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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那时候，我唱着这个歌走过各条街巷，我觉得，整个旧世界都在我的脚下……”“一九四八年，一九四八年我们唱：‘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一九四九年呢？”“一九四九年的歌儿可太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旗一举满天红啊’”“一九五○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一九五一年，‘雄赳赳，气昂昂’，‘长白山一条条……’记得那时候我们都要求到朝鲜去吗……”他们唱起来了，嘹亮的歌声填补了被剥夺的一切，嘹亮的歌声里充满了青春的动人的光明和幸福。他们就这样回忆着、温习着那纯洁而激越的岁月，互相鼓舞，互相慰藉着那虽然受了伤、却仍然是光明火热的心。

　　他们唱得太高兴了，甚至没有听见敲门响，也没有听见门被推开的声音。及至听到了“小钟”、“小凌”的招呼和脚步声，他们转过头来一看，客人真好比是从天上降落到了他们的面前。三个人：区委书记者魏和他的多病的妻子，他的汽车驾驶员小高。

　　经过运动，老魏也瘦了，下眼皮似乎略有浮肿，嘴角上的纹络也更明显了。老魏的妻子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妇女工作干部，黑瘦黑瘦的，在对钟亦成进行“批斗”的过程中，她没有说过一句话，而且，她总用一种大惑不解的、同情和安慰的眼光看着他，这使钟亦成铭记不忘。被批斗的日子里，谁给钟亦成倒过一杯水，谁见面的时候向他点过头、微笑过，谁发言的时候用了几个稍许有分寸一点的词汇，这都被钟亦成牢牢地记在心里，终生感激。老魏夫妻俩带着友谊，带着和善的笑容出现了，只有汽车驾驶员，年轻的小伙子，踮着一只脚，嘬着牙花，显出一种不耐烦的样子。

　　“好你个小钟，你们竟然向我封锁消息。”老魏大声说，他的关心和慈爱的态度使钟亦成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初第一次党员大会上送给他军大衣的情景。老魏招招手，妻子拿出了礼物：一对刺绣的枕套，一本相片册，两本精装的美术日记。

　　“拿酒来，让我们为你们俩的幸福干一杯……”他喊道。

　　“可是，可是……”钟亦成尴尬了，手足无措了，“我们没有酒啊。”他小声说，声音是颤抖的。

　　“什么，什么？”老魏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为什么没有酒？这是喜酒啊，我们可是来喝喜酒的啊！”

　　“没有就算了，天也晚了。”老魏的妻子温和地说。

　　“我不喝。”驾驶员简短地声明。

　　“但是我要喝，我一定要喝你们的喜酒。”老魏似乎是负气地说，“为什么没有酒？为什么没有酒啊？”他大喊道，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悲怆，他的眼睛是湿润的，钟亦成，凌雪，老魏的妻子，连驾驶员都不由得被触动了。

　　“小高，你给我买酒去！”他看了看表，用战争中下达军令的不容商讨的坚决态度说，“半个小时内完成任务。他们不招待，我们敬他们，我们将他们的军！”他笑了起来。

　　小高从书记的神色里知道这确实是一个不能打折扣的任务，他匆匆地走了。二十多分钟以后，小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真糟糕，商店早就关了门，火车站附近的昼夜售货部偏偏又赶上月底结账，停止营业一天。”他说。“咱们家就没有一点酒吗？”老魏带着质问、带着莫名的怒火问他的妻子。“没有。”他的妻子抱歉地说，似乎喝不上喜酒是由于她的过错，“你又不喝。医生也不让你喝……对了，咱们还有一瓶料酒，那是炒菜用的。”“料酒能不能喝？当然，要喝也不会被禁止。”老魏自问自答，下令说，“把房门钥匙给小高，就把那瓶料酒取来！”

　　小高走了以后，他说这，说那，只是不说那分明刚刚发生过的事，没有说那刚刚开始的苦难。一瞬间，钟亦成也忘记了这些荒谬绝伦的事情，从老魏到来的那一刻起，他好像有了依靠，有了主心骨。好像在睡梦中被魇住以后听到了醒着的人的呼唤，只要一活动，一睁眼，所有的恐怖和混乱就会丢到冥冥之中去了……

　　小高回来了，拿回来的不是料酒，而是一瓶尚未启封的茅台——小高拿来了自己家的“储备”。

　　“为了钟亦成同志和凌雪同志的新婚，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他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为了……总会……干杯！”

