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一早给你,行不行?我问掮客,眼里轻度地有了媚态。
明天是礼拜六,我不上班。掮客说,我礼拜天要上教堂。他不吃我这不实惠的媚态。
里昂这时掏出烟盒,自己点了一根。掮客向一边躲了躲,他什么劣迹都有,除了抽烟。
里昂说:一千毫升也不止四百啊。
掮客说:我可以找你钱。
里昂你别发疯——一千毫升的血出去,你不瘪了?!我说。我转脸对掮客,一个兵痞笑容在我脸上泛起。这个笑我很少用。翰尼格教授吃我豆腐时,我用了一回,效果相当不错。我说:你装什么蒜哪——你上教堂?就算你上教堂也不需要花一整天吧?礼拜天,我肯定凑齐四百块。
他振振有词:礼拜天是我的神圣日,我绝对不干这类勾当。要付四百块你现在就付。
里昂说:这样吧,我出五百毫升的血,你也不必找钱给我。
那我还得再去找个五百毫升。你知道的,人越多,血越杂,保险系数就越低。所以老巫婆才要我找熟人啊!不知底细的人的血,老巫婆宁可不要。
我负责去找一个熟人。
你那群熟人除了你没一个干净。不是疱疹就是淋病。
你他妈的反正要给他验血,淋病疱疹又不是查不出来。你不要就拉倒!
有些病在潜伏期验不出来!
里昂的手把我一扯,说:实话告诉你,是病我都得过。他对我说:我们走,让他好好想去。
我们走了十多步,掮客才悟过来似的,喊道:唉,还没谈完呢,你们上哪儿去?……
里昂回转身,说:回去取枪去——万一咱们谈崩了双方都得有准备。
他脊梁领路,倒退着迈步,一条胳膊不很认真地挡着我,似乎掮客真拿我当靶子似的。他这天没梳马尾辫,浓密的长发给风吹成一面黑旗。
我说:里昂,你跟他说的那句话是认真的吗?
哪句话?他问。
我想他明白我指的是哪句话。他眉毛轻微扭曲,他在不情愿进入某种处境时,眉毛就会出来这个形状。他不愿我把他推入一个处境,在其中他必须去对自己一些话负责,去为那些话点题。
哪句话?他追问。
这回是我在回避。我放弃地微微一笑。像他的音乐那样抽象地一笑。
是我对他说的“她的那条命”是我的——你是指这句话。
我害怕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和里昂之间,拉手不意味着别的,拉手就是拉手。他搂在我肩头的臂膀就是臂膀,一条细而长的不完全到火候的男人臂膀。不追究意味,知觉就没有归宿,无法类属。
他和我现在站在荒凉的地铁站。远近都是流浪者留下的尿的气味。这不悦人的气味似乎是惟一的证明:这是个属于活人的地方。
他把自己的破旧皮夹克打开,将我裹在两扇衣襟里。这个动作他做得极好,裹王阿花裹惯了。一个芝加哥的情人特定的动作。多风的、寒冷的、叵测的芝加哥。
他的脸和我的脸稍稍错着位。不然是说不过去的。他在皮夹克里面只穿了件棉布衬衫,这个没什么体温的人竟很耐寒。
没有关系的,他说,你反正不是我的。
我看着他。我们之间的那点错位正在消失。我的样子是不懂他在说什么。然而我不像我看上去那么天真;我当然懂他刚才的话。
不对吗?他又说。
这个晚上他很挑衅,我这样想。
我不能开口。对,或不对,于我们眼下的姿势、距离都是极大讽刺。
他说:这样你不冷了吧?
芝加哥的情人可以在抗寒的幌子下进行多少真实节目。包括背叛。我想我是不是在走向背叛,对安德烈的背叛。我回答里昂:是的,好多了,不那么冷了。我的语言尽量随便、实事求是。我绝不能看透“御寒”这个幌子。
他说:今年冬天特别冷。芝加哥一般不这样冷。
我说:是吧?
