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雍正登极，下即位诏书，以明年为雍正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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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口的伤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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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赢了，仿佛中了一张人生的彩票。但这彩票烫手，不管是正当继位还是阴谋篡位。他高居皇位，四面都是怨毒、嫉恨、轻蔑的目光，人人都抱着拒不承认他的态度，都认为他是谋父篡位的野心家。
雍正曾经漠视这一切，曾经在同对手的生死较量中、在以铁腕镇压对手和他视为对手的人的血腥中，体验胜利的狂喜。但当雍正没有了对手，终于一个人孤坐在皇位上时，所有原被皇权强光遮掩的恩仇怨恨、宫闱秘闻，便有如阴森惨淡的冷雾，弥漫逸出，幽幽缭绕在他的皇帝宝座周围。雍正无法漠视，特别是无法漠视冷雾中他父亲的身影和目光。雍正曾对人说，“心病乃须心药医”，他的心药在哪里？他只有时时感觉心口处一阵阵痉挛般的绞痛在蔓延……
围绕雍正继位合法性的问题，又有雍正是否“逼母”、“屠弟”的问题。
雍正的生母是乌雅氏，康熙先封她为德嫔，后晋封她为德妃。乌雅氏生了四阿哥、六阿哥、十四阿哥三位皇子。其中六阿哥早殇，所余四阿哥胤禛（即雍正）、十四阿哥允禵这一母同胞的两兄弟，正是“夺嫡”疑案的主角。
有学者考证，十四阿哥初名胤禵，后改名胤祯。出师西北被任命大将军王时，便是胤祯，雍正即位以后，又改回允禵。
天下事真是十分巧合，胤禛与胤祯读音相同，有人，包括当时的朝鲜人、后来民国时的小说家等都以为胤禛就是胤祯，而将雍正的名字写作胤祯，四阿哥、十四阿哥又都有个“四”字，这便给人们对雍正改诏矫诏留下了充分想象的空间。
不管怎样，雍正即了位。德妃乌雅氏被尊为皇太后，而皇太后乌雅氏的作为却令人狐疑满腹。
儿子做了皇帝，乌雅氏却不愿接受“天子以四海奉养圣母一人”的威福，竟然悲痛欲绝，不饮不食，想要身殉大行皇帝康熙而去，此事有皇太后懿旨为证。
而当新皇帝雍正登基前依例前来向皇太后行礼时，又遭到她的拒绝，使登基大典几乎无法开场，她言词激烈地表明自己与新皇帝雍正登基没有关系：“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至与我行礼，有何关系？概免行礼！”
此事也有皇太后懿旨为证，而后不到半年，乌雅氏竟突然崩逝。
怎么能没有谣言！
人们本就忖度，乌雅氏偏爱小儿子，小儿子的皇位却让大儿子夺了去，真是骨肉相残！且本来皇太后的名分堂堂正正，一下变成了篡位贼子封的伪太后，又如何不令她气恼？
关于乌雅氏猝死，人们传言：“皇上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见允禵而不可得，于铁柱上撞死。”“皇上令九贝子（允禟）往西宁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了。九贝子之母亲，亦即自缢而亡。”
对此，雍正进行了激烈的辩驳。
他以“八人同受遗诏”，驳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的流言，说，若不是亲聆康熙传位遗命，允禩等怎么可能“俯首臣伏于朕之前”？
他以最猛烈的火力攻击他唯一的同胞兄弟允禵，说他“庸劣狂愚，无才无识”；“酒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他甚至刨出了允禵曾党附允禩、几乎被康熙“手刃”的老账。至于康熙欲传位允禵的流言，他说：“允禵历来不受圣祖皇考待见，未尝听到一句皇考称赞他的话。皇考与太后闲谈时曾说：‘你那个小儿子，即给你大儿子当护卫使令，他也不要。’太后宫内人所共知，圣祖皇考鄙贱允禵到了如此地步！逆党说什么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也知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事实！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以上似乎从反面更说明了当时朝野舆论认定允禵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而他本人甚至没有进入人们的视线。
那么，雍正与允禵这一母同胞的两兄弟，在风云突变的当时，其内心深处各有怎样的感受呢？
我们只能根据各种记载，再现出以下场景：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死后的一个月零四天。因雍正召他，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王、固山贝子胤禵——为避新皇帝名讳，他现在叫允禵，终于赶回北京。
宣布康熙传位遗诏的第二天，十一月十四日，康熙梓宫返回大内，京师戒严，九门皆闭，雍正传诏允禵来京奔丧。
允禵麻木不仁地望着远方，机械地拍马疾驰，看起来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他本是举朝上下一致公认的皇位合法继承人，突然的变故，使他一瞬间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江山，失去了一切。他只有承认：败了。
