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太平军后,李鸿章牢记曾国藩警示之语,丝毫不敢懈怠,立即着手整顿淮军。李鸿章对自己招募的“叫花子兵”和“痞子将领”非常得意,对外宣称:“鄙人的淮军土是土气了一点,但最能打仗!”
“叫花子兵”
1862年的上海,清明。天气暖暖的,还泛着点早春的潮气。街上的人们悠闲地享受着春天的气息,互相打着招呼,客客气气地各自行路,仿佛上海从来就是这般太平清静。
其实,从年初开始,太平军就对上海展开了猛攻。在高桥和七宝两大战役中,慕王谭绍光将上海道台吴煦打得溃不成军。上海告急!上海城里的洋人决定帮助清军,他们组织了一支拥有400人、3门炮的洋枪队。联军很快与太平军交上了火。第一仗果然旗开得胜,杀了千余太平军,俘虏了三百人。可随后发生的第二次战役,洋人就神气不起来了。太平军虽然伤亡不少,联军也死伤惨重,甚至英军司令都腿部中弹。
看样子最近一段时间的上海是不会安宁了。表面上悠闲的上海人暗地里都在议论着,究竟会是太平军占领上海,还是清军和联军把他们打退?人们纷纷猜测,听说太平天国里女人不裹脚,男人不剃头,野蛮得很,上海人不喜欢;现驻上海的清军腐化堕落,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上海人也不喜欢;赖在上海的洋人飞扬跋扈,上海人更不喜欢。究竟哪种势力统治上海比较好,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
“突突突突……”的声音从江面上传来,战争中的高度警惕性使人们心里一紧,慌忙朝黄浦江上望去。只见有2艘,又像是3艘,又好象更多的火轮船冒着浓浓的黑烟,从远处慢慢驶来。这是谁的船?是商船还是战船?船上运的是什么?人们纷纷揣测着,担心着。船驶近了,人们渐渐肯定这不是商船,因为每艘船的甲板上都站满了人,但又肯定不是客轮,因为甲板上的人都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第一艘船慢慢靠岸了,甲板上的人像被困久了的兽,拥挤着、雀跃着跳上岸来。上岸的人随即被大上海的繁华镇住了,他们张大了嘴巴,四处张望,然后用一种听起来土得掉渣的话赞美着,也咒骂着。岸上的人也终于看清了船上的人,这些人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了汗渍和油腻,已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上海人注意到,船上来的人虽然大多衣不蔽体,但一个个倒是挺注意用布把头包得严严实实的。从他们衣服背部依稀缀着个“勇”字看来,这是一支军队。喜欢仔细观察的上海人很快发现他们中也有官兵之分。穿麻鞋的是官,穿草鞋或根本不穿鞋的是兵。可这是谁的军队呢?驻上海的清军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官穿袍,兵着褂,腰间气派地插着排刀,身穿颜色鲜艳的号衣。这些人的黑眼睛、扁鼻子,又显然表明他们是中国人,并非洋军队;他们头顶前部也没有留头发,因此也不会是太平军。所有这一切,都让见多识广的上海人摸不着头脑。他们奔走相告:“叫花子兵来了,叫花子兵来了!”
这支“叫花子兵”即后来大名鼎鼎、成为大清主力国防军的淮军,首领便是李鸿章。李鸿章从家乡招募了这支其貌不扬的军队,专程来支援上海清军对付太平军。李鸿章因个子瘦高及为人清高,还得了个“云中鹤”的雅号。
上海人并不看好这支叫花子兵,李鸿章却为他的子弟兵感到骄傲。他对迎接他的上海官员说:“敝人领导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是能打仗,二是有点土气!”言下之意是,军人的首要本领是打仗,只要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外貌上的土气又算得了什么!本是由同样的水土养就,李鸿章十分了解这些家乡兵。别看他们平时懒懒散散、满脸的匪气和土气,可一上战场就像是换了人,只知勇猛杀敌,比八旗、绿营军要强万分。
太平军攻占苏州不久,忠王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上海官绅筹集白银二十万两,雇用外国轮船,以主事钱鼎铭为代表,顺江而下,寻求曾国藩的支援。钱鼎铭到安庆后对曾国藩说:“江南民众如婴孩盼望慈母、禾苗盼望雨水那样希望曾大帅能够派兵支援,以解上海之围。”面对钱鼎铭的切切恳求,曾国藩深觉棘手。上海的经济和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应全力援助。但派兵少了无济于事;派兵多了,一旦前敌军情吃紧,援军难以回撤,就会打乱整个战略部署。即使曾国藩甘愿冒险,全力救援上海也不可行。当时湘军与太平军多线作战,兵力也不充裕,如抽调一支进军上海,等于是拆东墙补西墙,绝非上策。还有一个原因是曾国藩没有挑明的,那就是上海固然重要,但曾的目标并非上海,而是南京!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攻下南京等于占了头功!上海的繁华纵然令人羡慕,然同南京相比战略地位就差多了,充其量只是一分战场。孰轻孰重,曾国藩怎不明了!钱鼎铭看出了曾国藩的犹豫。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如果肯在曾国藩面前说情,这件事情十有八九能办成。此人就是曾国藩最信任的学生和助手——李鸿章。
钱鼎铭向李鸿章提出支援上海的请求,李鸿章痛快地答应了,同意到曾国藩面前说情。看到李鸿章充满信心的神态,钱鼎铭吁了一口气,知道上海有救了。
