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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五七年八月。

　　奇热的天气。P城气象台预报说，这一天的最高气温是摄氏三十九度。这是一个发烧、看急诊的温度，一个头疼、头晕、嘴唇干裂、食欲减退、舌苔变黄而又畏寒发抖、颜面青白、嘴唇褐紫、捂上双层棉被也暖和不过来的温度。你摸一摸桌子、墙壁、床栏杆，温吞吞的。你摸一摸石头和铁器，烫手。你摸一摸自己的身体，冰凉。钟亦成的心，更冷。

　　这是怎么回事？忽然，一下子就冻结了。花草、天空、空气、报纸、笑声和每一个人的脸孔，突然一下子都硬了起来。世界一下子降到了太空温度——绝对零度了吗？天空像青色的铁板，花草像杂乱的石头，空气液化以后结成了坚硬的冰块，报纸杀气腾腾，笑声陡地消失，脸孔上全是冷气。心，失去血色，硬邦邦的了。

　　事情是从七月一日开始的。七月一日，多么美好，多么庄严，多么令人热血沸腾的日子！在这一天以前，中共P城市中心城区委员会的青年干部、办公室调查研究组的组长钟亦成，正像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样，积极热情，慷慨激昂，毫无保留地参加着反右派斗争，他还是办公室领导运动的三人小组的成员呢。然而，七月一日，首都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位文艺评论界的新星写的批判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钟亦成发表在一个小小的儿童画报上的一首小诗。小诗的题目是《冬小麦自述》，拢共不过四句：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

　　冰雪覆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可怜的钟亦成，他爱上了诗（有人说，写诗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不论拜伦还是雪莱，普希金还是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决斗中被杀就是自杀，要不也得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坐牢）。他读了，背诵了那么多诗，他流着泪，熬着夜，哭着、笑着、叨念着、喊叫着、低语着写了那么多，那么多诗，就是这首《冬小麦自述》也写了那么多、那么多行，最后被不知是哪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近视度数很深的编辑全给砍掉了。截至这时为止，钟亦成发表出来的诗只有这四句，而且是配在一幅乡村风景画的右下角。然而这也光荣，这也幸福，这是大地的一幅生生不已的画面，抖颤的小黄菊花，漫天遍地的白雪，翠绿如毡的麦苗和沉甸甸的麦穗……这四句也蓄积着他的许多爱，许多遐想。他在对千千万万的儿童说话。读了他的诗，一个穿着小海军服的胖小子问他的妈妈：“什么叫小麦？小麦比大麦小多少？”“我的孩子，小的不见得比大的小啊，你明白吗？”烫头发的、含笑的妈妈说，她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词句。还有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读了他的四句诗，她就想到农村去，想看一看田野、庄稼、农民、代谢迭替着的作物，还有磨坊，小麦在那里变成了雪白的面粉……多么幸福，多么光荣！

　　然而它受到了评论新星的批评。那是一颗新星，正在红得透紫。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他在自述些什么》。新星说，这首诗发表在五七年五月，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刻，他们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让位”，“杀共产党”，他们用各种形式，包括写诗的形式发泄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刻骨仇恨，变天的梦想，反攻倒算的渴望。因此，对于《冬小麦自述》这首诗，必须从政治斗争的全局加以分析，切不可掉以轻心，被披着羊皮的豺狼、化装成美女的毒蛇所蒙骗。“野菊花谢了”，这就是说要共产党下台，称共产党为“野”，实质上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污蔑我们党毁灭文化遥相呼应。“我们生长起来”，则是说资产阶级顽固派即右派要上台，“我们”就是章罗联盟，就是黄世仁和穆仁智，蒋介石和宋美龄，“冰雪覆盖着大地”，表达了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阴暗、极端仇视、极端恐惧的即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心理，切齿之声，清晰可闻，而且作者的影射还不限于此，“我们孕育着丰收”，其实是号召公开举行反革命叛乱。

　　载着这篇文章的报纸下午才运到P城，临下班以前来到了中心城区委员会。文章像炸弹一样地爆炸了，有的人惊奇，有的人害怕，有的人发愁，有的人兴奋。钟亦成只看了几句，轰地一声，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脸儿烫烫地发起烧来了，评论新星扭住了他的胳臂，正在叭、叭、叭、叭左右开弓地扇他的嘴巴。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什么人呢？怎么不了解了解我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就把我说成了这个样子呢？钟亦成想抗议，但是他发不出声音，新星已经扼住他的脖子。新星的原则性是那么强，提问题提得那么尖锐、大胆、高超，立论是那么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指责是那样严重，那样骇人听闻，具有一种摧毁一切防线的强大人力，具有一种不容讨论的性质。文艺批评是可以提出异议的，政治判决，而且是军事法庭似的从政治上处以死刑的判决，却只能立即执行，就地正法。

