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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准备好。你得给我一些时间来做准备。

我沉默下来。五分钟后，我再次开口。

安德烈，是不是因为你猜到了什么，你突然决定连夜开车来芝加哥的？你至少两天没睡觉。你睡不好觉的时候不刮脸。

他对着路面笑笑，说：今后看来很难骗你——你的观察力太厉害。往后的一辈子，我出了任何事都得记住刮胡子，不然就让你看出来了。

我心想，他用“往后”，“一辈子”这样的词，是宽慰我还是宽慰他自己？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开了十六个小时的车？……

十四小时。我一生中第一次吃飞车罚单。

就为了你的猜疑？那你停下车，好好听我说。

我跟你说了，我没准备好。

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也许明天，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准备好。

我看着他的侧影，浓密的长睫毛有些无力。我不必看他的眼睛，也知道它们是呆呆的。

只要我还打算跟你继续，我就不准备听你讲你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事。这样是为我自己好。我从来不自找伤害。安德烈说。我当过兵，对于一切有意无意的伤害，我都避开。

你认为我伤害你了吗？

我认为你的良知健全。

我发现他的车在同一个路口兜圈子。

他又说：你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你总得有些人来帮你。即便这些帮助不是实质性的，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我今天邀请里昂，就因为他给了你我不能给的——他的肤色、模样、他的中国气质。我没说错吧？他给你营造了一种中国气氛，是不是？在讲这段话的过程中，他吃力地在说服自己。

我从来没好好想过这些。所以我握住安德烈帮我找到的头绪，往下顺理。但我没把握安德烈替我找到的头绪果真是头绪。

安德烈感到我的沉默是不妙的。他把手伸过来，暖洋洋地

盖在我的手背上。

我祖母说，对于生活，别去分析它，去过它。他说。

安德烈的高尚让我气也喘不过来。这高尚让我窝囊。

他转脸看看我，说：假如你做了任何需要我谅解的事，我想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谅解。

我突然明白我窝囊在哪里：一个人只小小行了回窃，得到的发落是：“无论你干了什么，你都被宽恕了。”这人必定辩解：“可我并没有犯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只是……”裁决者却说：“不必解释，我并不需要你的解释；不管你犯了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已经决定宽恕你了。”……于是这个小小行窃的人感到这宽恕太富裕了，太过剩了，太阔大无边、无所不容，因而也就太不原则，太不分青红皂白。这个小毛贼几乎觉得委屈和愤愤不平；这样的宽容简直大得包罗万象、藏污纳垢、不了了之；它的宽宏大量能容得下杀人放火的滔天罪孽，对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活活是浪费！因而在他领受这份宽恕时，他心里便嘀嘀咕咕，老大的不服气；他无以受用这份恩德，却得领情。而谁能领下这样一份博大的情分呢？……

我能这样稀里糊涂领情吗？在我被宽恕、被救赎的余生中，这情分不是铺天盖地、天罗地网一样吗？……在安德烈离去后的两天里，我便是这样满心窝囊，又是满心感恩。我有着一张狗似的寻寻觅觅的脸，走进“测谎实验室”。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我大致清楚我没说几句实话。理查•福茨和大脸蛋一块儿为我送行，祝贺我们之间的合作终于结束。他们没告诉我测谎的结果，我的多少谎言被识破。也许他们认为我也学过前苏联克格勃的“深呼吸反测谎技巧”。总之，他俩把我送进电梯，闹喳喳的热情包裹着我。让我半点也别想看清我的测谎成绩。大脸蛋说他买了去中国观光的团体票，要我介绍几家好吃便宜又卫生的馆子。我满口答应：“好啊好啊——我回去好好想想，再把那几家馆子的名宇和地址列下来，寄给你。”

“谢谢，谢谢！”

“哪里，哪里。”

便衣福茨是两个便衣中较为沉静的。见大脸蛋跟我处得如此难舍难分，他眼里闪过蓝色的轻蔑，意思是我跟大脸蛋戏都过了。

他等我们热闹完了，很帅地走上来。他今天穿了件种玉米老农的背带裤，却显得尤其相宜。

“代我恭贺安德烈•戴维斯。”

“好的。”