如果雍正将他视为可怕的对手、眼中钉而拒之京城之外，乃至命人杀了他，人们肯定会加深对雍正即位合法性的怀疑。但是现在雍正以手足亲情急迫地召他，那就不仅证明雍正光明磊落、心中不存芥蒂，而且可以赢得人们对雍正宽宏大量、顾全大局的敬佩与尊敬。
允禵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他才认清了这位一母同胞的四阿哥。诸皇子纷争不已，竟不知对手在哪里。原来从不被人注意的四阿哥才是最狡黠、最缜密、最可怕的敌手。可惜晚了。
看到敌手坐在本来属于他的宝座上，获得了本来属于他的殊荣和权力，那是一种什么心情？但他不能不去，这是遵旨奔丧。况且他不愿逃避，逃，又能逃到何处？就算是败,他也要面对面地站着说出“败了”这两个字来，然而他却说不出来。举朝上下一致公认他是皇位合法继承人，可是证据在哪里？凭感觉吗？那不是证据。就像高踞皇位上的敌手，同样拿不出应该高踞皇位的证据。都没有证据，现实的皇位就是证据。雍正有皇位，雍正就有证据。他允禵没有皇位，就没有证据。就算他有，已经继承皇位的雍正难道容得他旧事重提？难道可能将皇位再拱手让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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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口的伤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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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关隘，雄伟壮丽的紫禁城忽然已在眼前。允禵勒马伫立，空视前方。良久，他终于不能控制凄愤的心情，铁青着脸，缓缓令道：“行文礼部，询问进见仪注。”明摆着的事，雍正已是皇帝，却还询问以什么样的礼仪进见雍正，表示允禵对刚刚即位的雍正有一种公然的、挑战式的蔑视、鄙视、敌视。这是允禵在形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所能发出的最大限度的抗议。尽管无济于事，他却忍不住要让雍正知道：他败了，但不是呆子。
“举朝无不骇异。”
雍正除外，他似乎看不出或不在意其中的含意，他就是呆子。他不必为允禵讲解进见皇帝的仪注，只传谕允禵先行拜谒大行皇帝梓宫。
景山寿皇殿父亲康熙的灵柩之前，哭奠毕，两个同胞兄弟，两个势同水火的敌手，相见了。纵有千仇万恨，纵有千言万语，面对父亲的灵柩，还有什么？绝妙的设计。
设计者雍正，在肃穆的大殿中显得高贵尊严。昔日那“懒问沉浮事”、“适志即逍遥”，诚挚友爱、甘为人下的四阿哥已不复存在。站在这里的是奉天承运大清朝第四个皇帝——雍正，九重天子的威严，任何人不容轻慢。
允禵在心里告诉自己：记住这一点。然后他远远跪下，免冠叩首。雍正表现得似乎过了一点，亲热地上前趋就，口称“十四弟”。允禵却恭谨客气，不敢近前，只尽臣礼。然其一举手一投足，都使雍正感到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一种尖针般的讥诮。
雍正侍卫拉锡面现忿色，一把拉住允禵的胳膊，想把他拽到雍正面前。允禵如火山爆发，咆哮道：“我乃当今皇上亲弟！你是什么东西！一个下贱的奴才，也配动我！我若有不是，皇上将我处置。我若无不是，皇上应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雍正微笑，他的眼中也露出了尖针般的锋芒。如果没有十一月十三日的突变，或许他们的位置是颠倒的，或许允禵会远远胜过自己，他原本拿不准。现在他的心很平静，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允禵不配。意气用事的人永远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永远扭转不了历史的进程，允禵既不配承继大统，也不配做自己的对手，他甚至从内心涌出一种对允禵的怜悯、同情之感。
然而很快，雍正发现自己错了。允禵成了一面旗帜，一块招牌，一个中心。围绕雍正的，是无穷无尽的恶毒的谣言、诬蔑、怨恨，是对他皇位的动摇。人心有如地狱，在地狱面前，一切犹豫、怯懦都无济于事，雍正知道应该怎么做。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雍正率王公大臣送康熙灵柩至遵化景陵安葬。四月二日行礼，随即命皇十四弟贝子允禵留遵化守陵，名为守陵，实为监禁，有副将李如柏奉旨监视并限制允禵活动。与此同时，雍正开始罗织允禵罪名，剪除允禵羽翼。他传问允禵家人向雅图，侍卫孙泰、苏伯、常明等，道：“向日贝子在军，闻有吃酒行凶之事，你等从实奏来。”向雅图等回奏：“并无此事。”雍正大怒，命将他们拿送刑部永远枷示，连他们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也一并永远枷示。又以行为不端之名，将在贝子府教书的天津监生徐兰逐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
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的心收紧了。