　　然而他不能接受，他非抗议不可。一辆汽车横冲直撞，开上了人行道，开进了百货商场；一个强盗大白天执斧行凶，强奸幼女；挖一个三十米深的大坑，把一座大楼推倒在坑里；抱起一挺重机枪，到小学课室里扫射，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不见得比这篇批判文章更令钟亦成吃惊。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我们自己的报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弥天大谎？所有的那些吓死人的分析，分析的是他和他的小小的诗篇吗？他听见了自己的骨渣声，那位评论新星正把他卷巴卷巴放到嘴里，正在用门齿、犬齿和臼齿把他嚼得咯吱咯吱作响。

　　他去找区委书记者魏，老魏的家就在区委会的后院，老魏的妻子就在这个区工作，但是老魏多数情况下仍然住在办公室。灯光下，老魏拿过了那张报纸，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没有听完钟亦成的激动的申辩，他说：“你这个同志呀，不要紧张嘛，要沉得住气嘛，要经得起考验嘛。好好工作！有什么想法，可以谈嘛。”

　　区委书记的话，主要是区委书记的态度，使他安心多了。但当他从走廊走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办公室主任、三人小组组长宋明正在认真阅读评论新星的文章，手捏着红铅笔，圈圈点点。宋明同志，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来就有点发怵。宋明长着一副小小的却是老人一样的多纹络的面孔，戴着一副小小的、儿童用品一样的眼镜，最近刚与老婆离了婚，从早到晚板着面孔，除去报刊和文件上的名词他似乎不会别的语言。给钟亦成印象最深的是一年以前，钟亦成曾经发现，在宋明的工作台历上，和密密麻麻的“催××简报”、“报××数字”、“答复××询问事项”、“提××名单”等事项并列的还有“与淑琴共看电影并谈话”（淑琴是他妻子的名字，当然，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婚）以及“找阿熊谈说谎事”（阿熊是他的儿子的名字，现年六岁）。现在，评论新星的文章引起了宋明的注意，肯定，他的工作台历上将要出现新的项目，如“考虑钟亦成《自述》一诗”之类，这令人未免发毛。

　　钟亦成找了自己的恋人凌雪。凌雪说：“这简直是胡扣帽子！是赤裸裸的陷害和诽谤，是胡说八道！”又说：“也不能他说什么就算什么啊，不用理他！别发愁，劳驾，走，咱们上街喝一杯冷牛奶！”

　　凌雪的话使钟亦成的心活动了些，抬起头，天没有塌下来，跺跺脚，地没有陷下去。钟亦成还是钟亦成，爱情还是爱情，区委会还是区委会。但他觉得凌雪把问题看得简单了，她怎么体会不到，“新星”的咄咄逼人的架式和语言后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危险！

　　什么危险？他不敢想。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能想象这危险。但他从七月一日这一天产生了一种如此令人懊恼又令人羞辱的心理：他非常注意旁人对他的态度，注意别人的眼和脸。可能是他神经过敏，也可能确是事实，他觉得绝大多数人在这一天以后程度不同地对他改变了态度——他知道，这是“新星”的文章的效应。有人见了他习惯地一笑，但笑容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就被撤销了，脸部肌肉的这种古怪的运动可真叫人难受！有人见了他照例伸出了手，匆匆地一握——眼睛却看着别处。有些特别熟悉的同志，见了他不好不说几句话，但说的话颠三倒四，显然是心不在焉。只有宋明，见了他以后态度似乎比往日更好一些，宋明的彬彬有礼和从容不迫后面包含着一种自负，一种满足，却绝没有虚伪。

　　八月，形势急转直下。先是上级批评了这个区的反右运动，说是这里的运动有三多三少：声讨社会上的右派多，揪出本单位的右派少；揪出来的人当中留用人员多，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别是党内的少；基层里揪出来的多，区委领导机关里揪出来的少。接着宋明在各种会议上发动了攻势，并贴出了大字报，指出这里的运动所以迟迟打不开局面，是由于老魏手软，温情，领导人本身就右倾，还能搞好反右派斗争吗？例如，首都某报纸已经对钟亦成的反党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区委这里却按兵不动，甚至还让钟亦成继续混在办公室的三人小组之中，这难道不能说明老魏在政治上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了吗？果然，在上级和宋明的夹攻之中，老魏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钟亦成也被“调”出了“三人小组”。紧跟着，各部门的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呼啦呼啦地揪出了许多人。揭发钟亦成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地出现了。真奇怪，一个好好的人只要一揭就会浑身都是疮疤。钟亦成曾经嘲笑过某个领导同志讲话啰嗦，钟亦成曾经说过许多文件、简报、材料无用，钟亦成曾经说过我们的党群关系有问题……越揭越多，使钟亦成自己也完全懵了。终于，在奇热的这一天，他被叫去谈话，和他谈话的主要领导人是宋明，老魏也在场。

