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异十三)《宋史·吕诲传》又云：辟光之谋，本安石、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据此以谈，则王吕实为此案罪魁，且又扬言于外，诲尤必备闻之，不难据情直指。而此疏不言，何也？岂诲犹有所爱于安石耶？然则此必后之恶安石者，困诲言而加厉焉，而史乃采之，致与原疏全然不合，亦厚诬之一端也。
今将当时以争议新法去官者，胪举于下：
熙宁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以断谋杀狱，不依新法，出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皆以与安石议新法不合，拱辰出判应天府，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劾安石，帝还其章，诲遂求去，出知邓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言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帝不听，纯仁力求去，出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不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左迁知和州。
同月，侍御使刘述、刘琦、钱连章劾安石，出述知江州，琦监处州盐酒务，顗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以与吕惠卿论新法不合，出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称疾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之害，力求去，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以论青苗不见听，上疏请解安抚使，止领大名府路，从之。
(考异十四)史称荆公痛诋韩琦、富弼，谓弼像恭滔天，又称其以附丽韩琦为欧阳修罪，又称其子雱言枭韩琦、富弼之首于市，则新法可行云云。种种诬罔之辞，不一而足。使荆公而果有此言，虽谓之病狂丧心可也。然考之《临川集》，乃适与相反，集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诏》云：“卿翊朕祖考，功施于时，德善在躬，终始如一。忠贤体国，义乃可留，邦有大疑，庶几求助。云云。”(后略)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云：“卿以公师之官，将相之位，统临四路，屏扦一方。寄重任隆，群臣莫比。虽罹疢疾，冀即有瘳。而章书频频，来以病告，宗工元老，视遇有加，恩礼之间，然何敢薄？重违恳恻，姑即便安。”又有《贺韩魏公启》云：(前略)“伏惟我公。受天间气(谓杰出人才秉五行之气而生)，为世元龟(谋士)，诚节表于当时，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总揽中权，毁誉几致于万端，夷险常持于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时为国之安危。(中略)若夫进退之当于义，出处之适其时，以彼相方，又为特美。某久叨庇赖，实预甄收，职在近臣，欲致尽规之义，世当大有，更怀下比之嫌，用自绝于高闳，非敢忘于旧德。”(后略)由此观之，则公于韩、富二公，实不胜其向往之诚。而韩、富与公，虽论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终未渝。其屡次乞休，亦实缘老病，未必专以新法之故。而史所传公丑诋韩、富之说，其必为诬罔，盖无疑矣。
同月，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不拜。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以论青苗法不便，出知广德军。
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论青苗法，出知颍州。
同月，参知政事赵抃恳求去位，出知杭州。
同月，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劾安石罪状，不报，三人亦不见罢斥。
同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交章言新法不便，各乞退，出颢为京西路提刑，戬知公安县，子韶知上元县，常通判滑州。
七月，枢密使吕公弼以劾安石，出知太原府。
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屡求去，留之不可，出知永兴军。
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劾安石，以户部侍郎致仕。
四年，三月，诏察奉行新法不职者，先是知山阴县陈舜俞不散青苗钱，知长葛县乐京、知湖阳县刘蒙不奉募役法，皆夺官。至是有是诏，知陈留县姜潜到官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即移疾去。
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极论新法，不听，乞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五月，知开封府韩维以论保甲法不合，力请外郡，固留不可，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欧阳修以老病致仕。
