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二十、二十一日，雍正延请禅僧迦陵音（即性音和尚）陪同他打坐参禅。
雍正盘膝趺坐，全身松弛，双目微合，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敛神入定。香烟袅袅，一切都化作了似醒非醒、雾一样的朦胧。
雍正觉得自己仿佛真正离开了骨肉相残、凶惨冷酷的夺储战场，在无垠的林莽中行走，已走了许多年，走了一生。
静如平湖的林莽，动如大海的林莽，与时间、宇宙一起，凝滞在雍正眼中、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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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破三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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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观自己的心，心中仿佛慢慢腾起一小朵火花，外罩一块柔软飘逸的红绸。那火花在他的胸腹缓缓飘移，将他的五脏六腑照得通明，映出温暖柔和的红黄色光芒，使他感到一种由衷的愉悦。火花沿着他的十二经络缓缓飘荡，将这种愉悦的感觉传遍他的全身，使他的全身均映出温暖柔和的红黄色光芒。火花飘回丹田，从丹田顺着他背后的腧穴慢慢向上走，通过大椎穴升上百会穴，从百会穴倏地升到了空中。
无边林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全都消殒了，只剩下一片红黄色的光芒。光芒中他仿佛趺坐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上，漂浮空中，观望自己的七尺之躯。他看到自己的身躯，仿佛看到一个赤裸的婴儿，那婴儿周身放着红黄色的光芒，与宇宙间的光芒融为一体。他恍然感动而顿悟，自觉已经没有了一切自卑，优柔，怯懦，烦恼。
他极其满足地缓缓飘回自己的身中、心中，敛气定神，睁开眼睛。
正是五炷香的功夫。
雍正还停留在刚才兴奋愉悦的心绪中，口中自语道：“七尺之躯，不过地水火风，自然彻底清净，不挂一丝……你并不比谁低，谁也并不比你高。封王、称帝、登仙、成佛，全在自心。”
迦陵音双手合十，叹道：“啊，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王爷已彻悟了。”雍正沉吟良久，自觉没有完全参透，故以此叩问康熙敕封的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喇嘛。章嘉道：“此乃初步破参。如王所见，好比针破纸窗，从针孔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孔中所见，可谓偏见乎？佛法无边，王当勉之！”雍正似有所悟，缓缓颔首，道：“谢恩师指点。”
二月十四日，月已圆。雍正似往常一样，脱开白日拼杀的羁绊，趺坐合十，参禅入定。
明月平静地悬在空中，银光如水，从雍正头顶百会穴灌入，泄至雍正周身，使雍正的五脏六腑洞若映雪。如雪的月光，在充满了阴谋的夜中显出澄静、妩媚和温柔，点明了那夜的漆黑。
雍正又来到了无垠的林莽。他用心中的火花，点燃思想的火炬，沿着血脉的河向上走，细细观看林莽的夜，那流了一河的漆黑的夜。火炬忽然放大光芒，他顿悟：“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地水火风者地水火风，乃至无明者无明，烦恼者烦恼，色香味触法者色香味触法，尽是本份，皆是菩提。”不觉中，出了一身透汗，竟自回到了趺坐所在。
雍正不卜凶吉，再次问证章嘉。章嘉微笑，道：“此是王爷于大死大活之中参破二关了，可喜可贺。知万物之所异，而后知万物之所同。既无一物是我己，亦无一物非我身。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常住不动，是则名为透重关。王今见处，虽进一步，比如出在庭院中观天矣。然天体无际，毕竟还没有完全参透，佛法无量，王当更加勇猛精进。”雍正心中会意，叩谢章嘉。回来后雍正将此语试问迦陵音，迦陵音茫然不解，雍正也不解释，微笑而已。
翌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雍正于堂中静坐。“无意之中，忽踏最后一关。”所谓：“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离家舍，明头也合，暗头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行斯往斯，体斯用斯，空斯有行，古斯今斯，无生故长生，无灭故不灭，如斯惺惺行履，无明执著，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后一关。”
无意尽在有意中，他胸中全盘计划已经成熟，他已经知道该如何做。雍正真正感受到“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畅快平生！他兴奋异常，直赴国师章嘉处礼谢。
章嘉望见雍正即道：“王得大自在矣！”雍正进而问道：“还会有事吗？”章嘉笑容满面，伸展两手道：“还会有什么事呢？”接着，他将手从外向身内挥道：“就是有些小麻烦，也不在话下了。”天命何归？尽在心中。
