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汤。
他笑起来:得了,别夸张!
我说:失去一个烧这么好的汤的女朋友,你亏了。
他假装没听见。
我想,无论我如何穷追不舍,我不可能从他那儿求到答案。他却突然开了口。
他说:是她蹬了我。
为什么?!
因为海青比我好。说着,他忧伤地发了一瞬的愣,似乎那个分手的场面在他眼前刹那间重演,我还想问,对一个女人来说,爱和不爱一个男性,毫不取决于他好或不好;公认的好与不好,在这里是不能应用的。但我想,对里昂这样一个敏感人物,如此的泛泛劝导等于废话。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他在这样看人的时候,目光变得极有力度。他说:假如半年以后,你还跟我往来,你再问我王阿花和我的事。我保证那时候回答你。
我似乎被他的模样吓着了,顺从地点了点头。
饭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半。里昂领着我参观海青的工作室。海青正在挫一块两英寸厚的有机玻璃,头发和眉眼上一层晶莹的粉末。他看看我和里昂,说:里昂一定讲了我作品一大堆坏话!里昂不理会他,把我带到一面墙前面。墙上是个金属架子,上面贴着各种几何形的有机玻璃,有厚有薄,高墙的距离有远有近。一些平面被刀刻出纹路,另一些透明度柔弱,是经过挫或砂纸的打磨。里昂伸出脚踏一下接线板的开关,安装在地板上和天花板上的若干盏灯便朝这些几何形状射出光来。不同的透明度对光形成了不同的反应,连同它们在墙壁上的投影,构成一个多维的、冰冷的魔幻。随着观看者的位置移动,这些晶体出现了新的、更新的角度,以及变幻不定的光影,直到我感到一点儿微微的头晕眼花。
里昂看看我,意思是问我:怎么样?喜欢吗?
我笑了一下。这样一件艺术作品离我的懂得和接受非常遥远。我心里一个词也没有,尽管我知道这样一声不吭对于海青很可能是个打击。海青此刻一动不动,手里提着挫刀,冷冷地看着我和里昂。他的样子像是在捍卫他的作品,又像在等待我或里昂发出外行的评价时,及时给我们一些基本教育。但他还存有一丝侥幸;万一我说出一两句很到点子的赞美;或许是低毁也没关系,只要它切中要害。而我这样一字不吐,真要他的命。
我怎么也得忍住头晕眼花,再朝这些几何晶体注目一会儿;至少再注目二十秒钟。即使我狗屁不懂但我态度是好的,我希望理解它的诚意一目了然,这座视觉迷宫对我的吸引力,也一定足够大,因此我才如此长久地注视它。我急促地想,要不要讲实话?要不要告诉海青他的装置艺术让我头晕眼花?而头晕眼花是不是他预期的艺术感染力?是不是他存心设计的艺术效果之一?他偷眼看看里昂。里昂看这副作品的专注是真的;不管他喜不喜爱,他都有这个胸怀来接受它,都对它怀有敬意。
这时我发现王阿花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身上罩一件满是油彩的解放军旧军装,一定也是从海青那儿继承来的。似乎里昂或我一旦讲出什么对作品不敬的话,她会帮着海青一块儿轰我们出去,或者,一旦我们的批判是在行的因而是致命的,海青受不住的话,她好上去救护他。
我“唔”了一声,呻吟和叹息都在其中。像是一本又长又沉闷但对人的智力产生巨大挑战的经典著作终于被我读完,我既虚弱又满足。
王阿花问:怎么样?
我又不置可否,又“唔”一声。似乎一件大师的作品用不着我来说什么。我说什么都无足轻重,我即便怀有满心的欣赏,大师也压根儿瞧不上。
你喜欢?王阿花硬不饶我。
我继续招架,发出更深更长一个“唔!”。
海青笑起来,说:怎么听上去像吃牛排?
无出路咖啡馆part 1(10)
更新时间2009-4-22 12:04:57 字数:4511
里昂问我:唉,你主修什么?会计还是法律,还是企业管理?