(考异十五)《纲目》云：修以风节自持，既连被污蔑，年六十，即乞谢事。及守青州，上疏请止散青苗钱，帝欲复召执政，王安石力诋之，乃徙蔡州。至是求归益切，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延，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师致仕。蔡氏上翔辨之曰：自宋天圣明道以来，欧阳公以文章风节负天下重望。庆历四年，曾子固上欧公书曰：王安石虽已得科名，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以为非欧公无足以知我。是时安石年二十四也。至和二年，欧公始见安石，自是书牍往来与见诸章奏者，爱叹称誉，无有伦比。欧公全书，可考而知也。熙宁三年，公论青苗法非便，而又擅止青苗钱不散，要亦只论国家大事，期有益于公私而止，曷尝斥为奸邪，狠若仇雠，如吕诲诸人已甚之辞哉！而世乃传安石既相，尝痛诋欧公。考公擅止青苗钱在熙宁三年夏，至十二月，安石同平章事，明年春，公有《贺王相公拜相启》，其言曰：高步儒林，著一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受万乘非常之知。夫以伉直如欧公，使果有大不说于参政之时，而复献谀于为相之日，是岂欧公之所为哉！逾年欧公薨，而安石为文祭之，于欧公之为人为文，其立朝大节，其坎轲困顿，与夫生平知己之感，死后临风想望之情，无不毕露。夫以安石之得君如彼其专，行新法如彼其决，曾何所忌于欧公，而必欲挤而去之，乃生则诋其人为天下大恶，而死则誉其为天下不可几及之人，是又岂安石之所为哉！考欧公于治平三年，以濮议见攻于吕诲、彭思永。四年，以飞语见毁于彭思永、蒋之奇。自是力请外郡，出而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于薨。则凡熙宁四年间，公未尝一日立于朝。而累年告病，尤在安石未执政之前，于安石何与哉？在一国则乱一国诸语，出于杨中立之《神宗日录辨》，其为诬显而易见。后人执此以为安石罪，而此两公全集皆不一寓目，何也？今按蔡氏之文，辨证确鉴，无待更赞。欧公之去，不缘荆公，而叙之于此者，凡以辨荆公排斥忠良之诬也。欧公如此，则凡杂史述荆公诋他人之言，又岂可尽信耶？荆公祭欧公文，实中国有数文字，今录入第二十章，可参观。
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论免役法之害，出绘知郑州，挚监衡州盐仓。
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书，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授司空武守节度使致仕。
六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求去，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
七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流民图》，言大旱为新法所致，未几以擅发马递(官府文书由驿站派马递送)罪付御史鞫治(jū zhì 审理处治)。八年正月，窜(贬官)之于英州。
以上所述，皆当时阻挠新政之大概情形也。岩岩元老，梗之于上；岳岳台谏，哄之于下。而荆公以孑然一身，挺立于其间，天下之艰危，莫过是矣！公于熙宁三年有《答手诏慰抚劄子》云：“窃观天赐陛下聪明睿智，诚不难兴尧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时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诽，欲以奉承圣志。自与闻政事以来，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为，而内外交构，合为沮议，专欲诬民以惑圣听，流俗波荡，一至如此！陛下又若不能无惑，恐臣区区，终不克胜。”其危苦之情，百世下读者犹将哀之。非坚忍不拔如公者，其何一事之能就耶！后世之恶公者，不必道矣，其好公者，亦不免以任用小人为公惜。夫公所任用者，果皆为小人与否，吾将别论之，而当时阻挠新政之人，岂非世所称为君子耶？若程明道，若苏子由，皆公所最初特拔以为僚佐者也。其余韩、富、文、吕诸元老，与公共事者，或一年，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公自始何尝欲排挤之者？而诸贤动以去就争新法，公将以慰留僚友之故而枉所学，隳所志乎？抑以行其学，行其志之故而得罪于僚友乎？二者不得不出于一，故公于熙宁三年，尝上疏乞罢政事，亦以所志既不能行，则奉身以退耳。而神宗既信之愈笃，任之愈专，有君如此，公何忍负？则鞠躬尽瘁，以求大业之克终。诸贤既不肯苟同，誓不与并立夫本朝，亦惟有听其去而已。我辈生今日，为公设身处地以计之，果有何道得以两全者？夫公当时所立之法，非不善也，其所革之弊，则皆诸贤所蹙额而言之者也。其后此之成绩，或不能如初之所期，则亦以奉行者非其人已尔。使诸贤能与公和衷共济，时复相补助而去其泰甚，安见其成效之不更著耶？而乃不问是非可否，凡一新更之法，必出死力以攻之，明知攻之而必不能回上意也，则投劾而去以自成其名而已。甚或身为方面，而戒州县勿得奉行朝令，其人既属巨室，为士庶所具瞻，则夫不利于新法者，皆得所趋附，以簧鼓天下之耳目，使人民疑所适从。譬之一手画圆，而十手画方，虽有良法美意，而终不能以推进，有固然矣。然则使新法之利不偿其弊者，谁之罪也？逼荆公以不得不用小人者，谁之罪也？虽然，荆公之所以待异己者，抑可谓尽其道矣。其于诸元老，则皆自乞居外，犹再三慰留，不获已(不得已)然后许之也。其于诸小臣，亦不过左迁外补，未尝有一人焉削其官秩，而治罪更无论也。其间惟郑侠一人，下吏远窜，则荆公罢相归江宁一年间之事也(公以熙宁七年六月罢相，以八年二月复相，而郑侠之窜英州，则熙宁八年正月间事也)。以视子产商鞅之待贵族何如？以视张江陵之待台谏何如？以视孔子之诛少正卯何如？吾友南海潘氏(博)尝论荆公，谓惜其纯任儒术，而乏法家之精神，可谓笃论。而世之论者，咸谓荆公行申商之术，以峻法绳百僚，何其与当时情实，适相反对耶？荆公之待士大夫也以礼，虽其法缘是不能尽行，然大臣之度，足以模范千古，而元祐诸贤之所以待熙丰大臣者则何如？吾论至此而不禁有茫茫之感也！