“你至少该问问恭贺他什么。”

“随便恭贺什么。”我真正要恭贺的，是你们不再烦我了。把我搁进档案夹，厚厚实实的真话与谎言，紧挨着赛珍珠、福克纳、系主任和刘先生。

“他要出任副大使了。还有，你们的婚礼，我真愿意参加。”

“我也愿意邀请你。”你可别拿我的话当真。我现在已学会了美国式的热络：动作特大，有口无心。

“你真愿意邀请我，我一定来。”

“阿书会在那儿。”你和她的“性邂逅”有没有突破？显然有所突破，因为阿书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好好打听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便衣年薪到底有几万。

“我相信阿书会是个漂亮的伴娘。”便衣福茨说。我说：“阿书将会是更漂亮的新娘。”你要想真正闹清阿书是怎么回事，早着呢。你得先闹清中国，历史的现代的；你得闹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那可不是你们理解的政治卡通；你还得理解我们这一代，阿书、我、我们。我们生在理想最有生机的年代，却在理想变成一种怀旧时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奥克塔威亚•帕兹说，墨西哥民族的谎言是门艺术。在我们这一族，谎言更像是玩笑；谁开不起这个玩笑，谁就不能进入我们的游戏。能否进入阿书的丰富多彩的游戏，能否在其中得当地娱乐，那全看你的了，便衣福茨。

两个便衣把我一直送出大门。俩人的单薄衬衣在杰克逊大街的风里直抖。杰克逊大街的风似乎总比芝加哥其它街道来得大。或许这又是我的谬误印象。

便衣福茨等待大脸蛋跟我婆婆妈妈地道完别，才走上来。风吹动他火红的头发，使他有了一股英雄气概。他一只手插在背带裤兜里，另一只手迎着我的手上来。戏没有过，这是理查的优点。

“保重。”他说。

“你也保重。”

“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最好别‘很快’。”

他明白我指什么，明目皓齿地亮出了他的招牌笑容。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在他不大不小的手攥住我的手时，我注意力开了小差。我在想他这只手触在阿书乳房上，一定蛮不错。我也许还想到了我们的父母，阿书的、我的、我们的，把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同人们开玩笑。我在那一瞬间，似乎还想到，这个年轻漂亮的便衣，一定觉得他自己把谁给救了。救了谁呢？他的国家、人民？他的政府？或是阿书？或是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抑或是我？……

我沿着杰克逊大街往前走。地铁出口冒出一股股龌龊的暖流，沐浴着我。我想便衣福茨很可能感觉他把他的人民牢牢置于他的保护之中，置于我这类人之外。他的英雄气概来自他的信仰：他再次将他的人民救了，从我这儿救了。

我给了一个抱孩子的乞丐两个角子。有一回我在深夜赶路，偶然看见一个抱孩子的乞丐打开襁褓，里面是一堆垃圾和一个婴儿帽。今天我不计较他的襁褓是否有诈。原来同世界开玩笑的不止是我们。他们也不是存心要开玩笑。他们也不是存心装出等人来救赎的可怜模样。事情妙就妙在这里，谁都不是存心的。

这个站在床边倾听的三十岁女人是我。这个对我倾诉个没完没了的人是刘先生。这个时分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的傍晚，刘先生脸上有种可疑的清醒。

从他中风之后，他的女儿跟我保持颇密切的联系。她说她实在受不了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英文也不记得了。她请了一个中国保姆，保姆也抱怨她猜不透刘先生整天在讲些什么。他请保姆到弄堂口去叫一客白糖莲心粥来，因为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吃那种粥。他要保姆把无线电好好替他穿上，因为无线电是他最感到温暖和开心的……保姆问：温暖和开心的什么？！他说他想不起来了。他拉拉保姆的衣服，说：难道它不叫无线电？

诊断是中风毁坏了刘先生一部分脑筋，让他的现实记忆全部消失了。他的记忆停留在前三十年，在中国，跟他的菁妹相恋的时候。英文属于他的现实记忆，而他曾在上海说的三两句点缀式的英文似乎跟他后来作为第二母语的英文没什么关系。经过那位保姆一个星期的观察，她认为医生的诊断还不够精确；刘先生保存住的那前三十年的记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重新命名了。保姆说：胡乱命名。

