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 布为曾巩弟，其佐荆公行新法，功与惠卿埒(liè相等)。《宋史》亦以入《奸臣传》，吾以本传之文考之，不能得其所谓奸者何在。当时诸新法虽由荆公发其大纲，而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半成于布之手。廷臣有难新法者，布一一解之，《文献通考》犹载其一二，则其文理密察之才，与纵横奥博之辩，必有大过人者。本传记其初召见时，上疏请神宗推赤心，奋威断(果断)，使四方晓然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此正知本之论，可以匡(辅助)荆公不逮者也。其于新法事事皆赞助，独于吕嘉问办市易之不善，则严劾之，谓官自为兼并，卒以此得罪吕惠卿，出知饶州，所谓和而不同者非耶？司马光执政，谕令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斯可谓不变塞焉强哉矫(塞，阻塞，这里指没做官；强，刚强；矫，强盛的样子。意为仕途腾达后仍不改变之前的操守、主张才是真正的刚强啊)矣！”其后崇宁间以得罪蔡京，京诬以贼贿，使吕嘉问逮捕其诸子，锻炼讯鞫诱左证使自诬，则亦由不肯附京故也(以上所据皆《宋史》本传)。夫以《宋史》恶布之甚，至列诸奸臣，然记其行谊乃如此，其他嘉言懿行削而勿载者，何可胜道！其所指为奸状者，不过绍圣间建中靖国间两次倡绍述之论而已。此而曰奸，则何不并荆公而入诸《奸臣传》也？吾谓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而其学其才，皆足以辅之，南丰可云有弟。而荆公之得士，亦一夔而已足者也。荆公之冤，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有十数人，而子宣之冤，乃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
章惇 亦《奸臣传》中之一人也。荆公之初用惇，以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其后使平南北江群蛮，开湖南四府之地，为功为罪，前章已详辨之。元丰三年拜参知政事，时荆公已罢相，未几以其父冒占民田罢知蔡州。元祐初驳司马光所更役法，累数千言。光议既行，惇愤恚争辨于帘前，史称其语甚悖，廷臣交章击之，被黜。而元祐七八年间，犹数为言者所弹。哲宗亲政，起为相，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悉复之，大兴党狱，并欲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崩，皇太后议所立，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卒立端王，是为徽宗。罢知越州，寻贬潭州，又窜雷州，徙睦州卒。惇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听任吏部委派官职，不觅取捷径)仕州县，讫无显者。《宋史》本传所记，大略如此。就此观之，果足称为奸臣矣乎？即以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一事论之，其狷介已足以厉末俗。哲宗崩，与太后争所立，卒缘此贬窜以至于死，虽其所主张之简王、申王未知何如，若徽宗之荒淫无道，卒以亡宋，此万世所共见也，安知惇非平昔察其人之不可以君天下，而故尼(阻止)之耶？即不然，亦不足以为惇罪也，若夫以绍述熙、丰为奸，则亦奸其所奸而已。其最为世诟病者，莫如窜逐元祐诸臣且请废宣仁太后二事。请废后则诚有罪也，至窜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是，则亦是也；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而论者必将曰：元祐诸人君子也，故可以窜逐小人；章惇小人也，故不可以窜逐君子。吾不知其所谓君子小人者以何为界说。若论私德耶，惇之耿介，恐元祐诸贤，犹或有愧之者矣，若论政见耶，吾未闻有以政见判君子小人者也！攻新法者既可以指奉新法者为小人，则奉新法者亦可以指攻新法者为小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应诺和怠慢的回应，相差多少呢？比喻没有绝对的差别)矣！夫惇之所以报复元祐者，其惨酷诚甚于元祐；虽然，曾亦计元祐之所以报复熙丰者，其惨酷已远甚于熙丰耶！夫以直报怨(以正直之道对待仇怨)，斯为美，然此惟太上贵德者能之，岂可以责诸惇？且元祐诸人自谓为君子者，其德犹不足以及此，矧乃惇哉！吾以为惇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
蔡确 以本传所载事实考之，实为佥人。然荆公当国八年，始终未尝大用之，官至知制诰而已。所行新法，亦未尝藉其赞助之力，不得谓为荆公所用也。
王韶 韶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痛诋之，今不暇辨。
熊本 本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亦有微词，今不暇辨。
郭逵、赵禼 皆荆公所用边将，于西夏安南俱有功，史亦有微词。以上四人，殆功过不相掩者，古之名将，往往皆然。因材器使，以求成功而已，是固不足为荆公玷也。