雍正以章嘉为证明恩师，自信自己已直透三关，得成正果。自此他方立了大志向，下了大决心，有了大计划。自此方真正宠辱皆忘，怀着对上天，也是对自己的神圣的使命感，成竹在胸地去做应做的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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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主”与“天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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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为雍亲王时，雍王府邻近柏林寺，他常与僧人和尚往来，所谓“偶值朝来遐，留师品茗泉”。雍正还建造大觉寺，招揽佛徒。他自号圆明居士、破尘居士，钻研讲论性宗之学，造诣高深。当然，参禅论道、机锋对答之中，或者有弦外之音；僧房密室、帷幄佛堂之内，或者有机要密谋，这些均非外人所知。
然后人们知道，雍正一即位，迦陵音和尚即退往庐山隐居寺修行，“谨守清规，谢绝尘境”，不涉官场一步。四年后圆寂，雍正赐谥，追赠国师。后来，《大义觉迷录》出台前后，雍正对迦陵音和尚一反初衷，由褒而贬，削其封号，删其语录，命地方官严查、严禁迦陵音门徒私记、存留雍正当年为雍亲王时的旧迹，违者重治其罪。
雍正的信仰的第二个阶段，也可冠以一个标题：天人之际。
雍正即位后十年不言佛事，这是他自己的追忆。雍正十一年，雍正曾说：“朕即位后十年来，办理政事，于释典一函一轴实未曾批阅。”这与他即位之前有如此大的反差，未免显得他过于实用。
实用有实用的道理。雍正已参悟了正果，已证实了自身，已验明了结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是天命所归、代天行事的真龙天子。他自信这一点，还用谈什么佛事呢？
当时京中有一姓刘的道士，名气很大。都说他有几百岁，寿不可考，能知人之前世。有一次怡亲王允祥去见他，他说怡亲王前生也是个道士。怡亲王将此告诉雍正，雍正大笑，道：“不错不错！的确的确！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是这么回事儿！但只是为什么你这道士商量着来替我这和尚出力？”怡亲王老实，不明白禅宗的机锋，答不上来。雍正道：“你我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只不过是为利益众生而栽培福田的。若力量不够，还得回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君臣大笑。雍正是说，他们是比佛、道、儒有更高境界的人，如不行，方回去做和尚、当道士。雍正即兴吟了一首诗：“谁道空门最上乘，漫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雍正以为自己是不着僧服、奔走四方、为众生谋福利的野僧，是比空门更上乘的佛爷皇帝。
雍正五年，黄河水清了一段，人们以为是“祥瑞”，群臣朝贺，蒙古王公要求诵经赐福，雍正兴致勃勃道：“你蒙古地区因做福事而人畜兴旺，乃受朕之赐，朕亦即释主。准奏。”雍正以为自己即是释主，即是佛爷。
既是佛爷，雍正认为自己能够洞悉他人的休咎，也不时想试试自己是否能够洞悉他人的休咎，是否具有常人不具有的特异功能，因而他喜好为人推算八字。
鄂尔泰于云南任上患病，雍正下旨，让他呈览八字。看过鄂尔泰的八字，雍正御批道：“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痊愈矣。”李卫咯血，亦有御批：“将你八字随便写来朕看。”
不单单是对宠信的重臣、封疆大吏，即使是对一般官吏、将领，雍正也有看其八字的瘾。如有御批令李卫“将李灿、秦介二人八字写来朕看，随便问来，不可令知朕意”。如岳钟琪进呈属下八字，有御批：“王刚八字已看过，命甚好，运正旺，将来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寿不能高。”
以上这些只是区区小事，真正执掌天杀、代天行事的要数年羹尧、隆科多之案。
年、隆之案震惊朝野，是雍正朝第一大案。在雍正来说，或许他记住了早年破三关时章嘉国师最后对他翻手覆手的警示，他是以天的身份自行其事。而于他人来看，则觉得如晴天霹雳，使人疑窦丛生，反倒更加疑惑雍正“天”的身份。
对于雍正突然以铁血手段，除掉他即位之初的功臣或者说是宠臣年羹尧和隆科多，通常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灭口”；第二种看法是“集权”。
以下试按两种看法的不同思路，再现年、隆之案的始末：
其一，“灭口”说。这是基于雍正夺嫡的说法，也是反证雍正夺嫡的说法。
假如一个人要想夺位做皇帝，他至少要有两个帮手。一个在内，一个在外。隆科多和年羹尧恰巧是雍正的这样两个帮手。
隆科多、年羹尧蒙蔽了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人。康熙逝世之前，隆科多与年羹尧似乎同雍正——当时的雍亲王都没有过深的关系。
隆科多一家均属雍正敌党，他开始“与大阿哥相善”，明珠被罢黜后是皇长子党的主要人物。大阿哥胤禔夺位无望，隆科多又随大阿哥一起倒向八阿哥，成为胤禩之党，为此屡受康熙斥责。隆科多本人是诸皇子之舅，时为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权贵已极。按照《大义觉迷录》、《实录》说法，是唯一承受康熙末命的大臣。以他的权位，无论哪位皇子登基，都必为重臣，似没有必要像民间流传的那样，不顾身家性命，以种种阴谋手段帮助雍正非法夺位。