奇特的是，他不是对每一样东西都胡乱命名，也不对任何一件东西坚持使用他刚刚启用的新命名。比如他昨天说：红烧窗帘好吃，明天再烧。第二天再给他端一碗红烧豆腐去，对他说：喏，窗帘烧好了，你昨天要我再烧的，我照原样烧来了。他会斯斯文文纠正你：窗帘是不可以吃的。这是写字台。今天写字台烧得老了一点儿，不如昨天烧得好吃。菁妹，你很喜欢寻我开心，怎么把写字台叫成窗帘？

医生们伤了一阵脑筋，重新命名了刘先生的病：“命名性失忆加联想阻障症”。

刘先生却总是在一小部分记忆上联想通畅，命名也没有谬误。比如他说：菁妹你不在的时候，我觉得魏小姐人也不错，长相也好看；你一来，她就不能看了。他还说：我写的女主角都是脑子里菁妹的样子；菁妹来演，这个戏一定好看。不过我没有那么大方啊，让菁妹做了女主角，她不就跟魏小姐一样了吗？那观众有了女主角，我就没了菁妹。

这一个来月，他和我讲的，大致是这些话。当然我既是我自己，又是菁妹，又是魏小姐，还是一个无名目无面孔的听众。如同坐在戏台下黑暗中的任何一个人，被一道灯光的墙跟他隔开。他说他的道白，知道我肯定在那里看、听，给他打动。刘先生在这个时候，两眼的迷幻，显得只有三十岁。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24）

更新时间2009-4-22 11:38:00 字数：3823

　玛伦达花了两千六雇了个对她父母有较好的理解力的保姆，就是我。她像看恐怖片一样瞪着大眼，看我扶她三十岁的父亲在游泳池边散步。她父亲说，去替我把黄包车捡起来，我立刻俯身捡起了熟透的柠檬。玛伦达用英文问我：他老念叨的菁妹是谁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玛伦达觉得我是有妖术的。

医生说，随着找父亲的康复，他可以再学习正确的名称。玛伦达想用个乐观远景诓住我，也可能诓她自己。

我心想，刘先生，您以后还有苦头吃呢。您女儿将会是个很坏的学监。

玛伦达常常感叹她自己的英明。她在试了五个保姆失败之后，灵光一闪似的，突然想到了我。她说：我这人还算有福气，总是在绝境边缘有人搭救。

玛伦达，你的确有福气。我总是这样心服口服地说。只是纤毫之差，你就成了我，或者我就成了你。人和人的错过，能错过这样多，错出个我和玛伦达来。我很想告诉她，她在我濒临绝境时给了我转机，但我总是错过讲一句感激话的时机。这话一讲，玛伦达说不定会认真考虑拯救我，或说搭救我。换句话说，是帮助我。反正英文里面“救救我”和“帮帮我”是一个词。我不是穷得受不住，而是被人救得受不住了。我一时间觉得自己活着就为了许多人有命可救。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他们的高尚，但事情总是不知哪里打了结，有点儿误会，有点儿乖戾。

玛伦达一开始说：如果你试工通过的话，我付你一千六一个月，食物房租汽车都免费提供。

可我不开汽车。所以免费提供的汽车对我不算一项福利。再说，你也少付一笔开车的保险。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个月。

我的伙食费，你认为是多少？

六百。

那这样吧，你把伙食费给我，我自己买吃的。我心想，在美国最不容易办到的，就是饿死。尤其在刘先生那样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饿不死的。刘先生吃不了两口，我只需搜罗搜罗他的残剩，也足够吃饱。更不用说他满园子的水果、批把、李子、橙子、苹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两千四好了。

那你打算给我买医疗保险吗？

玛伦达马上满口答应。

我说：把买医疗保险的钱也付给我。我从来不生病，万一生病我自己花钱去看。我想，一个人得生得起病，才会生病。

看医生很贵的！

放心，我自己负责。我可以跟你签一张协议。我想玛伦达大概不清楚美国存在着一种医院，那里你也听得到喝斥、看得见冷脸，吃得到廉价药。那里专门医治赤贫者。

在二十分钟内，我的工资从一千六涨到两千六。

我在赴任之前，去了趟华盛顿。走出飞机之后我马上想再钻回去。我专门来一趟，是想最后见一见安德烈，就消失掉。打着消失的主意，却又要好好露一面，好好挽回一下自己的印象。是荒诞还是作态，我决定不下来。或许二者兼有。