章氏(衮)《王临川文集序》云：
(前略)熙宁之政，君以尧舜其民之心，坚主于上，臣以尧舜其君之心，力赞之于下，要皆以为天下而非私己也。诸臣若能原其心以议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广以究未明之义，损益以矫偏胜之情，务在协心一德，博求贤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借此以徼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且当时下则未有不逞之民，借新法以为倡乱之端，远则未有二虏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逊之语，而缙绅之士，先自交构，横溃汹汹，如狂人抉胜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抑其为议，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者，如苏颍滨尝言官自借贷之便，而乃力诋青苗钱之非；司马公在英宗时，尝言农民租税之外，当无所与，衙前无募民为之，而乃力诋雇役之非；苏东坡尝言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罢之类是也。有事体相类，自来行之则以为是，公行之则以为非者，如河北弓箭社，实与保甲相表里；苏东坡请增修社约，并加存恤，而独深恶保甲法之类是也。(中略)
似此之类，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论，亦非曲尽利害之訏谟(xū mó 远大谋略)，宜公概谓流俗，而主之益坚，行之益力也。一时议论，既如此矣，而左右记注之官，异时记载之笔，又皆务为巧诋，至或离析文义，单摭数语而张皇之。然则当时所以攻新法者，非实攻新法也，攻公而及其法耳。(中略)彼管仲、子产、商鞅之数子者，诸侯之贵臣耳，然皆以其计数之审，果敢坚忍，大得逞于其国。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当四海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鱼水，乃顾落落如彼者，时势异而媢忌(mào jì 忌妒)众故也。夫国内多故，四竟(四方边境)多敌，“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至)”，惟才与智，众必归之，此管仲之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体，本涉优柔，真仁而降，此风浸盛。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又或高谈雅望，不肯破觚解挛(pò gū jiě luán 改方正为圆通，放开手脚)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终岁在闲之马，虽或刍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烧剔之，必然趯然蹄而断然啮。当此时而欲顿改前辙以行新法，无惑乎其骇且谤矣。公之所以不理于口者，此其一也。贾谊年少美才，疏远之臣慨然欲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绛、灌(汉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之徒，虽惎害(jì hài 谗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谊未尝得政，而文帝直以众人待之也，公令闻广誉倾一世，既已为人所忌，加以南人骤贵，父子兄弟，蝉联禁近，神宗又动以圣人目之，而寄以心膂(xīn lǚ 要职)，及横议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公之所以不理于口者，此又其一也。(后略)
章氏此论，言公所以见沮之故，可谓洞见症结。其言以南人骤贵，媢嫉者众，尤为得间。呜呼！以公洁白之质、旷远之胸，方如凰皇翔于千仞，岂省有鹓雏腐鼠于其下者耶！而公之失败，竟坐是矣。庄子曰：中国之人，明于礼义，而昧于知人心。又曰：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荆公惟昧于知人心也。故以遇世之所谓小人者而失败，以遇世之所谓君子者而亦失败。论荆公之所短，盖莫此为甚矣！虽然，使公而明于知人心乎？则且随俗波靡，非之无非，刺之无举，非徒得邀容悦之一时，而且将有令誉于后世，又安肯以国家之故，而牺牲一身之安乐闻誉，丛万诟而不悔也！呜呼，吾中国数千年来之士君子，其明于知人心者则多矣，而昧焉者几人哉！
17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下)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遂尽废新法，且窜逐神宗朝旧臣，今记其略如下：
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