年羹尧原来倒是可以说与雍正有一些特殊关系——他的妹妹是雍正的侧福晋。年羹尧的妹妹嫁给雍正后，年家从属于下五旗的镶白旗升入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从此年羹尧对于雍正，既为妻舅亦为属下。但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与雍正相隔既远，联系渐疏。在诸皇子激烈的争储角逐中，年羹尧又好象采取一种不偏不倚、模糊游离的态度，甚至有逃人孟光祖诈称是皇三子胤祉派来的，他也给银给马。雍正对年羹尧大为不满，曾公开斥责他，说他“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为陌路人矣”。
然而，康熙逝世雍正即位的关键时刻，在内，却正是隆科多，成了承受末命八人中除去七个皇子之外的唯一大臣。从诸皇子后来的表现看，未必有八人承受末命之事。这样，隆科多就成了唯一的有关传位遗诏内幕的知情人，成了雍正正式即位之前关闭九门、拱卫京师紫禁城的关键人物。在外，却正是年羹尧，钳制了胤禵，接管了西部重军大权，使反对力量不可能从外部率军颠覆新皇帝的宝座。
事后反思，隆科多、年羹尧成为雍正的帮手，绝非横驰黑马，全在情理之中。
隆科多一家的确原党附大阿哥、八阿哥，但二人已遭康熙唾弃，储位无望。隆科多只能在胤禵和雍正之间选择。胤禵年轻不稳重，容易意气用事。康熙年迈病发之时，胤禵远在数千里之外，赶回需二十余日。国不可一日无君，隆科多必辅雍正。
年羹尧更有可能是雍正埋伏卧底的一招杀手之棋。与雍正疏远，遭雍正斥责，均为作戏给人看。雍正运筹帷幄，统观全局，深知西线军权的重要。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初一，四川巡抚年羹尧有恃无恐，竟敢自请西线军权，奏曰：“若想尽除弊端，将镇协各营整顿一新，非假臣以虚衔不能也。伏祈圣主暂加臣以总督虚衔，并求赐以孔雀翎子，令臣节制各镇，一年之后营伍必当改观。事竣，臣即奏缴总督印信，不敢久忝其位。”十月十二日，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军驻西宁；二十日年羹尧被任命为川陕总督兼四川巡抚，节制各镇，协助胤禵。在此前后，年羹尧给雍正上了个折子，说：“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王爷。”这过于暴露了一些。小心韬晦的雍正十分警觉，生怕坏了大事，立责道：“是何言欤！以无法无天之谈，而诱余于不安分之举也，岂封疆大臣之所当言者！‘异日’两字足以诛羹尧全家！”虽然如此，但是，难道看不出年羹尧的本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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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主”与“天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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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人已经夺位做了皇帝，对于他的功臣和知情人，至少在一个阶段之内会采取安抚政策，为了酬谢，为了封口，也为了掩天下人耳目，而后必出杀手。但是，“狡兔死，走狗烹”，绝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任何一个夺位之君，都不能长期忍受走狗的居功自傲、僭越擅权，都不能长期忍受担忧、猜疑、恐惧与被要挟、被讹诈之感的煎熬。任何一个夺位之君都清楚，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可以保守秘密，这种人便是死人。
隆科多和年羹尧恰巧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康熙六十一年十四日，康熙逝世的第二日，雍正命隆科多与怡亲王胤祥等总理事务。二十三日，雍正登基大典后的第二天，雍正将册封生母为皇太后的事置于一旁，迫不及待地谕令内阁：隆科多袭一等功爵。二十五日雍正又谕：隆科多应称舅舅，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雍正后又赏封隆科多阿达哈哈番世职，授其为吏部尚书加太保，仍兼步军统领，兼管理藩院事，并赐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雍正甚至对他恭维感激得无以复加，道：“舅舅隆科多，此人朕先前不但不深知他，而且没有看出他来，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世大臣也。”
康熙六十一年十四日，康熙逝世的第二日，雍正召胤禵回京奔丧，同时命年羹尧与辅国公延信同管西北军务。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年羹尧奉雍正之旨赴京叩谒大行皇帝梓宫，授三等公爵。后雍正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在青海西线统军平定准噶尔之叛。叛平，雍正命加授年羹尧一等公爵。雍正甚至不着君臣形迹、对年羹尧肉麻笼络道：“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