　　老魏庄严地举起了杯，钟亦成和凌雪也举起了杯，他们喝下了这暖人肺腑的“喜酒”，杯中半是茅台，半是热泪。

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列车在一望无垠的冬日的原野上飞驰。青纱帐撤去了，视线没有遮拦，世界显得更是无边地辽阔了。初冬，还没有积雪，田野上秋收作物的茬子和虽然略有瑟缩却仍然没有退尽绿色的冬小麦清晰可见。“孕育着丰收”的冬小麦啊，结果却孕育了苦难。是不可思议吗？事出有因吗？在劫难逃吗？赶上“点”了吗？还是党的一种特殊的教育自己的儿女、考验自己的儿女的方式呢？不论是什么，作为党的一个忠诚的战士，他要从积极方面接受这一切。老魏出席了他的婚礼。许多的同志也仍然是友好地、正常地对待他。“划清界限”，这本是暂时在一种压力下才发生的，待到压力稍稍放松，“界限”就不那么严酷了。还有凌雪，她那么体贴，那么痴情，用十倍于往昔的温存温暖着他那颗受了伤的心。

　　别的“右派”早就下乡“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去了（钟亦成不爱说“劳动改造”，因为那四个字叫人联想到囚犯），但是老魏通知钟亦成，“等一等”。据说他的问题还要复查。这给他带来多少希望，他不敢想这样的幸福，正像原来不敢想象这样的灾难。他梦见了机关支部书记找他谈话。支部书记通知他，对他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了。虽说仍然是严厉的处分，然而他感激得哭醒了，醒来，枕中已经湿了一大片。半年过去了，每天早晨他都充满了希望，每天晚上他都祝祷着明天。到了明天，乌云就会散去了，一切就都会好了；到了明天，所有的冤屈，所有的愁苦，将会变成一个宽厚而又欣慰的微笑了。但是，最后，通知他：“这次运动一律不搞复查。”真是奇怪，所有的运动都有复查，“三反”“五反”时候打的那么多“老虎”经过复查都解脱了，唯独这次运动，不准复查。“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希望你今后好好努力，只要自己努力改造思想，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党的队伍。”临下乡前，在办公室，老魏对他这样说，这样说也给他带来无限的温暖啊！

　　现在，他坐在列车上了。他的眼前仍然浮现着站台上送行的凌雪的努力含笑的脸。“一路顺风！”车开动之后，凌雪用抖颤的声音喊道。这声音的抖颤使钟亦成感到那么悲怆。“凌雪，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他想哭了……

　　汽笛长鸣，机轮铿锵，车头粗重地喘气，烟囱放出浓烟。车过桥梁时大地猛烈地颤抖，车过隧道时车厢一片漆黑（乘务员忘记了打开灯）。车厢喇叭里响彻了大跃进和豪言壮语和“超英赶美”的气壮山河的歌声，各车厢正在举行红旗竞赛。列车员除了不停地打扫、送水以外，还要说快板、读报，进行政治宣传，用自己的声带和广播喇叭比赛。这一切都像鼓槌一样地敲打着钟亦成的心房，使他渐渐地把对城市、对凌雪的依恋之情暂时放在一边，过去的让它永远地过去吧，生活仍然是这么强健、这么红火、这么吸引人。我才二十六岁嘛，时间在前面，未来在前面，唯有一心向前！他自言自语说。其实，早在上火车之前他就多次对自己这样说过，但只是现在，在车厢的嘈杂和明明暗暗的多变的光照之中，在他贪婪地隔着车窗注视着正在掠过、正在飞旋的田野、道路、池塘、房屋的时候，他才当真是又痛苦、又兴奋、又快乐地感到了：“过去的过去了，新生活正在开始！”

　　他还年轻，有力量，身体健康，四肢和头脑都好用，革命和生活都还在他的前面，像是一朵花，才刚绽开花蕾，甚至还是含苞待放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毁灭性的狂风暴雨。然而，花的本性是芬芳，花的本色是万紫千红，花的本来面目是开放，特别是，如果它有很好的根，很好的蕊，如果它有对太阳、对土壤、对空气和水的天然的亲和爱，那么，你用火烤，用烟熏，用刀锯，用沸汤浇，它总还会有一点根，有一点花心活下去，它活着，接受阳光和雨露，吸收大地的滋养，重新抽出枝条，长出绿叶。看吧，尽管他的眼角上已经过早过密地出现了鱼尾纹，尽管他的额头上也有那么几道悲哀的、深深的纹络，尽管他的嘴角上的纹线给人一种惧怕和痛楚的感觉，这一点当他咧嘴笑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乐观的，他的鼻子仍然是坚毅的稳定的，他的头颅仍然是昂扬的，随着列车的行进，随着“鼓槌”的敲击，他的目光中更飞出了兴高采烈的火花来。

　　车到站了，在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隧道，一块又一块蓝天之后，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近傍着大河的险要的地方，火车停下来了。