十一月，罢方田法。
十二月，罢市易法。
同月，罢保马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罢青苗法。
三月，罢免役法。
四月，罢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窜邓绾、李定于滁州，窜吕惠卿于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罢明法科。
五月，窜蔡确于新州。
以上不过举其荦荦大者，其他不复枚述。一言蔽之，则当时于熙、丰所行之事，无一不罢；于熙、丰所用之人，无一不黜而已。范纯仁尝语司马光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诸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见《宋史》纯仁本传)”昔光尝奏对神宗，谓安石贤而愎。夫光之贤，吾未知视安石何如，若其愎则何相肖而又加诸厉也！而新法遂从兹已矣。
新法之当废与否，吾于前数章既详论之，不再赘。而据俗史所纪，则谓元祐初政，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四夷动色者也。吾不暇与之辨，请引先儒之说一二，助我张目焉。
陈氏(汝锜)《司马光论》云：
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夫新法非漫然而姑尝试之者，每一法立，其君其相，往复商订，如家人朋友，相辨析积岁弥月，乃始布为令甲。而神宗又非生长深宫，懵于闾里休戚之故者，推利而计害，原始而究终，法未布于方内，而情伪已瞭徹胸中如列眉(两眉对列，谓真切无疑)。故虽以太后之尊，岐王之戚，上自执政，下逮监门，竞苦口焉，而不为中止。虽其间奉行过当，容有利与害邻而实与名戾者，要在因其旧以图其新，救其疵以成其美，使下不厉民，而上不失先帝遗意。斯宵小无所乘其间，而报复之祸无从起矣。安在悻悻(xìng xìng 刚愎傲慢的样子)自用，尽反前辙？前以太后诸人争之而不能得之于神宗者，今以范苏诸人争之而亦不能得之于君实。一有逢己之蔡京，则喜为奉法，盖先帝肉未冷，而诸法破坏尽矣。是欲以臣而胜君，而谋之数十年者，可废之一朝也。是谓己之识虑为能贤于先帝，而昔以为良法，今以为秕政也。不大横乎！孔子何以称孟庄子之不改父臣与父政乎！今其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夫以神宗之为君，岂政由宁氏，听穿鼻于其臣者，而云安石所建立乎？安石免相居金陵者八年，新法之行如故也。安石建之，能使神宗终身守之，而不与手实鬻祠俱报罢乎？且元祐之划除更张无孑遗，而所云百世不可变者安在乎？吾恐先帝有灵，目不能一日瞑地下也。又云：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夫一切因革所为，告之宗庙颁而播之天下臣民者，吾君之子，不曰吾君之母也。君母而可废阁先帝行事，是吕后之所以灭刘，而武后之所以篡唐为周也。人臣而可挟母后之权弁髦(biàn máo 弁，黑色布帽；髦，童子眉际垂发。古代男子行冠礼，加弁剃髦。弁髦：蔑视，抛弃。)其主，是徐纥、郑俨、李神轨之共相表里而势倾中外也。尚可训乎？况元祐之初，嗣君已十余龄矣，非遗腹襁褓而君者，朝廷进止，但取决于宣仁，而嗣君无与焉。虽嗣君有问，而大臣无对，此何礼也？苏子容危其事，每谓诸老无太纷纭，君长谁任其咎？而哲宗亦谓惟苏颂知君臣之礼。盖哲宗之藏怒蓄愤，已不在绍圣亲政之日，而小人之逢君报怨，亦不待惇、京用事之时矣。何者？人臣而务胜其君以为忠，岂人子而不务继述其父以为孝？上见其意，下将表异。一表之于章惇，而羁管窜逐无虚日。再表之于蔡京，而为妖为孽，外假绍述之名而以济其私，而宋事不可为矣。君实不当少分其咎哉？孔子曰：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敝。不虑终，不稽敝，乃举而委之于天，曰天若祚(zuò 赐福)宋，必无此事。天可幸乎？天而以死先君祚宋乎？则太甲之颠覆典刑，为天实祚商；而汉惠帝之与曹参辈，守画一而清静焉，为天不祚汉矣。
王氏(夫之)《宋论》云：
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亲政以还，凡六年。绍圣改元以后，其进小人，复苛政，为天下病者，勿论矣。元祐之政，抑有难于覆理者焉。绍圣之所为，反元祐而实效之也，则元祐之所为，矫熙、丰而抑未尝不效之，且启绍圣而使可效者也。呜呼，宋之不乱以危亡者几何哉！天子进士以图吾国，君子出身以图吾君，岂借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哉？必将有其事矣。事者，国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图边疆也。其施于民者，视其所勤而休养之，视其所废而修明之，拯其天灾，惩其吏虐，以实措之安也。其登进夫士者，养其恬静之心，用其方新之气，拔之衡茅，而相劝以君子之实也。岂徒绍圣哉？元祐诸公之能此者几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独至之忱，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而以入告者，刘器之谏觅乳媪，而以伊川请就崇政延和讲读，勿以暑废而已，范淳夫劝帝以好学而已。