然而，天威难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发出了第一个警告。他指东道西，话里有话地指斥朝中弊政，道：“举荐人才之人，要是存一丝市恩望报之心，即属植党营私！受荐之人怀私恩，党同附和，致昧君臣大义，即属乱臣贼子！皆罪不容诛。”“凡有保举，不过凭各人日常所知，谁也不能尽保将来。比如广西布政使刘廷琛，原是年羹尧保荐的，现在罢斥。在年羹尧，不过一时误举，无大关系；在朕，则所任非人，费无数焦劳！”“用人理财，难在人有私心。私心一萌，狡诈百出。比如近日赏兵，便出了这样的谣言，说这是大将军年羹尧的主意。朕不是三岁小孩，难道必待年羹尧指点！又难道是因年羹尧强为陈奏，朕才赏兵的么？”“前朕所颁谕旨，揭露了阿灵阿、揆叙之奸，此乃朕数十年来真知灼见，却听说有人怀疑这是年羹尧的意思。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有余，安能具备天子的聪明才智！”雍正指斥的是“市恩”，“植党”，“夺皇上恩威赏罚之权”，年羹尧理当心惊。
同时，雍正开始在密折的朱批中造舆论。直隶总督李维钧上密折，得到雍正朱批，其中有：“为宋师曾乞恩是你的意思，还是年羹尧的意思？若是你的意思，朕即施恩。若出于年羹尧之意，朕则不施此恩。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他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朕既疑他，则明白告你，宜渐渐远之，不必令他知觉。”四川巡抚王景灏上密折，得到雍正朱批，其中有：“年羹尧今来陛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你川省属员，须你自行甄别优劣，不可全听年羹尧之指挥以定去留也。”
雍正二年十二月下旬，雍正发出了第二个警告。年羹尧回西安后，上了奏报到任日期一折，雍正于其折上朱批道：“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至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反恩为仇！”
雍正三年三月，清算开始。当时“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内外臣工上表称颂。年羹尧不慎将“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天授其柄，雍正抓住不放，大做文章，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接着，雍正将年羹尧川陕甘亲信党羽一一撤换。四月，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羹尧具折谢恩，雍正朱批冷嘲道：“朕早就听说有谣言‘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朕今天就用你此任！况你也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免。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五月，雍正将年羹尧、隆科多罪行晓示群臣。六月，雍正下令革年羹尧杭州将军，将其降为闲散章京，同时削隆科多太保衔。九月，雍正下令锁拿年羹尧。十一月，年羹尧械系至京。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狱成。雍正定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其中应服极刑及立斩者三十余款，下令年羹尧自裁。
雍正四年，刑部议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得旨：令隆科多往阿尔泰料理边防事务。雍正五年，隆科多家中私藏“玉牒”底本事发，六月，被押解回京。十月，隆科多狱成，定四十一款大罪，论死。雍正免其死，下令于畅春园外筑屋三间永行监禁。一年后，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囚所。
不管是谁，只要不是傻子，都会从一开始便看到这事的结局，看到这其中的重重圈套，步步险情。隆科多不是傻子，他早已清楚“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但当时，康熙辞世的当时，他别无选择。
年羹尧却有弱点，弱点在于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军权！），太相信自己与雍正的旧情，弱点在于他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包括生命，都是皇帝给的，除了毫无用处的旧情，皇帝什么都可以收回。年羹尧最后似乎明白了一点，向雍正奏道：“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问死罪而有余。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但是，没用。
雍正只是在命年羹尧自尽时，作了一番长长的解释，说看到年羹尧罪行时“不禁坠泪”，末尾道：“即你苟活人世，自己想想看，负恩悖逆至此，还有脸与世人相见吗？今宽你殊死之罪，令你自裁，又赦你父兄子孙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你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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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主”与“天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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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并非在安慰年羹尧，而是在安慰自己。