　　钟亦成像士兵一样地背着行李包，手里拄着一根刚刚撅下来的助步的粗树枝，攀登在崎岖的山路上。雄鹰在头顶盘旋，油松和核桃在山坡上伫立，青石在道路旁虎踞，激流在山谷里跳跃，钟亦成不知哪里来了那么大的劲，飞快地走着，走着。由于他是等待复查而最后下去的一个“分子”，没有人和他同行。但他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催促着、驱赶着他。他不能停，在改造的道路上他必须快马加鞭。国家在跃进，再过几年就要取消三大差别、进入共产主义了，中国即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繁荣、富裕、先进、一大二公的国家了，他难道还能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到了全国实行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不是太滑稽、太不合时宜、太有碍观瞻了吗？他不灰心，他不怕，看，他能一口气走上三个小时、五个小时的山路，虽然早已是汗流浃背，他的耻辱只有用汗水来冲洗了，出汗，这才刚刚是序幕呢。青春是无价的财富和无穷的力量，青春什么都不怕，就算过去二十六年全错了，白活了，全是罪过，那又要什么紧呢？今后不还有五十年的时间给他重新生活、重新革命、重新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的机会么？五十年的时间难道不能做许多许多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么？五十年的时间难道不够他重新塑造自己之用么？他已被清洗，他无法做党务工作了，那就——譬如让他去学建筑或者数学去吧，他本来也很喜爱数理功课，只是因为党的事业的需要他才转移了自己的心。但是不行，他得先改造，先取得一个公民、一个人的资格，那就到山区来吧，在山区他也要献出自己的青春，放出自己的热。

　　汗水淹没了全身，连睁眼都困难了。裤角上粘满了牛蒡子、刺草叶。鞋面上盖满了红的、黄的、黑的和白色的尘土。钟亦成爬过了正在开采马牙石的琥珀色和白色的山，爬过了核桃、大枣、桃、梨、杏、柿、山楂满坡的花果山——只有个把橙红如火的柿子还挂在枝头。又爬过了乌黑如墨的煤山，穿着单裤、赤着上身的矿工推着小矿车从简易的坑口走出来，使钟亦成觉得分外亲切。又走过了灰黄色的石灰石山和依然碧绿的松山，终于，他登上了制高点——雁翅峰。

　　凉风习习，热汗淋淋，视线一下子开阔，千山百岭，都已在他的脚下。大河如同一条银带，辗转蜿蜒，尽收眼底。远处的地平线上，烟气飘飘，氤氲渺渺，树木和村庄隐隐约约，好像是在大海里出没着的船。脚下近处呢，是炊烟袅袅的房舍，是阡陌纵横的田亩，是正在施工的筑路队的帐篷、工棚。回首来路，几个小时的奔波已经不仅使城市、而且使平原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俯视眼前呢，山川历历，天地悠悠，豁然开朗，心旷神怡。他放眼四极，忽然吃了一惊，这风景，这地面，这高山与流水，树木与田野，村舍和工地，怎么如此熟悉，似曾相识，竟像是过去来过、见过一样呢？明明他是生平第一遭到这儿来，不但是初次到雁翅峰来，而且是初次上山下乡来，为什么这风光景物竟使他觉得这样亲切、熟悉、心心相印呢？莫非他在哪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的描写？莫非他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画面？莫非他曾在梦中到此一游？莫非他多年来所寻找、所期待、所要求的正是党给他安排的这样一个宽广的天地？

　　我来了，新生了，过去的永远过去，新的里程从兹开始；他想欢呼，想高歌，想长啸，但他想到了应该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过分的激情只会带来灾难……他想起了临行前凌雪对他提的意见：“劳驾，别那么激动。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懂，我们需要思考，需要理解。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火一样的热情，还要有冰一样的头脑……”虽然钟亦成提醒她正视现实——难道还用提醒么？奇怪，为什么一个女同志会这样执拗，凌雪仍然在用党员的感情、党员的目光、党员的语言来看问题、想问题、说问题……批下来了，凌雪也被开除了党籍。一个从小做过童工，从小参加革命，一个本来没有任何辫子的好同志，只因为忠于他们的互致布礼的爱情，也被从政治上判处了死刑……布礼，布礼，布礼！突然，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

　　一九七九年。

　　灰色的影子说：你真可怜！你怎么到那个时候还看不透，你怎么会像个傻瓜似的欢欣鼓舞地去劳动改造？看穿一点吧，什么也不要信……

　　然而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资格说看透，说不相信呢？你只不过是在生活的岸边逡巡罢了，你下过水吗？你到生活的激流中游过泳、经历过浮沉吗？没有下过水的人有什么资格评论水，抨击水，否定水呢？你那么聪明，又那么爱惜自己，于是，你冷眼旁观，把自己的生命闲置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于是你衰老了，白了头发，落了牙齿，你絮絮叨叨，发出盲肠炎急性发作的病人才能发出的呻吟。你的一生，不过是一场误会，一场不合时宜的灾难，一声哀鸣罢了，你怎么看不透你自己呢？你何必活下去呢？