无出路咖啡馆part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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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体那点单薄的温暖,渐渐渗入了我的大衣,我身体含混不清的弧度,也渗到了包裹我的这层粗糙毛料之外。他什么都知觉到了。他的知觉触到了我左一层右一层的包裹,触到了我肌肤的质感。这样,我感到那股深深的暖流在我身体底部波动起来。我和他都一动也不敢动,成了两只如临大敌的小兽,一动便会引得埋伏在近旁的庞然大物朝我们猛扑而来。他有股清苦的、类似药草的体嗅。
他说:王阿花要去一趟西部?
我说:嗯。海青很想念她,又不舍得少挣一大笔钱。
我浸泡在他药草一般苦香的体嗅中。
他说:感觉上你跟她挺和得来。
不是感觉上。是事实上。
她和你什么都谈?
什么都谈。
里昂略略闭了一会儿眼,像是在脑子里换一幅画面。我搬到王阿花那里去住,里昂只来过两次。头一次是帮我搬家。另一次是送一块地毯,从跳蚤市场买的。他告诉我们地毯是为保暖的,也为防滑。一年四季穿木屐的王阿花带了身孕,是不该走在光板子水泥地上的。王阿花当着我的面吻了里昂一下,表示领他的关爱之情。她的吻安静极了,多么短暂也让我感到它的深切。
里昂说:她叫我去住。她说你一个人住那么空荡荡的大房子会害怕的。
我怎么会害怕?我什么时候也没怕过——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我背的一个伤员死在我背上,到了野战医院……
你跟我讲过这事。我知道你不会害怕的。
我不说话了。里昂明白我真正害怕什么。因为他怕的是同一件事物。那件事物是我们不能正视的,就像我和他的脸必须稍稍错位。
这是间更小的房间。暖气无法流动,凝滞在这里,膨胀、发酵、渐渐地,这间牢笼般的小屋小得盛不下里面的气息。我开始闻到便衣福茨腋下的除臭霜气味。以及他的克隆。克隆的香味也在膨胀,被我吸进体内,又被我呼出来。同时也被理查自己吐纳。在我们的对话进行到半小时左右时,克隆素净的香气变得荤腥起来。在这越来越油荤的空气里,我觉得困乏难耐。
“这个人有过犯罪记录。”
“你说里昂?”
“是的。他十九岁差点儿用刀捅死一个人。”
“噢。”
“他还有过偷窃行为。”
我因得连眼皮都眨不动。因得连惊讶都惊讶不动了。里昂跟我讲过他的两次被捕。但他清秀单薄一个人,怎么杀得动人,倒让我有点意外。
“你不打听他为什么跟人动了刀?”
“为什么?”
“为一个女孩子。一个意大利女孩。”
“噢。”那就对了,这才是里昂干的事。
“他十四岁就跟这个女孩子私奔了一回,被女孩的家长追回来了。十九岁他险些杀的这个人,你猜会是谁?”
“是谁?”是那女孩的哥哥。里昂发现她的哥哥是他的情敌。这位哥哥把妹妹做性玩偶,一玩十多年。
“你好像兴趣不大。”
“是吗?”
“你不想知道他的劣迹。这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证明你对他颇有好感。他偷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一辆卡车。里昂为了给王阿花运一棵他自己伐的圣诞树,想连夜用完卡车就悄悄还回去。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个圣诞。
“你们中国人对偷窃行为非常痛恨。一般贫穷国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窃。”
“可能。”我用鼻孔打了个长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个里昂的同居,是哪天开始的?”
“我和谁同居?”