他必须灭口。
其二，“集权”说，这是基于雍正正当即位的说法。这种看法认为不存在雍正夺嫡的事实，隆科多和年羹尧也与雍正即位无关，隆科多、年羹尧获罪完全是由于他们结党营私、擅作威福、权倾朝野、尾大不掉，威胁了雍正的皇权统治。
雍正在疑雾重重之中即位。造谣、诬蔑、暗箭、明枪，反对势力十分猖獗。雍正在坐上皇位的那一刻起，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孤家寡人。他渴望辅佐良才，股肱之臣。
恰巧，有这样两个合适人选。隆科多，先朝皇考重臣，国舅，统领步军，执掌吏部、理藩院，皇考临终时唯一的承领末命大臣，他在非常时刻从大局出发，毅然拥戴雍正承继了大统；年羹尧，雍亲王藩邸旧人，妻舅，进士出身的儒将，文武双全，战功卓著，先朝曾任四川巡抚、川陕总督、定西将军，他在非常时刻统帅重兵，坐镇西北，拱卫了京师。
一内一外，雍正把自己的希望押在这两个人身上，把自己能使出的所有手段用在了这两个人身上。不料，这两个人借雍正的殊宠，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朝野内外遍植党羽。由他们引荐任命的官吏称作“年选”、“佟选”，与先朝吴三桂之“西选”合称“三选”。并招权纳贿，违法乱纪，僭越、专擅、贪污、欺罔，无所不用其极。
雍正一一优容待之。然而事情总有极限，越过极限，则忍无可忍。
他不能容忍的是：朝野内外竟汹汹传言，说大政皆出于隆科多、年羹尧，雍正在二人面前只是个言听计从的傀儡。笑话！自古皇帝专权，大政皆出于己，不容任何人觊觎、侵犯。雍正乃真命天子，何需他人指点！
他不能容忍的是：隆科多和年羹尧竟然在他眼前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另立中心。年羹尧返京后，荐升他的心腹陕西西安布政使胡期恒为甘肃巡抚。胡期恒的布政使，也是年羹尧所荐。后年羹尧事败，雍正特召胡期恒面考，大发雷霆道：“观其人甚属卑鄙！所奏之言甚属荒唐悖谬！”严斥年羹尧：“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也是你年羹尧混奏保举作巡抚的人么？岂有此理！”
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经营的耳目网、情报网，竟然在隆科多、年羹尧处失灵，派出监视年羹尧的御前缇骑侍卫，竟成了为其摆队坠蹬、前引后随的随从！
越对统治的稳定性担心，便越要强化统治。雍正不能不采取决断措施。他将年、隆罪状公布于朝，撤了年羹尧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
破鼓万人捶。揭发年羹尧罪状的奏章雪片似的飞来，不少触目惊心，也有的诡秘离奇。如有说年羹尧与静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那邹鲁供：“小的对年羹尧说：‘位及三公掌天下兵权，大贵极矣，或者还要封王。’年羹尧说：‘封王还不止，只看五六年后，我又是一个光景。到分九鼎时，我已有川陕两省，据天下上流，更兼兵马强壮，谁人敢当？’静一道人对我说，丙午年三月初一日正宜起手，你看此日如何？’小的对他说：‘从奇门上论起来是好的。’”雍正当然看得出有真有假，但冷笑耳。
六月二十一日，年羹尧启程赴杭州，沿途官员密报，说他是“一车两马，仆从数人”。雍正大怒道：“此其故作困苦怨望之状，其资财产业多在各处藏匿，各省督抚等严查。出首者免罪，隐漏者照逆党例正法，未能查出之督抚一并从重治罪。”直隶总督李维钧随奏：“年羹尧未动身前骡驮车载出关者已不计其数，起身后尚有一千驮未行，现仍在西安、三原、泾阳等处捉取骡车。”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自本年正月至五月，年羹尧共用骑、驮、轿之骡子共二千二百二十二头，骡车共二百三十三辆。运送物资前往京师、直隶、湖广、江南、宁夏、山西、兰州、山东等地，骡车每辆载重一千三百斤，进京者五十九辆，往保定者一百四十辆，另有四十辆声言进京，后去襄阳。”七月七日，镇海将军何天培报：“年羹尧六月二十日渡江过江口，前往丹阳，前后船只甚多，陆续而往，不知其数，船窗皆闭，船中人等故为藏匿，并无一人出面。甚属诡秘。”七月九日，署浙江巡抚甘国奎报：“年羹尧于七月初二到任，仍似大将军气象，其所坐之船，前到者已三十余艘，闻未到者尚有四十余艘。其家人到杭者已不下千人，后来者尚未知其数，所住衙门人已住满。”后署浙江巡抚福敏又报：“年羹尧到浙之日，随从尚有千余人，马匹亦多，署中难容，另造房屋百余间居住。传说，年羹尧以闲散章京闲坐杭州涌金门，卖薪贩菜的行人百姓均不敢出其门，谓：‘年大将军在也。’”随着奏报传说纷沓而至，雍正的脸色愈见阴沉，天杀之意遂决。
至于隆科多，满朝文武并无人敢碰。
传说，一日，河南巡抚田文镜府中来了一位绍兴师爷邬先生。邬先生对田文镜道：“公想作寻常督抚，还是名督抚？”田文镜道：“必作名督抚。”邬先生道：“名督抚须佐以名幕宾。”田文镜道：“谁？”邬先生道：“邬某。”田文镜道：“如何相佐？”邬先生道：“邬某将为公草拟一疏上奏。”田文镜道：“何疏？”邬先生道：“疏中一字不可令公见，疏上，公事成矣。”田文镜心知其异，首肯。疏稿早已拟好，署田文镜名即上，原来正是参劾隆科多之疏。隆科多果获罪，田文镜自此宠眷日隆。有人说邬先生乃雍正之人。又有传说雍正左右有文觉禅师参与了诛杀年、隆的决策。内幕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管雍正采取了何种手段，年、隆必死。
雍正必须集权。
“灭口”说与“集权”说，着眼点都集中在雍正诛杀年羹尧、隆科多的缘由。而无论哪一种缘由的说法，都忽略了一点：雍正不顾前后偌大反差、眼都不眨地诛杀两名重臣，是因为他自信自己天子、释主的地位，自信自己有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信自己行使的是“天杀”之权。
