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欢呼》
这是一篇应景的杂文，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一九五六年
这一年共写了五篇文章。汉译《沙恭达罗》出版。
1?《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
2?《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云使〉》
3?《〈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
4?《沉重的时刻》(译文)
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在以上五篇中，只有最后一篇可以算是学术论文。这是印度佛教史上和西方梵文巴利文学界的一个老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内容是：释迦牟尼有一次对比丘们说："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佛所说的话。""自己的语言"，巴利文原文是sakāya
niruttiyā。问题是："自己"指的是谁?是如来佛呢?还是比丘?印度和西方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前者，一派坚持后者。我在汉译佛典中找到了多处与这一句话完全相当的话。我的结论是：指后者是对的，换句话说，佛允许比丘们用比丘们自己的话来学习佛言。这说明了，释迦牟尼的"语言政策"是开放的政策。他反对婆罗门教，所以不规定梵文为经堂语，也没有另找一个语言做经堂语。佛教一开始就能传播开来，同佛的语言政策有关。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
政治运动
我为什么把一九五七年作为这一个阶段之首，而又把一九六五年作为其末呢?对解放后"阶级斗争"的历史稍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其中并无什么奥妙。这两个年头是两次最大的狂风骤雨之间的间歇阶段的一头一尾。头，我指的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尾，我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两次运动都是中国人民亿金难买的极其惨痛的教训。
在反右斗争中，我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上。一方面，我有一件红色的外衣，在随时随地保护着我，成了我的护身宝符。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诚于党。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竹筒倒豆子"全部倒了出来，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因此，这虽是一次暴风骤雨，对我却似乎是春风微拂。
学校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停课，但实际上上课已不能正常进行，运动是压倒一切的。我虽然是系主任，但已无公可办。在运动初期，东语系由于有的毕业生工作分配有改行的现象，所以有一部分学生起哄闹转系。我作为一系之长，一度成为一部分学生攻击的对象，甚至出现了几次紧急的场面。幸而教育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参加了处理工作，并派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同我一起面对学生，事情才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逍遥派"。这个名词儿当时还没有产生，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我在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我悠闲自在，是解放后心理负担最轻的一段时间。至于传闻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划右派的指标，这样的会我没有参加过，其详不得而知。"右派"是一类非常奇怪的人，官方语言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其中玄妙到现在我也不全明白。可是被戴上了这一顶可怕的帽子的人，虽然手里还拿着一张选票，但是妻离子散者有之，家破人亡者有之；到头来几乎全平了反。不知道这乱哄哄的半年多，牺牲时间，浪费金钱，到底所为何来!
一九五八年，又开始了"大跃进"，浮夸之风达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程度。每一亩地的产量--当然是虚构的幻想的产量--简直像火箭似的上升。几百斤当然不行了，要上几千斤。几千斤又不行了，要上几万斤。当时有一句众口传诵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张到了无边无际。当时苏联也沉不住气了，他们说：把一亩地铺上粮食，铺到一米厚，也达不到中国报纸上吹嘘的产量。这本来是极为合情合理的说法，然而却遭到中国方面普遍的反对。我当时已经不是小孩子，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却也深信不疑。我屡次说我在政治上十分幼稚，这又是一个好例子。听到"上面"说："全国人民应当考虑，将来粮食多得吃不了啦，怎么办?"我认为，这真是伟大的预见，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