范子渊 荆公所用以兴水利之人也。《宋史》无传，而《河渠志》述其所建设者颇详，盖力主浚河之议，而能发明新器以为用，亦一材士也，史于荆公政绩，无所不诋，故言子渊迎合取宠，又谓其器不可用，但今者陈迹久湮，其是非吾无以明之。
薛向 唐坰劾荆公，谓薛向、陈绎，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考公于嘉祐五年，尝举向司马政，熙宁初又举为江淮发运使，未几荐为权三司使，其信任之盖甚厚。而向所至政绩烂然，马政漕运皆经整顿，大革积弊，熙河之役，转饷未尝有失，其理财之效，盖等刘晏，即《宋史》亦亟称之。荆公之能用人，此亦其一矣。独可怪者，《宋史》向传，于荆公屡次推毂，未尝一言，吾不解其何心也，殆又不欲以污向耶？嘻！
陈绎 唐坰以之与薛向并举，则当为荆公极信任之人。熙宁间尝知开封府(犹今之顺天府尹，当时一要职也)。《宋史》本传，寥寥数行，惟有论事不避权贵(神宗论绎语)，为政务摧豪党，谳狱多所平反三语。此外则诋其私德，谓子与妇一夕俱殒于卒伍之手，又云：缪为敦朴之状，好事者目为“热熟(热颜是当时俚语，意为假的。)回”。其传末论云：陈绎希合用事，固无足道，闺门不肃，廉耻并丧，虽明晓吏事，又何取焉？据此推之，则陈绎必一操守严正治事敏察之人。古之循吏也，其政绩可观者必甚多，史削之耳。乃云其缪为敦朴，吾不知作史者何以审其必缪也，子妇事何与阿翁，乃指为廉耻道丧！虽明晓吏事，亦不足取，古今有此论人法耶？古今有此史笔耶？要之凡经安石拂拭之人，虽夷亦指为跖，此全部《宋史》一贯之宗旨也。
邓绾 绾诚一反复小人，荆公所拔诸人，此最为不肖矣。顾公虽尝荐之，然后此恶其媚己，遽自劾失举，公之不自文(用漂亮的言辞掩饰)其过，益可见矣。而世乃谓公好谀，何适得其反哉！
许将 其为荆公所荐与否史无明文。然熙宁初超擢不次(不依平常次序，破格)，不得谓非荆公用之矣。欧阳修尝称其辞气似沂公，举进士授外任秩满后，不试馆职，与荆公同，其澹于荣利可见。荆公赏之，或以此耶！其判流内铨也，以综核名实闻。辽以兵二十万压代州境，请割代地，岁聘之使不敢行，将慷慨请往，面折辽使萧禧，全命而返，其折冲尊俎(不用武力而在谈判中制敌取胜)之功，不让富郑公矣。其判尚书兵部，整理保甲法，卓著成绩。其知郓州，民无犯法，父老叹曰：自王沂公后五十六年，始见狱空耳！其为兵部侍郎，条陈军略甚悉。及用兵西夏，神宗遣近侍问兵马数，将立具上之，明日访枢臣，不能对也。及绍圣初欲发司马光墓，将又谏止之。由此观之，将之才略德量，皆极秀异，荆公执政时特拔之，非无故也。而《宋史》于传后之论，惟称其力止发墓一事为可取，余悉置之，是得为好恶之公乎！
邓润甫 以荆公荐为编修中书户房事，旋擢知谏院知制诰，累迁御史中丞，其成进士后，尝举贤良方正，召试不应，荆公殆赏其恬退耶！元丰末，神宗命李宪征西夏，润甫力谏，未几为蔡确所陷，落职知抚州，是其人亦鲠直士也。《宋史》论之曰：润甫首赞绍述之谋，虽有他长，无足观矣。呜呼！是又与韩绛、元绛、陈绎诸传，同一笔法也。但一附新法，则万善悉不见银，荆公所用，安得不尽为小人哉！
王子韶 子韶殆钻营奔竞之徒，荆公初引为制置条例司属官，擢监察御史里行，然旋罢黜知上元县，殆荆公自知其误欤？
吴居厚 居厚虽非荆公所拔用，然录其功以迁擢者也。初为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尽力，核闲田以均给梅山傜，计劳，得大理丞，补司农属，其后提举河北常平，增损役法五十一条，史称其精心计，笼络钩稽，收羡息钱数百万。又言其就莱芜利国二冶自铸钱，岁得十万缗。元祐时治其罪，绍圣间，为江淮发运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间赖其利，崇宁间为相云。史称其在政地久，无显赫恶，而一时聚敛，推为称首。今以本传所指为罪状者按之，其核闲田以给傜民，极得招抚之道。就冶铸钱，以润泽一国之金融界，国与民两受其赐。若其疏河通漕，则史亦称之矣。是皆不足以云掊克，独其岁收羡息钱数百万，果为损下益上乎？抑为办理得宜，自然至之乎？今日无从臆断，为功为罪盖未可论定也。然以史家恶之之甚，然犹称其无显赫恶，则其人为能知自爱者可知矣。既知自爱，而理财之才复如此，则荆公拔识之于小吏之中，亦非为过矣。
张商英 唐坰言张商英为安石鹰犬，而近儒颜习斋亦言商英善理财，比诸薛向，不知习斋所据何书。考诸《宋史》本传，则商英以面折章惇，为所敬礼，归而荐诸荆公(此亦章不可及处)。因得召对，擢监察御史，旋出之于外，终熙宁世未尝大用。其果为荆公所甚倚重者与否，不可深考。哲宗亲政，商英上疏严劾元祐大臣，故当时所谓士君子者，恶之特甚。徽宗崇宁初，蔡京相，商英又劾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京衔之，编入元祐党籍。大观四年，代京为相，谓京虽言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当大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颇严惮之。然则商英其亦不辱荆公之知矣。
孙觉 与荆公友善，公执政，荐为直集贤院，后以争新法去官，史亟称之。然觉与荆公友谊，终始不变，公薨，觉诔(叙述死者生平，表示哀悼)以文，极诵其美。
李常 荆公荐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以争新法去，史亟称之。
陆佃 荆公弟子，执政后用以为学官，始终能尊其师，惟以不与政事，故《宋史》不甚诋之，但有微词而已。