杀年羹尧之前京城出了一件怪事。一只不知从何而来的野虎，十二月初三从东便门上城，跑到前门，下马道，直入年羹尧家，上了房。四日天明，九门提督率兵放枪，老虎从房上跳下，窜入年家后花园。官兵追上用枪扎死。相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为此，雍正兴奋激动之极，在臣工奏折上批道：“年羹尧究竟杀不杀，朕意实未决。然竟出了这样的奇事！对年羹尧，朕正法之意实决矣。上天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雍正再次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验明了结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果然”是天命所归、代天行事的真龙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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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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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信仰的第三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崩地裂。
人都是如此，自信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不自信了。奔波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什么都是虚的，需要用来世彼岸来安慰自己了。
雍正很累。允禩、允禟已死，隆科多、年羹尧伏法，《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一次次的文字狱，一次次的打击朋党，整饬吏制，已高度集权，他已没有政敌。从任何角度来说，他都已获得了全胜。他应该轻松，但他很累。他本来是一个容光焕发、野心勃勃的中年人，现在却颓然老矣，颌下、颊上、眼皮的肉松垂，两眼浑浊不清、暗淡无光。他勉强在回忆中，在往日血腥的迷雾中，忍受一阵阵心悸、心绞痛的侵袭。
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开始寻觅。
雍正七年，雍正在岳钟琪所上密折的朱批中，曾令其秘密往终南山查询一个名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的修行之士。同年，雍正还曾召见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后因贾士芳只通心性之学，不懂其他，而略加赏赐使退。
两次轻描淡写的试探后，雍正八年，很多地方官，包括四川巡抚宪德、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南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都收到了雍正下令秘密查访名医、道士的谕旨。曰：“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
当时有人奏言，四川成都有一个名叫龚纶的人，年九十，善养生，强健如少壮，八十六岁犹有妾生子。他精通歧黄术，步履如飞，善骑马用剑，在当地有龚仙人之称。雍正立命四川巡抚宪德优礼荣待，速安车送至北京。宪德回奏：“此人已无疾而终。有子四人，幼子方四岁。”雍正还不甘心，又问：“其子中有没有得其父秘传的？必须优礼婉转开示，方能得其实。若有，也如前旨，安其家，送至京来。”宪德答以“没有，医道也平常”，雍正方罢。急迫如此。
看来雍正病了，有病，不但求医，而且求道士。这只可能是两种病：一是心病，疑神见鬼；一是阳衰，荒淫过度。
朝鲜《承政院日记》记载朝鲜臣工向其主报告清朝情况说：“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是雍正六年政局大定以后，雍正开始生活放纵了吗？可能性不大。雍正自云：“朕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较有可能的是“心病”与“阳衰”的结合。雍正患心病，疑神见鬼，而阴盛阳衰。雍正精于佛、道理论，又以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想必明了道教的“玉女喜神术”、密宗喇嘛教的“大喜乐禅”，想必会欲以房中术采阴补阳，守生养气，祛病延年。然而采阴补阳谈何容易，旧病未除又添新病，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也许就是雍正急于访求道士的原因。