自是而外，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其进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惟熙年所贬斥之人，皇皇然力为起用，若将不及，岂新进之士，遂无一人可推毂(tuī gǔ 引荐)以大任之，树百年之屏翰(喻国家重臣)者，而徒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遂可无旷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频年岂无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岂无冤民，而清问不及；督行新法之外，岂无渔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触忤安石之余，岂无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败孔棘，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契丹之岁币屡增，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则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诸公扬眉舒愤之区宇而已矣。马、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而刚大之气，一泄而无余。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愔愔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年幼帝王)，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疆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惟罢此政，黜此党，召还此人，复行此法，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呜呼！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吾诚养君德于正，则邪自不得而窥；吾诚修政事以实，则妄自无从而进；吾诚慎简干城之将，以固吾圉，则邀功生事之说自息；吾诚厘剔中饱之弊，以裕吾用，则掊克毒民之计自消；吾诚育士以醇静之风，拔贤于难进之侣，为国家储才于百年，则奸佞之觊觊自戢，而善类之濯磨自宏。曾不出此，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兴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然则使元祐诸公，处仁英之世，遂将一无所言，一无所行，优游而聊以卒岁乎？未见其有所谓理也，气而已矣。气一动而不可止，于是吕范不协于黄扉，洛、蜀、朔党不协于群署，一人茕立于上，百尹类从于下，尚恶得谓元祐之犹有君，宋之犹有国也？而绍圣诸奸，驾驷马，骋康庄以进，莫之能御矣。反其所为者，固师其所为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无然矣，当其时，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孙，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祸，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汉宣北折匈奴之时会，乃恣通国之精神，敝之于一彼一此之短长，而弗能自振。呜呼！岂徒宋之存亡哉？无穷之祸，自此贻之矣！立乎今日，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为，其言洋溢于名册，以实求之，无一是当人心者。苟明于得失之理，安能与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称庆快邪？
案船山此文有“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及“拂拭于峦烟瘴雨之中”二语，此失考也。荆公当国时，未尝窜逐一人，据前表所列，已较然甚明。即荆公罢政后，八年间，亦未闻有谪廷臣于岭海之事。故元祐时窜蔡确于新州，而范淳夫言此路荆棘近七十年，此可证也。
章氏(衮)《王临川文集序》云：
元丰之末，公既罢相，神宗相继殂落，群议既息，事体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变，循习日久，膏泽自润，孰谓非继述(继承)之善也？乃毅然追怼(duì 怨恨)，必欲尽罢熙丰之法，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有关国家大计的主张)屡摇，民心再扰。夷想当时言新法不可罢者，当不止于范纯仁、李清臣数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备存其说尔。不然，哲宗非汉献晋惠比也，何杨畏一言，而章悼即相，章悼一来，而党人尽逐新法复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为一党为抗君，终也君子小人各自为党以求胜，纠纷决裂，费时失事，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从古以来，如是而不祸且败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谓晋武帝因循苟且，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弃礼义捐法度，后果海内大扰，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余年。又谓可以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此则恐有无及之悔。由此观之，则靖康之祸，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艰难，不避谤议，而每事必为者，固公旦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心也。而古今议者，乃以靖康之祸归于公，毋亦秦人枭轘参夷之习未亡乎？