收得最紧的，是一个女人。雍正与允禵的生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一个出身微贱的女人在深宫中苦熬，儿子是唯一的希望。幸而她有了这样两个儿子，不幸她有了这样两个儿子。儿子是母亲心头的肉，尽管有的儿子疏远母亲，看不起母亲，甚至虐待母亲，母亲对儿子却总是始终如一，以慈爱宽容的目光深情关注儿子的身影。天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变故（康熙驾崩）已使乌雅氏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大儿子与小儿子的手足倾轧，更使她悲痛欲绝、肝肠寸断。
雍正元年四月二日允禵被囚景陵后的一个多月她做了些什么？官书没有记载。她可能一反柔弱顺从的做法，以母亲的愤怒严厉切责雍正。她可能声泪俱下，哀求雍正放过允禵，甚至要求只见允禵一面。不管哪种，她都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官书记载：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辛丑，仁寿皇太后乌雅氏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传说乌雅氏因允禵之事与雍正发生争执，雍正大发雷霆，乌雅氏悲愤至极，伤心绝望，一头撞死在宫中柱上。
宫中柱上没有血迹，没有血迹难道就没有血？母亲心中的血，是不是已化作血雾，在肃穆的紫禁城飘散？
允禵奉诏来京奔丧，母亲仁寿皇太后的灵柩之前，哭奠毕，两个同胞兄弟，两个势同水火的敌手，再次相见。雍正面无表情，当即在大行皇太后梓宫前诏封允禵，谕曰：“贝子允禵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晋封允禵为郡王。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迭沛恩泽；若怙恶不悛，则国法俱在，朕不得不治其罪。”
雍正知道，允禵已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二十二日，雍正本已遣使召允禵来京。然看守允禵的副将李如柏以部文旨意不明，又无印信，将来使拘留请旨。待使臣再至，李如柏才放允禵来京，然皇太后已去世多时了。为此李如柏得了千两白银的赏赐，升为总兵官。允禵也因二十二日未坚持来京，受到雍正“遵法可嘉”的表扬。
一个被禁锢在陵墓中的活死人，封号，又有什么意义？雍正以此告慰母亲，也告慰自己。
“屠弟”，弟，不只允禵一个。
人们关注后来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被逐出皇族的允禩、允禟的命运。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皇帝大殓，诸王文武大臣入乾清门举哀。皇八子允禩还没从十三日事变的惊骇、恨悔、怨仇之中缓过劲来，又一桩诡异的事情降临到他的头上。雍正命以皇八子允禩、皇十三子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封皇八子允禩为和硕廉亲王、皇十三子允祥为和硕怡亲王、皇十二子允祹为多罗履郡王，废太子之子弘皙为多罗理郡王。
这是什么意思？允禩福晋沉着脸道：“恐今日封王，明日不能保首领耳。”允禩口中道：“你懂得什么？”心中却打了个冷战。他本能地认定这是一个陷阱，一个阴谋，一场自己躲不过去的劫难，但却束手无策。
他败得太惨，在疯狂的争位活动中，他曾距储位只有一步之遥，却因操之过急，痛失良机；他转向允禵，以为允禵继位大局已定、确信无疑，却没想到皇位被别人占据了，“机会已失，悔恨无及”。他的聪明、才干、周密的计划、整套的班子、众多的支持者全部付之东流。败了，就是别人砧上的肉，只得任人砍、任人剁。如若胜的是他，败的是雍正，他也会这样做。
雍正做了什么？封任允禩等一定就是一个陷阱、一个阴谋、一场躲不过去的劫难吗？并不一定。雍正需要支援，特别是自己手足的支援。然而人们总是喜欢从坏处忖度别人，积怨、嫉恨、偏见，使允禩集团不可能支援雍正。以恨为导引，无论什么路，都一定会通向陷阱、阴谋和躲不过去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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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口的伤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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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不一定要将过去的敌人赶尽杀绝，却一定不放过现在的敌人。允禩集团成了政治谣言的集散地，成了与新皇帝离心离德的朋党的核心，雍正不能不采取行动。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雍正发出了警告，将允禩集团的主要人物、允禟生母宜妃的太监张起用、允禟太监何玉柱等十二人发往边外，籍没家产，谕曰：“彼等皆属极恶，且极富。如其不肯远去，即令自尽，护送人员报明所在地方官验看烧毁，仍将骸骨送至发遣之处。”
接着，以大将军允禵到京，西宁不可无人驻扎之由，命允禟前往西宁军前。
允禟恼火至极，道：“我犯了什么罪，斥我万里之外？”
雍正诧异道：“允禵犯了什么罪，皇父斥他万里之外？”
允禟道：“居丧不及百日，至少也要等皇父下葬了再说！”
雍正凝视他，缓言道：“你是不是没听说过抗旨不遵的罪名？”
允禟脸色嘴唇一齐发白，甩袖上道。