　　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新阶段，而一切的连续性，中断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

　　红袖章的火焰燃烧着炽热的年轻的心。响彻云霄的语录歌声激励着孩子们去战斗。冲呀冲，打呀打，砸烂呀砸烂，红了眼睛去建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却还不知道对手是谁。

　　但是有标签。根据标签，钟亦成被审问道：

　　“说，你是怎么仇恨共产党的？你是怎样梦想夺去你失去的天堂的？”

　　“说，你过去干过哪些反革命勾当，今后准备怎样推翻共产党？”

　　“说，你保留着哪些变天账，你是不是希望蒋介石打回来，你好报仇雪恨，杀共产党？”

　　集体念语录：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飕，一皮带，嗡，一链条，喔噢，一声惨叫。

　　“说，说，说！”

　　“我热爱党！”

　　“放屁！你怎么会热爱党？你怎么可能热爱党？你怎么敢说你热爱党？你怎么配说你热爱党？你这是顽固到底！你这是花岗岩脑袋！你这是向党挑战！你这是不肯认输，不肯服罪！你这是猖狂反扑！我们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

　　飕和嗡，皮带和链条，火和冰，血和盐。钟亦成失去了知觉，在快要失去知觉的一刹那，他看到了那永远新鲜、永远生动、永远神圣而且并不遥远的一切。

二

　　一九四九年一月。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向P城发动了总攻击。两天之后，P城党的地下市委通知各秘密支部：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灭亡前的疯狂破坏，防止地痞流氓、社会渣滓利用新旧历史篇章迭替中可能出现的空白页进行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各支部要按照近两个月来反复研究和制定了的迎接解放的部署，立即付诸行动。

　　P城省立第一高中的学生、三个平行支部之一的支部书记、入党已经两年半的十六岁的候补党员钟亦成，在接到上级联系人的通知以后，打破秘密工作的常规，连夜把他所联系的四名党员（其中有一名是年逾五十的数学教师）、十三名盟员召集到一问早已弃置不用的锅炉房地下室里，在闪烁着微弱的光焰的蜡烛照明之下（发电厂早就不发电了），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然后用短促有力的话语为这十七个人分配了任务。十七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为党员和盟员队伍的壮大兴旺而欢欣鼓舞，为有钟亦成这样干练、这样聪明、这样富有忘我精神的指挥员而感到放心和自豪。回到宿舍，正是午夜沉沉的时刻，他们叫醒了北斋所有的住校生，钟亦成说道：

　　“同学们，现在，解放大军已经攻进了城，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就要结束了！中国的几千年的人吃人的历史就要结束了！天亮了！繁荣、富强、自由、平等、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根据华北学联的要求，我们要组织护校、护城、防止破坏，保护国家名胜古迹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凡愿意参加的，到这边来领袖标……”

　　钟亦成亮出了早已准备好了的学联的旗帜和袖标，同学们各自的脸上分别呈现出了惊喜、诧异、迷惘、恐惧的表情。学生当中本来还有少数的特务分子和从解放区逃出来的反动地富的子弟，他们已在前不久被“剿总”招到“自救先锋队”里，准备和共产党决一死战去了。这样，学生宿舍里剩下的大多还是比较正派的学生。很快，在秘密党员和盟员的带动之下，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新社会的先锋”等豪言壮语的鼓动之下，除了少数几个嘴唇哆嗦的胆小鬼以外，大多数同学都响应了号召，他们佩戴上了红袖标，他们撬开了体育室的门（学校行政负责人已经不知去向），每人拿了一根“童子军”军棍做武器，列队向校外走去。至于那位党员教师，他以教联的名义组织在校的教职员工护校。