　　一九七○年。

　　你说什么？你热爱党？你热爱党为什么注销了你的党票？注销了你的党票你还能热爱党吗？

　　多么天才的逻辑，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但什么叫党票呢？难道我们的国家除了有粮票、肉票、布票、油票以外，还又发行了党票吗？党票可以换来什么？在黑市又是以多少钱一张的价格买卖的呢？

　　你说什么？你热爱党，热爱党为什么给你戴帽儿？你这就是翻案！这就是反攻倒算！

　　奇怪，多一个敌人究竟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能提高钢铁的产质量吗？能提高农民的粮食定量指标吗？否则，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塑造一个定型的敌人呢？

　　赎罪？你赎了什么罪？你是老账未完又加新账，对你要老账新账一起算，罪恶滔天，死有余辜！

　　祥林嫂！为什么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朝气勃勃、赤诚无邪的年轻人的命运竟然像了你？中华民族呀，多么伟大又多么可悲！

　　好吧，先把你的问题挂起来……

　　把什么挂起来？钟亦成是什么？一顶帽子吗？一件上衣吗？一个装酱油的瓶子吗？

　　先通通轰下去，然后，就地消化……

　　他们是什么？是一块窝头，一碟切糕？还是一盘需要好胃口的莜面卷？消化以后变成什么东西呢？尿吗？大便吗？一个打出来的嗝或是一个放出来的屁吗？

　　清队结论：钟亦成，男，一九三二年出生于P市，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学生……该钟自幼思想极端反动，怀着不可告人的个人野心于一九四七年未经履行应有的手续，混入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控制下的党组织……五七年，利用写诗向党猖狂进攻……至今拒不服罪，拒不揭发刘少奇的代理人大搞假共产党的滔天罪行……实属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年代不详。

　　黑夜，像墨汁染黑了的胶冻，粘粘糊糊，颤颤悠悠，不成形状却又并非无形。白发苍苍、两眼圆睁得像两口枯井一样的钟亦成拄着拐杖走在胶冻的抖颤中。呼啸着的狂风，来自无边的天空，又滚过了无垠的原野，消逝在无涯的墨海里。是闪电吗？是地光吗？是磷火还是流星？偶尔照亮了钟亦成在一个早上老下来的皱缩的、皮包着骨的脸颊。他举起手杖，向着虚无敲击，好像敲在一个老旧的门板上，发出剥、剥、剥的木然的声音。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他发出的声音苍老而又遥远，紧张而又空洞，好像是俯身向一个干枯的大空缸说话时听到的回声。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黑夜在旋转，在摇摆，在波动，在飘荡，狂风在奔突，在呼号，在四散，在飞扬。桅杆在大浪里倾斜，雪冠从山顶崩塌，地浆从岩石里喷涌，头颅在大街上滚来滚去……

　　钟亦成，钟亦成，你怎么了？

　　钟亦成，钟亦成，他死了。

　　闪电之后是彻底的黑暗。

　　寂静无声。暗淡无光。凝定无波。

　　多么微小，好像一百个小提琴在一百公里以外奏起了弱音，好像一百支蜡烛在一百公里以外点燃起了青辉，好像一百个凌雪在一百公里以外向钟亦成招手……

　　布礼，布礼，布礼……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他要追逐这布礼，他要去追逐这意见，他要抬起这难抬的、被按着的头，他要睁开眼，极目远望……

　　又是一道闪电，他看见钟亦成了，钟亦成就在凌雪的身边，戴着袖标，举着火炬。不，那不是火炬，那是一颗痛苦的、燃烧的心。

　　一九七八年九月。

　　钟亦成的日记：

　　今早写了申诉，二十一年来，第一次向党说了那么多心里话。多么令人惋惜，每个人的生活都只有一次。人们经历的一切，往往都是在事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就打响了的遭遇战。假如一切能重新开始一次，我们将会少多少愚蠢……然而，回顾二十余年的坎坷，我并无伤感，也不怨天尤人。我也并不感到空虚，不认为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噩梦。我一步一步地走过了这二十一年，深信这每一步都不会白白走过。我唯一的希望是，这些用血、用泪、用难以想象的痛苦换来的教训将被记取，这些真相，将恢复其本来面目并记录在历史上……