“里昂。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辩解不动。他用的是个欠恭敬的词,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奸宿”。对他用这样的词在我和里昂的关系上,我应该扇他一耳光。可是我实在太困了,肯定是扇不动的。当然我真扇了他,后果就大了。我想我是不是该用阿书跟他的事来回敬他。我断定阿书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因为只要阿书讲到谁不再满口野话,她与他便是果真野起来了。但我真是困乏得厉害;人困乏到这种程度,对所有的事都懒得计较,都懒得去以正视听。若我不这么困,我会冷冷地请他把“奸宿”这样的词收回去。说不定我还会跟他做些解释,我和里昂究竟怎么了。
“你从那对神职人员夫妇家搬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没什么重要原因。”
“那么,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嫌房租贵?”
“是一方面的考虑。”你不就想要我承认,在牧师家我跟里昂“奸宿”起来不方便?
“你的前房东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我一直被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看成顺水漂来的孩子。长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我偌大个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够我累的。比我单纯、美好一百倍的牧帅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护我这么个出生入死过的、一不留神就撒谎的人。这可太让我过意不去,太让我暗地里臊得没法活。牧师太太对于真实与谎言的理解是写实的,而我,是大写意。一天,她若发现撒谎在我这里不叫撒谎,叫“图方便”,或叫“曲线追求真实”,我在她眼前会立刻摇身一变,从“孩子”变成个怪物。“他们对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艺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到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牧师太太替我一张张地理出支票,满脸自豪。她一点儿没觉察到我的难为情。每一张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让我对“芒果树”的真实性增加一点疑惑,对我的处境增加一点悲哀。即使“芒果树”是我真实的童年故事,我难道必须要依仗这类故事——带有荒诞创伤意味的、滥情而不免有几分卖情感狗皮膏药的故事去乞讨善良的美国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吗?我知道晚会上绝大多数捐献同情的人们,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听到长辈这样的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因而他一点儿不认为他在和我过不去,相反,他任重道远地在曲线拯救饥饿中、或可能落入饥饿的孩子们。如同他救那个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他认为他是这类小姑娘的保护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这样保护者的曲线保护,我不至于用仅有的二两白糖去浇灌冒牌芒果树。
空气越来越稠厚。理查的每句话都把一股生洋葱加酸黄瓜的味道增添到我必须去闻、去呼吸的空气中。我从早晨到现在尚未进过食,因而他闻到的,便是我饥饿的气味。我知道他和他的女朋友吹了,阿书告诉我的。我一边回答理查的提问,一边在脑子里乱跑题。我没办法,曾经每周的政治学习,我若脑子里不跑题就会像此刻一样困得腾云驾雾。
“你不喜欢我的用词?”理查问。
“哪里。”我说。
“那好,我可以不称他为有前科的人。”
“你随便。”
我又鼓起鼻翼,又不露痕迹地打了个大哈欠。
理查的每个句子都吐成一团气味,几乎是固体的。因而我在昏昏欲睡的感觉中,他的每句讯问都是一个准固体的生葱、酸黄瓜、熏牛肉三明治。这个想法使我困得没那么惨了。我非固体的饥饿与理查的准固体三明治在这五平方米的审讯室碰在一块儿,不知谁在消灭谁,不知谁在讽刺谁。我和理查的气味在空中纠缠得难舍难分……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背叛安德烈•戴维斯?”
“你也管这个?”这是居委会管的事——在我的祖国。
“当然不管。”
“你管也没关系。无所谓。”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像长舌妇。”
“我也希望。”
“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我不要把你看成长舌妇——我也希望我不把你看成个长舌妇。”
他笑起来。不是长舌妇的笑法、是个二流子的笑。
“对不起,我不该操心你的道德。”
“没关系。”
“你好像不担心自己会对不起安德烈。”
“我是不担心。”
“哦?!”
“因为我不打算对不起他。”
“那你和里昂?……”
“你别为我和里昂担心。”
“不,我是说……”他又是一个二流子的笑。但他停住不说了,生怕我吃不消。
“你是说,我这儿跟安德烈•戴维斯正搞着‘正式罗曼史’,私下里又去跟个有前科的里昂勾搭。所以我请你放心。”
“你是‘临时艳遇’?”