李定 本传云：“定少受学于安石。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荐之，命知谏院，御史陈荐劾定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言实不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寻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并劾安石，章六七上。”元丰初，进定为御史中丞，劾苏轼逮赴台狱。哲宗立，谪居滁州。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及兄息(哥哥的儿子)。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遂著。按唐坰言李定为安石爪牙，而当时劾荆公者，多借定为题，嚣嚣论不已，实当时一大公案也，故今详录本传之文而辨之。传言定为孙觉所荐，觉字莘老，以学行闻于时，与荆公虽旧交，然因争新法不合去官，此其人当为当时诸贤所许者也，何至以不孝之人入荐？又据传言定于宗族有恩，得任子亦先兄子而不及其子，夫孝友之道一也。定友爱至此，而安有不孝者乎？考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云：“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即佛印也。后为李问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奴，工传神，是仇氏已三适人，其死时与李家恩断义绝久矣。孔氏不丧出母，见于《礼记》，况于妾母耶？以此律之，即不为服，亦不为过。况仇既死于郜氏，则定所云实不知为仇所生疑不敢服者，实在情理之中，而定犹不忍竟不为服也，而托侍养以解官以行心丧焉，亦可谓情至义尽者矣，且又安知非定之父，不许其子为弃妾持服耶？”由此言之，定不得为不孝明矣。就令定果不孝，亦何与安石事？而合全台以攻定，且缘定而攻安石，汹汹然疏至六七上，此何理也？是知其所以攻定者，非以定之不孝也，以定言青苗便民耳；又非攻定也，攻安石耳。以人之不肯随我以破坏新法也，乃不惜构游词以诬其名节，是直夺人之言论自由已耳。此等台谏，非用张江陵之法，一一取而廷杖之，不足以警凶顽。然后世史家，则皆以直颂之矣，可胜叹哉！吾非龂龂焉为李定辨，凡以见当时攻新法者，其无赖乃至如此耳！
吕嘉问 字望之，助荆公行市易法者也。《宋史》本传极其丑诋，而公有祭其母夫人文云：“实生才子，我所叹誉，秉义率法，困而不渝。”公罢政归江宁后，嘉问知江宁府，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其末段云：“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汗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泪如洗。”则嘉问为人，必有可观者，《宋史》之言，殊不敢尽信也。
常秩 秩字夷甫，有道之士，而荆公挚友也。《宋史》以其友于荆公也，丑诋之。本传云：“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辞，熙宁三年，诏郡以礼敦遣，毋听秩辞。明年始诣阙，奏对后即辞归。帝曰：既来安得不少留，异日不能用卿，乃当去耳。即拜右正言。”又云：“初，秩隐居不仕，世以为必退也者。后安石为相更法，天下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令，独以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谏争为侍从，低首抑气，无所建明，闻望日损，为时讥笑。秩长于《春秋》，著讲解数十篇，及安石废《春秋》，遂尽讳其学。”今案同一传中前后相去数行间，而记载矛盾至此，前史所未有也。考神宗以治平四年十月，诏秩赴阙，而秩屡辞。直至熙宁四年始入朝，传之前文所纪者是矣。安石之为相，在熙宁二年，秩之被召，在相安石之前二年，秩之诣阙，在相安石之后两年，然犹三使往聘，以礼敦遣，始勉就道，是犹得云一召即起耶？何其好诬人若此！又何其不善诬人若此！案刘敞《杂录》云：“处士之有道者，孙侔常秩王令。秩颍州人，初未为人知。欧阳永叔守颍，令吏较郡中户籍，正其等。秩赀簿(zī bù 账簿)在第七，众人遽请曰：常秀才廉贫，愿宽其等。永叔怪其有让，问之，皆曰：常秀才孝弟有德，非庸众人也。永叔为除其籍而请秩与相见，悦其为人，秩由此知名。”今考欧公集，自治平三年至熙宁三年，所与夷甫诗及尺牍十余条。欧公长夷甫六年，乃称之曰常夫子，又曰愿得幅巾杖屦以从先生长者游。及其卒也，荆公为之墓表，称其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以刘原父、欧公、荆公三人之贤，而其向往夷甫至于如是，则夷甫之贤可想矣。而史乃诋之如此，且为之论曰：学不为己，而翛仰随时，如桔槔居井上，欲其立朝不挠，不可得矣。呜呼！徒以其与荆公游之故，而掊击至无完肤，欲不名以秽史得乎？至谓秩尽讳其《春秋》学，则吾考荆公并未废《春秋》，则秩虽媚荆公，亦何所容其讳，其诬更不俟辨也(荆公未废《春秋》，于第二十章别论之)。