我没有预先把旅行的计划通知安德烈，因此我下了飞机没有一个拿着独枝红玫瑰的迎候者在等我。我先去电话间给阿书打电话。她照常不在。米莉照常躺在床上看电视。她说：啊哈，是你！你又大老远跑来，往同一个竹篮里接着放鸡蛋啦？

我说：嗨，米莉。

你看上去小脸蜡黄。

你好吗，米莉？

你告诉我你听上去为什么会这么垂头丧气。快告诉我——你听上去很不妙。

我实际也很不妙。我干巴巴地哈哈笑几声。

你的竹篮子打翻了？

差不多。

再找一个新竹篮。不，找八个。告诉你，一个你这样的小可怜儿；在这个年纪，应该不难同时往八个竹篮里放鸡蛋。再过两年，你就只能保持四个竹篮了。到了四十岁，一个女人只能守住一个竹篮。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难找到好的、新的竹篮了。你还嫩着呢，别担心。用不着小脸蜡黄。

谢谢你。

不用谢。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儿吗？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为我不会让你来住的。

那好吧，米莉，再见。

答应我，别再让我看见你这样灰心丧气。

我答应了米莉。挂下电话，我打了安德烈办公室的电话。却没有人，留言机上是个陌生、苍老的声音。说若是找戴维斯先生，很遗憾，他已不在此办公室了，请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准备赴任赞比亚；正在走向副大使单间办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给阿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再次是米莉。我马上说：对不起，拨错号了。我在机场候机厅走投无路地踱了一阵步。这才给安德烈家里打电话。电话留言机上仍是他寻开心的声音：如果你是我亲戚，请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按“2”；如果你想推销东西，请立刻挂上电话……我留了言，请他尽快到机场来。我撒谎说我只能呆几个小时，是来华盛顿办趟急事余下的一小截空闲。

晚上六点我见他迎着我走过来。他穿一条牛仔裤，一件红格子衬衫，脸有些虚肿，还是蓄着胡子。看上去他从芝加哥走了之后，就从此留起胡子来。他着装和形象的突变，让我感到他瞒了我什么。

他哈哈笑着拥抱了我，说：你这样盯着我看，让我误认为自己挺漂亮。

我说：你是挺漂亮。你挺适合留胡子。

胡子嘛，为了暖和。

够暖和了——已经五月底了。我带些戳穿他的意思。

你来办什么急事？他问我。

面试一份工作。我随口胡诌。

好极了！祝贺你！他将我夹在胳肢窝下，使劲一勒。一个人在雨里呆了一整天，突然走进一个带大壁炉的敞亮房间，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安德烈的内心与外形，对于我，永远是窗明几净、暖和干爽的屋，带有一个明媚的壁炉。之前无论我多么心灰意冷，一旦进入这屋，便浑身炸起细小活力的火星。

那个理查•福茨，让我代他祝贺你。我说。

去他的祝贺。安德烈说。突然又想到什么，他问：这王八蛋怎么还跟你有联系？

上礼拜四我做完测谎试验，他送我……

什么？上礼拜四，你做了测谎？

他的样子像要扇我。

我说：啊。怎么了？……

谁让你做的？！

不是说，对于你的新职位，这次测谎很重要？那个国务院安全部的家伙也说……

他们统统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这些人耍起特务流氓来，你就跟他们竖竖中指，然后告诉他们：美国法律精神是：我是无辜的，直到你证实我有罪。为什么你要配合他们？！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愚蠢！……

他丢开我，大步朝前径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让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间，从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个谜就开始存在。

我追上他，问：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脾气，站下来，嘟哝着向我道歉。他说：他们的恶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他看一眼表说：你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我说：嗯。

改个航班。

不行，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种机票。

那就让它作废。我给你另外买张机票。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话都极少，我奇怪他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我记得我晕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高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头柜上放了半杯水和几粒维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出门忘带硬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逼迫我吃维他命，却并不用语言强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头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里出来，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子体重器，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当我裹着洁白松软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戴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眼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出来，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赶紧展开它。