“现在还不是艳遇。如果成了艳遇你更该放心了。”我看着他吃力地在理解我,漂亮而浅薄的眼睛很慢很重地眨一下。“你看,假如我跟里昂成了艳遇,也就省了你啦。”你还不懂?“我要是取消了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婚约,不就没你什么事了吗?你们对我的审问,还有什么审头?”你一小时少说挣五十元吧?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实实纳税,就让你糟蹋在我这个“案子”上。
“这不是审问。你不该把它看成审问。”
“行,不是审问。”那是你不误正业喽?“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也一再跟我说:这不是审问。”
“他们也开始介入了?”
“我以为你们知道。”你少跟我玩“中统”、“军统”。
“他们都提了些什么问题?”
“例行问题。”
他失神了一会儿,眼睛的蓝色也褪去一些。我跟里昂若真搞起任何类型的“罗曼史”,就得让便衣们(无论哪个部门的便衣们)彻底前功尽弃。这样一想,我大致不困了。
“你上礼拜二晚上遭了抢劫?”
“没错。”我的五十九块现钞,一个假钻戒,都在十秒钟之内落到了盗匪手里。那盗匪十七岁,或更年轻些。我一点儿事都没让他费,把假首饰真钞票全给了他。他手里的刀大概不是假的,但他持刀的姿势不太像真的。我好说好商量地请他把我的身份证、学生证扔下再跑。他扔下了我的学生证。这也不坏了,学生证能使我买机票的时候得到大折扣。
“当然,你也有过错——你不应该在半夜十一点步行。芝加哥南部,白天你都不该独自步行。这是你的不是。”
“是的。”你呢?我给人抢劫,你不去追杀那个劫匪,反来审我,找我的不是。
“以后你绝对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我十点钟下课。乘不起出租车,你说我不步行怎么办?”
“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夜里步行,那个轻量级抢劫恐怕是所能发生的坏事中最美好的一桩了!你就不应该从牧师家搬出来!”
“嗯,可能那是个失策。”牧师太太又在筹备更大的一次捐助晚会,要我准备至少十个像“芒果树”那样的故事。她这次的雄心大志是争取筹到我下学期的学费。因为我的奖学金落了空,我的学位可能会流产。牧师太太说她一定把四五百个人集合到更大的教堂,去听我的滥情故事。我比较讨厌卖“情感狗皮膏”的人,尤其对自己卖狗皮膏药的形象感到恶心,所以我千恩万谢了美好无谎的牧师夫妇,紧急搬离了他们甜蜜温暖的宅子。当然,我紧急搬家的理由也是紧急中胡乱撒的谎。我告诉他们我的好友王阿花身怀重孕,行动不便,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不能把她孤零零一人撂在巨大贫民窟里,见死不救……我的谎言抑或半实话打动了好心的牧师夫妇。他们遗憾地看着我背着四个行囊走入了芝加哥的春雪。
无出路咖啡馆part 2(17)
更新时间2009-4-22 13:39:53 字数:5381
“那是很大的失策。”他说。
理查•福茨的脸又有戏了,他一定认为自己这张含有潜语的面孔非常好莱坞。他的潜语是:你看看你看看,为了图奸宿的方便,在盗匪横行的芝加哥南部冒抢劫、凶杀、强奸的险——很大的失策。
“你被抢劫了之后,立刻报警了吗?”
“我立刻坐下了。”坐在暖气稀薄的大房子里,裹着围巾戴着手套穿着雪靴,默默地坐了一小时。我想不通的是我这个经历了真正战火的正牌军少校,怎么那样好讲话地把钱包掏个空。交给了一个毛孩子。
“为什么不报警?你应该立刻报警!”
“我不想报警。”
“为什么?”
“没那个激情。”是你让我对英勇的芝加哥警察倒了胃口。你这便衣,让我没人可信赖,没人可依靠。
“报警要什么激情?!”