事情都有多种层面，雍正派允禟到西线军前，未必没有一箭三雕的考虑：一、拆散允禩集团的核心，削弱其势力；二、任用允禟，给他效力建功的机会，显示新皇帝的宽仁之心；三、打击允禟的嚣张气焰。然而允禟只看到了：这是发配，这是报复！
扬眉吐气无望，平安度日无望，甚至返京无望。允禟索性破罐子破摔、放荡不羁。当地人称他为“九王”，他的儿子将他的话称为“旨意”，他欣然而受，仰天狂笑。允禟的优势是有钱，活动能量大。他一向对争储位跃跃欲试，但又自认头脑简单、顽愚斗狠，只是辅臣的角色。于是先是支援允禩，后又跟随允禩支援允禵。现在他懊悔透顶，跑了的鱼最大，“如果不是允禩、允禵而是我，何以会落到这种田地！”他自创了一种类似西洋字母的密码，与亲信密通消息。他经常流连于老相识西洋传教士穆经远处，并命自己的心腹领洗入教，捐资建教堂。他不能忘记，皇父在世时，穆经远曾到处游说：“允禟相貌大有福气，将来必定要做皇太子，皇上看他也很重。”他愿意沉溺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重温旧梦。允禟的所作所为必然受到地方官的奏报，必然受到朝臣的参劾，结果是恶性循环，他的确是在发配中度日。
雍正手诏切责允禟，历数允禟种种行为，问允禟有何话要说，允禟发狠道：“上责我皆是，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行将出家离世！”出家，即断兄弟之谊；离世，即无君臣之义。
雍正元年二月十日，雍正再次发出了警告：
朕即位以来，施政受阻。外间匪类捏造谣言，妄生议论；朝内佞臣朋比为奸，结党营私，蛊惑人心，扰乱国是。
朕发遣一人，即谓朕报复旧怨；擢用一人，又谓朕恩出于私。
允礻唐奉命往西宁，怠慢不肯启程，屡次推逶，耽延时日，却有人庇护，代为支吾巧饰，将朕所交之事，颠倒错谬，以至诸事掣肘。惩治一二奸恶太监，又谓朕凌逼弟辈，扬言无忌，悖乱极矣！
朕即位以来，对诸弟兄及大臣等一些过犯无不宽宥，但众人并不知感。百日之内，扰乱朕心者百端！
尔等谓朕宽仁，不嗜杀人，所以任意侮慢朕么？是否希图逼朕开启杀人之端呢？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允禩集团拒绝合作，不仅玩忽职守，索取民财，而且重利贿买，内外交结，继续散布谣言，扰乱国家，竟刊刻散发传单“报房小抄”，说雍正日日饮酒，日中即醉。
人心汹惧、政局动荡。有一个叫蔡怀玺的人，向允禵院中投书，上写“二七（意为“十四”）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等。有一个叫令狐士义的山西人投书允禟，称：“愿辅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欲纠合山陕兵民以救恩主。”有一个叫郭允进的人作书投入塞楞额轿中，因雍正属马，书中指马“造出异言詈骂”，又云“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并说雍正即位以来天灾饥荒不断。还有人“各处黏贴谣言，内云灾祸下降，八月内有八千猛虎进京，不信者即染瘟疫吐血而死”，等等。
雍正四年正月初五，雍正命将允禩等交诸王大臣廷讯。
允禩等自以为绝无生理，豁出一切，作困兽之斗，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对于所指控的种种罪行，断然否认。允禩口含小刀，发狠指天设誓道：“若有虚言，一家不得善终！”
雍正即位之初，曾严令将圣祖御批奏折全数交出，不得隐匿，允禩自称均已烧毁，也曾如此设誓。当时雍正即指出：“一家”二字轻言不得，所指者广，朕也包括在内。此时允禩仍如此设誓，雍正大怒，厉声道：“重设前誓，明系咒诅！”他转向诸王大臣，正言道：“昔允禩奸险不法，圣祖明谕‘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今允禩既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有如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当即祭告奉先殿，“遵先朝削籍离宗之典”，诏将允禩、允禟、苏努、吴尔占等，革去代表皇族身份的黄带子，削除宗籍。
二月，允禩及允禩诸同党被除爵，监禁高墙。
三月，敕令允禩、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有说在满文中是“狗”、“猪”之意）。
五月，派兵提解允禵来京，禁锢在景山寿皇殿附近。雍正发布长篇谕旨，历数允禩、允禟及党羽罪状，杀其党鄂伦岱及阿尔松阿，戮苏努、七十之尸，将一批允禩党人革爵、监禁。
六月，将允禩、允禟及党羽罪状颁示中外。
八月，允禟病故。九月，允禩病故。
夜雾忽然笼罩了紫禁城。
夜浓，雾淡。静静的紫禁城里环绕着森严的杀气和似隐似现的血腥。
允禩、允禟竟是“病故”？现存李绂密折中，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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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口的伤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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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书记载，时雍正诏解允禟回京治罪。都统楚宗、侍卫胡什礼等用三条锁链锁拿允禟，到保定，奉旨就地拘禁，允禟时患痢疾。胡什礼到京，说直隶总督李绂有言：“等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雍正闻之骇异，朱批斥责李绂，说断为不可，并命拣名医用心调治其病。李绂密折奏称并无胡什礼所说之言，详述了允禟遭拘禁、患病及庾死狱中的经过。雍正以楚宗、胡什礼先未请旨，擅用三条锁链将允禟锁拿，后又故意将所宽松，任其脱卸，系有意欺罔；而楚宗在令狐士义投书及西洋人穆经远从窗户出入与允禟密商等事件上，均为之隐瞒，不行奏闻等罪，将其分别发往阿尔泰等处军前效力。