　　天色微明了，冷风料峭，炮声停止了，枪声还在时紧时慢地鸣响着，有远处传来的炒豆般的劈劈啪啪的声音，也有近处子弹划破空气所发出的尖厉的“啾”“啾”声，四处充满了硝烟的气味。街道上阒无一人。所有的商店都关紧了门窗，上着厚重的木板。日常行驶在大街上的仅余的几辆破破烂烂、叮咣作响的有轨电车和改装烧木柴的、烟气刺鼻的公共汽车根本没有出场，洋车（黄包车）、三轮和排子车也失去了踪迹。连在这个一切都日渐紧缩和衰败的城市唯一急速膨胀、扩大着的乞丐队伍也不知道收缩到哪里去了。只有街头堆置的、散发着刺鼻的腐臭气味的、五颜六色的垃圾，使你能够想起这个城市的居民，想到他们的正在腐烂、正在死亡、正在沉沦、正在蜕变和正在新生的生活。

　　钟亦成带领着一支由三十多个年轻的中学生组成的队伍走过来了。他们当中，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十四岁，平均年龄不到十八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冻得鼻尖和耳梢通红，但是他们的面孔严肃而又兴奋，天真、好奇而又英勇、庄重。他们挺着胸膛，迈着大步，目光炯炯有神，心里充满着只有亲手去推动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车轮的人才体会得到的那种自豪感。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消灭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

　　钟亦成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他最喜爱的这首歌的雄强有力的合唱。“跟紧！”“站齐！”“向左转！”钟亦成神态凛然地指挥着队伍，向他们负责保卫的金波河石桥进发。在接近这座古老的、成为联结河东河西两岸的交通要冲的石桥的时候，从十字路口的南侧，又出现了一支由女中的学生组成的队伍，她们衣着朴素，面黄肌瘦，好像生在贫瘠干旱的山坡的树苗一样长得都不怎么舒展，但一个个也是神采奕奕，动作迅速而且整齐，俨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女兵队伍。钟亦成立即认出了带队的女孩子——凌雪。

　　凌雪是私立静贞女中初三的学生，圆脸，窄额头，短发，长着一双目光非常沉稳和善的眼睛，一个端正、秀美、光泽和神气的鼻子，一张总是带着笑意的、却又常常是闭得紧紧的嘴。一九四七年，在五个大学的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反内战、反饥饿营火晚会上，一九四八年抗议伪参议会主使屠杀东北流亡学生的游行中，以及后来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办的一些电影晚会上，他们见过几次面而且交谈过。今天，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在即将属于人民所有的城市的街头邂逅，而且各自带着一支队伍——这说明了他们的即将公开的政治身份，两个人脸上都显出了明朗的、会心的笑容，一种比爹娘、比兄弟姐妹还亲的革命感情暖热了他们的心胸。“天亮了！”钟亦成向凌雪扬起手，喊道。

　　凌雪正要回答钟亦成的招呼，一阵枪声传来，沿着干涸了的旧河道，仓惶逃过来两个国民党败兵，有一个显然是腿部负了伤，绿裹腿被血迹染得殷红，一跛一拐。另一个是个大个子，满脸络腮胡子，手里端着步枪，像个凶神。钟亦成连思索都没思索，大喝一声“站住！”就从两米高的桥端向着这个大个子扑了过去，他和大个子一起摔倒在地上，他闻到了大个子身上的哈喇和霉锈的气味，他举起了“重子军”军棍，又喝了一声：“缴枪，举起手来！”这时，男学生和女学生也都冲了过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两个国民党败兵慌忙举起了手，那个跛子还跪到了地上。败兵们根本没有分析他们的对手的实力，他们没有想到抵抗也无法抵抗，正像年轻的孩子们没有想到危险也并不存在危险。革命正在胜利，他们也正在胜利，就连从两米高蹿下来的钟亦成，不但没有摔坏，甚至也没有磕碰着一块皮肤。“押到那边去！”他下令说，像战场上的指挥员。“祝贺你！一来就成功了。”凌雪笑着走过来，像大人那样地与钟亦成握了一下手，然后集合起自己的队伍，转身前进了。

　　“你们负责哪里？”望着女学生们的背影，钟亦成发问。

　　“鼓楼。”凌雪回过头来，答道，她又高高举起右手，向钟亦成挥了一挥，她喊道：

　　“致以布礼！”

　　什么？布礼？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的敬礼！钟亦成听说过，在解放区，在党的组织和机关之间来往公文的时候，有时候人们用这两个字相互致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还是头一次从一个活着的人，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好同志口里听到它。这真是烈火狂飙一样的名词，神圣而又令人满怀喜悦的问候。布礼！布礼！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一九六六年六月。

