻者新法，所怨者安石，不知更有何非可独敛怨于君者，诲亦能实指其事否也？其第五事为登州阿芸之狱，议自许遵，而安石主之。即谓不免失出，亦观过可以知仁。乃猥(众)指为徇私报怨，试问案中之人，果谁为安石所私？而谁又为安石所怨耶？且此事亦琐末极矣，而哓哓言之，何不惮烦也！其六事以王安国之及第为安石罪。考王氏之登进士榜者，真宗咸平三年有王贯之，安石从祖也。祥符八年有王益，安石父也。仁宗庆历二年则安石，六年则有王沆，安石从弟也。皇祐二年有王安仁则安石兄也。嘉祐六年有王安礼，则安石弟也。英宗治平四年有王雱，则安石子。六十年中，祖孙父子兄弟皆进士者七人，则科名亦其家所固有，区区此何物，岂必以奥援而始得之者？安石兄弟，皆有声当世，而安国实与兄齐名。前此吴孝宗《上张江东书》，言称道安国之贤，欲举之者甚众，而嘉祐五年，欧阳公有《送平甫下第诗》云：“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则安国之贤可知矣。熙宁元年，安国由韩绛邵亢所荐，召试赐进士及第，于安石何与？而以此见诬耶！幸而安石子雱先一年成进士，否则又为诲之弹章增一资料矣。其第七事言安石专权，如其所言，似有可议。然考诸《宋史》，言当时中书除目，数日不决，帝辄谕问安石，然则此出神宗之意，不可以专云也。其八事言唐介愤死云云。考《宋史》介传，言介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介不胜愤，疽发于背，薨，年六十。而诲云尝与唐介争论刑名，则又专为阿芸事言之。人死于病疽，常也。介年六十而死，尤常也。介尝与文彦博以灯笼锦事争论于帝前，至遭远窜，不死，而死于争论失出之一妇人，信其然也，则可谓轻于鸿毛者矣。以同列死一人而列为罪状，谁则无罪也？其第九事言章辟光请岐王居外云云。自古专制之国，以兄弟争位致乱者，史不绝书。故后世诸王分封，必使出居于外，以为与其地近而逼，不若疏远而可长保无虞也。岐、嘉二王，为神宗同母兄弟，亲爱莫加焉。熙宁初，著作佐郎章辟光以迁居外邸为请，则与阴邪小人私行离间者异矣。神宗欲罪辟光，固亲亲之道宜然。安石独违众议，不欲以深罪罪辟光，要亦大臣谋国大公之义。且岐、嘉二王本贤王，熙宁以来，岐王屡请居外，章上辄却，是岐王之以礼自处也。元丰八年，神宗不豫，先时二王日问起居，及既降制立延安郡王傭为太子，即令毋辄入。夫以宣仁太后母子至亲，神宗二十年友爱，何嫌何疑？然犹若此者，是又宣仁之以礼处二王也。元祐初，始赐颢亲贤坊与弟頵对邸，且下制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王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居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意。二圣不同，同归于道。”由是言之，则辟光之请，律以同归于道之旨，其不可以离间深罪罪之益明矣。而安石更无论也。其第十事攻三司条例，始为议及新法。夫当时之财政，不可不整理，而整理财政必须有一机关，则条例不可不立，前既详论之矣。至遣使巡行诸路，则又先以调查，乃立法制，诚得治事之次序者也。其所遣八人中，则有若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当时所号为贤者皆在焉。原则初心，岂有意于任用小人以败坏天下事哉？当时均输、保甲、青苗、免役诸制，尚未施行，荆公之怀抱，尚未一试，而诲何由即见其为误天下苍生也？考《宋史》诲传云：“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得，遂上疏劾安石。”然则诲实因争辟光事不得，激于意气，而不惜重诬安石，与前此因争濮议不得，激于意气，而不惜重诬韩琦、欧阳修，事同一辙。若此辈者，就令宽以律之，已不免孔子所谓好直不好学(指心直口快而不学礼，会因说话尖刻而伤人)；苟严以绳之，则直帝尧所谓谗说殄行震惊朕师也。史称诲将入对，司马光遇之朝，密问今日所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喜得人，奈何论之？是可见当时之贤士大夫，无一人不信荆公之为人。其诋及私德者，实一吕诲耳。此与蒋之奇、彭思永之以帷薄事诬欧阳公者无以异，而后人莫或申理焉，吾故不惮词费，辨之如右(上所辨者半采蔡氏上翔之言，以间参己说，故不著蔡名，附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