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浓厚的好感。而他真正爱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道了歉。

所有的温暖、闲适，一下全消失了。我觉得什么东西戏弄了我。我无法确定，被戏弄的感觉是不是被“好感”这个词刺激出来的。我饮完最后一口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觉总算给命名了。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烫衣服。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或许，可以顶放肆地胡思乱想。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这个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断肠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感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进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他有时会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讲话，他便拉拉我的手，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便回答他刚才说了什么什么。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25）

更新时间2009-4-22 11:38:31 字数：3911

　他便知足地笑起来。我的独立思考越来越不影响我跟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或对白。这一点大概要归功FBI。也或许归功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口是心非让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我不诚实，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对于我口头一套，心里一套这个性格特色，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不是存心的。当刘先生讲着他三十岁的独白，他也一点儿不认为他的那一重真实和现实的这一重真实有什么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观矛盾。于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说各的。

我对华盛顿最后傍晚的记忆，始终鲜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创面。我记得劳拉典雅的香水气息，跟安德烈的克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样好。我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个晚上，记忆便是嗅觉的。安德烈、我、劳拉，坐在一个吵闹至极的爵士吧里，听着六人组成的爵士乐。六个人都像里昂一样，阴沉沉地、文雅地愤怒。六个里昂各顾各地宣泄，他们的和谐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个苍白惨淡的里昂，扭曲着、微妙地痛苦着，在原地流浪。我呼吸着劳拉和安德烈，听着满空间谁和谁也不搭茬的大声交谈，从中剔出六个里昂的旋律——那中间的自由。那样一大笔自由，谁的一生能开销得了？……

随着酒意的上涨，我不再听见人们自认为是对白的独白。我只能听见台上六只孤狼的凄婉歌唱。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们的伴儿。看着六只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独是不可能伪仿的。不论他们的音乐优或劣，他们的孤独是货真价实、一流的。

我发现安德烈走开了。去洗手间或电话亭。劳拉凑到我耳边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听出来，她在告诉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么地方，躲起来流泪。

我说：流什么泪？

劳拉说：音乐和酒让他想到了失去。你不觉得这音乐里充满了“失去”？

劳拉的才华是总结许多太难总结的东西。她的总结又总是很令人开窍。

我对她的总结郑重地点点头。

劳拉又说：……他是个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谁？

安德烈。劳拉端着酒杯，里面的冰块在她轻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种颜色。安德烈只有一两天的萎顿——在那样巨大的失去后。他那么爱他的工作。尽管我嘲笑他的热爱。他向上司辞了职之后，把自己关在家一天，然后连夜开车到芝加哥看你去了。就那一点儿发作。等我再见到他，他已经恢复常态，谈笑风生。至少在我看，他恢复了常态。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辞了职？！

你不知道？！

我盯着劳拉的暗红唇膏。

他为了不让FBI对你测谎，当即写了辞职状。他把国务院的出入证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证铰成了四瓣，和他的辞职状一块儿交给了他的上司。这件事闹得很大，国务院内部刊物全都报道了！还有两位国会议员出来，说是要为安德烈的案子给国会写信。

我想那个谜终于揭晓了：安德烈冷静地捏动剪子，将自己的辉煌生涯铰成碎片。他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将所有文件、文具，包括他搁在写字台上的我的照片，贴在墙上的我的诗作，以及我给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节卡片，一古脑倒进一只黑色塑料垃圾袋。然后他向办公室另外两个同事说了一声：今天得早点儿走，去看牙医。借助美国大众对于看牙医的毫不质疑，他平平淡淡地离去了。他将那个盛着他辞职书和碎裂的身份证的大信封交给了收发员，说：请立刻给头儿送去。安德烈走出了国务院雄伟的大楼，回过头。他想，那年我二十四岁，走进这里，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国家联想到了一起。等他回过头，背向那宏大的阴影走去时，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里。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垃圾袋。华盛顿所有的流浪汉都有这样一个黑色口袋。那是上午十点半，美国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三十五岁的外交官。他走着走着，心里说：原来失业是这个滋味——没有胃口吃午饭，也没有胃口吃晚饭，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区别。