　　他苏醒过来了。

　　他看见了戴红袖章的青年们。绿军装，宽皮带，羊角一样的小辫子，半挽起来的衣袖……他们有多大年纪？和我在一九四九年一样，同样是十六岁吧？十七岁，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年岁！一个戴袖标的年岁！除了懦夫、白痴和不可救药的寄生虫，哪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不想用炸弹和雷管去炸掉旧生活的基础，不想用鲜红的旗帜、火热的诗篇和袖标去建立一个光明的、正义的、摆脱了一切历史的污垢和人类的弱点的新世界呢？哪一个不想移山倒海，扭转乾坤，在一个早上消灭所有的自私，虚伪和不义呢？十七岁，多么激烈、多么纯真、多么可爱的年龄！在人类历史的永恒的前进运动中，十七岁的青年人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大军呀！如果没有十七岁的青年人，就不会有进化，不会有发展，更不会有革命。

　　“亲爱的革命小将们！”他喃喃地说。

　　“放屁！你竟敢拉拢我们，快闭住你的狗嘴！”

　　又是一阵疼痛和晕眩。为什么这样灼热呢，难道他们点起了一把火，把他投到火焰里？难道在他身上浇了汽油，要点燃他的身体？他们那样热情，那样富有献身精神，那样相信革命的号令，他们本来可以做多少事情！

　　“致以布礼！”再一次失去知觉的时候，钟亦成突然这样喊了一句，带血的嘴角上现出了发自内心的笑意。

　　“什么？他说什么？置之不理？他不理谁？他这条癞皮狗敢不理谁？”

　　“不，不，我听他说的是之宜倍勒喜，这大概是日语，是不是接头的暗号？他是不是日本特务？”

　　“报告，他醒不过来了。他是不是——死了？”

　　“不要慌。一个敌人。一条癞皮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九七○年三月。

　　在“清队”学习班。宣传队的一位刚刚长出了一圈黑胡子的副队长，斜叼着烟，包着眼，用含混不清的（他认为大舌头、结巴、沙哑和说话不合语法乃是老资格和有身份的表现）语言，对钟亦成说道：

　　“你的历史，彻头彻尾的伪造，不老实，你的问题很严重。本来，像你这样的，交给公安局专政，条件满够，比你轻的都有枪毙的。一群什么样的牛鬼蛇神，乌龟王八蛋，你们自己清楚。什么十五岁入党，十七岁候补党员当支部书记，骗谁？你填表了么？谁批准的？在哪里宣的誓？为什么只有一个介绍人……”

　　“那是在地下，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我看那是假共产党！”

　　“您不能这么说，您怎么能这么说！”

　　“你老实点！”

　　“我……”

　　“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中央军，你一个小小的钟亦成，还敢不老实吗？”

　　“……”

三

　　一九四九年一月。

　　这是一个濒于死亡的城市。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明，昔日的荣华，留下的只有灰色的虚影。矗立在你眼前的却是大街小巷直到闹市路口上的成山的垃圾。穷人的孩子整天蠕动在垃圾山上，用特制的粗铁丝爪子扒拉着，刨着，寻找还有什么宝贝能被自己捡起——一点没有烧透的煤核，一团菜叶，一把蚕豆皮或者是一堆招惹了无数绿头苍蝇的鱼头，报纸上多次报道过吃了腐坏的鱼头的贫民家庭，全家中毒，“大小十三口一时毙命”之类的消息，但是穷孩子们还是视之如珍宝。“行好的老爷太太，有剩的给一口吃吧！”到处都是这样的凄婉的行乞哀嚎，组成了这个城市的主旋律。与之相呼应的，则是警笛、吵架、斗殴、哑声叫卖耗子药和千奇百怪的像叫春的猫和阉了尾巴的狗的合唱一样的流行歌曲。三岁的小孩在那里唱“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唱“我的心里两大块”……冬天，赤身露体的叫花子为了激起一些人的怜悯，故意用大砖头照着自己的凹陷的胸肋拼命砸下去，还有的干脆用一把利刃割破颜面上的血管，把鲜血涂得满脸都是。就在他们的身边，从著名的饭馆珍馐楼的明光闪闪的玻璃门里，走出来脑满肠肥的官员、富商和挽着他们的胳臂的身穿翻毛皮大衣、涂着血红的嘴唇的女人……