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在浙江巡抚李卫的举荐下，二度进宫。贾士芳属北派全真派道士，主张炼养，“清静无为”，“除情去欲”，不讲究服用丹药。他初次应召进宫不称旨，被遣回。此次，雍正病急投医，贾士芳未进丹药，仅予以按摩，并授秘咒之法。雍正试行，顿觉心神愉畅，肢体安和。但好景不长，雍正不能保持“清静无为”，“除情去欲”，病情时好时坏，却怀疑贾士芳手握其柄，操纵他的健康，加之贾士芳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词句，于是将贾士芳以左道妖逆之罪处斩了。贾士芳既死，南派正一派道士娄近垣得宠。正一派炼养服食兼重，娄近垣更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主要是用药。有效，即称旨。贾士芳处斩后，雍正命大学士马尔赛寄语各督抚，传旨：“从前所言修炼养生之人，不必送来。若有医学精通之人，仍送来。”雍正并非仰仗娄近垣为他炼丹。娄近垣也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恭王曾请他到王府做客，向他请教如何成仙，娄近垣道：“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又问如何养生，娄近垣指席上烧猪，笑道：“今日食烧猪，即绝好养生术，又奚必外求哉！”
雍正一定经历了一个复杂、矛盾、痛苦的思想过程。他为自己的郁闷、沮丧、神不守舍，为自己求助江湖术士、游仙野道而羞愧，自责，无地自容。“菩提只向心觅，何须向外求玄。”一个堂堂真命天子的雄心，或者雄心已泯、只说意志、志气，竟被往事、老病，斫削到如此地步！雍正不解，不甘心。他忽然觉得人生如此神秘，他又要向冥冥之中讨教人生的根本。不过，他已不再是那个雍王府中初出茅庐的白衣居士，他是天子，是释主。
他不会再求于他人，他的丹炉，已经立起来了。
他曾赋诗道：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曜，灵异卫龙幡。
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
道教的修炼包括内外炼丹法。
内丹术是将人体视为一个鼎炉，通过服气、行气、胎息、导引（肢体按摩、运动）、房中术等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使人体先天禀赋的元精、元气、元神，在脐下一寸三分名为下丹田（又名下黄庭、气海）之处，凝聚成“类如鸡子”形的金丹（又称丹珠、大丹、仙丹、圣胎）。丹成便是仙成，便突破了人神的界限、生死的界限。
外丹术又称炼丹术、金丹术、仙丹术。是“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炼丹服食以求长生的办法，是白日升天的捷径。所谓“不死之药，道在神丹”，丹药一般用丹砂、金、铅、雄黄、曾青、巩石、磁石、水银等炼制而成。
雍正炼的是什么丹呢？
雍正自云“功兼内外丹”，他自年轻时起打坐参禅，能破三关，服气、行气、胎息等是驾轻驭熟之事。老来有病，又尝试了房中术，并有道士贾士芳指导其行，大有收获，想必内炼的功夫是高的。然雍正系心高气盛、急功近利之人，他可能更热衷于修炼外丹。一个人，端拱而坐。在青烟红焰的丹灶旁，在肃穆清雅的音乐中，在抑扬顿挫的祝诵中，在神秘梦幻般的意境中，忘记一切。
他日日热衷于此。这已成了他精神的一种寄托。或者说，他的精神、灵魂，已随着那青烟，那雅乐，那梦境，飘然而去了。
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视朝时略感不适。退朝后，他像往常一样摈退从人，在丹灶前端坐修炼。没有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他想到了什么。入夜时分，丹炼成。
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服了下去。也许他自信是真丹，也许他并不在乎真丹或假丹。他只想快些离开这迷雾缭绕的世界，飞到彼岸。
子夜时分，金石躁烈，鼎湖龙升，天崩地裂。
这种推论似乎也不算失之武断。历史上服丹药而死的帝王很多，唐朝有五个，明朝十六帝中有一半，他们都希求长生。雍正希望长生之外，似乎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他曾信佛道儒，他曾只信自己，最终，他信什么？他的确心力交瘁，病入膏肓。
按这种推论，雍正或者不是自然了断，而是他自行了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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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刺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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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雍正突发暴病而亡、炼食金丹而亡的说法之外，还有一种说法，便是雍正被刺身亡。其中吕四娘刺杀雍正的传说流传最广。
吕四娘，有说是吕留良的女儿，有说是吕留良的孙女。总之，吕留良惨案发生之时，吕四娘年方十三岁，因住安徽乳母家而幸免于难。传说吕四娘血书“不杀雍正，死不暝目”八字，不辞而别，只身前往京城报仇。她“晓行夜宿，风雨兼程”，历尽千辛万苦，途经洛阳白马寺时，饥渴交加、精疲力竭，不慎摔成重伤。有白马寺高僧搭救疗伤，问其所往，吕四娘如实相告，高僧遂收吕四娘为徒。四年后，吕四娘绝技在身，她辞别师傅，施展轻功潜入京师圆明园，用闷香将宫女熏倒，换上宫女服装，混入宫中，手刃仇人，割下雍正的头，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头而去。宫中报雍正大渐，鄂尔泰等入宫见驾，惊骇欲绝，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具无头尸首。
吕四娘的事，究竟有没有根据和可能？当然首先是有没有吕氏孤儿。
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十日，山西发现匿名揭帖，上有一首诗，道：
