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哩婆湿〉》
一九六一年
这一年，我写了三篇学术论文。
1?《泰戈尔与中国》
这篇文章的命运同上面讲到的《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样，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干扰，虽写于本年，但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得以发表。泰戈尔向往进步，热爱中国，痛斥法西斯，鞭挞日本侵略；只因来华时与所谓"玄学鬼"接近了点，就被打入另册。"左"的教条主义之可怕，由此可见一斑。
2?《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这篇文章的命运与上一篇相同。虽写于一九六一年，但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一年才得以发表。我在这里想讲一件与泰戈尔有关的事情。为了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出版了一套十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呢?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地称之为《泰戈尔作品选集》呢?主其事者的一位不大不小的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认真地说：""选"字不能用!一讲"选"就会有选的人。谁敢选肯选泰戈尔的作品呢?"最后决定用《作品集》。仿佛这些译成汉文的泰戈尔的作品是从石头缝蹦出来似的，没有任何人加以挑选。这真是掩耳盗铃，战战兢兢，如临深履薄之举，实在幼稚可笑。没有人"选"，怎么能"集"呢?我亲自参加过这一件工作，所以知之颇详，现在写出来，也算是过去中国文坛上之花絮吧!现在这种事决不会发生了。
3?《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这篇论文的运气比较好，写好立即发表了。
一九六二年
这一年，散文写了不少，学术论文勉强算数的只有两篇。汉译本《优哩婆湿》出版。
1?《〈优哩婆湿〉译本前言》
2?《古代印度的文化》
一九六三年
情况与前一年相同，散文创作多，而学术论文只有两篇。
1?《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
2?《〈十王子传〉浅论》
一九六四年
这一年没有学术论文。
一九六五年
这一年有一篇学术论文。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
这一阶段，前后共有十二年，约占我迄今为止的生命的八分之一。如果活不到我这样大年纪，则所占的比例还要大。"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对于这一场所谓"革命"的评价，稍微有点良知的人的心中都是有数的。它让我们伟大又有智慧的民族，一时失去了理智，好像是无端着了魔。这种耻辱永远是磨灭不掉的。我个人总能算上是一个有头脑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这次运动中，却并不比任何人聪明。一直到把我关进牛棚，受尽了殴打与折磨，我还忠心耿耿地拥护这一场"革命"。至今回想起来，我自己宛如做了一场噩梦，自己也无法解释。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冷静反思和深刻剖析，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教育，从而提高民族素质，应当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作为一个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在学术研究方面，这十年却成了一个空白点。幸而，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这十年内，我除了开会，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批斗，被痛打之外，没有时间和心情搞什么学术研究。到了后期，虽然我头上被诬陷而戴上的无数顶离奇古怪的帽子一顶也还没有摘掉，但已走出了牛棚，被分配到东语系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我作为一个"不可接触者"，枯坐门房中，有时候忙，有时候又闲得无聊。让珍贵的光阴白白地流逝，我实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点事干。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翻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史诗部头极大，一时半时是译不完的。这正中下怀，我当时所需要的正是这一种时间拖得很长的工作，目的只在驱除寂寞；至于出版，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关于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解放"无日，生命有限，将来还不知被充军到什么地方去哩。于是我晚上回家后把《罗摩衍那》的诗体译成散文，写成小条，装在口袋里。第二天早晨去上班守门房。我当然不敢公开把小条拿出来，摆在桌子上。那样，如果被发现，必然多增加几次批斗，现成的帽子就在手边："老保翻天"。所以，我只能偷偷摸摸地从口袋里把小纸条拿出来，仔细推敲，反复考虑，把散文改成诗体，当然是顺口溜之类的东西。因为我有一个主张：原文是诗体，译文也只能是诗体，否则就是对不起原作者。不管译文的诗体多么蹩脚，反正必须忠实于原文，必须是诗体。我激烈反对有些人把原文的诗译成散文，那不能称作翻译，只能说是"释义"(paraphrase)。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几年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当时并没有认清它的重大意义、后来才慢慢认识到的工作。如果聊以自慰的话，这就是仅有的一点根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