允禟死后，雍正表示不忍，欲从宽曲宥允禩，上上下下征求意见。其时，允禩已患呕病，有旨令其“用心调养”。九月初五允禩病重，十日身亡。
看来无懈可击，只是忽略了一点，二人何以致病？
那李绂将允禟囚于小屋之内，“铁索在身，手足拘挛”，“屋小墙高，暑气酷烈”，几中暑晕死，用冷水喷渍才苏醒，允禩的处境想必也相差无几。臣下希旨，法外用刑。杀与病，并无区别。
然而，又有区别。区别在于，杀，是雍正要杀；病，是他二人自病。雍正既不杀，是不是他不想杀？不，他二人既病故，是不是正合雍正之意？不。
雍正在关于二人一篇长长的上谕中曾说：允禩在拘所十分狂傲嚣张，叫嚷他向来每餐只吃一碗饭，如今加吃两大碗，要杀就杀，断断不愿全尸以殁！允禟不但不改其悖逆之心，反而种种妄乱，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只欲激怒朕心，务令朕诛之而后已，以玷污朕名誉于万一，以泄其忿。
雍正可以杀很多人，却不想、也不能杀他的弟弟。这不是从亲情考虑，而是从他自己考虑。雍正确无必要杀他的弟弟，他们与死人又有什么两样？他们已不值得雍正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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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可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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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算得上是一代英主。
与其他英主相比，雍正好象格外看重自己的名节。他曾说，“自古有大志之人，岂有不愿声名美善之理”，“我之名节，关乎千古”。
这话听来有些虚，也许，他希望拥有的，反倒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没有，不一定应该没有。雍正不但要找回应该属于他所有的，而且要得到不该属于他所有的。本来单单是前者就已经很难达到，加上后者，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甚至适得其反。
雍正患病的直接诱因，是清朝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闹剧——曾静、张熙投书案。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西安川陕总督府门前，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猛地闯过警戒，拦住川陕总督岳钟琪车驾，向其投书。
岳钟琪接过书信，刚扫了一眼封皮便吃了一惊，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他撕开信封，抖出信纸，匆匆读了一遍，不觉大惊失色。原来是一封策反信。信的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论证清朝统治不合法；第二部分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好谄任佞十大罪状，继位不合法；第三部分说明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反清起义已势在必行；第四部分策动岳飞后人岳钟琪继承祖上抗金之志，利用执掌重兵、驻扎要地之机，树立反清旗帜，恢复汉人政权，为宋明复仇。
此事干系重大，岳钟琪一方面密报雍正，一方面升堂严加审讯。审讯中投书人只说自己名张倬，书是其师夏靓所写，其他坚不吐实。岳钟琪无可奈何，只得退堂。第二天，岳钟琪改变了态度，摒退左右，酒肉款待投书人。又口称自有难处，一则清人耳目甚多，二则真假难辨，不得不防，得罪之处，望先生海涵。二人边喝边谈。岳钟琪似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滔滔不绝，从祖上的英名，到亡国的耻辱，指天誓地，数黑道黄，说到慷慨激昂之处，涕泪交加。酒至半酣，二人击掌盟誓。二十九日，二人又焚香跪天，正式盟誓，约定共举反清义旗。