陈氏章氏，固平昔崇拜荆公者也，其言或不免与余同病，阿其所好。若王氏之诋荆公，盖无以异于俗儒，而其论元祐之政也若此，彼尧舜宣仁而皋夔马吕者，其可一省矣。且元祐诸人之可议者，犹不止此。宋人王氏明清《玉照新志》云(原书未见，据蔡氏《荆公年谱》引)：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莫不推尊之。绍圣所定，止三十二人，至蔡元长当国，凡背己者皆著焉，殆至二百九人，然而祸根实基于元兴嫉恶太甚焉。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惩处首恶、被胁迫、受引诱作恶的可从轻或不予惩处)，范忠宣太息语同列曰：吾辈将不免矣！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章、蔡之兴党狱，至今稍有识者，皆深恶而痛绝之。夫章、蔡之宜恶绝无论也，庸讵知肇造此孽者，不在章、蔡，而在天下后世所推尊之元祐诸贤，苟非有《玉照新志》偶为记述则四十人榜于朝堂(指吕大防等将吕惠卿、曾布等四十人定为王安石奸党，并张贴文书于朝堂一事)之事，迄今无复知之者矣。夫党籍榜与党籍碑(蔡京的主持下将司马光等论新法的人定为奸党，并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即党籍碑)则何以异，况泐(lè)碑颁诸天下，乃崇宁间事，其在绍圣时，亦不过榜之而已。(《宋史·李清臣传》云：惇既逐，诸臣并籍吕公著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为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骇物听，帝曰：是岂无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余人不问)。由此观之，则作俑者实吕、梁、刘诸人，而章、蔡乃尤而效之，其罪反得从末减也。而党籍碑为万世唾骂之资，党籍榜则无人齿及，岂有幸有不幸耶？亦史家赋之以幸不幸而已。
蔡确之既贬也，台谏犹论之不已，谏议大夫范祖禹亦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执政将诛确，范纯仁王存独以为不可，力争之。文彦博欲贬确岭峤，纯仁闻之，谓吕大防曰：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闻之，恐不自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竟窜确于新州(今广东肇庆府新兴县即岭峤也)。纯仁又言于太后曰：“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语，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为将来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不听，确遂死于窜所。呜呼！此以视荆公执政时所以待异己者何如？而荆公蒙峻刻之名，元祐诸贤，论者或犹咎其除恶不尽，天下尚有是非乎哉！
陈氏汝锜又曰：“杨中立当靖康之初，谓今日之事，虽成于蔡京，实酿于安石。此语既倡，口实翩翩，以熙宁为祸败靖康之始基，以安石为鼓舞蔡京之前茅，其诬甚矣。今史牒具在，凡京所逢迎，如虚无是溺，土木是崇，脂膏朘剥于下，而宫闱盘乐(游乐)于上，蠹国害民者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京所交结，如内侍则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则冲、勔父子，执政则王黼、白时中、李邦彦辈，挑衅召乱非一人，然何者为熙宁之人？虽京弟卞馆甥(这里指“是……的女婿”)介甫，而京不以卞故受知介甫，用事于熙宁元丰之间也，何与介甫事，而以为致有今日之祸者王安石乎？推尊配享，特借此欺君盗宠之地，而庶几弥缝其不肖之心耳。如篡汉为魏者，未尝不藉口于舜禹之事；造作符命弄孺子婴于股掌者，未尝不以周公之居摄为解。岂可谓三让登坛，厉阶于让德稽首，而负扆南面(扆在后面，朝南而坐，指称帝)，乃教后世以称假皇帝成即真之谋哉？”其言可谓隽快。窃尝论之，绍圣间章惇用事，尚颇有意于绍述荆公，犹未至于祸宋也。祸宋者实惟蔡京，而蔡京之得跻显要，汲引之者谁乎？非荆公而温公也。温公欲废募役法，复行差役，群僚颇以为难，京五日而了之，温公赏其才，遂加委任。若援举主连坐之律，则温公得毋亦有不得辞其咎者耶？夫温公亦贤者也，吾固不敢学史家深文周内(shēn wén zhōu nà 歪曲或苛刻地援引法律条文，陷人以罪)之技，以京之祸宋，府罪于温公；独奈何山膏善骂者流，乃反以府罪于与京风马牛不相及之荆公也哉！
18 荆公之用人及交友
古今人之论荆公，其迳诋之为小人者，不必论矣，即仰之为君子者，亦未尝不以好用小人为公之玷。然则公果好用小人乎？公所用者果如史家所记述，无一而非小人乎？则又请平心以察之。