　　但就在这个腐烂的、散发着恶臭的躯体里，生长着新的健康的细胞，新的活力。它就是党，党的地下组织，许多地下党员，以及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们。这些在敌人的心脏里，在军、警、宪联合组成的有权就地处决“匪谍”的执法队的刺刀尖下，在牛毛般的特务的追踪之下，在监狱、大棒、老虎凳的近旁进行革命活动，配合解放军的作战的革命家们当中，有许多年轻人，有许多像钟亦成这样年龄、甚至更小的严肃的孩子。他们是孩子，他们不带任何偏见地去接受生活这个伟大的教师的塑造。他们来到世间以后上的第一课是饥饿、贫困、压迫、侮辱和恐怖，他们学到手的自然就是仇恨和抗争。我们党的城市工作——地下工作干部在这些孩子们的充满仇恨和抗争的愿望的心灵上点燃起了革命真理的火炬。一开始用邹韬奋和艾思奇的著作，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小册子，用香港和上海出版的某些进步书籍来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到了光明，听到了另一种强有力的、符合人民的心愿的、召唤着他们去斗争、去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的声音。然后，他们进一步得到了在《老残游记》《金粉世家》的书皮下面的新华社电讯稿、陕北广播记录稿、土地法大纲直到《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于是他们变得严肃了，长大了，他们自觉地要求为埋葬旧王朝和创造新世界而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们严肃地考虑了参加革命活动所冒的危险，他们有牺牲的决心和牺牲的准备，他们在还不到十八岁的时候就入了党（钟亦成入党的时候只有十五岁）。而由于秘密工作的特点，在一个单位要组成几个互相毫无所知的秘密支部，这样的平行支部多了，才不容易被破坏。这样，在党的组织获得较快的发展的时候，甚至候补党员也充当了支部书记。他们还孩子气，他们对革命、对党的了解还不免肤浅和幼稚，然而，他们又是毫不含糊的、英勇无畏的、认真负责的共产党员。

　　解放P城的战斗结束后第三天，钟亦成接到通知去S大学礼堂参加全市的党员大会。严寒的天气，钟亦成身上穿的棉袄是四年以前他十三岁时母亲给他缝的，已经太小了，冻青了的手腕露在外面，胳肢窝紧巴巴的，举动不便；他的下身，御寒的只有一条早已掉光了绒毛，“赶”成了一个个小疙瘩的绒裤。除了上衣口袋里有一支破钢笔和一个小本子以外，他的样子并不比沿街行乞或者爬在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孩子们强多少。但是，他的浓而短的眉毛像双翅一样地振起欲飞，他的脸上呈现着由衷的喜悦和骄傲，他的动作匆忙而又自信：我们胜利了，我们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和全中国的全权的主人。他走在顺城街上，看到沿街颓败的断垣和旧屋，他想：我们要把这一切翻个个儿。他还看到一辆又一辆的军车在抢运垃圾。战斗一停止，军车就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投入了这场清除垃圾的战斗，眼看就要把秽物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而P城的垃圾问题，曾经被国民党的伪参议会讨论过三次，作过三次决定，收过无数次“特别卫生捐”，拨过许多次“特别卫生费”，最后还由伪中央政府的监察院前来调查了多少次，其结果却是官员们吞没费用而垃圾在吞没城市。现在呢，刚解放三天，垃圾已处于尾声，丧失了它的全部威力，这是我们把它消灭的，钟亦成想。他又看见了几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在寒风中瑟缩地发抖。别忙，我们会使你们成为文明的、富裕的、健康的有用人材。他走近S大学，他看到了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臂上佩戴着“P城卫戍司令部”的标志的战士，他迫不及待地远远地就掏出来上级给他发的红色入门证，向警卫战士挥动：“我是党员。”入门证是会说话的，它在向战士致敬：“致以布礼！”战士怀着敬意向年轻的秘密党员微笑了，“我们会师了。”这笑容说道。“我们再不怕逮捕和屠杀了，因为有了你们！”钟亦成也报之以感激的笑容。这次党员大会要谈什么呢？走近礼堂的时候钟亦成想，会不会会后组织一部分人去台湾呢？要知道，我们是饶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了，以我的年龄，更便于隐蔽和秘密活动。那就又会看到国民党军、警、宪的刺刀，又要和C.C，和中统打交道……那更光荣，我一定第一个报名。

　　他走进了礼堂，倏地一下，他惊呆了。

　　原来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黑压压的一片，上千！P城有二百万人口，上千名党员，这在日后，在共产党处于公开的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也许是太稀少了，然而，在解放以前，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在无边的黑暗里，每一个党员，就是一团火，一盏灯，一台播种机，一柄利剑，培养和发展一名党员，其意义绝不下于拿下敌人的一个据点和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阵地。在严酷斗争的年月，每个党员都是多么宝贵，多么有分量！习惯于单线联系的钟亦成，除了和上级一位同志和本支部的四名党员（这四名党员在四天以前彼此从不知晓）个别见面以外，再没有见过更多的党员。如今，一下子看到了这么庞大的队伍，堂堂正正地坐在大礼堂里，怎么能让人不欢呼、不惊奇呢？他好像一个在一条小沟里划惯了橡皮筏子的孩子，突然乘着远航大轮船行驶到了海阔天空、风急浪高的大洋里。