他每天还是照常上班啊！我瞪着劳拉说。

他从芝加哥回来，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一页纸的翻译费才十来块钱。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时……我以为他去芝加哥，是专门告诉你他辞职的消息。

我想他在同里昂辩争时，打消了向我索取安慰的念头。他想和里昂这类男人区别得更显著些。他决定把他对一个女人的爱变得更哑然、更宽大、更质感——去干一件他憎恶的营生，去为她倒好水准备好维他命。安德烈想到我没有圣诞礼物和生日蛋糕的童年；我那六岁便草草结束的童年；我那六岁便开始把真当谎，把谎当真，抑或对真与谎态度马虎的童年，便感到他的失去算不了什么。他在三天前的傍晚赶到机场，把我一把抱入怀中时，感到他伏下他伟岸的身躯，捧起河流载来的孩子。他把这孩子从竹筐里捧出，心想他所有的失去换来的营救是多么值当。他每天天不亮便起身，吻别这个安睡的孩子，去投入十二个小时的枯燥劳动，因为救这条小命是他与他自己的长久契约。安德烈从来不去毁任何契约。

劳拉说：刚才那个曲子叫“我的黑头发恋人”。我估计他给触动了。这个家伙原来也有不汉子的一面。她笑了笑，为安德烈的高尚陶醉。

我想我或许是卑劣的。我或许对安德烈背叛得相当严重。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安德烈回到座位上，脸上毫无伤感的残痕。他对我有所失望，有一点儿悟到他的舍命陪君子风险很大，因为他陪的这位很可能不是君子。但他想开了，他的营救包括容忍被营救者的劣习，以至最终纠正这些劣习。

我说我也去去就来，同时马虎地指一下洗手间方向。

这时是场间休息。台上的六个乐手到台下来了，饮着什么。我在走廊上碰到六个乐手中的一个。他也是长长一根马尾辫，抽大麻或白面，脸色与里昂接近。我上前同他搭讪。他两腿是美国大兵式的稍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姿态不是松懈的，但他的态度使他这副身姿十分懈怠。里昂却是把全副生命力都凝聚起来，拧成他挺秀的脊椎。与里昂的专注相比，他是涣散的。总之，他的外表与里昂正相反，但我却感到里昂透过他淡灰的眼睛打量着我。我的一只脚提起，脚掌抵着脚，两手松松的，手心也贴着墙。我们俩像站立地躺着，如同在海滩上无任何防御地闲搭上的伴儿。他和里昂什么都不同，除了他们的实质，就是那种“梭罗式自由”〖ZW(〗梭罗即HenryDavidThoreau．美同十九世纪著名散文家和思想家。

〖ZW)〗，所谓的绝对的自由，他们都对自己本性中彻底的自我忠实毫不感到羞耻。我的话就是谈些对爵士一知半解的感想，卖弄的那点儿东西是里昂那儿来的。我们的姿态是很搭讪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跟乞丐、流浪者、街头艺人搭讪。还有轻度精神病人，我碰到他们，总忍不住和他们搭几句，逗逗他们，如同逗一个说梦话的人。他们千般百种，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他们中的谁都不打算救我。我居然跟这个音乐家交换了电话和地址。但我知道我很快会忘记它是谁的电话和谁的地址。

我突然问他：你们刚才奏的那段“黑头发恋人”是谁的作品。他回答这是个颇俗套的作品。一般他们为取宠听众在两三个高雅的曲子后，总插一个俗的进来。但因为演奏的临场处理是即兴的，也不至于把他们烦得屎都能出来。他问我是否听过这曲子。

我一定听过。不过我不能确定。我有个朋友也是音乐家，作曲的。

他说：哦，是吗？太好了！他心想，你瞎套什么近乎。

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他不介意。他心里嘀咕：这个东方女人不是有病就是想勾引我。

假如——纯粹的假定式——你爱上一个女孩，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爵士，另一个是出卖一个肾。你的选择是什么。