到这个时候，张倬可以将实情向岳钟琪和盘托出了。原来张倬真名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乡塾塾师曾静的学生。曾静，就是化名夏靓的撰信人。为了准备科举考试，曾静读过浙江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因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遂派学生张熙等人去浙江吕留良家访书。时吕留良已死，张熙结识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向他们求取了吕留良的很多诗文，带回湖南。曾静读了吕留良的诗文，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特别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了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使之击节赞赏。此时，雍正新立，民间流言四起，政局动荡。曾静等以为举事反清的时机已到，他们探明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之后，于是修书策反，派张熙投书并附《生员应诏书》一份。曾静、张熙等踌躇满志，口出妄言，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动员了人马，“在我一呼可定”。张熙没有想到，什么跪天盟誓，什么约定共反，是岳钟琪为套他的口供，演给他看的一出戏。
那岳钟琪以汉人居高位，本已招惹了诸多嫉妒诽谤。他的出身——岳飞二十一世孙，更使他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岳飞之后”成了岳钟琪政敌攻击岳钟琪的重要依据。一时，关于岳钟琪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有说他与朝廷面和心不和，三次召京不赴；有说他心存反意，“欲修宋金之报复”。上奏的谤书竟装了满满一箱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另一方面，反清势力也从“岳飞之后”这一点出发，认为岳钟琪必定能成为反清复汉的英雄，或者就只当他是反清复汉的英雄而以他相号召。雍正五年，一个名叫卢宗汉的人，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要造反了！大伙一起反了罢！岳钟琪本来就如履薄冰，有口难辩，出了这样的事，就好象吃了一只苍蝇。幸亏雍正回护他，谕内阁曰：“岳钟琪功勋懋著，朕才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奸佞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对于如此的浩荡皇恩，岳钟琪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谁知事隔一年，又冒出来曾静、张熙，缘由仍是“岳飞之后”！
岳钟琪几乎暴怒，但他知道没用，随即镇定下来，给雍正上了密折，请求“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让皇上亲自处理。雍正认为张倬既敢拦驾投书，必定是一个亡命之徒。死都不怕，刑讯何用？因在岳钟琪密折上朱批道：“此事在卿利害所关，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岳钟琪心领神会，随即演出了与张熙盟誓之戏。
而这一切，都使预藏在暗室之中的满员按察使硕色听了个清清楚楚。紧接着，按图索骥，顺藤摸瓜。
雍正接到岳钟琪密报他诱出的张熙的口供后，立刻于十月间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间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是案一干人犯全部拿获。拿获的人犯有：曾静，曾静的好友、原永兴县教谕刘之衍，刘之衍的学生陈立安，陈立安的儿子陈达，曾静的学生张勘、曹珏，张熙的哥哥张照，同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的七十二岁的谯中义，谯中义的儿子谯大谷，张熙旅途相识的毛仪、车鼎丰、车鼎贲，张熙称其学问好（其实并未见过面）的孙用克，以及吕留良的儿子（时吕留良已死）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严鸿逵（吕留良的学生，时已死）的学生沈在宽等。前后数十人锒铛入狱，一百余人受到牵连。
张熙目瞪口呆。另一件事使他更加目瞪口呆。这便是他老师曾静的“师表”。张熙投书上路，曾静曾为他壮行。当时，曾静激昂慷慨，高吟：“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与张熙共勉，要同做入秦刺秦王的荆轲，并在身着长衫上大书：“曾静死于此！”然对簿公堂，曾静却软成了一摊稀泥，不但招认如流，而且匍匐在地，摇尾乞怜，主动殷勤地写文章检查思想、深挖根源、自我批判！第三件事使张熙尤其目瞪口呆。当九卿大臣会议一致拟定将曾静、张熙等凌迟处死、株连九族时，雍正却独出心裁，认为曾静、张熙使“造书诽谤之奸人一一呈露”，因而有功，竟将他们免罪释放，并嘱咐将来子孙及地方官都不得追究和加害他们！
曾静跟着钦差大臣杭奕禄，遍走江南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到处现身说法，宣讲雍正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逐条驳斥自己“妄加”给雍正的十大罪状……张熙则跟着尚书史贻直遍走陕西等地，麻木不仁地做同样的事情。