“那我换个说法:我是没那精力。有时跟警察打交道比跟匪盗打交道还累人。”便衣警察呢?当然更累。
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就是累。被人审累了,被功课压累了。让人救助、同情,也是很累人的。讲英文,也够累的。警察一来救我,我得有两小时的英文要讲,提供罪犯的形象特征,形容他的每个举动……那是不得不累的事。我呆坐其实就是让那阵绝望的累渐渐过去。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想打电话给安德烈,但又想到华盛顿和芝加哥的时差,此时已是凌晨一点。我打的惟一的电话是给里昂的。电话那端一片嘈杂,他的排练刚刚开始。他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示,只问我是否受伤。听说我半点伤也没受,他说:那个区常常出这类事。我对他的不惊讶反而很惊讶。并且很好奇。我突然想不起里昂有过惊讶的时候。也许我这夜做了盗匪抢劫了别人他会有些惊讶。而半小时之后里昂的出现让我明白他受了不小的惊。他说他借了乐队鼓手的车过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他见我穿着王阿花的老羊皮袍子,膝上裹着毛毯正在电脑前工作,笑起来。然后就告辞,回去接着排练。我把他送到楼下。我的眼睛大概叛卖了我,他上来揉揉我的后脑勺,说:嘿,别送啦,快进去!他的眼睛其实也叛卖了他。他的话是这意思:我知道你不愿意我走,我在这时撤下你很不像话,但我们都明白下面会出什么事。我站在门口,看他往汽车停泊的地方走。他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了,回过身。再冷的天,里昂单薄的身板都不会佝缩。因此,他这一瞬间几乎是个亭亭玉立的女孩。我对他摆摆下巴,催他快走。他却不动。我说:我根本不怕。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愁什么?你看你一睑的愁。他明白我俩这时做出的满不在乎是多么累人的事。他说:我不是愁你。我是怕你去抢劫别人!我们都大声地哈哈笑。他又走回来,眼睛把我的眼睛逼得很紧。然后他说:好好的,嗯?别出去杀人越货。我看出他回来绝不是为讲这句俏皮话。他身体里集聚着一个拥抱,他心里涌动一个可怕的愿望。我知道那个愿望是什么,因为我心里涌动的是同样可怕的愿望。那愿望是一个吻。
“你刚才说你如果跟里昂去恋爱,我们的案子就可以结束了?”
“对呀。”
他微蹩起眉头,想着我讲到的这个“事变”的可能性。他将一枝笔的尾部在嘴唇上轻轻摩擦。在那副堵住了阿书满口野话的标致嘴唇上。我特别喜欢看男人下午两三点的嘴唇,胡茬子刚刚顶出皮肤,形成一片暗色,使那些嘴唇的线条更肯定。安德烈有次在下午来到芝加哥,我对他突然增添的男人味和英俊哑然了至少一分钟。我后悔我没把这种生理的审美感受写到小说习作中去,让整天拿“性感”来表扬文学的翰尼格教授开开眼。
“你已经知道了安德烈•戴维斯将任坦桑尼亚副大使的事?”
“是赞比亚。”
“他在这个年纪就能得到这样的晋升,很难得。你对这事怎么想?国务院对他‘派遣解冻’这件事……”
“我想他的才干应该让他当大使。”
“你知道怎样才能当上大使?”
“先当上副大使。”在一个鬼都不生蛋的地方。
“不对。大使是靠政治大人物特别指定。”理查发现我的走神,问我:“你知道特别指定是靠什么吗?”
“不知道。”反正不是靠才干和学识。
“是靠政治背景。”
“噢。”
“你看上去有点儿失望。”
“有点儿。”
“为什么?”。
“因为我原来以为美国这地方,才干、学识是一个人成功的全部要素。现在我一看,溜须拍马,走关系拉帮派在哪儿都一样。在哪儿都不需要一个端庄的人品,即使他浑身才华乱发光。”
“你认为安德烈•戴维斯才华很大?”
