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闹剧，而且埋下了极其危险的祸根。十几年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与此不无关系。
批判《早春二月》是在西四西大街一所大院子里开始的。记得这是当时电影局(或另外别的名称)所在之地。把一批文化界的人士邀请了去，先让大家看电影，然后座谈，并没有什么人告诉你葫芦里卖的或者想卖什么药，只是让你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我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和欣赏水平都奇低--也许并不低，因为过了几十年后，还是给《早春二月》平反了--我认为这部片子非常好，画面美丽，人情味极浓。如果我发言的话，我一定会大大地赞美一番的。可惜，或者幸而，我临时有事，提前离开会场，没有发言。过了不久，有人告诉我，在那一天发言赞美者都必须"主动"写文章，批判自己的发言，因为这一部电影被定为"坏片子"，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我这一次幸逃劫难，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
批判之风一起，便决不会仅仅限于《武训传》，跟着来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当其冲的竟是俞平伯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自己虽亲自参加了这一场声势也颇为浩大的批判。但是，我对幕后的活动并不清楚，估计也有安排，什么人发动，然后分派任务，各守一方，各司其职。最后达到了批倒批臭的目的，让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批判一经开始，便不会自动停下，它会像瓜蔓一样，四出蔓延。大概是因为胡适也研究过《红楼梦》，于是首先就蔓延到胡适身上。尽管他当时并不在大陆，而是在台湾或者美国。搞一个缺席批判，也无不可。许多学人一哄而起，对胡适的方方面面都批判到了。因为他本人不在现场，人们批判起来，更用不着有什么顾忌。用的方法同以前一样，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刀笔罗织，无限上纲。大家共同努力，演了一出杀鸡给猴看的闹剧。这场批判后来又扩散开来，牵涉到了许多有影响有造诣的著名学者，但并没有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达到被批判的水平并不容易，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者，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
我的学术研究
我在上面讲到了批判和开会，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联，于是无日不开会矣。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
我工作的单位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可哪里有时间来进行学术研究呢?我在下面把我的学术研究的"成绩"逐年写一下。
一九五零年
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
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2?《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
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一个零。
一九五一年
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马克思《论印度》出版。
1?《〈新时代亚洲小丛书〉序》
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3?《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
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5?《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
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
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
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
一九五二年
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
一九五三年
这一年写了两篇文章。
1?《学习〈实践论〉心得》
2?《纪念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著成一百周年》
一九五四年
这一年写了三篇文章。
1?《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