曾国藩犹豫不定之际,清廷接到上海危急的奏报,命曾国藩派兵增援上海。一面是朝廷的命令,一面是李鸿章的大力劝说,曾国藩终于打消疑虑,决定发兵上海。其实,促使曾国藩决定出兵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官绅因等不及安庆方面的消息,决定向洋人借师助剿。所谓“借师助剿”,就是借用或雇佣外国军队攻打太平军。洋人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答应帮助中国平定内乱。曾国藩认为,此举纵使解得内忧,之后必有外患!急忙上奏朝廷:“借助洋人军队守护上海,保卫中外人士财产是可行的,但借助洋人军队进剿苏州,收复清朝失地却万万不可!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应当共同守护。而苏州、南京却非通商口岸,如果洋人插手中国内政,将会后患无穷。大清帝国的军队足以自立,就像家长有足够的权威治家一样,没有必要借别人的棍子来教训自家的逆子!”曾国藩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愿留下后患,让洋人捞去更多利益;二是害怕洋兵攻占南京,抢了自己的头功。清廷对此事并未表态。事实上,清廷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救上海之围。这样,曾国藩不得不从自己的队伍里挑选赴沪人选。究竟派谁去解上海之围?一向做事谨慎的曾国藩为此伤透了脑筋。军中有一个叫吴坤修的湘军将领主动请缨,愿领兵援沪。曾国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上海这块大肥肉怎么能轻易给人?曾国藩想起了弟弟曾国荃,如果派他援助上海,自己主攻南京,双份功劳就都落在曾家手中,岂不两全其美?曾国藩心中初步形成援沪计划:于湘军营内亲选六千名精锐士兵调拨曾国荃援沪,同时令曾国荃赶回湖南老家招募八千名新兵补上空缺。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弟并不放心,又将得意门生李鸿章派去做其副手和军师,保证此行万无一失。
正当曾国荃、李鸿章率近万名湘军奔赴上海时,太平军却连战连捷,将清兵洋将打得溃不成军。且轮船运兵一事仍未筹办妥善,只能从陆路到达上海。水路行军,部队可沿江而下迅速到达上海,占得先机。陆路行军,得穿越太平天国占领区,一路上都要攻城夺池奋勇拼杀。况且湘军到上海后曾国荃部也只能听命于上海道台,事事受人节制。曾国荃哪能忍受这种待遇,马上表态不去。曾国藩两相权衡,决定保大弃小,专意进攻南京拿得头功,将上海之事交给别人办理。既然曾国荃不去,李鸿章自然也去不成。曾国藩遇事爱和李鸿章商量,当然要把智囊时刻留在身边,随时听取他的意见。即使曾国藩先前派李赴沪,也是因对鲁莽的曾国荃放心不下而不得已为之。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一直在寻找独当一面的机会,如曾国荃不去,自己单独去更好。但既然恩师不准,李鸿章也不好表现出非要去的意思,只好静观其变。
曾国藩同李鸿章商量派往上海的人选。李鸿章认为湖南人陈士杰做事稳健,能担此任。曾国藩同意了李的建议。陈士杰受命后立即招募一万人整天操练。可时间一天天过去,陈士杰就是按兵不动,甚至接到“老佛爷”(慈禧太后)催促过江援沪的谕旨后仍不见动静。曾国藩责问陈士杰为何拖延至今,陈眼泪汪汪地说,家里还有九旬老母,如果自己牺牲,孤苦伶仃的老妈无以为靠。晚清不比秦汉,孝顺可当成一切事情的借口。曾国藩没心思琢磨陈士杰究竟是孝顺抑或怕死,朝廷已下了几道催促赴沪的诏书,他只能另找合适人选。四十四岁的总兵冯子材跃入了曾国藩的脑海。当时冯驻军镇江,距离上海很近,且其顶头上司都兴阿早想占据上海。曾国藩于是通知冯子材赴上海救援,但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历史给了李鸿章崭露头角的机会。曾国藩终于委派李鸿章赴沪支援。临行前,曾国藩既高兴又惋惜地说:“少荃(李鸿章的号)这一去,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是少了一个得力的帮手。”同时,曾国藩向李鸿章表明,湘军目前无兵可用,上海进剿一事须自己解决。这却难不倒李鸿章,他就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就弄了个淮军出来。
从合肥附近招募兵勇,到编成军队集中安庆,李鸿章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即使这样,朝廷还嫌李动作太慢,不断下旨敦促。练成的淮勇(后改名淮军)共分五营,按营官的名字命名。潘鼎新领鼎字营,刘铭传领铭字营,张树声领树字营,吴长庆领庆字营,张遇春领春字营,五营营官全是李鸿章的同乡。曾国藩虽对李鸿章短时间招募一支军队深感佩服,但对这支新军却很不以为然。当时的淮勇军容不整,根本不懂行军礼、站军姿;军纪亦不严,一副痞子样,尊卑无别。这些都是治军的大忌。李鸿章却对这支军队充满信心。他和他们是同乡,了解他们,也喜欢他们的样子和神态。一支军队的好坏,关键在于能不能打胜仗,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腔调说话。曾国藩同李鸿章商定,淮军的器械装备、饷银粮草、训练方式完全取法湘军。这也是李鸿章后来总提到湘军是淮军母亲的缘故。初创的淮军和湘军一样,主要使用刀矛、小枪,辅以抬枪、小炮、劈山炮等重型武器。这些武器有多厉害呢?我们以每营领到100杆的小枪为例(抬枪每营只有20多杆)。小枪从前膛装火药,然后还得加药线。放枪时点燃药线,如果药线受潮,就成了哑枪。至于抬枪、小炮、劈山炮等也都是些毛病多、威力小的旧式武器。所以李鸿章到上海见到洋枪洋炮时才会惊叹不已,同时改造淮军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淘汰旧式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