他眼神将我的眼神牢牢锁住，说：我选择放弃这个女孩。

作弊。前提是你只有两个选择。

他一只手抬起，架在另一只胳膊上，托住下巴。他把自己关进内心，良久才出来，对我说：反正我绝不放弃爵士和我的肾。

我也垂下眼皮，好好想了一下他的这句话。

你呢？他反问。

作为那个女孩子，你希望她放弃什么？

在一个女孩身心内，实际上存在好多个女孩。一时她为你这个牺牲感动，一会儿她为完全不同的牺牲爱你爱得死去活来。每个女孩都是多重矛盾体的混合。

那你会为爱情牺牲什么？

牺牲……这词不好，该重新命名。

你想命名“牺牲”什么呢？

一时想不好，暂时先不命名吧。

他看着我，大致确定我是有病。他想她这病也不伤大雅。于是他凝视我的目光完全变成了里昂的，充满无命名的知觉。

我跟他别了之后，来到柜台上，要了纸和笔，留了字条给安德烈和劳拉。没有永别的字眼，只有永别的意境。我找到了挂衣架上安德烈的外套。我把它取下来，它上面有他的克隆淡香。就是一颗善良、干净的心灵所该有的气味，那种多年后将引爆一大团微痛记忆的清香。美好的东西，再新鲜都带有一点儿陈陈的感觉。这便是昂贵物什的昂贵所在。安德烈外套上的气息，该是几十年岁月才能提炼出的悠远、沉郁。我发现我的眼泪把他的外套打湿了一片。里昂毁坏的不是我心灵的忠实，他毁了我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他毁得最彻底的，是我对爱的胃口。一个人整个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乱了，他是幸还是不幸呢？他是残缺了还是有了病态的增生？

我扶着刘先生走到柜子花丛下，他说：天真好啊。

天的确真好。只是他的好天和我的相差四十多年。

我在给安德烈的字条上最后一句说到我将把我所有的作品献给他。当然这得他允许我献，也得他稀罕我的作品。

我这样一个断肠人陪伴着另一个断肠人，不知需要多久，我们才会康复，去迎接下一次断肠。

刘先生指指长椅，说：燕子没有了，就有点儿热了。电灯泡你要不要吃？

我说：你呢？我去给你拿。

他说：好的。顺便看看，“美琪”演什么片子。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26）

更新时间2009-4-22 11:38:47 字数：2682

　我一路小跑，回到房子里。去为刘先生取冰淇淋。我心想他胡乱命名的某些话，竟有些诗意。他意思是说，“雨停了”，却说成“燕子没了”。FBI给我测谎，如果我把谎言说得像刘先生这样无邪、优美，会留下怎样的真与谎的记录呢？我的成绩是不是会更理想些？……

问：你和那个叫里昂的作曲家是什么关系？

答：没什么关系。

问：你和戴维斯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中国首都，一次圣诞晚会上？

答：在美国首都。

问：你是否参与过中国军方的情报工作？

答：谁说的？

问：答是或否。

答：否。

问：安德烈•戴维斯先生是否和你谈到他在中国的工作？

答：没有。他一般不谈把我屎都能烦出来的所谓工作。

问：那他跟你谈什么？

答：恋爱。

问：你认为他是真的爱你。

答：是的。

问：你若要他提供国家的一些机密，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答：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机密都特乏味，更别说国家机密了。

我想着刘先生把冰淇淋叫成电灯泡，换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说不定会把“情报”命名为“热带鱼”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白郎宁手枪”、“雪芙莱轿车”、“大世界”。对于回归于浑沌的刘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与谎同样坦荡。

冰箱里的冰淇淋只剩了一层薄底。我赶紧跑进储藏室。这里有个小屋般的大冰柜，里面冰冻着一块蛋糕。它是刘先生和玛伦达的母亲婚礼上的蛋糕。那个蛋糕宝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来，按说该在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由夫妇和朋友们共享。是什么耽搁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共享”？是刘先生躲避了它？因为他认为这座肥厚的奶油宝塔将他镇在了里面，永世地隔开了他和他心爱的菁妹？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罢，偏偏又是一年复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来世的相同一份无奈。