“不是很大。是巨大。”
“所以你坚信他在外交界前途远大?”
“不。那么大的才华就没什么用了。在官僚里面混,真才实学是浪费。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平庸、无耻、来点儿个人魅力,就齐了,保你做个优秀政客。”
“听上去你很欣赏戴维斯。”理查脸上有了点儿轻淡的醋意。
“不是听上去,是实际上。我很欣赏安德烈。”我欣赏有什么用?提不提升他又不来问问我的意见。
“所以你想牺牲自己,保全戴维斯。你跟里昂的同居,其实是在牺牲你和安德烈的感情。”
“我倒没想那么深远。”我也没有那么高尚。
“那么,你打算终止跟安德烈•戴维斯的婚约喽?”
“谁说的?”
“……那我就不懂了。你怎么可以同时发展跟两个男人的关系?”
“谁说我要发展两个关系?”
“你和里昂开始的同居……”
他的意思还是奸宿。理查的手指上,有些金红的毛。他手指不是很长,跟他整个人的比例颇得当。他的手看上去除了会开枪会给人上铐子之外,没什么用场。
“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我跟里昂的真实关系。你们是不是就把我跟安德烈•戴维斯这个案子了结了呢?”
“很有可能。”
他想诱我招出跟里昂之间的实情。我说出实情他肯定不信。在我被抢走仅有的五十九元钱之后,我连去学校的路费都没了。王阿花留在冰箱里的食品,也差不多消耗殆尽。我步行了十站路,来到里昂排练的酒吧。我像所有没处开销钱和时间的人那样,要了一杯啤酒,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上,和所有人一块儿看电视上的球赛。我合计了一下,我每小时喝一瓶啤酒,便可以维持这个座位;我需要六个小时才能把里昂等来。就是说我得喝六瓶啤酒,才能借里昂的钱结账。六瓶啤酒加小费是四十块钱。而里昂钱包里是否有四十块钱,我心里完全无底。我在喝第二瓶啤酒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见是翰尼格和一个比他高半头的女人。翰尼格问我介不介意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我趁着酒意向他扬眉一笑,说:当然不介意。翰尼格坐下时问:你的伴儿没来?我说:你不就是我的伴儿?那女人立刻哈哈大笑。我心想,我已经开始撒酒疯了。这样下去,等到里昂到达,我一定会不省人事。那女人说她从来没遇上像我这样爱逗乐子的日本人。她说日本人和德国人爱发动战争,就因为他们缺乏幽默感。她问我同不同意她的看法。我说日本人的确不幽默,不过我是中国人。她又说翰尼格征服她就靠幽默和色情。我哈哈直乐,说:知不知道翰尼格有位女熟人,总是穿比她身材小一号的连衣裙?翰尼格在桌布下踢我一脚。十分钟后那女人去上洗手间,他说:你刚才胡说什么?!我说:你不是有个二百五女邻居,专门上你的门请你帮忙替她拉裙子的拉链?他说:就是她呀!我立刻说:祝贺祝贺!然后我便告了辞,把啤酒的账留给我的教授支付了。我在马路上叫了辆出租车,说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车停在里昂公寓门口,我假装在书包里乱翻。然后我把泪汪汪的睑朝着司机,说我的钱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表,请司机收下。司机心想她真是可怜,那块破表连十块钱都不值。司机说:行啦行啦,我刚从印度来的时候,跟你一样穷。里昂见了我便说:你喝的什么酒?我说:不要钱的酒。在楼梯上他问我:你是进去呢,还是在这儿等我?我还有十分钟就弄完了。我说:我进去,也不耽误你抽大麻。他说: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我头重脚轻地倚着楼梯的木栏杆站着。这个生理和心理状态下,木栏杆显得极不结实。我知道我两颊潮红,眼神迟钝。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说的:你怕我仗着酒胆跟你进去,仗着酒意任事态自己去发展。他说:你还是在这儿等吧,我两分钟就出来。我也看出他真正说了什么:你若进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担保。我说:我想喝杯水。我实际上说:既然来到这里,我就是要找死。我跟着他一步一步登着木楼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我说:我在酒吧里等你,喝了两杯啤酒。他当然明白我其实是说:在酒吧,我们会很安全。抑或他听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发挥,我现在的行为不是我该负责的,是酒该负责……他的吻很轻,但很专注。一个邻居从我们旁边贼似的绕过去,上了楼之后,又贼似的朝我们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对那邻居没有知觉。然后他说:你就等在这里。我拿了外套就出来。我头晕眼花地对他笑笑,说:不。他这次真有点儿吃惊,愣愣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心里的键盘响成一片,却一个完整的词汇都没打出来;他脑子的屏幕上飞快出现的,全是乱码。我看着那些无法解读的乱码渐渐拼合成一丝苦痛。
“我们之间最真实的感情,就是我们谁也救不了谁,谁也不想救谁。”
“嗯?!”便衣福茨带金红绒毛的手指“咔啪”一响。
“我只能讲清这么多——他是没有童年的中国人,我也是。他从印尼逃到美国的时候,童年就中断了。我的童年中断在六岁。”
“为什么是六岁。”
我说:“六岁,许多孩子开始撒谎。”而我的谎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间,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在美国,上不上床,不是实质,对吧?”