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劳动，劳动，劳动！几十万年前，劳动使猿猴变成了人。几十万年后的中国，体力劳动也正发挥着它净化思想、再造灵魂的伟力。钟亦成深信这一点。他的对祖国山川和人民大众的热爱，他的献身的愿望，他的赎罪的狂热，他的青春的活力，他的不论在什么处境之下都无法中断的、不断从生活中获得补充和激发的诗情，全都倾注在山区农村的笨重的、应该说是还相当原始的体力劳动里。他背着满满的一篓子羊粪蛋上山，给梯田施肥，刚起步两分钟，就像做豆腐的最后一道工序——用石板压一样，汗水像豆腐水一样地从四面溢了出来。他爬梁越坡，沿着蜿蜒崎岖的山径前行。他的腰背弯成七十度，尽力学着老农的样子，两腿叉开，略略拳曲以利于维持平衡。两只手是自由的，有时甩来甩去，觉得上肢轻松得令人飘飘然。有时交插手指放在胸前，一副虔诚的样子。有时用两手拢成一个圆环，这是一个练气功的姿势，为了拔步陡坡，必须气运丹田。每走一步他都觉得腿在长劲，腰在长劲，他确实是脚跟站稳，脚踏实地，在把自己的体力和热情，把饱含着农作物所需要的氮、磷、钾和有机质的肥料，献给哺育着我们的共和国的农田。

　　他掏大粪。粪的臭味使他觉得光荣和心安。一挑一挑粪稀和黄土拌在一起，他确实从心眼里觉得可爱，拌匀了，发酵了，滤细了，黄土变得黑油油的了，粘土也变得疏松，然后装上马车，拉到地里，撒开，风把粪渣送到嘴里。他觉得舒畅，因为，他已经被大地妈妈养活了二十多年，如今第一次把礼物献给大地妈妈……

　　春天了，他深翻地，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全部肌肉和全部灵魂的能力集中在三个动作上：直腰竖锨，下蹬，翻土；然后又是直腰竖锨……他变成了一台翻地机，除了这三个动作他的生命再没有其他的运动。他飞速地，像是被电马达所连动，像是在参加一场国际比赛一样地做着这三位一体的动作。腰疼了，他狠狠心，腿软了，他咬咬牙。腿完全无力了，他便跳起来，把全身的重量集中到蹬锨的一条腿上，于是，借身体下落的重力一压，扑哧，锨头直溜溜地插到田地里……头昏了，这只能使他更加机械地、身不由己地加速着三段式的轮转。忘我的劳动，艰苦而又欢乐。刹那间，一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十二个小时也过去了，他翻了多么大一片土地！都是带着墒、带着铁锨的脖颈印儿的褐黑色土块，你想数一数有多少锨土吗？简直比你的头发还多……人原来可以做这么多切实有益的事。这些事不会在一个早上被彻底否定，被批判得体无完肤……

　　夏天，他割麦子，上身脱个精光，弯下腰来把脊背袒露在阳光下面。镰刀原来是那么精巧，那么富有生命，像灵巧的手指一样，它不但能斩断麦秸，而且可以归拢，可以捡拾，可以搬运。他学会用镰刀了，而且还能使出一些花招，嚓嚓嚓，腾出了一片地，嚓嚓嚓，又是一片地。多么可爱的眉毛，每个人都有两道眉毛，这样的安排是多么好，不然，汗水流得就会糊住眼睛。直一下腰吧，刚才还是密不透风的麦田一下子开阔了许多，看见了在另一边劳动的农民，看到山和水。一阵风吹来，真凉快，真自豪……

　　秋天，他打荆条，腰里缠着绳子，手里握着镰刀。几个月没有摸镰刀了，再拿起来，就像重新造访疏于问候的老友一样令人欢欣。他登高涉险，行走在无路之处如履平地，一年的时间，他爱上了山区，他成了山里人。如同一个狩猎者，远远一瞭望，啊，发现了，在群石和杂草之中，有一簇当年生的荆条，长短合度，精细匀调，无斑无节，不嫩不老，令人心神俱往，令人心花怒放。他几个箭步，蹿上去了，左手捏紧，右手轻挥镰刀，嚓地一声，一束优质荆条已经在握了，捆好，挂在腰间的绳子上；又一抬头，又发现了目标，他又攀登上去了，像黄羊一样灵活，像麋鹿一样敏捷，身手矫健，目光如电……

　　除了和农民、和下放干部们一起劳动以外，他和几个“分子”还主动地或被动地给自己加了成倍的额外任务。夜里三点，好像脑袋才刚挨枕头，就起来“早战”了，把粪背到梯田上，把核桃、枣、甘薯、萝卜背下去。在星空下走小路，星星好像就在人的身边，随手都可以抓到。中午嘴里还啃着咸菜和窝头，又开始“午战”了。晚上喝完两大碗稀粥，又是“夜战”。夜战的时间长了，有时候也犯迷糊，分不清早战和夜战了。除了星宿的位置有些不同，别的区别很少能觉察到。人真是有本事，把加班说成什么什么“战”，马上就增加了一层非凡的革命的色彩，原来他们是在战，在打仗，在向资产阶级、向自己思想中的敌人开火，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谁能懈怠呢？干就干吧，还要竞赛，还要批评表扬，一得空就要评比，还要按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划分类别，改造得较好的——一类，一般的——二类，较差的——三类，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四类。这种评比可真有刺激的力量！所以农民反映：“分子”们劳动是拼命，像“砸明火”一样气急败坏，看着他们干活我们都害怕——他们重载上山的时候是跑步，下山的时候是跳跃，喘气的声音两里地外都听得见。这还不算，一有空他们还得考虑自己的罪行，考虑通过这种“砸明火”的劳动如何进一步认识自己的丑恶面目，进一步感谢党的挽救……

