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说法是用一种语言或方言呢，还是用多种?座谈会上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是用多种。他到哪里，就说那里的话。既然如此，谈一种"原始语言"，是不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Bechert的态度有点模棱两可；但是，他似乎也主张佛是说多种语言的。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还不足以支持佛说多种语言的说法。
(二)如果是用一种的话，这一种又是什么?如果佛只说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古代摩揭陀语或古代半摩揭陀语。
三、阿育王碑是否能显示方言划分?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也是有分歧的。这并不令人奇怪，几乎对任何问题都有分歧的意见，这是常见的现象。
阿育王统治的帝国，是印度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为了宣传他自己的信条，教育全国人民，他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树立了一些石柱和石碑；上刻铭文，就是他对全国人民的敕谕，以说教的口吻，教导人民应该如何如何做。这些铭文的语言有的是不相同的，但是内容却基本上相同。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呢?
从阿育王碑或柱的地理分布情况和铭文所使用的语言来看，情况不尽相同。东方大石碑铭的语言基本上与当地方言相一致，但西方、南方和北方的三个大石碑铭文，使用的却是东部方言。这又应该如何去解释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我认为就是Lüders等学者提出来的"翻译说"。意思就是，先有一个底本，然后再译成当地的方言，以利当地居民的阅读。翻译的程度有深有浅，也有根本不翻译的。至于底本的语言，看来只能是东部方言，古代摩揭陀语或古代半摩揭陀语，这是阿育王大帝国首都的语言。现在，虽然已经发现了多处阿育王的碑和柱，但是还不敢说阿育王的碑和柱都已经全部被发现了；他树立在首都华氏城的石碑就还没有被发现。有朝一日这个石碑如果被发现，对我们研究阿育王碑铭这个问题将会起极大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K?R?Norman的说法是：碑铭的抄写员在其中起了作用，是绝对靠不住的。试问，哪一个抄写员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于更改大皇帝诏谕的语言?总之，我认为，根据阿育王碑铭是能够区分方言的。
四、《毗尼母经》等经讲的是诵读方法(音调)，还是方言的不同?
这是一个多少年来就争论极多的问题，至今好像还没有大家都公认的结论。因此，我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讨论过程、各家异说都仔仔细细地重新检查了一遍，以期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极为棘手的老问题。这一段文章，同我在上面提到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整篇论文，所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因为时间已经相隔了很多年。我又细读了哥廷根座谈会上的一些有关的论文，我掌握的材料大大增加，视野当然也就随之而扩大。虽然得到的结论仍然不异于第一篇论文，但是其可靠性却非同当年了。读这一段文章时，最好能参阅上一篇论文。
我写这一段文章仍然从巴利文律藏Cullavagga(The Vinaya-Pi t ·akam，ed?by Hermann Oldenberg vol?Ⅱ
Cullavagga，p?139)那一段文章开始。我从中选出了几个关键的词：
(一)buddhavacanam
(二)chandaso
(三)āropema，āropetabham，āropeya
(四)nirutti
按照汉译佛典的翻译，明确确定了它们的含义，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第一个字buddhavacanam有两个含义："佛经义"和"(诵)佛经"。第二个字，汉译为"阐陀至"、"世间好语言"、"通外道四国(吠)陀"、"阐陀"等等。第三个字，虽然我写了三种形式，实际上都来自一个字根ā+ruh。汉译佛典的译文是："撰集佛经，次比文句"，"修理佛经"，"诵读佛经"，"诵佛经"，"诵经"，"正佛经义"等等。这一些汉译文都没有"翻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含义实际上已隐含其中，呼之欲出。第四个字nirutti是一个关键性的词。汉译文有以下几种："音"、"国俗言音"、"国音诵读"、"外国音声诵佛经"、"方国言音"、"言语"等等。巴利文大注释家觉鸣(Buddhaghosa)把这个字注释为"佛所说的摩揭陀语"。西方一些学者们对以上几个字的标新立异的解释，我认为，都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