　　何况，何况悲壮的歌声正在耳边激荡：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一个穿军服的同志（当然，他也是党员！）大幅度地挥动着手臂，打着拍子教大家唱《国际歌》。过去，钟亦成只是在苏联小说里，在对于布尔什维克们就义的场面的描写中看到过这首歌。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你要打铁就得趁热……

　　这词句，这旋律，这千百个本身就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一钱不值的“罪”人——趁热打铁的英雄的共产党员的合唱，才两句就使钟亦成热血沸腾了。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悲壮、这样激昂、这样情绪饱满的歌声，听到这歌声，人们就要去游行，去撒传单，去砸烂牢狱和铁锁链，去拿起刀枪举行武装起义，去向着旧世界的最后的顽固的堡垒冲击……钟亦成攥紧了拳头，满眼都是灼热的泪水。泪眼模糊之中，台上悬挂的两面鲜红的镰刀锤子党旗，党旗中间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巨幅画像，却更加巨大，更加耀眼了。

　　礼堂其实也是破破烂烂的。屋顶没有天花板，柁、梁、檩架都裸露在外面，许多窗子歪歪扭扭，玻璃损坏了的地方便钉上木板甚至砌上砖头，主席台下面生着两个用旧德士古油桶改制的大炉子，由于煤质低劣和烟筒漏气，弄得礼堂里烟气刺鼻，然而所有这一切，在鲜红、巨大、至高无上的党旗下，在崇高、光荣、慈祥的毛主席像前，在雄浑、豪迈、激越的国际歌声当中，已经取得新的意义、新的魅力了，党的光辉使这间破破烂烂的礼堂变得十分雄伟壮丽。

　　解放P城的野战部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在地下市委的基础上刚刚充实起来的新市委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们，原地下的学委、工委、农委的负责人们，早在战斗打响以前便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P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们……坐满了主席台。他们穿着草绿色的旧军装或者灰色的干部服，服装都是成批生产的，穿着并不合身，而且由于从来顾不上浆洗熨烫，都显得皱皱巴巴。他们一个个风尘仆仆，由于熬夜，眼睛上布满了血丝，他们当中最大的不过五十岁，大部分是三四十岁，还有一些是二十岁刚过的领导人（这在钟亦成看来已经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了），大都是身材精壮、动作利索、精力充沛；没有胖子，没有老迈，没有僵硬和迟钝。从外表看，除了比常人更精神一些以外并无任何特殊，但他们的名字却是钟亦成所熟悉的。其中几个将领的名字更是不止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报纸上，那些造谣的报纸无聊透顶地刊登过这些将领被“击毙”的一厢情愿的消息。现在，这些在国民党的报纸上被“击毙”过的将领，以胜利者、解放者、领导者的身份，在战斗的硝烟刚刚散去的P城的讲台上，向着第二条战线上的狙击兵们，开始发表演说了。

　　一个又一个的领导同志作报告。湖南口音，四川口音，山西口音和东北口音。他们讲战争的局势，今后的展望，国民党对于P城的破坏，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每个领导人的讲话都那么清楚、明白、坦率、头头是道、信心十足，既有澎湃的热情、鼓动的威力，又有科学的分析、精明的计算；像火线宣传一样地激昂，又像会计师报账一样地按部就班，巨细无遗；却没有在刚刚逝去的昨天常常听到的那些等因奉此的老套，陈腐不堪的滥调，哗众取宠的空谈，模棱两可的鬼话和空虚软弱的呻吟。这不再是某个秘密接头地点的低语，不是暗号和隐喻，不是偷偷传递的文件和指示，而是大声宣布着的党的意志，详尽而又明晰的党的部署，党的声音。钟亦成像海绵吸水一样地汲取着党的智慧和力量，为这全新的内容、全新的信念、全新的语言和全新的讲述方式而五体投地、欢欣鼓舞，每听一句话，他好像就学到了一点新东西，就更长大了、长高了、成熟了一分。

　　不知不觉，天黑了，谁知道已经过了多少个小时？电灯亮了。多么难能可贵，由于地下党领导的工人护厂队的保护，发电厂的设备完好无损，而且在战斗结束四十几个小时以后，恢复了已经中断近一个月的照明供电。多么亮的灯，多么亮的城市！但是，随着灯亮，钟亦成猛然意识到：饿了。

　　可不是吗，中午，为了赶来开会，他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只是在小铺子里买了两把花生米，现在，已经这样晚了，怎么能不饥肠辘辘呢？