　　钟亦成出身城市贫民，从小家境不好，在他发育成长的关键时期——十一岁至十四岁的时候，正是家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时候，所以，他身材瘦小，手腕和脚踝特别细，解放后的繁忙的会议、工作之中，他也没有年轻人应有的娱乐、体育锻炼和足够的休息。来山区后营养又差，农民还可以从供销社买点点心吃，而他们的纪律是不准买任何吃的东西。但不知道是一股什么样的内在的、神奇的力量，支持着钟亦成，使他在如此严酷沉重的劳动中没有垮下来——许多比他们干活少得多的下放干部这个住了院，那个请了假，有的一回城就半年不见影子——他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在严酷的劳动中体味到新的乐趣，新的安慰。他甚至觉得，以往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岁月全是浮夸，全是高高在上，虚度年华。而如今，他的四肢，他的肠胃，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解放。一切的清规戒律，什么饭后不要立即从事重劳动啊，什么一天应该睡八小时啊，什么刚出过大汗不要下凉水啊，全都打破了。有一天吃面条——这是罕有的改善，小小的钟亦成一顿吃了六碗——一斤半干面出的条儿。这种出色的、努力认真的、傻气的劳动沟通了他和农民的感情。农民说：“你刚来时我真怕一阵大风把你吹跑了。谁知道，你还真豁着命干。”农民一再爱惜地劝导说：“悠着点劲儿，别那么卖死力气，伤着身子一辈子的事儿！”还有的农民悄悄邀请他：“甭听他们的限制，上我家喝两盅儿，我给你煮两个鸡蛋，瞧你瘦成了啥样子！”农民的热情使钟亦成五内俱热，然而，他是一个罪人啊，他有什么颜面接受农民父老的这种关心和爱护呢？

　　有一个小名叫老四的农家孩子，才十三岁，对钟亦成特别好，一会儿递给钟亦成一把红枣，一会儿抓一个蝈蝈叫钟亦成去看，好像钟亦成是他的同龄的伙伴似的。家里烤好两个土豆，他也要趁热给钟亦成拿一个吃。他还给钟亦成的背篓缝上了一层棉垫，这样背起来就不那么硌腰。老四无微不至的帮助使钟亦成感激而又惶恐，他对老四说：“你还小呢，你倒老替我操心！”老四说：“我看着你们几个人实在太苦。”说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我们不苦。我们有罪！”钟亦成慌忙解释说。“你们不是改好了吗？你们思想要不好，能这么劳动，这么老实吗？”“不，我们改造得不好……”钟亦成继续嗫嗫嚅嚅地，自己也不知所云地着。

　　说是每个月休假四天，但是对于“分子”们，两个月也不见得放一次假，宣布放假也是突然袭击，早晨吃完早饭，正擦着铁锨，有关负责人把“分子”们叫去了：“今天起你们休息，按时回来，不得有误……”这样临时通知，据说有利于改造。钟亦成更来了个彻底的，通知休假的时候，他一咬牙，申请说：“我不休了……”

　　凌雪来了好多信，并没有责备他不该放弃休假，却是说：

　　“……知道你健康，劳动得好，我很高兴。可你为什么不写诗了呢？为什么你的信里没有诗了呢？你不是说山区的生活十分可爱吗？我相信它一定是十分可爱的。我相信不管有多么苦（你当然不说苦了），它仍然是甜的，你不是说常常想念我吗？那就写一首关于山区、关于劳动的诗，寄给我吧。干脆写一首给我的诗也行。别忘了，我永远是你的诗的第一个和最忠实的读者。现在，我也许是你唯一的读者了。将来呢，也许你有很多很多的读者……

　　“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了？我的意见就是要你——写诗。不要气馁，不要悲伤，哪怕一切从零做起，我相信你……”