去你妈的里昂!海青说。
王阿花笑起来。我懵懂地看看他,又看看他。
里昂对我说:不喜欢海青作品的人,海青就问他们是主修会计还是企业管理。他今天对你特别客气,有次一个人看了他的作品,表现不够好,海青问那个人:你是不是牙医?海青划分三教九流,牙医是顶低档的人等。
王阿花说:最近改了,碰到谁乏味,乱说蠢话,他就说:你肯定是电脑博士。
海青不再搭理谁,又回到他的工作台前,接着挫那块有机玻璃,一边拿口哨吹坤斯•琼斯的歌。他运挫的节奏成了这首情歌的节拍,因而它听上去一点儿也不柔肠寸断,成了列兵进行曲。
王阿花也很快回她的工作室去了。他们来地铁站接里昂和我的时候指控我们打断了他们的做爱,显然是海青胡扯。谁都看得出他俩的专注有多连贯。
我和里昂从海青的工作室退了出来。里昂告诉我,深夜两点是他们这里的日到中天。
他打量我一眼,问道:你困吗?
我已经客气不动了,但还是笑着摇摇头。我看不出哪里可以供我躺下。我问他:你不困吗?
里昂说:跟我来,看你困的。
他领着我穿过一个用巨大油画搭出的走廊。我看见上面有日期和名字:一九八二年,海青作;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走廊通向一间小屋,它的墙是绷油画框用的白帆布。沿墙靠了一些画作,里昂介绍说是王阿花艺术学院时期的作品。那些画风格一致,都是浓烈的颜料、重大的笔触,颜料和笔触都发着很大的脾气;而细看进去,又发现色彩的泥泞中有朵精细的玫瑰,一只半透明的贝壳,或一片被沤烂得只剩纱网般筋络的白杨叶或枫树叶,或者,一只残缺的蜻蜒,一只垂死的蝴蝶,一枚鲜红欲滴的羊角辣椒。
我突然感到我喜欢这些毫无道理的画面。我围着这些画面转了一圈,觉得那些细小残破的生命或生命标本在这样不切题的背景中显得脆弱;广漠无情的色彩洪荒中,渺小的生命被离间得那样彻底。小而脆弱的主体在大而强暴的客观中,像是最后的伤处,最终极的不愈,大片的麻木中,它们是残剩的最后知觉。
它们似乎触到了我某个隐秘的痛点,抑或快感点。但我什么也不愿表示。秘密的感觉永远该属于秘密;秘密地发送,秘密地传达,秘密地被接收。线路都在暗里,一经译成话语,全都走样。我一旦张嘴,是不可能老老实实的。
我只对王阿花说:我很喜欢你的画。真的。
里昂一听我这样讲,马上调开脸去。似乎他不要参与哄骗王阿花这桩勾当。
她从灯下抬起年轻纯洁的脸,看着我。王阿花的笑容好年轻;羞红的笑容。她半是惊唬、半是惊喜,马上去看里昂,看我和他有没有事先串通。我心里滚过一股温热。我已明白,她从来没听到过如我刚才的真心真意的赞扬,从没得到过像我这样的老实巴交的喜爱。她说:谢谢、谢谢……脸越发的红。她又一次转头去看里昂,如同一个孩子在接受别人给的糖果前,去征求长辈的意见,看看他是否允许她接受。里昂没注意她,他正将一只尼龙睡袋展开,铺在那张“皇后尺寸”的床垫上。她没有得到里昂的任何首肯,又转过脸来看我。慌张羞怯地一笑。
我说:我不懂画。
她说:其实谁也不懂。
你这些画可以办个画展啊。我又说。
三年前有这个打算。
现在不打算了?
现在?她指指手里的灯罩:现在,总得吃饭吧。她身边已有十多个画毕的灯罩,上面笔触细腻,构图巧妙,看得出她绝不纯粹在混饭钱。她又说:这样,海青可以把他的作品完成。他要参加一个新办公楼大堂设计招标。如果他的作品被选上,我就可以搞我的创作了。她又戴上眼镜,蘸了水彩,凑到灯下做她的画匠去了。对于她的画匠身份,她似乎心里没任何别扭,一开始就让自己想开了。
里昂这时说:要是海青的作品不入选呢?
王阿花扭脸看看他。她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
里昂说:要是不入选,让他上街画肖像,养活你搞一年创作。
王阿花还是不吱声。
阿花,我早就讲过,你不该浪费你的才华。
那我怎么办?王阿花不紧不慢地说,去卖一个肾?