我起身告辞。
理查突然说:“该死,我差点儿忘了。测谎实验改在今天下午四点。因为有个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礼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家伙对调了一下时间。”他飞快看一眼手表:“也就是问些例行问题。现在你还有半小时,可以准备准备。”
我看着这张英俊的脸。我在想,这套漂亮五官的后面,一定闪烁着无数计谋,一定精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纵仪。在这副“非个人”的职业微笑后面,那仪器精密地捕捉人的弱点,计算人的弱点的最大利用价值,然后去开掘这些价值。人们相爱、相妒、相残的弱点,对于这架仪器,简直有着取之不竭的价值。它的计算精确,帮助人们屈从本身的弱点,为了血淋淋的情感胶合到一块儿,再为血淋淋的利益撕扯开来。它观望着人们,鼓励他们去贪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肉体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们不禁坠入爱河、欲海,良心炼狱时,发出理查•福茨这样的超然微笑,这个微笑高高凌驾在人们的自相残杀之上。没有人们间的相互爱恋、相互需要、相互叛卖、相互诛灭,它赖以什么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见它一再成功地助长人的弱点,这些弱点又一再让它建立功业。
我说:“那就非常对不起了。我四点半正好有约。”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维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于你。我是根据他们国务院的催促,把测谎实验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个微笑。他在玩味一个不无邪恶的微笑:哈,你看,你是无法对着测谎仪讲你刚才那番话的。你讲也没关系,我们将根据谎言了解你其实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爱。
我的手慢吞吞地却稳稳地取下我的帽子、围脖,然后开始披挂。
“不过,我下面这场谈话更直接关系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场审讯,是国务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脸尽量摆得四平八稳。我的眼睛一定像爱荷华的玉米农场主一样老实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难看出一个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庞之下:你们去自相残杀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电梯里,陪我乘电梯下楼。他的表情稍微个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书关于一男一女乘电梯会产生性张力的话。
“你最近跟阿书通了电话吗?”理查突然朋友似的问道。
“没有。我打不起长途电话。”
“她要我好好关照你。”
“那就代我谢谢她。”
“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书对于我,有种奇特的刺激。你们的成长环境……”
电梯的门开了。我一步跨出来,回头说:“请留步。”
理查的手一扬。他头一次显出疲惫。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他对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诞。他竟然也意识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触及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样觉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并非无懈可击。
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一个穿米色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无出路咖啡馆part 2(18)
更新时间2009-4-22 13:40:15 字数:5152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地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古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士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废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房宅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吱,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