崔公度 字伯易，博学工文，时号曲辕先生。尝作《感山赋》七千言，欧阳修韩琦皆重之，刘沆荐茂才异等，辞疾不应。英宗时授国子监直讲，以母老辞。幼与荆公交好，公于嘉祐三年，有《与崔伯易书》，痛王逢原之死，谓世之知逢原者无若吾两人。逢原安贫乐道，翛然尘表，与荆公正同一节操。而伯易能为二人所许如此，则其清风亮节，亦可知想矣。而《宋史》本传云：“惟知媚附安石，昼夜造请，虽踞厕见之不屑也。尝从后执其带尾，安石反顾，公度笑曰：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见者皆笑，亦恬不为耻。”嘻！不知踞厕时何以有人在侧，而见者皆笑，又何在厕者之众耶？此直不尽情理至秽极鄙之言，而以入之正史，是诚何心！要之凡其人稍为荆公所礼者，务必丑诋之使不侪于人类而已。
王令 字逢原，荆公生平第一畏友，刘原父所谓处士之有道者三人之一也。荆公集中诗文与相往复者，不下数十见。其卒也，为铭其墓，称以天民。《宋史》无传，而王直方《诗话》云：“逢原见知于荆公，荆公得政，一时附丽之徒，日满其门，进誉献谀，逢原厌之，乃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当有知耻者，而请谒不衰。”考荆公所作墓铭，逢原卒于嘉祐四年，实在荆公得政前之十年，此语何从而来？可知宋人之于荆公，所以诬蔑之者无一不用其极，凡亲友无一得免焉。幸而《宋史》不为逢原立传耳，苟立传，则夷甫之束阁《春秋》(学《春秋》却不看《三传》，比喻没有真正去学经义)，伯易之拭带圊牏，又将盈纸矣。
此三君子者，常崔虽尝一仕于朝，未尝一任繁剧，其于新法，可谓之绝无关系。王则当新法行时，墓木久已拱矣。而后之载笔者，其竭全力以污蔑之也若此，坐是之故，乃使吾并史所载吕章之徒之恶，而亦有不敢尽信者矣。非吾之爱其人者及其屋上乌，实缘昔之载笔者恶其人及其储胥，有不足以坚吾信也。
荆公所用之人不止此，其所交之友亦不止此，而即以此四十人者论之，其贤才泰半，不肖者仅十之二三。其所谓不肖者，其罪状盖犹未论定也。夫以荆公德量汪汪，不肯以不肖待人，间或为人所卖，则宜有之。若谓其喜逢迎，乐便辟，曾是荆公而肯为是耶！夫人苟尝为荆公所任者，或与荆公有亲故者，或不肯随声附和以诋新法者，则虽君子而亦必诬以小人，则其谓荆公专任小人也亦宜，乃独有一元恶大憝(dà duì 大恶之人)之蔡京，其人与荆公有葭莩(jiā fú 亲戚的代称)亲，熊本又尝以奉行新法明敏多才荐之(见本传)，而其容悦干进之术，不能售于荆公，而反得售于温公，则荆公虽曰不知人，犹加温公一等者矣。
19 荆公之家庭
荆公以孝友著闻于时，其家庭，实可为家庭之模范者也。公十七而孤，逮事王母者且十年，其王母永安县君谢氏，曾子固铭其墓，见《南丰集》。其父都官公名益字损之，公自有《先大夫述》，见集中。其母仁寿县太君吴氏，子固亦铭其墓，见《南丰集》。兄弟七人，安礼、安国，《宋史》皆有传，公集中有《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铭》。常甫公之长兄安仁，平甫则安国也。公早岁为贫而仕，资禄以养祖母、母及寡嫂，其家况见于集中者甚纤悉，其与安礼、安国倡和诗极多，其铭常甫平甫墓，皆称其孝友最隆，则公之孝友，斯可知矣。
公子二，曰雱曰旁。旁事迹无传，惟公集有《题旁诗》一首，亦可征其早慧。雱字元泽，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治平四年，年二十四，成进士，调旌德尉，作策二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熙宁四年，以邓绾、曾布荐，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注书诗义，寻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熙宁九年卒，年三十三。
(考异十八)《邵氏闻见录》曰：安石子雱，性险恶，凡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吕惠卿辈奴事之。公置条例司，初用程颢伯淳为属，伯淳贤士。一日盛暑，公与伯淳对语，雱囚首跣足(xiǎn zú 光脚)，手携妇人冠以出，问公曰：所言何事？公曰：以新法数为人沮，与程君议。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公曰：儿误矣！伯淳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雱不乐去，伯淳自此与公不合。雱死，公罢相，尝坐钟山，恍惚见雱荷枷杻如重囚者，公遂施所居牛山园宅为寺以荐(求)其福。后公病疮，良苦，尝语其侄曰：亟焚吾所谓《日录》者。侄绐公焚他书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见也(按《宋史》采此以入雱传)，李氏绂《穆堂初稿·书〈邵氏闻见录〉后》云：《虞书》戒无稽之言，《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七曰造言之刑，造言必加之刑者，诚以其妄言无实，足以变乱是非，使当之者受祸，即在身后，亦蒙诟于无穷也。幸而其言出于浮薄小人，闻之者犹疑信参半；不幸而造言者谬附于清流，则虽贤人君子，亦且信之。而受之者之诬，乃万世而不白，岂不酷哉！自唐人好为小说，宋元益盛，钱氏之《私志》，魏泰之《笔录》，孟主贤臣，动遭污蔑。至《碧云騢》《焚椒录》，而悖乱极矣！其若可信者，无过《邵民闻见录》。由今观之，其游谈无根，诬枉而失实，与钱魏诸人固无以异也。邵氏所录最骇人听观者，莫甚于记王元泽论新政一事。严君之前，贤者在座，乃囚首跣足，携妇人冠，矢口妄谈，欲斩韩富。容貌辞气，痴妄丑恶，至于如是，使天下后世读之者，恶元泽因并恶荆公。顾尝思之，元泽以庶几之资，早穷经学，著书立说，未及弱冠，已数万言，岂中无知识者？