　　好像是为了回答他，主持会议的军管会副主任打断了正在讲话的市委领导，宣布说，市委第一书记最后还要作一个较长的总结报告，估计会议还要进行三个小时左右，为了解决肚子里的矛盾，刚才派出了几辆军用吉普去购买食品，现已买回来了，暂时休会，分发和受用晚餐。

　　于是满场传起了烧饼夹酱肉，大饼卷果子，螺丝转就麻花，也还有窝眼里填满了红红的辣咸菜的小米面窝头和煎饼卷鸡蛋。簸箩、提篮、托盘、口袋，五花八门的器具运送着五花八门的来自私商小店的食品，看样子买光了好几条街的小吃店。钟亦成的座位靠近通道，这些食品他看得清楚，馋涎欲滴，烧饼油条之类对于生活穷困的他来说也是轻易吃不着的珍品啊。但他顾不上自己吃，而是兴高采烈地帮助解放军同志（大会工作人员）传递大饼麻花，远一点的地方他就准备合度地抛掷过去，各种简朴而又适口的食物在刚刚从“地下”挺身到解放了的城市的共产党员们的头上飞来飞去，笑声，喊声——“给我一套！”“瞧着！”“还有我呢！”响成一片，十分开心。革命队伍，党的队伍在P城的第一次会餐，就是这样大规模地、生气勃勃地进行的，它将比任何大厅里的盛宴都更长久地刻印在共产党员们的记忆里。像战士一样匆忙、粗犷，像儿童一样赤诚、纯真，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亲相爱……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共产主义是一定能实现的。

　　可是，钟亦成是太兴奋了，食物一到手他立即传送给别人，似乎快乐就产生在这一收一递里，结果，他却没有留给自己。接连三个柳条编的大簸箩都见了底，第四批食品却不见来，原来，食品已经分发完毕了。由于饿，也许更多地是由于高兴，人们狼吞虎咽，风扫残云一样地速战速决，全歼了食物，人们开始掏出手绢擦嘴擦手了，可钟亦成还在饿着。芝麻、面食和肉食的余香还在空气中摇曳，胃似乎已经升到了喉咙处，准备着冲出他的身体，向着远处一个细嚼慢咽的同志手里的半块烧饼扑去。

　　就在钟亦成被饥饿搅得头昏眼花、狼狈不堪，但又觉得十分可喜、可乐的时候，从他的座位后面伸过来一只手，人还没看清，却已经看到了那只手里托着的夹着金黄色的油条和烧饼。

　　“拿去。”

　　“你？”

　　她就是凌雪。她笑着说：“我坐在你后面不远，可你呢，两眼睛光注意看前边了。后来看你高兴的那个样儿，我寻思，可别忘了自己该吃的那一份……”

　　“那你呢？”

　　“我……吃过了。”

　　显然不是真话，推让了一番以后，两个人分着吃了。钟亦成觉得好像有些羞愧，可又很感激，很幸福。他每嚼一下烧饼，都显得那么快活，甚至有点滑稽，凌雪笑了。

　　麦克风发出尖厉的啸声，人们安静下来，凌雪也回到自己的位子。钟亦成继续聚精会神地听报告，他没有回过头，但是他感到了身后有一双革命同志的友爱的眼睛。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反正已经是深夜了，散会，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出大门的时候，有一位部队首长看到了钟亦成的不合身的小棉袄，露在袖口外面的细瘦的手腕，“小同志，你不冷吗？”首长用洪亮的声音说，同时，脱下自己身上的、带着自己的体温的长毛绒领的崭新的棉军大衣，给钟亦成披到了身上。快乐的人流正推拥着钟亦成向外走，他甚至没有来得及道谢一声。

　　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

　　在这二十余年间，钟亦成常常想起这次党员大会，想起第一次看到的党旗和巨幅毛主席像，第一次听到的国际歌，想起这顿晚餐，想起送给他棉大衣的，当时还不认识，后来担任了他们的区委书记的老魏，想起那些互致布礼的共产党员们。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退色，然而，这记忆却像一个明亮的光斑一样，愈来愈集中，鲜明，光亮。这二十多年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世界大同是完全可能的，全新的、充满了光明和正义（当然照旧会有许多矛盾和麻烦）的生活是能够建立起来和曾经建立起来过的。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从十三岁接近地下党组织，十五岁入党，十七岁担任支部书记，十八岁离开学校做党的工作，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他为之而斗争的信念是崇高的信念，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戴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六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里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伤感，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得再多，也无法遮掩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哪怕只是回忆一下这次党员大会，也已经补偿了一切。他不是悲剧中的角色，他是强者，他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