　　凌雪的信给钟亦成带来了自信和尊严。战胜这一切，体味着这一切，他时而写一首短的或相当不短的诗，寄给凌雪，并从凌雪的回信里得到意见，得到新的启发。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最初的参加劳动、净化自己的狂喜和满足已经过去了。钟亦成已经习惯了农村的劳动和生活。他黑瘦黑瘦，精神矍铄。他学会了整套的活路——扶犁、赶车、饲养、耘草、浇水、编筐和场上的打、晒、垛、扬，他也学会了在农村过日子的本领——砍柴，摸鱼，捋榆钱，挖曲母菜和野韭菜，腌咸菜和渍酸菜，用榆皮面和上玉米面压饸饹……虽然他从小生长在城市，虽然他干起活来还有些神经质，虽然他还戴着一副恨不能砸掉的眼镜，但他的走路，举止，愈来愈接近于农民了。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劳动和改造的热情似乎逐渐淡了下来，体力紧张的后面时或出现精神的空虚。他们不要命地改造，可谁又过问他们的改造情况呢？他们想主动汇报个思想也没人听。下放干部的带队人，除了监督他们干活时不要偷奸耍滑和下工后不要偷偷去供销社买核桃酥以外，不问其他。也没法问。他哪里知道他们是由于思想上出了什么差错而堕落成“分子”的呢？反正他们的脸上已经盖着“右”字金印，他们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所以对他们是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管严一点，莫要丧失立场就是了。

　　钟亦成有时觉得纳闷，不管领导运动的“五人小组”、“三人小组”、“运动办公室”也好，整个机关和全体同志也好，以及他个人也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鸡飞狗跳，死去活来，好不容易查清了他的面目，好不容易透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自幼参加革命、一贯对党忠实的表面现象分析出了他的反动本质，并且周到地、严密地、逐一地、反复地、深入地、头头是道地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他自己也好不容易前后写了十几篇检讨，累计达三十多万字，比他在办公室工作八年执笔写的简报还多，最后，他终于写出了一篇连宋明同志也认为“态度还好，开始有了转变”的检讨，检讨中对他出生以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念头还有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类似把一根头发劈成七瓣的细密的分析，难道费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力量，这么多唇舌（其中除了义正辞严的批判以外也确确实实还有许多苦口婆心的劝诫、真心实意的开导与精辟绝伦的分析），只是为了事后把他扔在一边不再过问吗？难道只是为了给山区农村增加一个劳动力吗？根据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划分了类别，但这划类别只是为了督促他们几个“分子”罢了，并没有人过问他们的思想。他们是因思想而获罪的，获罪之后的思想却变成了自生自灭的狗尿苔（一种野生菌类）。好比是演一出戏，开始的时候敲锣打鼓，真刀真枪，灯光布景，男女老少，好不热闹，刚演完了帽儿，突然人也走了，景也撤了，灯也关了。这到底是什么事呢？是为什么呢？不是说要改造吗？不是说戴上帽儿改造才刚刚开始嘛，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但是，事情在发展，只是这发展与钟亦成的估计有些不同。钟亦成原来认为，所以费这么大力气批判，还不是为了弄清是非，还不是为了下一剂猛药，让他们回头，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和革命的队伍！批得严，是因为期待得殷切，恨铁不成钢，党对自己的儿女，不是经常抱这种态度的吗？但是，一年过去了，他愈来愈感到回到党的怀抱的前景是多么渺茫，而报刊和文件上正式出现了“右派分子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代理人”的提法和“地、富、反、坏、右”的排行。接着，到了“五一”、“十一”前夕，钟亦成他们被叫去与村里的地主一起去听公安人员的训话……

　　抽象地分析自己脑子里有些什么主义、什么观点、什么情绪，分析这些主义、观点、情绪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潮，具有什么样的严重得吓死人的危害性，这毕竟是容易做到的。不管有多么苦、多么涩、多么噎人，这毕竟是一个形体不那么固定的，可塑性很强的果子，虽然它的体积太大，简直无法吞咽，但是连拉带拽，连按带送，果子终于被点滴不漏地吞下去了。下吞的时候还有一种很有效的润滑剂，那就是钟亦成坚信党决不会把自己毁掉，决不会把一个痴诚的党的孩子毁掉。但是，许多的日子过去了，处境却一天恶劣于一天，现实的政治待遇，这就是另外的事了。他这个从儿童时候就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去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作殊死的斗争的孩子，到底是从哪一天起、为了什么、怎样代理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业务来了呢？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又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大本事，是怎样在解放了的中国大陆，在英勇坚强、令一切反动派胆寒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招募了、或是聘请了、任命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代理人呢？如果他们的代理人当真是如此之多，如此隐蔽而无孔不入，一九四九年何至于垮得如此迅速而且彻底？

　　算了吧，反正想也想不清楚。他苦笑了。劳动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你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胡思乱想。哪一个劳动了十几个小时，一顿吃了三个大眼窝头、半碗咸菜又喝了好几碗凉水的人还有兴致做这种政治推理和玄学遐想呢？铁锨、镰刀、窝头、咸菜……他的头脑已经为这些东西所充实。农民就是这样，他们委实与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倾其全力，首先还是为了维持生活，他们的思想围绕着“怎样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得稍好一点”，稍一懈怠就有饥寒之危，而知识分子的境遇再不济，往往还是在维持生存的水平线之上，所以他们要考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活着干什么？我将如何活得更有意义？”所以要这样自寻烦恼，推其主要原因，还是吃得太饱，简单归结起来，两个字：撑的。