今岁消暑余暇，偶一翻阅，略为稽考时日，乃知《闻见录》盖无端造谤，绝无影响。考荆公以熙宁二年二月参知政事，四月始行新法，八月以明道为条例司官。明年五月，明道即以议论不合外转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元泽以治平四年丁未科登许安世榜进士第。明年戊申，即熙宁元年也。至二年，则元泽久已由进士授旌德尉，远宦江南，是明道与荆公议新政时，元泽并未在京。直至熙宁四年，召元泽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然后入京，则明道外任已逾年矣，安得如邵氏所录，与闻明道之议政哉？邵氏欲形容元泽丑劣，则诬为囚首跣足，欲实其囚首跣足，则以为是日盛暑，不知明道以八月任条例司官，次年五月，即已外转，始深秋，迄初夏，中间并无盛暑之日也。明道长元泽仅九岁，盖兄事之列，而韩富年辈，则尤在荆公之前，论是时德望，亦非明道可比，邵氏乃谓明道正色言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当预，姑退，而雱即避去，是元泽敢言斩韩富，独于年辈不甚远又为其父属官之人，一斥而即去，此皆情事所必不然者。邵氏又言公在钟山恍惚见雱荷枷杻云云，则鬼魅之说，尤不足辨。司马温公谓三代以前，何故无一人误入地狱见所谓十王者，今邵氏此说，编入正史，故不可不辨，无使元泽蒙恶声于后世，而稗官小说作伪之风滋长，重为人心风俗之害也。或曰《闻见录》盖伯温殁后绍兴二年其子博所编，伯温不应作伪至此，或博之为之，盖是时天下方攻王氏，博欲藉此造言希世而取宠，未可知也。
蔡氏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云：程伯淳与荆公论新法，而元泽大言枭韩富之首，穆堂李氏考其岁月，是时元泽并未在京，其为邵氏无端造谤无疑矣。然穆堂只言编入正史，由于邵氏此录，而不知朱子于《程氏外书》《名臣言行录》并采之，于是作史者既以程朱大贤为可信，遂使元泽千载奇冤，不可复解矣。考荆公生平以行道济时为心，其所行青苗法，始见于令鄞时，雱生才四岁，嘉祐四年公《上仁宗皇帝书》，明年作《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皆以慎选人才变更法度为言，此熙宁新法所由起也。治平四年，元泽成进士，出为旌德尉，熙宁五年始入京，则新法已次第尽行，于元泽何与焉？当时若韩魏公、欧阳公、司马温公、刘贡父诸书疏，亦只言新法不便，未尝谓安石凡事不近人情也。其首摭拾荆公十事丑诋不堪者吕诲也，而亦未尝一言及其子元泽。即自熙宁元丰元祐绍圣数十年所攻助行新法者，尤怒如水火，狠若仇雠，亦惟在吕惠卿、章惇诸人，而无一人及元泽者。元泽久为病中之人，熙宁七年，则有安石《谢赐男雱药物表》，九年而元泽卒，则必非由疽发于背可知，乃徒为纷纷说鬼，岂所望于讲学君子耶！
今案李蔡二氏之所辨，洵乃如汤沃雪(用热水浇雪。比喻事情非常容易解决)，以刀断麻，令人浮白呼快，吾不必复赞一辞矣。此外史传及杂书丑诋元泽者尚多，以此例之，其无一实，盖不待言，故不复广引详辩以费笔札云。抑如蔡氏所考，北宋诸人从未有攻及元泽者，何故南渡以还，忽以元泽为集矢之的？以余考之，此盖起于学术之争也。熙、丰、元祐间之攻荆公，只攻其新法，未尝攻其学术。后此洛蜀分党，其余波及于临川，杨时著《三经辩》十卷，专攻《三经新义》，又为《书义辩疑》一卷，专攻王雱。盖章、吕辈为助公行新法之人，故攻公之政术者，必攻章、吕。元泽为助公著经义之人，故攻公之学术者，必攻元泽，此亦当然，无足怪者。但悍然犯《周官》造言之刑，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不意(料想)讲学大儒而为之也。
公夫人吴氏，封吴国夫人，工文学，尝有小词《约诸亲游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一时传诵之。
公妹为张奎妻，封长安县君，尤以诗名，佳句甚多。其著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语平生。”公友爱极笃，至老犹常躬往迓其归宁。
公女子二：长适吴充子吴安持，封蓬莱县君；次适蔡元度卞。蓬莱县君亦工文，有诗云：“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公次韵寄之云：“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他日公又寄以一绝云：“梦想平生在一邱，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又有《寄吴氏女子》古风一首云：
伯姬不见我，乃今始七龄。家书无虚月，岂异常归宁。汝夫缀卿官，汝儿亦搢綎。儿已就师学，出蓝而更青。女复知女功，婉嫕有典刑。自吾舍汝东，中父继在廷。小父数往来，吉音汝每聆。既嫁所愿怀，孰如汝所丁。而吾与汝母，汤熨幸小停。邱园禄一品，吏卒给使令。膏梁以晚食，安步而辎軿。山泉皋壤间，适志多所经。汝何思面忧，书每说涕零。吾庐所封殖，岁久愈华菁。岂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实，弥漫争沟泾。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垌。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