我不知在这块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到感到浑身冷透。

我回到刘先生面前时，他已睡着了。我母亲借着我的眼睛打量

着这个风烛残年的恋人，借我的手替他盖上一条毛毯，借着我的

怜悯心看着他嘴唇微启，一线口涎流出来，落到肩上，藕断丝连

地牵住这一头和那一头。那根口涎在太阳中闪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离开那家爵士吧前还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劳拉、我、安

德烈三人的消费。我一共给了经理两百块，随便他俩再添几巡

酒，这个夜晚的开销该不会超出两百块。我不知道我付那笔账

是什么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长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还

是有恃无恐——反正一贫如洗之后可以到刘先生这里白手起

家。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付那么大一笔酒、饭账。在美国、慷

慨一点儿也不让我好受，而这一回，它至少没让我难受。

我到了刘先生家以后只跟王阿花保持联络。她在电话上说

她腹内胎儿的新动作新表情。她还告诉我海青出了一次车祸，

保险公司的一大笔赔款可以支撑他们两年，他不必去给观光客

画肖像了。她帮我中转所有信件。其中多数是安德烈来的。他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告诉我他的生活，他新听来的笑话。他

说我丢在他那儿的衣服，该干洗的他都替我干洗了。他还说他

第一次看见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圣诞晚会上。他说我那天

晚上看起来很美丽、楚楚动人。

王阿花也转来牧师太太的信。她总是谈她为我组织的捐助

活动有了怎样的进展。王阿花从来不以任何形式向我讲到里

昂。

我母亲的感觉充实着我，让我伸手驱开一只被他的涎水吸

引来的小黄蜂。我替我的母亲还愿，偿了“白头偕老”的人间第

一愿。还愿的意愿使我对这个老人少些嫌弃，除了毫不留情地挣他的钱之外，我对他做的该说是尽善尽美。

第二个月，医生要我开始教刘先生英文。要教他最基本的名词，这样在我暑假结束，拾起学业时，其他人才有可能接着照料他。我教他，他学得很认真。我第一天教会了他“水、面包、黄油”。第二天，我又教了他“苹果、香蕉”。我看着一天天长进起来的老人，心想，坏了，你的美妙的无命名世界正在向你关闭，你正在被我领出那里，向我们这个充满命名的正确世界走来。你将再次背负起真与谎的负担。

又一个月过去，我开始给刘先生一些小小测验。比如说：我问：你吃的是什么呀？他答：橙子。我们这些测验第三个人肯定觉得头晕眼花：我们是普通话、英文，以及我们自己发明的语言统统拿来的。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水。

我说：错啦——是牛奶。

他于是慢吞吞地说：牛奶可以喝吗？

我便自己喝一口，再递给他去喝。

他走路、行动都恢复得不错。有次我去冷冻储藏室里取东西，他竟跟着我进来了。我忙把他往外搀，怕他冻病。他却死活不肯走，眼睛盯着那个古董蛋糕。我只得把自己披的毯子搭在他身上。他问我：那是什么？

我见他的眼睛有了点儿觉醒，似乎他离他整个记忆的觉醒只差一步。

我说：你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呀？……好好想想。

他想了一阵，摇摇头。

我说：它叫蛋糕。

他跟着我念了几遍，慢慢就沉默了。然后那一下午一晚上他都沉默着。那天夜里我照常起来查夜，发现刘先生的床空着，伸手一探，被子里还有一丝体温。我不知凭什么直接寻到了那间储藏室。他果然站在那儿，对着三十多年前的蛋糕苦思冥想。

我说：刘先生……

他说：蛋糕。

我说：对的，发音很标准——

可是菁妹，你还没有同我结婚啊。

我想，词全说对有什么用？他的总体上下文是错的。不，也许他的是对的。

他又说：菁妹，不会是你和别人结婚的蛋糕吧？……

我想何必让他再来一次心碎？我微笑着，使劲摇摇头。不用镜子，我也知道我就是十九岁的殷恬菁。

我扶着他往外走时，发现他浑身冰凉。他回头又去看一眼古董蛋糕，然后再来看我。他的意思是：你没有骗我吧？

我把他扶到门外，然后去关那扇沉重的门。

他说：那是个婚礼蛋糕吧？……是不是？

不是。

那它是什么？

是……一条小船。

小船？……他看着我的眼睛像即将要闪出云层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