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惨剧。由此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以大逆谋反罪结案。已死的吕留良、吕留良的儿子进士吕葆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吕留良另一个儿子吕毅中、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刊刻逆书”、“往来契厚”、“阴相援结”的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斩监候，秋后处决；吕、严两家众多孙辈从宽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其他从犯或流二千里三千里，或杖责，或给功臣家为奴。
闹剧，惨剧，由一个人导演出来，这个人便是雍正。
在处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雍正的情绪与作为均有耐人寻味的反常之处。
当获悉曾静致岳钟琪的策反书时，雍正竟至反常地“惊讶坠泪”。他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平心而论，雍正对社会上关于他的种种非议，应该有思想准备，也确实有思想准备。他清楚，“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诽谤，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这种人“必有怨望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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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可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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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时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这个时候，非但允禟、允禩、允禵、允礻我等异己势力已被先后铲除，即使是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居于僻处穷乡、无书可读、消息闭塞的人，却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而仍在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对于岳钟琪与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过份激动和感激，表现出近乎矫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十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二篇口供、曾静一篇《归仁说》等文件在内，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他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学习。同时，雍正竟然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他对宠臣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对天下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设想进展，事情的结局却不一定像雍正设想的那样。
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普通属下正常履行职责、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为几个无足轻重、空喊造反、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却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黑狗黑狗越描越丑”的感觉。
曾静张熙投书案、吕留良文字狱案在高压下顺利解决。雍正却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并从未有过地计较看似无关紧要的舆论与声誉。
曾静张熙投书案结案两个月后，雍正下了决心，远离京东遵化马兰峪父祖的东陵，在京西河北易县营造自己陵寝的“万年吉地”。
与之同时，雍正“稍觉”不适。
该死的人已死，该清的账已清，该说的话已说。紫禁城的金顶依旧灿烂夺目，皇帝的宝座依旧是万民伏服、高入云端的集权象征。改变的只有宝座上的那个人——雍正，从年富力强，到老迈衰弱；从气吞山河，到心虚胆怯。这其间的转变，竟来得如此突兀。
翌年二月，雍正病重。
压力，使雍正心力交瘁。他顶着各方面巨大的压力，劳心劳神。他加上谋父、害母、弒兄、杀弟的罪名，无从分辨真假，时间长了，精神与心脏都承受不住了，雍正七年末八年初的那场病，实际是一个信号。因而，十三年（1735年），雍正死于心脏病突发或脑溢血——人们通常说的“中风”，应该是十分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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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破三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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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暴亡的原因是中风，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观点。对于雍正因病而故，官书记载十分简单，而且并没有言及雍正的病情。于是又有一种观点：雍正是炼服金丹而亡。