此盖公女在都思亲，而公有以解之，非特文章绝美，而慈孝之至性，亦盎于纸上矣。其曰授汝季者，则蔡氏女也，公亦有《寄蔡氏女子》(二首)云：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霤。青遥遥兮灑属，绿宛宛兮横逼。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归。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乌跂兮上下，鱼跳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欢。
蔡氏婿卞，为京之弟，《宋史》以入《奸臣传》。今考传中，其所谓奸状者，大率暧昧不明，如云卞深阻寡言，章惇犹在其术中，惇迹易明，卞心难见。又云：“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凡此皆所谓莫须有者也。又云一意以妇公王氏所行为至当，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此则《宋史》之所谓奸，岂能强天下后世以为奸哉！其后卞以京引用童贯，面责之，京力诋卞于帝前，卒以此去官。则是盗跖柳下，同气异趋，若元度者，其亦不玷荆公矣。
公居家廉俭，自奉淡泊，自幼至老，未尝稍变。散见于集中诗文者，历历可考。《续建康志》云：“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筑第于白下门外，去城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寺，欲入城则乘小航泛湖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元丰之末，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赐名报宁。既而疾愈，税(租借)城中屋以居，不复造宅。父老曰：“今江宁县治后废惠民药局，即公城中所税之宅也。”刘元城谓公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爵为意。吴草庐谓公其行卓，其志坚，超超富贵之外，无一毫利欲之汩，少壮至老死如一。呜呼，世安得有此人哉！
20 荆公之学术
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则亦何必外此以更求公之学术？虽然，亦有可言者焉。
二千年来言学者，莫不推本于经术，而所谓经学者，各殊其途。汉之初兴，传经者皆解大义，不为章句，而其大义则皆口口相传，罕著竹帛。以其口口相传故，必有所受，不为臆说，当能得经之本意。以其罕著竹帛故，与闻者寡，而亦无以永其传，自诸大师云亡，而经学盖难言之矣。两京诸生，强半以谶纬、灾异、阴阳、五行之说释经，其果受自孔门与否，盖不可知。即曰有所受也，亦不过诸义中之一义，其不足以尽经术也明矣。其间有若董子《繁露》之说《春秋》，刘中垒《新序》之说《诗》，盖不必尽本于师说，而常以意逆志(用己意去推测作者的意思)，籀经中之义蕴而引申发明之，实为经学开一新蹊径。及东汉之末，去古益远，口说益微，贾、马、服、郑诸儒出，始专以章句训诂为教，疏析文句，用力至劬(qú 勤劳)，而大义盖有所未遑(及)焉。魏晋六朝以至于唐，士不悦学，而惟以文辞相尚，三五硕学，乃出释尊门下，而儒术无足以张其军者，其间如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又为贾、马、服、郑之舆台，虽用力更劬，而所发明者更寡。至于宋而濂、洛、关、闽之学兴，刊落枝叶，鞭辟近里，经学壁垒，又为之一新。顾其所畸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缺焉弗讲。谓但有得于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举而措之矣。其极也，乃至专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跻而尊诸经之上，而汉以来所请六艺者，几于束阁。夫身心性命之不可不讲固也，然此乃孔子所谓众人以上可以语上，而性与天道，非尽人所可得闻者，以此为普通学得乎？且谓经世致用之道，悉包含于身心性命之中，而但有得于身心性命，其他即可不学而能，则六经当更删其什八九，而孔子犹留此以供后人玩物丧志之具，则何为也？是宋儒之学，虽不得不谓为经术之一端，然其不足以尽经术，抑又明矣。明代姚江崛兴，其在宋学范围中，诚自树一帜。语于经术，则其功罪亦适与濂、洛、关、闽相等而已。本朝承宋明末流之敝，反动力作，而复古论昌。胡、阎、江、惠，导其先河；戴、段、二王，树其坚壁。自乾嘉迄今，则诸经皆有新疏，片词单义，必求所出，空言臆说，悬为厉禁，训故名物制度，钩比揅(同“研”)索，刮垢磨光，遂使诸经无不可读之字，无不可解之句，厥功楙矣。然究其实际，又不过与徐、刘、陆、孔之徒，比肩事主，为贾、马、服、郑之臣；即进而上之，能为贾、马、服、郑之诤友，斯峰极矣。一言以蔽之，则治章句之学而神其技者也。由此观之，则二千年来所谓经学者可见矣。由宋迄明，是为别子，虽有所得，无与大宗，而两汉隋唐之绪，发挥光大以极于本朝，其最传之绩，不越章句。夫并章句而未解，更靡论于大义，斯固然矣。然谓既解章句，则治经之业已毕，而此外更无余事，天下有是学术乎？即贾、马、服、郑、徐、刘、陆、孔、惠、戴、段、王诸经师，亦岂敢谓其学即为经学，不过曰吾之为此，将以代世之治经学者省其玩索章句之劳，俾得注全力以从事于讲求大义云尔。