　　他这样想着，就再什么也不想了。他的眼皮已经像铅块一样沉重干涩，他的四肢已经像被拧上螺丝一样动弹不得。“算——了——吧，”他只来得及再苦笑了一下，还没等收到这个苦笑的面容，就睡着了。

　　算了吧，苦笑，香甜的安睡……这对于钟亦成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种新的体验。也许，这里头包含着一种新的动向，新的契机？也许，这却是消沉和沦落的开始！

　　……大风，深秋的暗夜里突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把钟亦成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下床去关紧窗子，看到窗前一亮。

　　他一惊，定睛一看，在离他的住地半里路的地方，在筑路工程队的厨房方向，正有火光和烟雾在风中一闪一闪。“不好！”钟亦成喊了一声。他知道，厨房旁边就是筑路队的仓库，里面不仅堆放着木材，而且还新运来一批炸药和雷管。如果灶火没有压实，如果大风把火吹到了炉灶之外，如果火苗在大风中飞舞，那么几分钟之内筑路队就会变成一片火海，筑路工人的生命财产、国家的修路材料就会被火焰所吞噬，并会引起全村的大火，而且，在这样的大风里，进一步引起邻村和山林的失火也是完全可能的。

　　钟亦成又喊了一声，不顾同宿舍的其他“分子”是否醒转，他跌跌撞撞地向着冒火的方向奔去。火光愈来愈大，厨房已经从内里着起来了。“火！火！火！”钟亦成失声大叫，惊醒了熟睡的筑路队工人，人们喊叫着，吵闹着，叮叮当当，敲钟的敲钟，拿洗脸盆的拿洗脸盆。厨房的门还锁得紧紧的，烟气从厨房中溢出，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钟亦成第一个冲到门前，顺手抄起一根圆木，“通”地一声，砸开了门，火和烟噗地向外一蹿，钟亦成的脸上、身上全都辣辣的，他顾不得自己，去扑打，去踩，去到火和煤渣上打滚……随后大队的人端着水盆，端着盛满砂土的篮筐，拿着唯一的一个灭火喷雾器跟上来了。一场混战，总算迅速地把火扑灭了。

　　直到把火彻底扑灭之后，钟亦成才感到钻心的疼痛，他这才发现，头发烧掉了一多半，眉毛已经全烧光了，脸上、背上、手上、腿上，到处都是火伤，到处都挨不得碰不得了，不，连站也无法站了，他的脚也烧坏了。他脸上做了一个那么痛苦的、歪扭的表情，没等呻吟出声来就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

　　“那天晚上，你跑到筑路队去干什么？”

　　由于严重烧伤，钟亦成被送到公社医院。他躺在病床上，看到病房的门打开了，下放干部的副队长、筑路队的一名保卫干部和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向他的床位走来，他心里感到无限的熨帖和温暖，他勉为其难地挣扎着坐了起来。然而，三个人走到他的床边，脸色是铁青的，肌肉是高度收缩着的，目光是呆板的，声音是冷冷的，他们张口了，说出来的不是对于受伤者的问候，不是对于灭火者的感激，他们开口提的是一个审案式的问题。

　　钟亦成谦和地回答了提问，“我看到了火光……”他说。

　　“你几点钟看到了火光？”

　　“不记得了，反正已经过半夜了。”

　　“过了半夜你还不睡觉吗？不睡觉你又干了些什么呢？”

　　“……我睡的，刮起了风……”

　　“刮起了风怎么别人没醒你却醒了呢？”

　　“你为什么不请示领导就往筑路队的仓库跑呢？那里有许多要害物资，你不知道吗？”

　　“你砸开厨房的门的目的是什么？”

　　“从昨天晚上六点到现在，这二十四个小时你都到了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证明人是谁，你详细地谈一谈。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怀着一种习惯的对于领导和对于同志的亲切、忠实和礼貌，钟亦成尽管全身疼痛，一天没有正式吃饭，体力和脑力都感不支，但他还是一一作了尽可能准确和详尽的回答。但是，问题仍是不停地提出来，一个比一个问得离奇，一个比一个问得莫名其妙，而且，明明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回答过的问题，隔上一会儿又从另一个人的口里从另一种角度、用另一种方式问一遍，所有的答话都被详细地记录，而且在挖空心思从他的答话里找矛盾，找碴儿……突然——多么迟钝，多么愚鲁——他明白了这些提问后面的东西，这是即使天能翻身、地能打滚、黄河能倒流也叫人想象不到的东西。他的两眼发黑，他的额头、鼻尖和脖颈上沁满了虚汗，他的嘴唇在哆嗦，鼻翼在扩张，手脚在发冷，但他终于还是喊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