像冷不防挨了一个耳刮子,里昂猝然沉默了。
里昂僵了至少有十秒钟,才又恢复动作。他将另一只睡袋“刷”地一声抖开。我看见王阿花的长睫毛瑟瑟一抖。她和里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创伤。抑或是秘密的相互护理和共同疗养?
王阿花的舌尖微微露在嘴唇外,穿着又大又肥的衣裤,眼镜也显得沉重而老气横秋。她像个玩具成年人。我看着她每动一笔,舌头便跟着轻轻一移,她最多只有二十四岁。
里昂招呼我,指着床垫上两只睡袋,一个鲜红一个翠绿,要我选择一只。我随便指指那只红的。他立刻蹬掉靴子,钻进了绿色睡袋。
我说:喂,等等……我睡哪里?
里昂说:你不是选了红的吗?
等等!什么意思?你睡我旁边?我满脸的不可思议;我的表情在说:搞什么名堂?!要我和三小时前认识的人头挨头睡一张床?!难道我看上去那么放荡、颓废?!
里昂两腿已在睡袋里,他边脱外套边说:你不是大兵吗?大兵不野营?
我茫然地瞪着眼。我想,是我脑筋很琐还是他存心不良?这下可是非常非常的美国。
王阿花这时说:我们常常这样野营。等有钱了,我和海青打算去买两个蒙古包,就可以分男女宿舍了。
里昂一下滑溜下去,只露脑门在睡袋外面。他说:快睡吧,睡完了海青和王阿花还得睡。
我问:阿花你们一夜不睡?
她说:我们一天睡五小时就够了。没活干的时候睡十五小时。她转脸看看我,下巴向里昂一指:他常在我们这里做乞丐。她温存地抿嘴一笑,这时又很母性了。见我开始脱皮靴,她又接着去画那只灯罩。灯罩的日本米纸在我的位置看像在溶化过程中。王阿花在绘一丛杜鹃。那样的专注也把她给溶化了。
我磨磨蹭蹭,一只靴脱了有半分钟。王阿花再次回头,对我笑一下。她似乎看出我的不自在,并马上开始同情我。她眼睛向已经睡熟的里昂膘一下,说:要杯咖啡吗?
我说:谢谢,不了。
她说:别客气。
我脱下了第二只靴子。她站起身,伸个懒腰,轻声说:我去煮点儿咖啡。你真不要?
我说:真不要,非常谢谢。
她说:不用谢。
说着她走出去,把一块布帘轻轻放下。她的意思是替我和里昂掩上门。我明白她并没有去煮咖啡。她误会了我的不自在,把地方腾出来,让我和里昂好有些私下的活动。我顿时觉得受了重大误解。就算我和里昂今天投靠到这里不够妥当,尤其是我,相当不稳重,但我不至于那么颓废那么狗男吧把?我心里一阵猛烈的反感。想立刻冲出去,同王阿花解释。走到门口,我想,解释什么呢?话如何去说?说:嗨,王阿花,我们没有私下活动,我不是里昂的未来女友,我有未婚夫,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他们到底把我当什么人?!里昂到底把我当什么人?我得让这三个胡闹惯了的男女明白,我绝不是胡闹的女人。我正在一场正式恋爱里,那样的正式恋爱是有正经后果的。我可不是随便的女人——是,或者不是,对于王阿花和海青一点儿区别也没有。他们不会认为这桩事里有任何是非,需要我急赤白脸地拉着他们来澄清。假如我冲出去喊冤:你们瞎了眼看错人了——我和里昂根本不想做爱!他们会眨巴着眼,莫名其妙地回我:那就不做好了,不做爱又不会在我们这里讨到表扬。
那将是很蠢很蠢的一个场面。他们只会觉得我这人很费事很莫名其妙甚至很虚伪。
我慢慢走回床边。手去解外衣的纽扣,眼睛瞄一下里昂。他眉头轻微锁着,一缕长头发披挂在面颊上,他醒着时显得宁静——一种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宁静,而他熟睡时却像对什么轻微的不满。他嘴唇抿得很紧,嘴角用着一股力,我觉得他在紧咬牙关,在忍受一丝不碍事却也不消散的疼痛。我浑身一哆嗦,猛地抽回目光:怎么会这样有兴致地去看一个睡熟的男性?这样长时间地观察他是因为他的睡相特有魅力?