讲求大义，实为治经者惟一之目的，玩索章句，不过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误手段以为目的，则终其身无所得于经，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经学遂成无用之长物矣。夫必明大义然后乃可谓之经学，既无所容难，然则当用何法以求诸经之大义乎？此实最难答之一疑问，而二千年来几许之大儒谦让而不敢从事者，正以此也。夫吾所欲明之大义，亦欲明其确为此经之大义者云也。然必如何而后确为此经之大义乎？是必亲受之于删定诸经之孔子乃可，即不然，亦受诸其徒，更次则受诸其徒之徒，受诸其徒之徒之徒。质而言之，则非有口说，莫知所折衷也。准此以谈，则惟先秦诸儒，可以言经学；次则西汉诸儒，犹可以勉言经学。自兹以往，口说既亡，而经学在势当成绝业，后之儒者，所以不敢于求大义者，凡以此也。然使长此以终古乎？则孔子之删述六经，果留以供后人玩物丧志之用，率天下之人而疲精敝神于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间，而于天下国家一无所裨，何取此扰扰为也！故夫后之儒者，既不得亲受口说于孔子若孔子之徒，毋已，则亦有独抱遗经，以意逆志，而自求其所谓大义而已。所求得之大义，其果为孔子之大义乎？所不敢言也。然但使十义之中，有一义焉合于孔子，则用力已为不虚。就令悉不合焉，而人人遵此道以求之，必将有一合者，又就令无一合者，而举天下以思想自由之故，性灵愈濬(jùn 发掘)而愈深，或能发古人未发之奥，不特为六经注脚，且将为六经羽翼，其为功不更伟耶！吾以为生汉以后而治经学，舍此道末由矣。苟并此道而不取焉，则无异于谓当废经学而不许人以从事已耳。以此道治经者，创于先汉之董江都刘中垒，而光大之者荆公也。
荆公执政，自著《三经新义》颁诸学官。三经者《周官》及《诗》《书》也。《周官义》为公所手撰，《诗义》、《书义》则出其子雱及门人之手云。今录其序。
《周官义·序》云：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学校。而臣某实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宗之，赓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解释)而发之，臣诚不自揆(自我审度省察)，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然窃观王者立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教诲启迪)在位；有冯有翼(yóu píng yóu yì 可作为“道”的辅翼)，亹亹(wěi wěi 勤勉不倦的样子)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余万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颁焉。谨序。
《书义序》云：
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雱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知，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而臣父子以区区所闻，承乏(谦称任某官职)与荣焉。然言之渊懿，而释以浅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轻眇，兹荣也，祗所以为愧也欤！谨序。
《诗义序》云：
《诗》三百十一篇，其义具存，其辞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训其辞，又命臣某等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为之序，谨拜手稽首言曰：《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纯茂，则神罔时恫(神灵不须为社稷凶险而担忧哀伤。指行止正义无邪)，外行恂达(通达)，则四方以无悔。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则颂之所形容，盖有不足道也。微言奥义，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臣，训释阙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爝火(jué huǒ 小火)焉，岂足以赓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代匮(匮乏时取以代用)而已。传曰：美成在久。故《棫朴》之作人以寿考为言，盖将有来者焉，追琢其章缵圣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几及见之。谨序。
此三序者，其文高洁而简重，其书之内容，亦可以略窥见矣，而欲求荆公治经之法，尤在于其所著《书〈洪范传〉后》。其文曰：