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诗后有文，说：“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作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为此感愤，倾吐血性，倘好义君子与我同心，请将此诗传布宇内，俾当途闻之转奏天阙，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枭曾之首，存吕之孤，则刑罚中而人心皆服矣。”其中要求“存吕之孤”，而早在雍正八年，即有关于吕氏孤儿的传言。雍正对此事十分重视，特谕浙督李卫，道：“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非轻。”李卫则密折覆禀：“吕氏一门不分男女老幼俱皆严禁，连吕氏坟地也派人监视。”李卫以擅长侦缉得宠于雍正，吕氏孤儿漏网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有没有犯人妻女，特别是十五岁以下女子，没官为奴而入宫中的呢？有这样的例子。然重犯眷属，均发边远之地。如吕留良孙辈尽数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假若有吕四娘这个人，她以“没官为奴”的方式混入宫中也绝无可能。再说，圆明园虽为御园，却是雍正主要驻跸之地，警戒森严，绝非可轻易往来出入之处。
但是，人们却热衷于添油加醋地传播雍正被刺的故事。这固然由于故事本身实在离奇、刺激，从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雍正王朝和雍正的印象：一个充满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黑暗王朝；一个主宰着黑暗王朝，制造所有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元凶和暴君。人们宁肯希望事实就是雍正被人砍去了头颅，似乎那样方才合情合理、大快人心。
使人们留下上述印象的缘由，除了雍正即位前后阴森血腥的迷雾、父子手足相残的传闻，雍正自即位到暴亡的十三年间，方方面面的作为，都使方方面面的人感到紧张、重负、恐惧、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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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作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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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心里十分清楚，只要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就无法彻底消除朝野上下对其人品的怀疑、对其统治的反感与反抗。他拿不出，因而，他只有采取高压、严猛的做法——“忠我则臣，背我则敌”，对那些“不笃诚敬，如禽兽者”，不可以宽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
这种做法，不仅止于与雍正夺位争权的对手，而且推及到雍正王朝政治统治的各个方面。
首先，便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切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亦即雍正的手中。其中最重要、对清朝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与军机处的设立。
过去地方官上呈皇帝的奏章有两种，一种叫做“题本”，内容是地方公事，加盖官印；一种叫做“奏本”，内容是个人私事，不盖官印。两种奏章均交由通政司进呈。在皇帝之前，有关官员已先过目，因而是公开的。奏折，又称密折，是臣下秘密直接达于皇帝的奏章。据说顺治年间即已出现，但未见实物。康熙中期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等奏报当地情况的奏折，上有康熙朱批“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等等。李煦、曹寅尚属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家奴，到康熙晚年，一些地方官方奉旨在请安折中密陈地方官民动态，康熙表示代为保密，原折朱批后发还。然当时密奏范围不广，有密折权的官员不多，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
雍正严密并推广了奏折制度。雍正元年，雍正赋予全体封疆大吏密折权，下令各省总督巡抚密上奏折，只遭处分时停止其权。“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可言之故。”雍正二年，令督抚布按、将军提督保举州县官员，“才干素著，廉洁自持者”，“俱各密封保奏，不得会同商酌”。后来雍正又给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及学政全体官员密折权，甚至特许一些“品级卑微”、“无奏对之分”、如道府同知副将之类的小臣径上密折之权。雍正并对这些“从无奏折子之例”的人打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