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不再伤脑筋去思索究竟哪一个海德拉巴是真实的了。两者都是真实的,或者两者都不是真实的,这似乎是一个玄学的问题,完全没有回答的必要。勉强回答,反落言筌。不去回答,更得真意。海德拉巴的人民,同印度全国的人民一样,都对中国人民友好。因此,对我来讲,只有一个海德拉巴,这就是对中国友好的海德拉巴。这个海德拉巴是再真实不过的,我将永远怀念这样一个海德拉巴。
1979年2月21日
天雨曼陀罗天雨曼陀罗
--记加尔各答到了加尔各答,我们的访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已经访问了十一个印度城市,会见过成千上万的印度各阶层的人士。我自己认为,对印度人民的心情已经摸透了;决不会一见到热烈的欢迎场面就感到意外、感到吃惊了。
然而,到了加尔各答,一下飞机,我就又感到意外、感到吃惊起来了。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已经过了黄昏。在淡淡的昏暗中,对面的人都有点看不清楚。但是,我们还能隐约认出我们的老朋友巴苏大夫,还有印中友协孟加拉邦的负责人黛维夫人等。在看不到脸上笑容的情况下,他们的双手好像更温暖了。一次匆忙的握手,好像就说出了千言万语。在他们背后,站着黑压压的一大群欢迎我们的印度朋友。他们都热情地同我们握手。照例戴过一通花环之后,我们每个人脖子上、手里都压满了鲜花,就这样走出了机场。
因为欢迎的人实在太多了,在机场前面的广场上,也就是说,在平面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已不可能。在这里只好创造发明一下了:我们采用了立体的形式,登上了高楼,在三楼的阳台上,同站在楼下广场上的群众见面。只见楼下红旗招展,万头攒动,宛如波涛汹涌的大海。口号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这就是大海的涛声。在訇隐汹磕的涛声中隐约听到"印中友谊万岁"的喊声。我们站在楼上拼命摇晃手中的花束。楼下的群众就用更高昂的口号声来响应。楼上楼下,热成一片,这热气好像冲破了黑暗的夜空。
第二天一大早,旅馆楼下的大厅里就挤满了人:招待我们的人、拜访我们的人、为了某种原因想看一看我们的人。其中有白发苍苍的大学教授,有活泼伶俐、满脸稚气的青年学生,有学习中国针灸的男女青年赤脚医生,有柯棣华纪念委员会和印中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也有西孟加拉邦政府派来招待我们的官员。他们都热情、和蔼、亲切、有礼。青年人更是充满了求知欲。他们想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他们想了解我们学习印度语言,其中包括梵文和巴利文的情况。他们想了解我们翻译印度文学作品的数量。他们甚至想了解我们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做法。总之,有关中国的事情,他们简直什么都想知道。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在大学工作的,所以我往往就成了被包围的对象。只要我一走进大厅,立刻就有人围上来,像查百科全书似的问这问那。我看到他们那眼神,深邃像大海,炽热像烈火,灵动像流水,欢悦像阳春,我简直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了。
在旅馆以外,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一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同印度知识界会面的招待会。出席的都是教授、作家、新闻记者等文化人。我被他们团团围住。许多著名的学者把自己的著作送给我们,书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问题。我当然也不放过向他们学习的机会,我向他们了解大学的情况,文学界的情况,我也向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就像分别多年的老友重逢一般相对欢笑着,互相询问着,专心一志,完全忘记了周围发生的事情,忘记了时间和空间。我有时候偶尔一抬头,依稀瞥见台上正有人唱着歌,好像中印两国的朋友都有;隐约听到悠扬的歌声,像是初夏高空云中的雷鸣声。再一转眼,就看到湖中小岛上参天古树的枝头落满了乌鸦,动也不动,像是开在树枝上的黑色的大花朵。
我们曾参观过加尔各答郊区的一个针灸中心。这里的居民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工人。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在这里也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附近工厂里的工人高举红旗,喊着口号,拦路迎接我们。农村的小学生穿上制服,手执乐器,吹奏出愉快的曲调,慢步走在我们前面,走过两旁长满了椰子树的乡间小路,走向针灸中心。农民站在道旁,热情地向我们招手。到了针灸中心,我们参加了村民欢迎大会。加尔各答四季皆夏,此时正当中午,炎阳直晒到我们头上。有七八个身穿盛装的女孩子,手执印度式的扇子,站在我们身后,为我们驱暑。我们实在过意不去,请她们休息。但是她们执意不肯,微笑着说:"你们是最尊敬的客人,我们必须尽待客之礼。"尽管我们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安,但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只有接受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