古之学者，虽问以口，而其传以心，虽听以耳，而其受以意，故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夫孔子岂敢爱其道，骜(傲慢)天下之学者，而不使其早有知乎？以谓其问之不切，则其听之不专；其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固。不专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将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渐渐延续)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者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夫如此，使其传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学者之口耳，而不能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以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
读此而公之所以自为学与诏学者以为学者，皆可见矣。传之以心，受之以意，切问深思，而资所学以施于世，公之所以治经者尽于是矣。吾以为岂惟治经，凡百之学，皆当若是矣。苟不由此道，而惟恃在讲堂上听受讲义，则虽记诵至博，终不能有所发明，一国之学，未有能进者也。《宋稗类抄》称荆公燕居默坐，研究经旨，用意良苦，尝置石莲百许枚几案上，咀嚼以运其思，遇尽未及益，往往啮其指至流血不觉。此说虽未知信否，然其力学之坚苦，覃思之深窈，可见一斑矣。黄山谷诗云：“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斯可谓持平之论。自元祐初，国子司业黄隐毁《三经新义》版，世间遂少流传，元明以来遂亡佚。本朝乾隆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存《周官新义》一种(今《奥雅堂丛书》有之)，公之遗言，始得藉以不坠。吾尝取而读之，其所发明甚多，非后儒所能及也。全谢山云：荆公解经，最有孔郑家法，言简意赅，惟其牵缠于《字说》者，不无穿凿(见《宋元学案》卷九十八)，是犹誉公章句之学而已。夫章句之学，则公之糟粕也。
后人动称荆公诋《春秋》以为断烂朝报，今考林竹《鬳斋学记》云(《宋元学案》引)：
尹和靖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韩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尝上介甫书，请六经之旨，介甫皆答之。独于《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辞甚简，疑处缺之，后来有印行者，名曰《易义》，非介甫之书。和靖去介甫未远，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冤矣。
今案《答韩求仁书》，见存本集中，洵如和靖所言，公非特不答求仁之问《春秋》，即于其问《易》亦不答之。盖此二经之微言大义，视他经尤为奥衍(内容博大精深)，非受诸口说，末由索解，若用以意逆志之法以解之，未有不谬以千里者，荆公不敢臆说。正孔子所谓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存而不论)也。吾侪方当以此贤荆公，而顾可诋之乎？况古之学校，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而孔子雅言，亦仅在《诗》《书》执礼，岂不以《易》《春秋》之义，非可尽人而语哉！然则荆公仅以三经立于学官，亦师古而已。
(考异十九)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后序》云：荆公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此传已出，一见而有惎心，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李穆堂驳之云：荆公欲释《春秋》，尚未著书，他人何由知之？见孙传而生忌，诋其传足矣，何至因传而诋经？诋传易，诋经难，舍其易，为其难，愚者不为，而谓荆公为之乎？且据邵辑序文，谓公晚患诸儒之凿，始为之传，则莘老此传，成于晚年可知。荆公卒于元祐元年，年六十有八。莘老以元祐元年始拜谏议大夫，而卒于绍圣间，年止六十三，是莘老之年，小于荆公十余岁。其晚年所著之书，荆公盖未尝见，而忌之说从何而来？麟之妄造鄙言，后人信之，其陋亦无异于麟之矣。又云：断烂朝报之说，尝闻之先达，谓见之临汝闲书，盖病解经者，非诋经也。荆公高第弟子陆农师佃、龚深父原，并治《春秋》，陆著《春秋后传》，龚著《春秋解》，遇疑难者辄目为阙文。公笑曰阙文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盖病治经者不得经说，不当以阙文置之，意实尊经非诋经也。今案孙莘老之《春秋传》，不特周麟之有跋，而杨龟山亦有序。龟山之言曰：“熙宁之初，崇儒尊经，训迪多士，以为三传异同，无所考正，于六经尤为难知，故《春秋》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也。而士方急于科举之习遂阙焉不讲。”此正与尹和靖说同。龟山平昔最好诋王氏学者，而其言如此，何后人不一称道，而惟麟之之言是信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