这一种观点的依据，是雍正去世前后一些使人费解的迹象。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子时，雍正去世。皇四子弘历（即乾隆）拜接雍正传位遗诏受命，当天，率诸王大臣奉雍正遗体自圆明园返回大内。
事起仓促，丧礼繁缛，嗣位、哭临……百事忙乱，应该是折腾了一日一夜。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事隔仅仅一天，嗣君乾隆帝忽然迫不及待又不合时宜地下了一道谕旨，曰：“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彼等承蒙皇考及朕赏赐之御书、朱批、字迹等，一律交回，不许私藏。”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作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并严令他们上缴雍正赏赐给他们的御书、朱批、字迹等，警告他们不得捏造大行皇帝之言，在外招摇煽惑，否则，“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谕内监宫女，禁其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
乾隆新立，百端待举，为何驱逐炼丹道士成了头等大事？除非炼丹道士与雍正之死有某种关联。不仅如此，谕旨的每一句话都有疑点。说雍正在日理万机之际，听说外省有炼丹修炼之术，心里明知其非，却把这些道士召来，想试试以为游戏消闲，不过将他们视为优伶一样。既如此无足轻重，又为何引起乾隆这般重视？说雍正并未听信他们的一句话，服用他们的一粒丸药。这似乎是无端地解释，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说雍正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并多次向乾隆与和亲王说过。以雍正的性情，如何能够容得他们在宫中一日！而以“正法”之刑严禁道士、宫女、内监“捏称”“妄传”的又是什么？是否与雍正猝死有关？
雍正死得突然，他一死，炼丹道士就被驱逐出宫。被驱逐的不是和尚，乾隆此时还下令让超盛、元日两僧来京瞻仰梓宫，被驱逐的是道士。雍正的儿子乾隆并且不问自答地强调雍正没有服过丹药。也许这就是一些人推测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来由。
那么，分析雍正死于丹药中毒说，对认识原来雍正又有什么关系呢？炼丹，牵涉到雍正的信仰。从身心到信仰，从所做到所思，这应该是我们解读“原来雍正”的思路。
雍正对佛道鬼神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当皇子时，精研此道，以康熙国师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为“证明恩师”，在章嘉的点拨下，勤修苦练，直透“三关”；当皇帝后，“十年不言佛事”；最后三年，重新大张旗鼓，推崇佛道，以致亲自“开堂授徒”。
第一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命何归。
人们往往在把握不住命运的时候相信命运；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求助神仙。康熙末年，诸皇子逐鹿储位之时，大约都是这种心态。
皇八子允禩“每访得九流术士有些异样的”，便令心腹招其至家中，藏之于密室，“到打发去的时节”，便叫人送他一二百两银子，“这种人也多得紧”。皇九子允禟对自己的身世是否上膺天命，也抱着侥幸希冀之情，而与之来往密切的西洋传教士穆经远，竟然也会看相。皇十四子允禵，康熙五十八年三十二岁时，在军中请临洮人张恺张瞎子为他算命。
冥冥之中，天命何归？诸皇子均虔诚而利欲熏心地默祷于天、希冀于天，雍正与他们相同。
雍正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似乎胸有成竹——“炉中若无真种子，纵遇神仙也枉然。”
康熙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正值太子二度废立。紧锣密鼓，明枪暗箭，结党阴谋，诬陷、诅咒、暗害，储位争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雍正同其他皇子一样紧张、焦躁、愤恨、激动、不安。但他终于意识到：他无望，也无奈。他需要的仍是隐忍。于是，他抛开了一切，礼佛参禅。
雍正参的是禅宗，禅宗是佛教一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谓“传佛心印”，即是说没有可以言传的圣谛。那么，雍正是怎样“向心修炼”的呢？晚年时雍正描述了自己鲜为人知的神秘的思想觉悟过程——参透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