我轻手轻脚进入睡袋,还是惊动了他。他翻了个身,给了我一个后脑勺。他的头发真好,可惜不属于一个女孩。而他是有那么一点儿像女孩的……我再次一哆嗦:怎么又琢磨起他来了?难道一个后脑勺也惹出我这般抒情这般感叹?原本没有特殊意义的睡觉,我却凭空找出特殊意义来了。我还喊冤?!
里昂在翻身时,右边的肩头露在了外面。是个单薄却形状不错的肩膀,王阿花曾在那上面依偎过,伏在那上面流过泪,说过山盟海誓的话。然后,她把自己从这单薄的肩头撕扯开来,让它此刻孤单单耸在这里。我及时逮住自己伸出的手,那手正伸出去要替他把被子掩严实。我向自己讨饶: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怕他着凉,我是替王阿花做这个动作。这个温情似水的动作属于王阿花纤细、洁白的手。即便我替他掩了掩被子,又有什么了不得?我年长于他,他在睡熟时显得格外年轻。
我发现自己将右手搁在面颊上,指尖蹭到了他的体温,他的体嗅,他那非物质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惊惧:我的心真的很不老实,它那么渴望去闯祸。这个男性在四小时之前还不存在,而现在我在他的呼吸里,在他的体温旁想入非非。
是因为我喜欢上了王阿花的缘故吗?是我借喜爱王阿花来喜爱他吗?还是我通过他去喜爱王阿花?他和王阿花接吻时一定是美丽的,花儿与少年般的美丽。王阿花和他做爱的时候会怎样?一定也很美,非常的鸳鸯蝴蝶。他和王阿花非常相配,不是吗?有相似的单薄和清俊。
我心里的一股不好受不知是羡慕还是妒忌。
他们中间谁闯了祸,中断了一场优美的爱情?
“优美”,这个词的选用很令我满意。世上的确有不多的优美事物。同这个里昂恋爱,一定是桩优美的事。
我闭上眼,睡意却已云消雾散。我感到王阿花悄没声地撩开门帘,迟疑地走进来,走到灯前,悄没声地继续画她的灯罩。我甚至感到她朝床这边转过脸,长久地凝视并排躺着的里昂和这个中国女子,她对王阿花来说,暂时还相当神秘。我感到她叹了口气,早熟的一个长叹,同时悲悯地看着这对中国男女,毕竟一对黄孩子啊——她希望他们俩好好做伴,长远也好,短暂也好。
我感到王阿花的目光照着昏暗中躺着的中国女人。她躺在里昂身边,像沤烂得仅剩细腻的神经网络的两片白杨叶。她会好好做里昂的伴吗?这个中国女人,她的亚洲黑发千篇一律地披在背后,她细弱的亚洲脖子,基本没有弧度的亚洲胸部,都罢了,只要她能好好做里昂的伴。
我最后的感觉,是王阿花用一块深色的毛巾围住台灯,把光聚成一小团,让光之外的亚洲男女睡得更踏实些。
“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共产党员?”
“是的。”我答得这么痛快,你的揭露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面前的脑袋埋下来,又去阅读那份表格。我看出他其实早已不在读了,或者早已停止读进任何词句。我一礼拜前填写的这份表格,那上面项目琐细,在世的九族不在世的三代。
“他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的,是吗?”
“是的。”
“动机?”
无出路咖啡馆part 1(11)
更新时间2009-4-22 12:05:20 字数:4974
“抗日。”还有其它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就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系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你认为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惟—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十六岁一个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十块光洋。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待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从打那时候,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无出路咖啡馆part 1(12)
更新时间2009-4-22 12:05:51 字数:5400
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而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个顾客,其中三个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来自火星的男人与来自金星的女人》。第八个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它的画面里。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会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人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市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个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优长处正在对我形成的全面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待: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使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了不得。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传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ZW(〗即美国人对波兰人的俚称,有不敬之意。〖ZW)〗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当。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