吾尝极论荆公所以不得不用小人者，以当时君子莫肯为之用，斯固然矣。抑考公之言尝曰：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方命圮族(fāng mìng pǐ zú 放弃教令，毁其族类。尧最初认为鲧是方命圮族之人)，而不能舍鲧。以此推之，则虽谓其好用小人也亦宜。及其致政而归也，亦自言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则其为小人所累而颇自悔之，当亦属于事实无可为讳者。夫小人非不有时而可用，而能用之与否，则恒视乎用之之人。以纯粹之君子而用小人，天下之险，莫过是也。夫人而曰小人，必其机巧变诈之尤者也，而用之之人，必其机巧变诈能与之相敌，且更过之，使彼虽极其诪张(zhōu zhāng 欺骗作伪)之技，而不能遁出于吾股掌之外，斯能用小人矣。若张江陵则其人也，若胡文忠则其人也，若曾文正则已非其人也，若王荆公则更非其人也。何以故？以荆公为纯粹之君子人故，以荆公为太无权术之君子人故。
虽然，谓荆公为专好用小人则非也，谓荆公所用者为皆小人，则尤非也。公上神宗《论馆职劄子》云：陛下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小有才而无行义者，此等人得志，则风俗坏矣，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公之所进规于其君者如是，而岂其躬自蹈之？又制置条例司之初立也，神宗屡以问荆公，公曰：“今欲理财，则必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念国体有先后缓急(本传不载此语。毕氏《续通鉴》载于熙宁二年三月，其见《宋史》何处未暇细检)。”是荆公之谆谆于进贤退不肖者，至深且切。故与其谓荆公好用小人，毋宁谓神宗好用小人，而荆公则虽矫正之而犹未能尽者也。夫荆公所拔擢拂拭(提拔、赏识)之人，其为后世所称为君子者抑多多矣。然或后此以不附新法，用之不终，史家遂不认此人为荆公所用。夫荆公既锐意必欲行新法，则凡不愿奉行新法者，虽欲终用之而不能，此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谓荆公无欲用之之心焉，不可得也。若夫始终肯奉行新法之人，则后之史家，初不问其人平日行谊何如，即此附和新法之一端，已指为罪大恶极。不宁惟是，又往往虚构事实，必被以恶名而始为快，不必其与荆公共政事者，即平昔往还稍稔(rěn 熟识)者，亦无一而获免焉。如是则荆公所用者，安得不皆为小人哉？非荆公之好用小人，徒以其人既经荆公之拂拭，旋即经史家之锻炼，虽君子亦为小人已耳。吾非敢谓荆公所用者必无小人，愿以为虽有之，而其不善决不如是其甚。夫以荆公之懋德高节，而经史家之刻画，犹使后之读者，觉王衍、卢杞俨然在目，则其他操行不及荆公，而授人以可乘之隙者，其受诬更何所不至耶？夫以韩琦而可指为交结中官，以欧阳修而可指为盗淫甥女，且举朝汹汹，谓为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当时争意气者，岂尚有是非之心，而其言又可信耶？孙固濮议，稍抗舆论，则群斥为奸邪，然则千年来指荆公所用为奸邪者，又安知其非孙固之比耶？吾固非强欲为荆公所用之人辩，然固有不容已于言者，今请就所可考见之人而一一论列之。
陈升之 升之在仁宗时已为执政，非荆公所特拔。然荆公集中有《送陈升之序》，盖自其微时，而即期以重任，及制置条例司初设，即引典共事，故神宗之相升之，实为荆公推毂无疑。升之任谏官五年，所论列百数十事，其人亦非庸庸者，徒以与荆公共事之故，史称其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其信否则非吾所能断也。
王珪 珪典内外制十八年，至熙宁三年，始参知政事。九年，同平章事，终神宗世为相。其为荆公汲引与否不可知。然固始终奉行新法者，本传于其执政前多褒美之词，于其执政后多讥弹之语，平心论之，盖一中和之人也。
苏辙 荆公初设制置条例司，首擢辙为检详文字。荆公之特拔小臣自辙始，后以不附新法，出为河南推官。
程颢 制置条例司初设，遣使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而颢与居一焉，是颢实为荆公所特拔之士也。后以不附新法，出为佥书镇宁军判官。而《宋史》于《安石传》《颢传》，并不载其曾为条例司官一事，殆以受知于安石为颢玷，故讳之欤？
刘彝 条例司所遣八人之一。前本为县尉，荆公特拔者也。史称其以不附新法罢，又言神宗择水官以其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是非不用也，固其所长而专委以一事耳。以不当冲要之故，本传无贬词，且亟称其材。
卢秉 亦所遣八人之一也。史称其与薛向行盐法扰民，然请罢发运使献馀羡，其综核名实可见。其后征西夏，立奇功，则其才之瑰伟可知。其父革以廉退闻，而秉未冠即负隽誉，尝言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似士大夫之立名节也。蒋堂赏味其言，卜其必为佳器。而荆公因读其壁间诗，识其静退，故特拔之。秉后守边，以父老累乞归养，神宗手诏慰留，父革闻之，亦以义止之。后革疾亟，始得归，遂不复出。以此言之，秉之名节，诚卓荦可观，不负荆公之知矣。而《宋史》则谓其阿徇时好，父子相去甚远，夫革未尝谓其子不肖，且贵以大义，不许告归，而史家竟不许革之有子，何以故？徒以其奉行新法故。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 条例司所遣八人此其五也，《宋史》皆无传，事迹不可考。以程、刘、卢三人例之，当皆佳士也(蔡氏上翔言谢卿材、侯叔献皆当世所号为贤者，不知所据何书，俟考)。
吕公著 公著后此与司马光同破坏新法，史家所目为大贤者也。而其超擢显官，实荆公荐之。史家恐污点公著，故于《公著传》讳而不言，而于其兄《公弼传》云：“安石知政事，嗛(xián 怀恨)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著为御史中丞以逼之。”盖又欲借此以入安石罪，遂忘却为公著讳，而留此痕迹经示人也。顾吾独不解恶其兄者何以荐其弟，而用其弟又何以能逼其兄也。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矣。要之荆公之荐公著，灼然无疑，而诋荆公专用小人者，将何以自解耶？
韩绛 为荆公所汲引，代陈升之领条例司，未几参知政事，又继荆公为相，一守成法，时号“传法沙门”，以故本传极丑诋之。然考神宗初立，韩琦即荐绛有公辅(古代三公、四辅，均为天子之佐，借指宰相类大臣)器，是其材德之优，非独荆公知之也。其早年决狱廉明，抚民周浃(zhōu jiā 普遍深入)，政绩历历可观，为谏官屡论列宫廷积弊，尤为人所难能。庆州羌乱，一举平之，可见其优于军略。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折豪强以苏民困。仁宗叹曰：众方姑息，卿独能不徇时邪！内诸司数千恩泽，绛执不可，为英宗言身犯众怒，惧有飞语。帝曰：朕在藩邸(fān dǐ 藩王之第宅，这里指没有称帝前)日，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惮于谗？是其刚方之气，实朝列所罕见。又尝言富国当尽地力，又首请改差役法，是为治极知大体者，而又数荐司马光，则绝无党同伐异之见，尤可敬佩(以上皆据本传)。由此言之，荆公之举绛自代，实为得人。而以绛之贤，独心悦诚服荆公，守其法不变，则新法之善，亦可见矣。而《宋史》绛传，徒以此故，于其入相后，则附以种种丑诋之词，不顾其与前半篇相矛盾，吾是以益知《宋史》之不可信也。
韩宗师 绛之子，荆公荐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史称其孝，此亦足见荆公之不滥举也。
元绛 绛以荆公荐，参知政事，神宗眷顾甚隆。其生平政绩太优，《宋史》本传，不能加以诬诋，惟于传末云：“绛所至有威名，而无特操少仪矩，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其传后论云：“王安石为政，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变其所守而从之，比比皆然。元绛所莅，咸有异政，亦谄事之陋矣！”若是夫，凡不肯攻安石之人，虽有百千美德，而皆得以一“谄”字抹杀之，遂成为无特操(独立的操守)之人矣。则凡为安石所用者，安得不尽为小人也哉？史于《韩绛传》亦称其贤，而末缀二语云：“终以党王安石得政，是以清议少(轻视)之。”与此传正同一笔法，此种清议，此种时论，其价值可见矣。
吕惠卿 惠卿，《宋史》列诸《奸臣传》者也。惠卿之必非君子人，无待言。然荆公之知惠卿，实欧阳文忠介之，其书见欧集。嘉祐六年欧公又有《举惠卿充馆职劄子》，其文曰：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夫以欧公素称知人，其所荐举，皆一世佳士，而于惠卿称之曰饬躬(chì gōng 躬行正己，指为人严于律己，行为严谨合礼)，曰端雅，则其人谅不止才学之优美而已。据《宋史》本传所载罪状，大半指其奉行新法者。然吾以此为不特非罪状，且可作功状矣。本传又记其绍圣中知延州，夏人入寇，将以全师围延安，惠卿修米脂诸砦以备。寇至，欲攻则城不可近，欲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惧腹背受敌，留二日遁去。据此，则不独有政事才，且能军矣(本传中记其治军者三处，所策皆中肯)。惠卿之果为奸邪与否，当于其曾叛荆公与否一事决之。据元祐初苏辙弹文，谓其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安石私书云云，后之史家，指为荆公初次罢相时事。今考元丰三年，荆公有《答吉甫书》云(惠卿来书称特进相公，公以是年始授特进，故知当在是年或在其后也)：
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下略)(按惠卿来书有云：内省凉薄(浅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故公答书云云。)
观此则荆公与惠卿始合终睽，诚属事实。然其睽也，缘公事乎？缘私怨乎？尚未可知。据荆公书则谓皆缘国事，今征诸史，亦有可考见者焉。荆公初罢政，惠卿继之，创为手实法及鬻祠法，皆厉民之政，非荆公意。公复相，即罢之，夫惠卿敢于乱荆公之法，虽谓之叛荆公焉可也，然此尚出于其学识之不足耳，犹有可原。而惠卿自言内省凉薄，不知别有所指否，或荆公大度包之而不复与校耶？窃意惠卿当时必深愤于沮挠新法者，思有以惩治之，常为荆公所折。观荆公罢政数月中，而即有窜逐郑侠之事，可见也。坐是之故，沮挠者之恨惠卿，更甚于荆公，又因其与荆公隙末(指友谊不能始终保持)，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言其为人，曾狗彘之不若矣。吾以为惠卿诚非佳士，然窃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考异十六)《宋史·惠卿传》引司马光言，谓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一若一切新法皆出惠卿，而安石不过一傀儡然。吾以为此必非温公之言，果为温公之言，亦诞妄之甚者也。安石之新法，怀抱于平日者已久，观其平昔之诗文及《上仁宗书》可见也。《答吕吉甫书》云：举朝纷纷，公独助我。惠卿助安石耳，岂安石助惠卿哉？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吕相攻之事甚多，其言皆鄙俚无状，似如所言，则非徒惠卿为奸邪，而安石亦奸邪之尤也。蔡氏上翔辨之甚悉，今避繁不复引。但观《答吕吉甫》一书，其德量何等宏远，以荆公之为人，岂有肯为此卑劣之事者哉？读者如信公为言行一致之人，则观此一书已足，若犹不信，则吾更哓哓，亦无益也，故不复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